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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周民良

　　近年來，跨國產能合作日益受到重視，成為政府和社會關注的政策重點。尤其是在共建“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多國協商了跨國產能合作問題，成為“一帶一路”建設亮點之一。筆者認為，從“一帶一路”建設和中國市場格局來看，開展跨國產能合作有必要也應該注重。但從規避風險和保障中國發展可持續性的角度看，推動跨國產能合作也還需要慎重。

　　產能合作的基本含義

　　所謂產能合作，是指兩個存在意愿和需要的國家或地區之間進行產能供求跨國或者跨地區配置的聯合行動。一般來說，產能合作通常會以兩個渠道進行：既可以通過產品輸出方式進行產能位移，也可以通過產業轉移的方式進行產能位移。不過，目前流行的產能合作多為產業轉移。

　　產能合作是在市場化背景下，產能發生區位移動的正常現象。在市場經濟背景下，不同國家或者區域存在著資源稟賦的差異，難免存在以資源供求衡量的產能豐裕區和產能缺乏區，也存在著以要素價格衡量的產能高成本區和產能低成本區。在供求關系和產品價格、勞動力價格等要素價格引導下，追逐利潤最大化的資本所有者總是引導產能從豐裕區域流向缺乏區域，或者從高成本區流向低成本區。在國內外、地區間市場一體化的背景下，市場經濟的效率體現為有效競爭和優勝劣汰，從而促進產能跨國跨地區流動。假如兩個同處于產能過剩區域具有同等條件的企業在市場競爭時，一個企業及時把部分產能從產能豐裕區域轉移到產能短缺區域，該企業就可以充分利用先占市場的有利地位，開拓新的市場空間，甚至可以采取相對較高的商品價格，獲得超過過度競爭市場的利潤;而另一個企業固守于原有的市場范圍進行傳統意義上的保守競爭，則難以獲得相應的市場支持。這樣，前一個企業往往會因為獲得附加的國際市場份額和更多利潤，取得更為有利的市場地位，甚至可以在國內市場采取諸如降低原有市場范圍價格等更具進攻性市場策略，使第二個企業處于不利甚至被淘汰出局。正因為如此，在熊彼特的創新詞典里，開拓新市場被視為創新的五大法寶之一。而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時，國內產能過剩使得激烈競爭的格局出現，開拓跨國新市場顯然有利于延續企業生命周期。這一規律不僅從企業層面看有其合理性，從國家層面上看也無可置疑。數據顯示，2015年第二季度，中國工業企業的產能利用率只有74.1%。就市場供求的宏觀面看，加強跨國產能合作有顯而易見的必要性。

　　既然產業轉移是一個國際通用的學術語言，為何“一帶一路”沿線跨國產業轉移采用了“產能合作”這樣的術語表達，的確值得探討。從語義上看，產能反映生產供給能力，而產業不反映能力概念，中國不少產業領域存在產能過剩人所共知。使用“產能合作”的概念，應該具有這樣的暗示和提醒，此類合作應更多地集中在產能過剩明顯的行業。如果一個行業產能供求總體平衡或者只是略有剩余，就沒有產能合作或者轉移壓力;同時，采用產能合作而不是產業轉移的說法，恐怕也意在避免解釋中使用“過剩產能”的說法，給人以“過剩了才轉移”的印象。當然，筆者以為，除了以上差異外，產能合作與產業轉移的細微差異還在于以下兩個方面。首先，產能合作是中國自己的“發明”，多用于政府之間的合作協議;而產業轉移往往更多借助市場進行，無需加以格外強調。比如，在國內地區之間同樣的“產能合作”就可以用“產業轉移”術語加以代替。在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之間，其之所以采取“產能合作”而不采用“產業轉移”，是中國需要產業接受國家的政府為產業轉移提供與輸出地相近的投資環境，包括勞務、稅收、規范管理等方面的政策與法律支持，這就需要中國產業輸出與國外的輸入地政府之間進行協商。而在“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確有不少國家的政策法律法規管理不夠規范。在相關政策法律法規短期難以建立和完善的情況下，通過政府協議的方式，以政府信用保障產能合作，可以提高雙方合作的履約率和減少合作風險。其次，產能合作提供了雙方產能互補的空間。產能合作可以雙向進行，而產業轉移通常單向進行。在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中國擁有明顯優勢的領域主要集中在制造業范圍，而其他國家則要么土地密集，要么能源礦產密集，產能優勢主要集中在農業和礦業領域，產能合作的互補性較強。當然，一些國家人口眾多，勞動力成本低廉，市場潛力巨大，也存在著中國進行單向產業轉移的巨大空間。

