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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由于復雜的歷史、現實原因及國際國內因素，相關的理論和實踐遠非盡善盡美，但馬克思主義歷來強調的宗教信仰應當成為個人私事的原則立場和大方向從未動搖過，堅持以科學世界觀和唯物史觀教育全體公民的原則立場和大方向（如《憲法》對此就有明確表述）也從未動搖過。

　　當代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以無神論為世界觀的基礎和起點。中共是革命黨和執政黨的有機統一體。以革命黨言之，中共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無神論政黨、馬克思主義政黨，為全人類解放事業而奮斗，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綱領和遠大理想，將共產黨員不準信仰宗教規定為黨的政治紀律，事實上是要求所有黨員必須牢固確立馬克思主義無神論世界觀；以執政黨言之，中共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看待和處理宗教問題，堅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由于復雜的歷史、現實原因及國際國內因素，相關的理論和實踐遠非盡善盡美，但馬克思主義歷來強調的宗教信仰應當成為個人私事的原則立場和大方向從未動搖過，堅持以科學世界觀和唯物史觀教育全體公民的原則立場和大方向（如《憲法》對此就有明確表述）也從未動搖過。

　　現在的問題是，在國際國內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的時代背景下，宗教有神論世界觀的影響有增無減，宗教極端思想及其必然產物暴恐事件業已成為社會公害、人類公敵。為從思想根源上根除暴恐基因，挽救盡可能多的宗教極端思想中毒者，中央和有關地方黨委在綜合施策的同時，對無神論宣傳教育也賦予了重要使命；網絡空間對宗教極端言行深惡痛絕、同仇敵愾，雖有個別情緒化言論，但主流輿論是非分明、正氣磅礴，大方向不容否定。另一方面，在中共黨內，十八大以來，反腐洪流中落馬的不少貪腐分子令人側目地存在不同程度的迷信或信教問題，個別地區甚至出現黨政官員支持宗教極端思想、暗中配合暴恐分子的“兩面人”現象。黨員信教問題之嚴重，已經開始嚴重影響黨的組織的純潔性、先進性，妨礙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執行力。有鑒于此，為在新形勢下實現“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全面從嚴治黨”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4月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強調：

　　“共產黨員要做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嚴守黨章規定，堅定理想信念，牢記黨的宗旨，絕不能在宗教中尋找自己的價值和信念。”

　　據此，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在嚴明黨的政治紀律中明確規定：

　　“黨員不準搞封建迷信，不準信仰宗教，不準參與邪教，不準縱容和支持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暴力恐怖勢力及其活動。”

　　可以說，黨中央對于黨員應具備無神論世界觀的要求，已經提到了空前突出的位置。

　　所有這些來自中央和民間的聲音和行動，均可理解為對于中央領導核心關于“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是大原則”的論述的具體闡發或積極響應。特別是包括體制內理論工作者、實際工作者和草根網民在內的主流社會對于宗教極端言行的本能反應，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對中央主張的認同感，是充滿核心意識和看齊意識的正能量表現，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和宗教管理領域、社會安全領域堅持中共領導地位足堪依靠的民意基礎。保護好、引導好、運用好這種寶貴的民意基礎，具有根本性的政治意義。

　　然而，近日卻有人發明了一頂“極端無神論”的帽子，用心險惡地扣在反對宗教極端主義的網民頭上，無中生有地誣稱“這些人甘做西方極右翼勢力的傳聲筒”，“欲把國際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這股禍水引向中國”，“起了破壞民族關系的惡劣作用，應依法制止和懲處”。

　　我們說，如果確實有人違犯了“極端無神論”帽子炮制者所引用的《宗教事務條例》中的有關條款，當然應該依法制止。但為什么偏偏要用所謂“極端無神論”這個概念來指稱違法者的思想原因呢？妖魔化某特定宗教的“西方極右翼勢力”的宗教色彩盡人皆知，既然是“極端無神論”，怎么會“甘做”他們的“傳聲筒”？網上那些過激言論，在西方都是“極端無神論”者發表的嗎？在中國，為什么不可能是出自其他有神論者？為什么不可能是宗教極端主義者的栽贓陷害、借刀殺人？再從學理上說，無神論發展到科學無神論階段，用科學理性完全徹底否定了神的存在，作為科學無神論最高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深刻揭示了神觀念存在的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更沒有給神的存在留下任何余地，這樣的無神論，是否正是“極端的”無神論呢？毛澤東曾告誡黨內，“決不能”贊同“唯心論或宗教教義”；著名的1982年中共中央19號文件也宣告，“在世界觀上，馬克思主義同任何有神論都是對立的”，這些是不是都很“極端”呢?

