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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衛東薦評斯蒂格利茨：應轉過剩產服務國內

點擊：  作者：昆侖策研究院綜合編發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發布時間:2016-02-12 09:19:42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黃衛東薦評】

　　支持征收資本利得稅，支持市場運作不穩定、無效率的觀點。不贊成產能過剩是投入錯誤的說法，真正的問題在于，我們的產能沒有為國內服務。國外的需求減少，產品就過剩了，但并不是說，中國的基礎設施比西方完善，老百姓生活比西方好，我們應將這些產能轉為本國服務。

　　碳稅就是一場忽悠。西方排放過多二氧化碳，人均排放是中國人均2-4倍，既不減少排放，也不向發展中國家繳稅，抵消其排放。

　　【薦文】

　　斯蒂格利茨：深度解讀中國經濟現象

　　【本文為在上海2016瑞銀大中華研討會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國內股市、人民幣、匯率等問題的演講和答記者問。】

　　非常感謝!我在這里先說幾點，然后就開始問答環節。

　　事實上我要說兩類的觀點：

　　第一個，就是關于最近我們這樣金融的一些事件。另外，是長期的一些事件，尤其是跟五年計劃相關的一些話題。我們覺得，我們在上周以及我們今年夏天在金融市場的一些波動，我們從當中可以吸取的一些重要的教訓。這些教訓就是市場，不管是美國特色的市場、還是中國特色的市場，事實上都是波動性非常大的市場。事實上，市場常常是非常不穩定的。

　　我知道，有很多的人，他們其實對于市場是有很多的信心，他們覺得市場運作良好。但事實卻是，市場常常不僅僅是波動性的，有波動性，不穩定的，而且是沒有效率的。為了能夠讓市場更加有效率、更加穩定，而不那么波動，就需要我們有規則，有監管的條例。更加廣義的來說，市場并不是存在在真空當中的，他們是存在在一定的規則的框架之下的。如果說規定、規則沒有做對的話，市場波動性只會更加的劇烈。

　　比如說我覺得熔斷機制，它某種程度上面可以保證股市更加的穩定，金融市場更加穩定。但是，你這樣一個設計必須是要正確的。如果說你的設計不好的話，事實上它只會帶來更多的不穩定性。

　　一些發達的國家，他們一直是在很長的時間當中學習這一點。直到現在，他們也還沒有完全能夠把握。我們在08年看到，其實金融危機，就證明你要把規則做對的話，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這是一個學習的經驗，這是中國要學的，而發達國家的人們也是要學的。

　　我要講的另外一個關于波動性的問題就是，這種市場的波動性，不一定體現出它的實體經濟的這種波動性，其實并沒有什么新聞突然曝出來說經濟有根本性的變化，并沒有真的這方面的新聞，但是我們卻看到市場有了非常大的變化。所以，這也證明了，在金融市場上的一個原則，金融市場上面發生的情況常常跟實體經濟是脫節的。

　　我們在美國就看到這樣的情況，在09年之后股市節節攀升，但是絕大多數的人他們自己的生活并沒有很大的改善。在金融危機之后的頭三年，也就是從09年到2012年，股市表現是非常不錯的，但是91%的利得都歸了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而99%的美國人他們根本沒有看到有任何的改善。

　　所以，股市傳遞的信息是情況非常好，但是對絕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卻并非如此。我們現在已經了解這是為什么，這是因為低利率對股市是有利的，但對于那些退休的人是不利的。低工資對于公司的利潤、對于股市是有利的，對于普通老百姓是不利的。這就證明了一個總體的原則，你不能僅看股市把它作為一個指針來代表實體經濟的發展。

　　我之前是經濟學家，我關注的是實體經濟，關注的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會看GDP、會看增長是否可持續。五年、十年之后實體經濟會是一個什么樣的情況。

　　我給大家講我的第二類的分析，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關注于“十三五”計劃，關注到中國的經濟改革。

　　人們有很多的辯論，有很多的人參與到這個辯論當中，人們也有各種不同的觀點。我覺得其實越來越多的是達成了一種共識，也就是需要有一些供應方面和需求方面的措施同時舉行，我們要有一個合適的這樣一個組合。

