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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政府”+“有效市場”，才是應該追求的目標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這句歌詞來自中國一首家喻戶曉的歌曲，其中的老人指的是鄧小平。1992年，鄧小平在南海邊寫下的詩篇，不僅開啟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程，而且開啟了市場化改革倒逼政府職能轉變的進程，中國的市場經濟和政府改革都迎來了自己的春天。

　　在1992年之前，盡管市場機制這一新生事物已經邁上了中國經濟的舞臺，但其地位和作用一直不高，中共對它的定位也是處于不斷探索之中。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jié)為輔”的主從結構，到“計劃管理與市場調節(jié)相結合”的板塊結構，再到“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è)”的上下結構，最后1989年又回到“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jié)相結合”。

　　1991年前后出現(xiàn)的經濟過熱、經濟秩序混亂、價格扭曲等問題，使得部分干部群眾對市場化改革方向產生了懷疑和動搖。正是在這個十字路口，鄧小平發(fā)表南方談話一錘定音，使中國的改革開放步入新的軌道。市場經濟從姓資姓社的爭論中解脫出來，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努力方向。

　　有人說，今天的中國與1992年的中國很相似。

　　1992年的中國，改革陷入困境，進入膠著期，人們對改革的方向非常迷茫。

　　2013年的中國，改革進入攻堅期，深化改革面臨困境，未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再次浮出水面。

　　1992年，鄧小平態(tài)度十分堅決：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

　　2013年，習近平態(tài)度同樣十分堅決：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1992年，鄧小平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

　　2013年，習近平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但是，2013年的中國畢竟和1992年的中國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別就在于，今天的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常態(tài)。

　　所謂經濟新常態(tài)，習近平認為有以下幾個主要特點：一是從高速增長轉變?yōu)橹懈咚僭鲩L。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yōu)化升級，第三產業(yè)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xiāng)區(qū)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fā)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chuàng)新驅動。

　　在新常態(tài)下，如何處理好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與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關系，實現(xiàn)國民經濟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平穩(wěn)增長的“軟著陸”，維持可持續(xù)發(fā)展和適度增長，面臨著比以往更多的新問題、新挑戰(zhàn)。

　　“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美國人如是說。

　　“更好的政府意味著更大的政府，意味著對企業(yè)更有力的管制。”印度前總理尼赫魯如是說。

　　“管得對的政府才是好政府。”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們。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是說政府越小越好，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而是要厘清二者的邊界。小政府可能是弱政府，弱政府難以支撐起有效的市場；強政府可能是無道的政府，無道的政府可能破壞市場的運行機制；“有效政府”+“有效市場”，才是應該追求的目標。

　　“道”就是衡量政府是否有效的標準，是政府管制對錯的準則。“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政府必須抱定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在與民爭利中喪失公共利益守護者的神圣職責。

　　“居敬而行簡”，有效的政府必須是有限的政府、自我約束的政府。一個無限的政府，必然壓抑企業(yè)和個人的活力，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如果無所不管，就會越位、錯位，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不能有效發(fā)揮作用。

　　但是，“居簡而行簡”也不對，過于簡慢，沒有法度、無所作為的政府是“缺位”的政府，同樣不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政府是法治政府，要為市場建章立制，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有力維護市場秩序，不斷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務質量，推動經濟健康發(fā)展。

　　在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壓力下，政府必須有更大作為，才能引導中國經濟平穩(wěn)轉型。

　　中國30多年發(fā)展的成功經驗就是通過改革開放大幅度降低組織成本和制度成本，從而解放了中國人的創(chuàng)造力，解放了社會生產力。

　　今天，在經濟新常態(tài)下，能不能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持續(xù)降低市場的組織成本和制度成本，將決定中國在全球競爭中的地位，決定中國人民的未來生活。

　　既要做減法，也要做加法

　　2013年8月，深圳市公安局破獲了一起銷售病死豬肉案件。據(jù)犯罪分子周某稱，他從2012年3月開始生產病死豬肉制成的“排骨粒”，至今共銷售了150噸，產品運往深圳市場銷售，在這些豬肉中對人體有害的獸藥超標12倍。

　　盡管類似的報道并非第一次，但這則新聞還是以一種觸目驚心的方式引發(fā)了公眾的關注。根據(jù)現(xiàn)行的食品安全管理體制，畜牧檢疫、商務、質檢、工商、衛(wèi)生、食品藥品監(jiān)督、城管7個部門，直接負責生豬從養(yǎng)殖到屠宰、加工、流通、銷售、消費各個環(huán)節(jié)的監(jiān)管，還有食品安全辦公室負責指導督促。按理說，有如此多的政府職能部門參與其中，所構筑起來的監(jiān)管網絡應該是十分嚴密的，甚至可以說，只要其中一個部門能夠盡職盡責，保證自己監(jiān)管的那個環(huán)節(jié)沒有問題，違法犯罪分子的違法活動就不會那么輕易得逞，更不會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里沒有人發(fā)現(xiàn)。但是，“八個部門管不好一頭豬”的咄咄怪事就是在這些部門的眼皮子底下發(fā)生了。

　　如果說行政審批“萬里長征圖”反映的是行政部門由于大權在握帶來的亂作為，那么，“八個部門管不住一頭豬”反映的則是行政部門由于職能交叉所帶來的不作為。

　　習近平說：“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改革的目標不是小政府、大市場，而是有效政府、有效市場。建設有力的國家制度比單純引進市場元素更重要。當政府擁有有效提供政治穩(wěn)定和公共產品（包括基礎設施）的能力時，這本身就確保了市場發(fā)育的良好環(huán)境。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不僅要做減法，不該管的一定要減下去；同時還要做加法，該管的一定要管起來。

　　（作者系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兼政治研究所主任；來源：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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