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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玠：習近平已經將中國外交的韜光養晦升級為后發制人！

點擊：  作者：熊玠    來源：微察  發布時間:2016-05-26 13:58:22

 

 

      5月23日出版的《學習時報》繼續選載美國學者熊玠主編的《習近平時代》，內容是《亞投行：再創新世界》。

      文章如下：

      一個被稱之為“卓越”的領導人，不僅表現在領導能力上，更展現在戰略眼光上，他不光要能看到未來兩三年的世界變化，更應該能推動未來二三十年乃至更久的世界格局。

      曾主政中國最富裕的浙江和上海，后又進入北京中南海的習近平，一直密切關注著國內外的發展趨勢，在世界經濟疲軟的時候，他看到了亞洲國家的龐大需求和中國的巨大潛力。

      過去30多年，中國發展的一條基本經驗，就是投資拉動，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中國俗話說“要想富、先修路”，還說“火車一響，黃金萬兩”。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港口、機場（中國人將之簡稱為“鐵、公、基”）的大規模建設，拉動了中國建材、水泥、鋼鐵等產業的發展，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就業機會，也為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

      亞洲很多國家缺乏中國的魄力，一則因為沒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缺錢。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測算，2020年前亞洲每年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將達到7300億美元，無論世界銀行、IMF、亞洲開發銀行等怎樣合作，都無法滿足如此龐大的資金需求。由于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需求量大、實施周期長、收入不確定等因素，私人企業很難投巨資于基礎設施建設。

      世界銀行、IMF、亞洲開發銀行的苛刻條件，讓很多國家只能望洋興嘆。尤其是亞洲國家，很多都曾有著痛苦的回憶。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馬來西亞不得不向IMF求援。但IMF為馬來西亞獲得貸款開出了一系列苛刻條件，其中包括開放金融市場、放松外匯管制、最大限度緊縮通脹并削減財政開支，甚至要求政治改革。這劑“猛藥”顯然侵犯了馬來西亞的國家主權。因此，當聽到IMF的這些條件，時任馬來西亞總理的馬哈蒂爾怒不可遏：“這樣還不如讓康德蘇（時任IMF總裁）來馬來西亞當總統算了。”

      相比之下，中國擁有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且中國對外援助歷來寬松，沒有人權等苛刻的附加條件，盡管西方國家頗多指責，但受援助國家大多興高采烈，他們終于可以面對一個不指手畫腳的優質債主。現在出來一個亞投行作為替代選擇，亞洲國家豈不歡迎？

 

2015年6月29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簽署儀式系列活動在北京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出席簽署儀式的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團團長。

 

 

      習近平的大手筆

      習近平謀劃成立亞投行，是出于中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深刻考量。首先，投資是要有回報的，亞投行也是如此，收益雖低，但總還是有的。更主要的，中國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目前約1/3放在美國國債一個籃子里，這無疑有很大風險。

      比如，美國漫畫家最喜歡的一個套路，大致是膀大腰圓的中國債主（有時候就是代表中國的大熊貓）趾高氣揚地去敲門，門后是畢恭畢敬的癟三債主山姆大叔。言外之意就是，別看美國在全世界昂頭挺胸，但在中國面前必須低眉順目，因為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債主。

      美國漫畫家自然是在調侃、消遣華盛頓。但事實上，在很多時候很多國家，借錢的才是大爺。尤其是美國借錢。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美國國債的收益率相當低，每年約為2%~ 3%。而過去幾年，人民幣升值幅度大大超過這個比例。而且中國還不能拋售，因為這么大筆的國債一旦拋售，將引發美國國債市場崩盤，中國更得不償失。

      這其實就是不折不扣的“美元陷阱”。而且，還必須要注意到的一點是，雖然美國主權信用評級一直維持在AAA級（國會斗爭時也曾被標普降過級），但畢竟這是美國的貨幣，如果華盛頓哪一天真采取賴皮政策，中國毫無辦法，只能是血本無歸。將部分外儲用于投資，有助于降低風險。