　　我首先想要來強調一下，為什么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僅僅關注在供應方面?就是不能只關注供應方面。絕大多數的供應方面的措施都是關注在非常微觀的這種經濟活動，也就是比較小規模的。而真正重要的其實是宏觀，也就是整體經濟到底在發生一些什么樣的情況。

　　給大家舉一個例子，人們在討論在鋼鐵業產能過剩的問題，在煤炭業產能過剩的問題，這個可能是重要的，這個的確也是重要的。但這并不會改變經濟發展的這樣一個軌道。很多人都是在強調說要采取措施糾正產能過剩的問題。產能過剩其實反映出我們在過去所犯的錯誤，也就是我們過去建造得太多了，打造了太多鋼鐵方面的產能。但是，這些錯誤的成本，也就是在當初做這些投資的時候，在過去已經發生了，而我們現在真正面臨的問題應該是向前看，向前進，要確保資源能夠很好的在未來能夠很好的被投資。

　　再打一個比方，拿美國來打比方，我們過去對于房地產投資過度，我們過去在錯誤的地方對房地產投資過度。但是，事實上你要把這些錯誤的地方建的房子拆掉，不會解決我們未來所面臨的問題。那在未來真正重要的是要確保我們做的是正確的投資，在未來做正確的投資。

　　所以說，在過去錯誤的投資跟在未來的投資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呢?也就是說，我們當然要花很多的錢，可能要去維護那些在沙漠當中已經建好的那些房子，如果是這樣的話，就等于說我們是在不斷地往水里面砸錢，那么這就是一個錯誤。

　　在未來，中國要對新的企業、對于創新、對于新的行業進行投資，對于服務業進行投資。這些是新行業，這是前瞻性的做法。

　　如果說，在中國主要的問題，過去是人手不足的問題，勞工不足的問題，那么關掉老的行業，至少能夠釋放出一定的勞動力，使他們能夠進入到更加有活力的這些行業當中去。但是，中國現在并不存在人工缺乏的問題，在未來隨著人口的變化，隨著人口的下降，勞動力的下降，會有這樣一個問題。所以說，長期來說這的確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但是短期來說我們并不缺乏人工、并不缺乏勞動力。如果說你對行業進行重組，你讓勞動力從生產力比較低的行業到比較高的行業，這就是一件好的事情。如果說你讓員工從生產力比較低的行業變成完全失業，這就不是一個好事情，這就變成一個社會性的問題。

　　就全球來說，全球的經濟現表現并不盡如人意，2015年是在本世紀以來情況最糟的一年，唯一比它更糟糕的年份是在前兩次的經濟衰退，一個是在世紀之初，另外一個是全球金融危機。2016年也有可能跟2015年一樣的糟糕，所以說這是全球經濟放緩的時刻。巴西在經濟衰退，而且非常糟糕的經濟衰退，俄羅斯也是處于經濟衰退期。所以說他們的問題當然不是由結構造成，是由全球需求造成的。歐洲陷入停滯狀態。美國在慢速增長，的確是在增長，但是增長的速度非常的慢。全球的需求存在不足。

　　那么不可避免，這會影響到中國。中國現在處在一個面臨全球需求比較弱的這樣一個大背景，而這會影響到中國的出口，也會削弱中國的經濟。中國正在經歷轉型，而轉型總是困難的。我們要解決供應方面，我剛才說的一些問題。但是唯一能夠做到這一點，同時確保經濟能夠健康強盛的方式，就是與此同時也要增強需求，而這必須是政府的需求。這就引出了兩個話題。

　　第一個話題，很多人說在08年、09年已經嘗試過，這是由債務來支持政府開支，這個的確是奏效的，在全球，當時有全球金融危機，如果說中國當時沒有采取中國采取的行動，那么整個的世界經濟就會處于一個惡劣的狀態，事實上由中國拯救了全世界，沒有陷入全球性的經濟衰退。但是留下的問題是債務問題，而這個債務是令人擔憂的。