　　跨國產能合作優劣利弊分析

　　在互補式產能合作的框架下，中國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以提供制造業的產能轉移，而“一帶一路”沿線的其他國家可以在與中國合作中釋放農業、能源、礦產等方面的能力與潛力。這種產能合作，有助于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在短期看，這應該是一個雙贏和多贏的結果。

　　當然，本文對“一帶一路”沿線的跨國產能合作主要關注于中國企業的產能轉移。筆者認為，這種轉移可以用兩分法看，不能用“好”或者“不好”簡單看待。事實上，從有利方面看，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的產能合作或者說產業轉移具有以下積極作用。

　　第一，產能合作有助于互補式彌補相關國家產能提供和利用的不足。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耕地不足;礦產有限，人均礦產資源數量偏低，中國龐大經濟規模和龐大人口規模的持續增長，都將對農產品和能礦產品提出較大需求，通過產能合作可以彌補中國國內農產品和礦產品的不足，改善中國初級產品的供給形勢。與此同時，中國制造業生產能力的輸出，也將進一步提高“中國制造”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市場占有率，擴大中國價廉物美產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影響力與號召力。

　　第二，產能合作可以使中國改革開放多年培育的發展成果在“一帶一路”沿線外溢和擴散。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是，經濟要素從供求過剩區域向供求不足區域轉移，從高成本區域向低成本區域轉移。在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明顯存在制造業供求和成本雙梯度差的情況下，“中國制造”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能轉移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是一種有效率的價值實現方式。

　　第三，中國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能轉移，可以實現貿易所不能達到的經濟利益。產能轉移比直接貿易來說，可減少各類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產能轉移到國外比在國內直接生產來說，可降低勞動力成本;產能轉移后面對的國外市場環境與國內市場環境比較，競爭壓力小;產能轉移后企業面對的市場潛力，與在國內面對的市場潛力比較，有較大的成長空間。因而，在產能轉移或產業轉移過程中，企業可以獲得較大的利益。

　　第四，產能轉移有利于產能移入地國家的經濟發展。“一帶一路”建設本身就是把發揮市場經濟作用與政府作用結合起來，更好地推動歐亞大陸不發達國家的加快發展，同時做大做強中國企業。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增加產能，通過擴大投資的方式，帶動勞動力就業，增加當地稅收，提高城鎮化水平，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費，并就近滿足“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對建設物資的需求，這些都有利于產能接受國家的經濟發展。

　　但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產能輸出雖然是過剩產能，但這種產能是建立在國際市場競爭下形成的產能，許多產能既符合眾多發達國家的市場需求，也符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需求。首先，過剩產能不是過時產能、陳舊產能、劣質產能，而是優質產能、合時產能、與時俱進的產能。其次，就中國經濟發展歷程來看，現有的過剩產能是經過一輪又一輪環境保護政策實施下形成的產能，基本上是“干凈”產能甚至潔凈產能。再次，從國家政策支持的角度看，現有產能是經過各類優惠政策包括稅收減免下獲得的產能，為獲得全國優惠政策保護與支持下實現的產能;最后，從企業競爭過程看，是經過反復市場競爭優勝劣汰下形成的產能，因而是包括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因素的有競爭力的產能。