      其次，還有不容忽視的經濟收益。亞投行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助推器，有助于中國產能的對外轉移，進而促進更多國家經濟與中國經濟的融合；其他國家經濟發展了，也有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產品的外銷。當然，這個新生的以北京為總部的國際金融機構，將對人民幣國際化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再次，還有繞不開的地緣政治收益。盡管可能會有欠債不還、發生齟齬的國家，但更多國家為了獲得投資和項目，無疑會加強與中國的合作，中國將收獲更多的友誼而不是敵視。這從越南、菲律賓雖然同中國存在領土爭端，卻積極加入亞投行就可見一斑。

      最后，增強在國際金融領域的發言權和影響力。中國之所以另起爐灶，不能不講的一點，就是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裹足不前，讓中國十分不滿。

      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產物，世界銀行和IMF總部都設立在華盛頓市中心，距白宮也只有幾百米之遙。70多年來都是美國掌握唯一否決權，世行行長必然是美國人，IMF總裁只能來自歐洲，而且第一副總裁仍舊歸美國人所有。

      2008年金融海嘯席卷華爾街，西方終于意識到，世界格局已經發生重大改變，光靠西方七國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于是二十國集團（G20）替代七國集團（G7）成為世界經濟協商的重要平臺，改革不合理的國際金融秩序也由此提上日程。

      2010年年底，G20 一致同意繼續改革IMF，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超過6%的份額，以便提升新興市場國家的投票權，同時歐洲向發展中國家轉讓兩個執行董事席位，提升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影響力。

      一旦IMF改革落實，中國在IMF的份額將從3.8%升至6.39%，成為僅次于美國（16.75%）、日本（6.98%）的第三大份額國，投票權也將從目前的3.65%升至6.07%。

      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說，該改革方案可以通過補充IMF的資源，提振全球經濟信心；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賦予中國和印度等國與其新的經濟分量更加相稱的投票權份額。

      盡管這一改革與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實際地位不符，中國對此也頗多抱怨，但最終的結果更讓整個國際社會感到震驚和無奈：共和黨控制的美國國會拒絕批準奧巴馬政府已經同意的改革方案，IMF改革受阻于美國國會山。

      世行、IMF掌握在西方手中，總部設在馬尼拉的亞行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和美國說了算，而且削弱西方國家影響力的改革同樣都遭遇了極大阻力。由此，在國際金融決策上，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時常被忽視。沒有金融決策權，中國必然受制于人。

      打破舊世界很危險，改造舊世界很困難，那中國就再創造一個新世界。正是基于同樣的道理，正籌建或擬籌建的金磚國家銀行和基金、絲路基金，以及上合組織銀行，都是亞投行模式的翻版，中國都在其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習近平一改中國外交韜光養晦和后發制人的策略，開始主動出擊，為國際金融新體系積極布局。

      游說東南亞

      2015年6月29日，亞投行在北京正式成立，法定股本為1000億美元。域內外成員認繳股本在75∶25范圍內以GDP（按照60%市場匯率法和40%購買力平價法加權平均計算）為基本依據進行分配。中國認繳股本297.8億美元，占總股本的30.34%，為亞投行第一大股東，中國投票權占總投票權的26.06%，享有事實上的否決權。

      雖然亞投行1000億美元的資本規模，小于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2200億美元和1750億美元，但通過金融杠桿，這筆資金可放大至5～10倍。這意味著能撬動5000億美元至1萬億美元的貸款規模，將極大有助于亞洲的開發建設。

      習近平看到了亞洲的需求，看到了中國的實力，他沒有選擇正面對抗，而是開辟新的戰場，獲得了大量盟友。他之所以選擇在印度尼西亞提出這一倡議，不僅是因為印度尼西亞是東盟第一大經濟體，而且印度尼西亞已經連續三年成為中國在東南亞第一大工程承包市場，印度尼西亞市場對中國資金、對基礎設施建設有頗多期待。

      媒體報道說，蘇西洛對這個倡議作出了“積極回應”，但更多的跡象表明，對于中國主導的新金融機構，印度尼西亞最初非常猶豫，不知道是否應該加入這個組織。

      習近平有備而來，成竹在胸。2013年10月4日，也即在他和蘇西洛會晤一天后，習近平出現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的總理府，他對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提出了同樣的倡議。馬來西亞顯然比印度尼西亞熱情得多，納吉布表示，馬方“完全支持”中國的倡議，并愿意考慮參加。