　　但是，答案在于，中國需要做的，也就是增加它的稅基。應該說有很多的方式來增加稅基，從而來支持政府的支出，來促進經濟。有一些措施能夠去提升經濟的效率，我在這里給大家一個例子。

　　中國致力于要走向一個更加綠色的經濟，一個碳密度更低的經濟，要刺激這一點，要有一個碳稅，這個碳稅將會帶來非常大的一個收入。碳稅會刺激需求。它為什么會刺激需求呢?因為人們要把他們的公司創造這樣一個綠色的經濟。所以說，這將會是一種積極的方式來使用中國的儲蓄，這樣的話就能夠打造需求。而與此同時，碳稅將會增加很多的收入，這個收入可以用在健康、投資、教育、公共交通這方面的投資上。也可以用在幫助政府機構來應對環境問題。這是一個例子。

　　第二個非常重要的例子，在過去中國是依賴于，或者說當地政府依賴于賣房地產來創收，這不是一個好的方法來支持當地政府、地方政府。事實上在所有的國家地方政府都是需要有收入的，但是賣房地產會促進房地產泡沫，也會促進房地產的銷售，而且這常常也是腐敗的一個來源。所以說，另外一種替代的方式，也就是打造一個房地產稅，還有土地稅，這些可以用來支持政府。同時，還會有來自于中央政府的收入分享，從而能夠讓地方政府提供當地所需要的一些服務。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第三個例子也就是資本利得稅。資本利得事實上是所有的社會當中造成不平等的一個重要的來源，也是不穩定的一個重要的來源。通過對于資本利得征稅，社會會變得更加的平穩，這對于社會來說是一件好事，而且也會有更多的穩定性。

　　所以，這就引出了我最后的一個觀點，展望未來，大家肯定會對，比如說市場和國家之間的平衡有很多的討論。在以前，可能國家扮演的角色太多了，我們看到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它的經驗告訴我們，政府的作用太少，那其實也是會帶來危機、衰退或者說有大蕭條，你得要調整好。

　　當我去看中國現在遇到的一些主要問題的時候，我所看到的問題，包括環境的問題、不平等的問題、城鎮化的話題、健康、教育，以及金融穩定，這六個問題其實是市場所創造的問題。這些問題你也不能完全只靠市場去解決，因此我們就需要政府發揮作用，政府在這六個方面需要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也就意味著我們需要公共的財政，但是還是得要做好一個平衡。所以，如果只是完全依靠市場，不能夠帶來可持續的增長，也不會帶來穩定，也不會創造這樣一個具有良好環境的社會。所以，我們還是需要能夠把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做好平衡。

　　我要說的最后一點是，過去幾年，很大的一個問題是人民幣的國際化。對于我來講，對于金融行業來講，最大的問題就是要確保金融行業是可以來支持這些新的企業家、支持這些中小企業、支持大眾創新萬眾創業，所有這些東西可能比人民幣的國際化來得更加的重要。事實上，沒有這方面的規制的話，可能會帶來更多的不穩定性，這也是我們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及08年全球金融危機當中所吸取的經驗教訓，我們需要適當的關于金融市場以及包括資本市場的監管，即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他們也說了，適合的資本賬戶的管理，所以我們也吸取了這個教訓。有的時候，我們是太過依賴市場，但有的時候我們又太過依賴于政府，現在就要把這兩者之間做好一個平衡。

　　可能每個國家有不同的答案，每個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也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想一刀切的解決方法是不可能幫助我們帶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平衡的，中國的發展環境。

　　問答環節：

　　提問：第一個問題關于熔斷機制。您覺得熔斷對中國市場是不是不適合?另外我們到底怎么能夠把這方面的規則做好?第二個問題是關于人民幣的。您覺得人民幣是不是會繼續長期的貶值?那您覺得中國的央行會不會對人民幣的問題干預?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首先關于熔斷機制，我覺得熔斷機制是很重要的。我們在美國，87年股市崩盤之后也引入了熔斷機制。剛才我也說了，你必須要把這個機制設計好。中國有一個問題之一，就是說，我們看到兩次之間好像太近了，5%之后大家覺得第二次下降一定會出現，那我覺得可能就需要把它能夠分開一點。我要說的是熔斷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要有正確的設計。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人民幣還有貶值的問題，首先我要說的是，長久以來大家一直盯住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匯率，但是中國是一個很大的經濟體，它跟歐洲和其他國家之間有很多的貿易往來，不能僅僅只是盯住美元。我們看到其實美元跟歐元之間的匯率也有很多的波動。所以如果只是盯住美元的話，如果美元升值的話，其實相對于其他的貨幣也會升值，這對經濟發展是沒有好處的。其實我們也有很多的業務是跟歐洲之間進行。以前阿根廷也因為這個原因出現了危機。