　　但凡事有一利也可能有一弊。經濟學家在描述同一事件的不同效應時，往往借用于“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典型性說法，筆者這里不能免俗。在跨國產能合作方面，可以預見的是，企業會增加跨國管理的成本，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投資需要適應各國的政治、經濟、法律形態，甚至一些習俗與文化沖突也會大幅度增加管理成本;同時，企業還需要面對地緣政治等非經濟性問題。

　　然而從經濟含義上看，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的跨國產能合作尤其是產業轉移還有可能帶來一系列負面效應。這類效應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中國企業在目標市場的進入，會對當地市場的中國同類出口商品產生擠出效應。因為，產業轉移過程會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甚至水電、土地等資源，生產出來的產品運輸距離較短，比出口產品更加具有市場競爭力;第二，假如目標市場的勞動力成本和要素成本足夠低，產品競爭力可能大到返銷中國市場，可能會對中國本土市場的企業產生新的競爭壓力;第三，假如勞動力成本足夠低，而一些發達國家又對“一帶一路”沿線相關國家開放市場，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生產基地的中資企業完全可以利用這一優勢，享受稅收和勞動力等優勢，加大對發達國家的產品出口，但這也會對以發達國家為目標市場的國內中資企業產生擠出效應;第四，假如國內某一區域出現較大幅度的企業連續性產業跨國轉移，可能會帶來群體模仿效應，造成區域產業的空心化。無論這四種效應中的哪一種效應發生，都說明在一定條件下，產能合作或者產業轉移不會是毫無副作用或者說完美無缺的選擇。

　　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在長期狩獵中發明了一種武器，謂之飛去來器也有叫做飛旋鏢(boomerang)。這一武器因為旋轉軸原理在飛離獵手攻擊獵物后，還可以再返回獵手手中。但假如獵手對這一武器使用不當，則在攻擊獵物時可能會偏離方向，回旋到更遠位置;或者回到獵手手中時，反而會傷害到獵手。這種偏離原來攻擊獵物初衷設想的結果，被稱之為飛旋鏢效應。這一原始狀態的物理現象，而今具有較強的經濟學、社會學解釋意義。比如，西方國家正在實施的“再工業化”的一個重要意圖，就是在成本上升導致大量實體經濟流出后，發達國家自身出現了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就業困難等一系列問題的結果，發達國家希望采取措施重新集聚此類資本，使離岸(offshore)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實體資本包括生產線再重新回岸(onshore)到發達國家。顯然，這一經驗教訓與我們在“一帶一路”進行的產能合作有異曲同工之義。可以確定的是，以中國為出發地并以“一帶一路”沿線為目標指向的跨國產能合作，就是“中國制造”產能離岸的過程。

　　加強對“一帶一路”跨國產能合作的科學管理

　　從發達國家制造業跨國產能合作歷程看，跨國產能合作行為有利有弊。從單個企業的選擇看，跨國產能合作可能一直有利，不存在沒有利益的持續性跨國產能合作行為。但從國家層面看，跨國產能合作在某些階段是有利的，在另一些階段是有害的。依此判斷，跨國產能合作可能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國家和企業層面上看，雙方均有利;第二個階段，一方有利一方無利，也就是說國家層面無利，企業層面有利;第三個階段，國家層面有害，企業層面有利。從國家層面看，采取一定措施控制企業跨國產能合作的不利方面或者擴大和延續有利于國家層面的有利方面，則可以在較長的時間收獲國家與企業雙重利益，或者在較大程度上推遲第三階段到來。從此角度出發，筆者認為，推動“一帶一路”跨國產能合作既要注重也要慎重。

　　第一，注意在企業開展跨國產能合作時把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留在國內。企業跨國產能合作，涉及到國內國外兩個層面一體化管理。管理得當，可能有助于國內與國外互補式發展，增強企業的整體競爭力，擴大企業的影響力。但如果管理不當，可能也會造成企業國外管理成本上升，企業技術核心競爭力流失等問題。因而，從國家角度看，應該提醒甚至于采取一定的鼓勵和約束性措施，使企業把核心競爭力保留在國內，在國內外一體化管理中保持一定的技術梯度。