      兩天后，習近平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巴厘島峰會時，與泰國總理英拉舉行了會談。在東盟國家中，泰國既不同于越南和老撾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又不同于菲律賓與中國有領土爭端，它一直和中國保持著密切關系。英拉立刻表示贊同。

      2013年秋天，中國外交攻勢縝密而凌厲。當習近平提出亞投行倡議回到國內時，中國政府總理李克強開始訪問東盟。10月9日，他和東盟10國領導人舉行了會談。在會后發表的《紀念中國—東盟建立戰略伙伴關系10周年聯合聲明》中，東盟10國都贊同說，他們“贊賞中方設立亞投行的倡議，以優先支持東盟互聯互通項目”。

      中國的目標不僅僅只有東南亞國家。2014年7月4日，在到訪首爾同韓國總統樸槿惠舉行會談時，習近平表示，中國愿意和韓國在籌建亞投行方面加強合作。盡管在很多問題上，樸槿惠與習近平相談甚歡，但對于亞投行，樸槿惠只是表示，她贊賞中國的這一倡議，“愿意同中國保持溝通”，沒有說韓國是否會加入。

      持類似態度的還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亞。2014年10月20日，澳大利亞財長喬·霍基表示，澳正“積極商討”是否加入亞投行的事宜；加拿大財長喬·奧利弗則說，加拿大理解和支持中國的倡議。

      韓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的猶豫不決，就在于美國的壓力。美國清楚地知道，亞投行成立，勢必沖擊到美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壟斷地位，因此從亞投行倡議一提出來，美國就公開表達了反對意見，聲稱亞投行批準貸款時，可能降低環保標準。

      但美國的阻攔并未影響到一些與中國關系密切的國家對亞投行的青睞。到2014年10月24日，總共有21個國家在北京正式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這些國家包括孟加拉國、文萊、柬埔寨、中國、印度、哈薩克斯坦、科威特、老撾、馬來西亞、蒙古國、緬甸、尼泊爾、阿曼、巴基斯坦、菲律賓、卡塔爾、新加坡、斯里蘭卡、泰國、烏茲別克斯坦和越南。

      英國反戈一擊

      讓美國意想不到的是，最致命的一擊竟然來自英國。在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一些英國外交官警告，英國加入亞投行可能“疏遠”與美國的關系，但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則認為，這種擔憂是過度的，加入亞投行帶來的商業利益，遠遠超過可能的“外交騷動”。

 

 

      最終英國首相卡梅倫拍板，英國成為第一個申請加入亞投行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這無疑是在一個關鍵時刻的關鍵行動，老牌資本主義金融強國英國的加入，勢必大大提升亞投行的公信力和融資能力，也讓更多懼怕美國壓力而觀望的國家不再猶豫不決。

      2015年3月12日，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對英國將成為發達國家中首個亞投行創始成員國感到高興。英國與亞洲加強合作是英國長期經濟計劃的支柱，這有助于英國企業在世界增長最顯著的市場獲得商業與投資機會。”

      在北京，中國財政部發表聲明表示，中方歡迎英國的決定，正征求現在的意向創始成員國的意見。

      在大洋彼岸的華盛頓，白宮深知倫敦此舉將帶來的可能后果。對這個親密盟友的倒戈，美國公開表達了強烈的憤怒。奧巴馬政府一名高官說，英國“幾乎沒有與美國磋商”就作出了這一決定，而且七國集團此前還在討論如何應對新成立的亞投行。另一位美國官員指責英國在“不斷遷就”，認為“這不是一個同崛起的強國打交道的最佳方式”。

      美國和英國一直被認為是特殊的盟友，美國公開對英國表達不滿并措辭嚴厲，非常罕見，這也足以凸顯英國此舉對美國帶來的沖擊。

      英國人自然有自己的解釋。按照英國財政部的說法，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此前曾和美國財長雅各布·盧表達過成為亞投行創始會員國的意圖。奧斯本知道，他的決定不會受到華盛頓的歡迎，但他認為這一舉動符合英國的利益。