　　所以，我覺得中國應該要盯住一攬子市場貨幣，本應該早一點就盯住一攬子貨幣。我以前作為世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時候我也是鼓勵很多經濟體能夠盯住一攬子的貨幣，采取這樣一個原則。中國是不是針對一攬子貨幣要升值還是要貶值?我覺得這其實取決于很多的因素。

　　總體來講，我覺得似乎沒有什么很有力的證據說這個人民幣很糟糕，如果你看，其實貿易順差在下降，還是有貿易順差，但是現在已經比以前規模小一些了。所以，如果我們從一攬子貨幣的角度來講，而不是僅僅只是針對美元，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比較正確的觀點。

　　提問：上周末，監管機構又重申我們資本市場是健康的，現在的問題就是，監管政策本身已經讓大家感覺到了不確定性。好像每個星期監管部門都會干涉市場、干預市場，你從國際投資者角度，你覺得他們是不是相信中國的金融市場是健康的、穩定的?

　　答：我首先要說的是，中國的股市，在很大程度上面其實主要還是靠國內的投資者來占據。所以從某種意義上面來講，對國際投資者來講，他們還是一個旁觀者，他們會關注，但他們參與的并不多。

　　我要說的第二點是，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其實說到底，就是對監管框架的信心。以前有一段時間好像感覺上政府是希望股市上漲，但上漲得太多了，政府又想讓它下來一點。我覺得這里令人擔憂的事情就是，當你在轉向一個市場經濟的時候，其實政府失去了一定的控制權、掌控市場的權利。當然也可以理解，為什么政府希望能夠又有市場，又有控制權，但這兩個東西有的時候不能兼得，當你進入一個市場經濟的時候，你就是有可能會丟失一定的控制權。

　　那你怎么做呢?你要問的就是，我能不能創造這么一個機制，然后這個機制能夠盡可能的帶來這個市場的穩定，而且還不需要我們有更多的干預和控制。

　　很多時候，很多的政策，從國際投資者的角度來講，這么多的政策不見得會提升人們的信心，這是大家感到擔憂、擔心的一個地方。除了這些政策以外，還有想要控制這個實際上沒有辦法控制的市場，可能也會削減大家的信心。特別是當媒體來指出批評的時候，其實媒體他們就是傳遞信息的人。我想，從這個意義上面來講，我們能夠讓媒體去描述一下發生的情況，以更加透明和開放的方式去描述這個發生的事情，這對于金融市場的發展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我要說的最后一點是，市場波動，特別是股市市場波動的來源之一，我們很多國際投資者覺得好像很多企業它的會計、它的信息的透明度是不夠的，所以這是他們的一個擔憂之一我覺得展望未來，很重要的一點，我覺得要能夠打造一個更具有透明度的市場。

　　提問：從您的角度來講，您覺得全球經濟在2016年最大的風險是什么?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有所謂的中國風險，大宗商品價格下降，等等這些問題。

　　答：你提到了其中的一些風險，我覺得有一個風險可能不見得2016年會很明顯，但是2016年到2018年的時候，可能需要關注。當然經濟學家時間判斷的并不是非常的準確，但是2016年到2018年，可能這一段時間當中會有下一次的危機。

　　希臘的問題，其實是會帶來大蕭條，而且我們也看到60%以上的投票人，他們都是希望要擺脫這個緊縮的政策，包括葡萄牙、西班牙等等這些國家，他們也是不支持這個緊縮的政策，所以歐洲也有很多的問題。我看到其實在歐洲也有很多經濟，包括政治上面的波動和紊亂，也是因為他們沒有一個很好的經濟框架。