　　“極端無神論”之類荒謬論調，在宗教極端主義業已成為社會公害、人類公敵的全球背景下尤其顯得刺耳，在中國主流社會日益重視科學理性和無神論的時代氛圍中尤其顯得怪異，其對無神論的刻骨仇恨、極端仇視則令人細思極恐。而更匪夷所思的是，體制內的這些“極端仇視無神論”者明明是熱衷于媚教吃教的“知識尋租”型學術鄉愿或文化買辦，卻酷愛打著“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幌子招搖撞騙、欺世盜名，自以為騙術高明，似乎普天下沒有人搞得清他們究竟是在以馬克思主義觀宗教還是在以宗教觀馬克思主義。深究起來不難發現，這些人既是現存體制下宗教研究類學術資源的掌控者、“裁判員”，又是某些部門政策設計方面倚重已久的智囊高參，有的還是國內外某些可疑宗教勢力的學術護教者和利益代言人。此種“三位一體”的身份造就了一小撮擁有涉教問題話語權、甚或影響頂層設計的學閥，這一點與個別涉教類官僚的不學無術（如看見巨型佛像就驚呼“震撼人心”）、宗教特權勢力的坐大，交織勾畫出一幅奇特而荒唐的時代景觀。

　　說穿了，“極端無神論”帽子炮制者的真實矛頭并不是針對網上那些言論，而是“無神論”一詞和今天這個詞背后的深刻含義。晚近若干年來有一股逆流思潮一直致力于將無神論污名化、妖魔化，誣陷無神論者唯利是圖、“無法無天”、“無惡不作”，應對中國社會的道德滑坡、倫理失范、貪腐猖獗現象負責。“極端無神論”帽子的炮制和出籠，可謂多年以來伴隨主流意識形態弱化而出現的無神論被污名化、消聲化態勢的繼續，是將無神論進一步妖魔化的新伎倆。盡管字里行間也有“溫和無神論”之類虛頭巴腦的文字游戲作掩護，但“極端無神論”帽子炮制者深藏骨髓、溢于言表的卻是對于無神論的極端仇視。要而言之，“極端無神論”的提法在此時出籠，絲毫無助于遏制宗教極端思想，絲毫無助于矯正網上少數人的過激言論，而只會使已經對“無神論”很生疏的社會大眾不明覺厲。在中央領導核心關于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戰略地位的重新部署亟待落實的關鍵時刻，刻意渲染“無神論”莫須有的負面形象，不管是前面加上“極端”也好，加上“戰斗”也好，所起的作用都是“撤火”而不是“添柴”。因此，“極端無神論”提法的炮制和出籠，不能不被視為一起披著學術外衣、明目張膽公然挑戰中央領導核心政治權威的嚴重政治事件。

　　對于此種怪現象如何理解？究其深層原因，不難發現，某些勢力若干年來沆瀣一氣、權力勾兌、利益共謀，形成了一個打著宗教旗號的既得利益聯盟。這個暗黑聯盟假冒信教群眾的名義與黨和政府討價還價，蠅營狗茍于狹隘的小集團利益或個人私利，為此，必然要絞盡腦汁反對以科學理性和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為基礎的主流意識形態，必然要挖空心思鼓噪“黨員可信教”、“信教可入黨”、“族教一體化”之類禍黨禍國謬論，必然要自以為是地反對主流社會對于一切蒙昧迷信現象的正當質疑、甚或將其誣蔑為與宗教極端主義“殊途同歸”的“極端無神論”，必然要抽象肯定具體否定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處心積慮地曲解、干擾、抵觸、抗拒中央的戰略部署，妄圖使主流社會的深刻反思即“三個如何”——如何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作為主流意識形態在人民群眾思想中占據主導地位，如何減低宗教信眾增加速度，如何抵御宗教對群眾的精神誘惑和思想滲透——成為無解的“天問”。但是，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有億萬否棄怪力亂神、尋求牢牢掌握自己命運的勞動大眾的艱苦奮斗，“極端無神論”帽子炮制者這類人的前景必定是不美妙的。

　　為了國家的前途、民族的未來、人民的幸福，當前必須力排“重”議，堅定不移地在全社會為無神論正名，通過有原則、有策略、有協同、有方法的無神論宣傳教育，營造出為全體社會成員所習慣的、能夠有效制衡有神論信仰和抑制宗教極端主義發生的無神論思想文化氛圍，不斷地把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團結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中來。我們相信，歷經一切有識之士和愛國同胞的不懈努力，共和國遼闊的天空終將長葆蔚藍和清新。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后；來源：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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