      很簡單，習近平主導成立的亞投行，對英國有著難以抵抗的誘惑。英國看到了亞洲巨大的基建市場，它也清楚亞投行在未來世界金融格局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銀行和IMF在美國杯葛下，影響力已今非昔比，但英國不想失去影響力。它想通過成為創始會員國參與規則制定，使亞投行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盡管同為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美國和英國有著天然的聯系，但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格局正在變化。中國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按照IMF的數據，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人民幣也必然會成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之一。英國人要賺錢，倫敦想保持既有的國際金融地位，就必須與中國合作。英國也不能將所有雞蛋放在美國一個籃子里。對于美國的批評，英國首相卡梅倫的發言人表示，加入亞投行的決定符合英國國家利益，“我們有時會跟美國有不一樣的想法”。

      利益，巨大的利益，使亞投行如同磁鐵一樣，將亞洲發展中國家，以及歐洲發達國家吸引了過來。對中國而言，亞投行之所以是高明的外交設計，就在于它成功地結交了更多朋友，有效地分化了對手。

      讓英國迫切宣布加入亞投行的原因，還有習近平對亞投行一些規則的高明設計。

      亞投行的股權分配將以GDP為基礎，其中亞洲成員的股權占比可能在70%到75%之間，自然中國占據了其中的絕大部分；亞洲以外國家分配剩余的25%到30%股權，享有三個董事席位。

      在反復分析了亞投行的作用和地位后，西方諸國都清楚，即使它們不加入，亞投行也會順利推進，與其在一個重要的國際金融機構喪失發言權，還不如審時度勢加入并獲得規則的制定權。在得知法國、德國、意大利很快就會宣布加入亞投行后，以金融為經濟支柱的英國更有緊迫感，于是率先向亞投行伸出了橄欖枝。

      英國示好之后，滾雪球效應開始顯現。2015年3月14日，法國、德國、意大利三國宣布，也將尋求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到2015年3月31日申請成為創始會員國的截止日，在西方七國中只有美國和日本沒有加入這一金融組織，美國的公開施壓沒有取得什么效果，反而讓自己非常尷尬。

      正是考慮到美國的立場，韓國、澳大利亞一度猶豫不決，反而成了輸家。于是在2015年3月31日前，它們和其他國家掀起了一股加入亞投行的熱潮。

      截止到2015年3月31日，共有57個國家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其中包括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中的四席：中國、英國、法國、俄羅斯。在G20國家中，則有14席：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沙特阿拉伯、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澳大利亞、土耳其、韓國、巴西、俄羅斯和南非。如果按照洲際來劃分，亞洲34國，歐洲18國，大洋洲2國，南美洲1國，非洲2國，總計57國。

      最生氣和失望的是美國，美國挑起了與中國的金融斗爭，卻以慘敗告終。這也被認為是美國重返亞洲以來最大的失敗。它的威脅和壓力，不僅沒能穩固住自己的陣營，反而看著一個又一個盟友成了亞投行的股東。

      這一方面說明了世界格局的變化，美國盡管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但在世界多極化的今天，美國的領袖地位已今非昔比，不再是“一言既出、四海遵行”；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亞投行戰略的成功，讓世界老大的美國也只能焦慮，卻無能為力。

      這是一個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的較量，美國的某些做法，甚至讓其演變成一個建設大國和一個破壞大國的比拼。

      美國前財長薩默斯說，2015年3月可能會作為一個歷史性時刻載入史冊，它標志著美國失去了全球經濟體系擔保人的角色。“誠然，美國以前經歷過數段挫折期，很多時候它的行為也算不上多邊主義，比如1971年結束了美元兌換黃金的尼克松沖擊。但除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外，我想不到有任何事件可與以下兩件事的結合相提并論：中國力求建立一個重要的新機構；而從英國開始，美國未能說服幾十個傳統盟友不要參與該機構。”

      亞投行的博弈，也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但它成為熱點，可能并不僅是這個機構的重要性本身，而是折射出國際秩序轉型、力量格局發生的重大而微妙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