　　你剛剛講到的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風險，我就是再補充一些。

　　另外還有一個風險，我們看到在美國，以前我們是有量化寬松的政策，現在這個開始加息了，當然我覺得下一次加息可能不會很快就實施，但是如果展望2017年、2018年，因為已經到了2016年，所以說很多人開始會展望2017年、2018年的情況。量化寬松政策下面所帶來的流動性，帶來了資產泡沫，比如說股市上漲，像美國的股市就上漲了。現在因為沒有量化寬松，流動性收縮，會出現什么樣的情況?資產價格怎么來調整?我覺得這可能又是一個風險。我知道我在美國有一些同事他們其實對這個風險還是很擔憂的。

　　提問：下午好，教授!哪一個亞洲國家的貨幣政策是給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答：前面我也講了，我覺得全球經濟現在遇到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缺乏足夠的需求。貨幣政策要讓它來刺激這個經濟，它也只能夠達到一定的水平。所以，在中國，我們其實還是需要財政政策，我們需要政府能夠刺激經濟。怎么來做呢?就是通過對城鎮化、公共交通、環境、健康、教育等等這些領域政府的投資。所有的這些都會刺激到經濟，而且同時能夠提升經濟在長期的生產率，也能夠提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對我來說這些是關鍵的事情。

　　貨幣政策的作用是有局限的，在所有的亞洲國家當中，哪些貨幣政策是做得非常好的呢?我覺得日本其實它做的還是不錯的，安倍經濟學。它其實有三個方面：

　　一個就是貨幣政策是做得不錯的。他們事實上想要做的，也就是要反過來做美國的這種方法，美國這樣一個利率非常的低，造成美元的價值比較低。他們要做的是降低他們的利率，從而能夠跟美元相比，日元能夠貶值，從而能夠抵消美國低利率的影響，而這個的確是有幫助的。

　　安倍宣稱，也就是說價格不斷下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現在是非常樂觀的。當然還有通縮的情況，還會有一些通縮情況。至少通脹的目標還沒有實現。但是對我來說，非常清楚的就是，日本央行的政策的確是有幫助的。

　　提問：我想知道您對于新興亞洲國家是怎么看的?這些國家是深受中國經濟以及美國經濟的影響，您對這些經濟是怎么看的?

　　答：您問題當中已經包含了答案。中國經濟放緩了，這個勢必會影響到這些跟中國經濟密切相關的亞洲國家。這些主要是東亞的一些國家，其中的一些國家跟中國的關系更加的密切。但是我覺得，對于很多的這些亞洲國家來說，今年都不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年份。

　　我還想再說幾句，我不覺得TPP能夠對他們有很大的幫助。TPP是不是能夠獲得批準?大家可能知道所有的這些民主黨的候選人是反對TPP的，還有一些共和黨的候選人也是反對TPP，而這個反映出美國人對于這個TPP的看法。至少對于比較了解情況的美國人來說，他們是反對TPP的。當人們反對的話，他們會極端反對、強烈反對的。碰巧，我也是反對TPP的人之一。

　　我覺得在亞洲有一些國家，比如說越南，他們對于TPP是非常樂觀的，他們覺得TPP會成為他們經濟的一個增長點。事實上，就算有效果的話，對他們經濟的影響也會是非常小的，不管對于他們的投資還是貿易來說，影響都是非常小的。所以，就算TPP得到了批準，他們也沒有必要為此特別的激動，他們還是應該推動經濟增長其他的方面。

　　中國是本地區最大的經濟體，在中國發生的情況，它的重要性要遠遠的大于TPP或者任何其他的地區以外的世界。

　　提問：對于這種中國對波動性的管理到底有多大的信心?