　　第二，明確確定跨國產能合作的方向與要求。從政府管理角度看應該予以明確的是，推動“一帶一路”跨國產能合作，是為了促進“一帶一路”沿線產能合作對象國的產業發展，并就近滿足“一帶一路”建設對產能的市場需求。但需要指出的是，加強“一帶一路”跨國產能合作，絕不是為了在海外復制一個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制造”生產基地，為此應避免核心技術和高端產能的跨國轉移，避免未來遭遇國內產業與一帶一路沿線產業左右手互搏的情景發生。跨國產能合作行為既然有好有壞，就應該加強必要的引導和調控，不能簡單把跨國產能合作視為政績盲目加以推動。

　　第三，加強對中國國內經濟的科學管理。在一些地方，有人認為泡沫經濟與實體經濟是不同的部門，泡沫是泡沫，實體是實體，兩者不相關聯。這種認識是錯誤的有害的。一來泡沫經濟可以引起資源追逐泡沫的扭曲性資源配置，而不會有資源的優化配置，導致“資本不會流向實體、要素不會匯聚創新”的局面出現。二來抬高土地、勞動力成本等成本，進而大幅度提高“中國制造”的社會成本。三是惡化了實體經濟發展的環境。全球經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表明，搞泡沫經濟是自毀長城、不得人心，國際社會有大量物極必反的例證。習近平總書記一再提醒，要實現“實實在在沒有水分的增長”。只有構筑無泡沫的經濟形態，才有利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才能實現創新資源的有效集聚，創新性政策效用才能正常發揮。養虎為患的泡沫經濟政策管理進一步逼迫制造業企業走出國門。尊重市場不是放任市場，實現市場效率需要引導市場和規范市場。政策制定者與管理者需要在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同時，重視發揮好政府作用。在設計、管控和謀劃經濟決策時，有必要堅持經濟規則治國，經濟原理治國，而要避免經濟概念治國，經濟口號治國，避免國家政策被以投機為取向的特殊利益集團操縱，避免中國進一步成為制造業運行的高成本區。否則，會加速制造業非正常化的跨國產能流出。與此同時，要加快國內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適應更加激烈的全球競爭。

　　第四，借鑒發達國家在跨國產能合作的經驗教訓。發達國家跨國產能合作已經進行了數十年，各國進展不一，優劣互見。一些國家如德國既重視跨國產能合作又重視培育國內核心競爭力，既通過跨國產能合作擴展了市場，又在本國培育了產業核心競爭力和技術核心競爭力，實現了兩個市場效率雙豐收，提升了國家的國際影響力。比如，德國大眾汽車在中國的生產目的就是盡可能地占領中國市場，在中國的大眾汽車系列產品是德國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的一部分，各類產品不會銷往美國市場或者返銷歐洲市場，不會沖擊到企業的總體全球戰略;但也有一些國家在跨國產能合作方面，重視推動合作和擴張的力量較大，培育市場競爭力的能力較弱，結果造成核心競爭力的流失和國內產業空心化。我國跨國產能合作還處于起步階段，應該汲取發達國家跨國產能合作的經驗，避免跨國產能合作的教訓，趨利避害，張弛有度，避免出現跨國產能合作的飛旋鏢效應，科學推進跨國產能合作。

　　第五，加強對跨國產能合作的動態監控。從政策推進和科學研究的多個角度看，都應該加強對跨國產能合作的監控。為防范產能合作風險，維護產能合作的安全性，提高產能合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減少產能合作的盲目性，都有必要加強統計匯總、實地調研、典型推廣等多種方式，加強動態監控，服務科學管理。

　　第六，深化智庫對跨國產能合作的研究。科學研究服務于正確決策，正確決策指導政策實踐，為此需要動員智庫力量加強對跨國產能合作的科學研究，重視分析產能提供方與產能需要方的匹配程度、環境、結構、政策法律等因素，深化對各國產能合作經驗教訓的研究，為合情合理的跨國產能合作提供好的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