　　答：問題是，我覺得用美國的這種表述方式來說，在夏天第一輪的波動性，我覺得當時的共識性，其實當時管理的并不是非常的好。

　　我擔心的是，其實還是重復我前面說過的話，他們還沒有關注最下面的基本面。對我來說，基本面包括市場的規則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說你這樣一個熔斷機制的規則到底是什么?還有哪些是造成這種波動性根本的問題?我前面提到了一個，也就是缺少會計方面的透明性，這個會影響到人們對于股市的信心。還有，對于整體的這樣一個匯率的框架到底是什么樣，不夠清晰。最近做得非常好，有這樣一攬子的計劃。

　　但是，當我們看到資本外逃的規模以及儲備金的下降，人們就不禁要問了，如果這個情況持續下去，政府這樣一個政策反映又是什么呢?顯而易見的是，政府其實他們不會去宣布自己的預案。但是如果人們對于這個框架有更多的信心，事實上對于任何政府來說這都是非常自然的，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觀點，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是一件好的事情，而不是說大家都只有一種想法。

　　但是，這也會帶來問題。也就是有的人想看到有統一的想法，對于這些人來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這是一個問題。有的人希望政府能夠完全讓市場決定匯率，而政府完全不去進行任何的監管或者干預，這是非常奇怪的觀點。因為匯率事實上是受利率影響的，而利率它不是由市場來決定的。美聯儲是來定美國的利率。所以說，美國的政府怎么可以說匯率是由市場來決定的，這根本都是由一個不懂經濟學的人來說的，可能有一些美國政府的人就是不懂經濟學的人。

　　我這里的觀點，匯率，比如說當我去一些比較小的國家的時候，他們就說我們要不要由市場決定的匯率呢?我說這不是問題所在。總之這肯定是由某個政府來定的。也就是說你希望這個匯率是由你來定，還是由在華盛頓或者來法蘭克福定?比如說中國政府，我們肯定是希望自己能夠主動的參與管理匯率。

　　但是第二點，匯率其實是由很多的規則、法律法規來決定的。比如說，如果說你剝離了所有的這些法律法規，比如說中國人在海外投資的法律法規，如果你都剝離的話，大家都知道會發生什么，這個匯率會下降。美國政府也不希望看到這一天。所以說，美國政府又號稱要由市場來定匯率，但他們不是真心真意的，因為如果真的由市場定匯率的話，意味著資本市場完全開放，所有的規則都不存在了，意味著人民幣會更加的走軟，而美國想要看到的其實是一個強勢的人民幣。所以說大家都在說，你要當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如果說把這些法律法規都拿掉，這對中國來說會造成非常不穩定的情況，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所以說，在這樣一個領域，有一個全球的共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這樣一種新的所謂機構觀點，也就是說需要有這樣一種跨境的資本流的法律法規，資本賬戶管理或者叫做資本賬戶控制，名字可以有不同。我們現在看到在中國，其實聽到對于自由市場的呼聲更高，比這些市場經濟的國家呼聲反而更高，因為這個市場經濟學到了自己的教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是說你應該有這個法律法規。大家知道IMF的負責人其實已經到中國來，他告訴中國，你們應該有這樣一種資本賬戶的監管還有跨境資本的管理所以，我覺得這會給國際市場更多的信心。

　　如果說我們能夠更廣泛的去討論一下我們想要做的，我們希望能夠走向一個更加穩定的框架，我們希望能夠關注市場的力量，但是我們也了解我剛才說的這些內容，也就是沒有所謂的完全由市場決定的匯率。我們關注很多的東西，我們關注我們的出口，還有我們的金融穩定，我們試圖要去打造一個穩定的框架來關注這多重要素。這些要素，事實上也都是所有的政府要負責的，每個政府都是要管理宏觀經濟，而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已經是非常的不穩定，尤其在此時此刻，我們有很多的不確定性存在于全球經濟當中。我們到現在仍然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的余波當中。 

　　在12月7日的專家座談會上，李克強總理與斯蒂格利茨親切交談

　　【附一】

　　斯蒂格利茨何以成為李克強總理的座上賓?

　　(來源：鳳凰財經)

　　中國青年網北京 12 月 15 日電(記者 陳勇敢) 2015 年 12 月 7 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十三五”規劃編制工作國內外專家座談會(以下簡稱“座談會”)，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位列其中。中國結構性改革的雙重因素恰與作為 “市場失靈”旗手的斯蒂格利茨的思想相契合。

　　需求側：宏觀調控保持高增長 開啟“中國世紀”

　　城鎮化過程是是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環節。“中國畢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城鎮化仍是中國最大的內需。”。李克強總理在座談會上表示，下一階段，中國政府仍將要抓住城鎮化、中西部鐵路等需求側的“缺口”和“短板”，擴大有效投資。

　　而斯蒂格利茨也曾因“城鎮化”的判斷為國人所熟知。 21 世紀之初，斯蒂格利茨即指出，中國的城鎮化和以美國為首的新技術革命將成為影響人類 21 世紀的兩件大事。 2014 年，斯蒂格利茨撰文認為，中國需要一場變革，必須要從出口導向型經濟結構轉向更多的國內需求，這樣才能使經濟增長持續。

　　需求側自然需要更有效的投資。然而，需求結構、投入結構、產業結構的失衡，過剩產能的現實讓投資驅動遭受爭議。早在 2013 年，《經濟日報》即發表文章稱，投資驅動型發展模式是導致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癥結所在，因此調整經濟結構必須把改變投資驅動型發展模式作為主要著力點。因此，有效投資并不是重回投資驅動的老路。

　　“要擴大公共投資拉動需求，國家和地方層面的公共財政都需要改革。”斯蒂格利茨強調。中國政府實踐的宏觀調控一直為斯蒂格利茨所贊賞。事實上， 2008 年以來的資本市場危機延續至今，發達經濟體仍未實質走出經濟低迷的狀況，而中國政府在 2008 年之后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則保障了中國的高增長，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 2012 年到 2015 年之間，中國已經在儲蓄方面高過美國，現在中國大概有四萬億美元的儲蓄，占 GDP 的 51 %左右，而這一數字比美國的 2.8 萬億美元多了一半左右。”斯蒂格利茨在論文中說道，“考慮到近幾十年中國經濟的騰飛，我覺得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也不足為奇。”

　　供給側：創新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水平 實現十三五目標

　　古典經濟理論中，經濟的發展過程將呈現趨同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將經歷相似的收斂路徑。然而，近幾十年的全球現實讓這一觀念飽受質疑。上世紀后半葉崛起的亞洲四小龍，在 20 世紀后期取得了顯著的成功，并遠遠超出了很多經濟學家的預期;與此同時，經歷過高速增長的南美國家如古巴、阿根廷等，均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揮別了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

　　“增長的目的不在于增長”從而構成斯蒂格利茨反思發展經濟學的主題。對斯蒂格利茨的反思性建構，李克強總理表示贊同。座談會上，他表示，“我們(增長)的目的不是‘增長’本身，而是通過經濟增長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所以我們從‘十二五’規劃編制以來就一直明確， GDP 要和居民收入同步增長。”

　　斯蒂格利茨認為，自從半個多世紀前索洛所做的開創性工作以來，人均收入增長的主要源泉一直被公認為是技術的進步。然而，知識水平的提高是增長的根源這一論點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更具有說服力。從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在于創新。

　　而這與總理的發言相合，座談會上總理表示，創新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科技創新，一個是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體制機制創新。兩個創新有機結合起來，才能推動全要素生產率提高。”

　　事實上，中央關于制定“十三五”規劃的《建議》中， 5 個發展理念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創新發展”。斯蒂格利茨也在座談會上贊許稱，中國已經對發展創新型經濟作了“正確的強調”，未來政府要進一步加大力度支持創新。“創新驅動”和“消費驅動”將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動力源，并將成為十三五期間 GDP 維持高增長和人均收入提高的雙重保障。

　　斯蒂格利茨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附二】

　　斯蒂格利茨與中國經濟改革

　　(作者：周建軍，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轉自：觀察者網)

　　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支持和建議，得到了來自中國的重視和肯定

　　作為美國印第安納州加里市出生的第二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第一位是薩繆爾森)，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和政策對話倡議組織主席斯蒂格利茨，以其在經濟學眾多領域的原創性研究成果和全球若干重要的公共政策倡議，為各界熟知。時光如梭，從23歲的麻省理工學院助理教授到72歲的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斯蒂格利茨迎來了自己經濟學職業生涯的第50個年頭。

　　10月16日，為表彰斯蒂格利茨對經濟學教育和美國經濟政策研究的重要貢獻，哥倫比亞大學校方專門舉辦“公正社會——斯蒂格利茨從教50周年”學術慶典。各國學者濟濟一堂，肯定和贊揚斯蒂格利茨對經濟學研究和促進世界和平繁榮所做的重要貢獻。就中國而言，除了經濟學理論，斯蒂格利茨教授關于中國改革的諸多政策建議、在國際場合為中國正當利益的頻頻發聲，積極地支持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

　　獲得諾獎的經濟學家

　　1943年，斯蒂格利茨出生于加里市一個中產階級商人家庭。有強烈的公民與正義感的父親，教育孩子“金錢不能使人幸福”的母親，都對斯蒂格利茨日后的價值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接受完印第安納州的公立學校教育后，斯蒂格利茨考取了美國阿姆赫斯特學院，并獲得了學校的獎學金。作為美國最著名的文理學院之一，阿姆赫斯特學院以通識教育著稱，強調對學生的人文、自然、社會科學知識的教育，而不是專門的技能培訓。多年以后，斯蒂格利茨對阿姆赫斯特學院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問題的方式仍然贊譽有加：“重要的是提出正確的問題。”

　　學習之余，斯蒂格利茨廣泛參與各種學生活動以及社會公共事務。1963年，作為學生會主席的他甚至步行到華盛頓參加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我有一個夢想”大游行。用斯蒂格利茨的話說，他是在利用學生會主席的平臺推動社會變革。2013年，“我有一個夢想”大游行50年之后，斯蒂格利茨還在報紙上公開撰文緬懷馬丁·路德·金，稱他影響了自己的經濟學研究。這是一個諾貝爾獎得主對另一個諾貝爾獎得主的紀念和緬懷。在薪火相傳的意義上，不理解馬丁·路德·金，很難全部理解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

　　先學物理學、后改學經濟學的斯蒂格利茨，大學還沒畢業就被阿姆赫斯特的老師推薦去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就讀期間，斯蒂格利茨和同學阿克羅夫以一篇合著的會議論文，登上美國的經濟學舞臺。在不完全信息經濟學方面的研究，讓這兩個老同學日后一起收獲了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此外，作為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組織)1995年報告的主要作者，斯蒂格利茨的重要貢獻使得IPCC獲得了2007年度諾貝爾和平獎。

　　1966年，博士還沒正式畢業，年僅23歲的斯蒂格利茨就開始擔任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助理教授。1967年，憑借對不平等問題研究的一篇論文，斯蒂格利茨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作為斯蒂格利茨的加里市同鄉和指導教授，美國首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薩繆爾森教授這樣評價：“斯蒂格利茨是印第安納州加里市最好的經濟學家。”

　　走出麻省理工學院3年之后，斯蒂格利茨在1970年獲得了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職位。此后，除了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還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牛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始終沒有離開經濟學講臺。

　　他的研究領域遍及經濟學從微觀到宏觀的各個領域，從效率到公平的各項議題。他是學術論文引用率最高的經濟學家之一，被認為是改變世人對世界認知的極少數經濟學家。祝賀斯蒂格利茨從教50周年的學術慶典上，作為學者的他戲言，美國大學是一個研究治學的好地方，他幾乎在所有的美國一流大學工作過。作為經濟學教授的他，培養了現任美聯儲主席耶倫等一批經濟學博士;作為官員的他，遴選了包括現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福爾曼在內的青年經濟學人進入白宮和世界銀行，和他一道工作。

　　從白宮到世行的政府高官

　　從學生時代到正式從教、再到美國政府和世界銀行，對經濟學各個領域的前瞻性原創研究，對公共事務積極而忘我的熱情參與，對人類社會的美好未來的堅定追尋，對世態冷熱與自身得失的樂觀淡定，一直是斯蒂格利茨多年來學習、研究和工作的主線與動力。

　　對傳統經濟學模型和流行的經濟學理念的懷疑和挑戰，對市場經濟的穩定性和平等問題的關切，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彼此作用，則是斯蒂格利茨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1993年，當選美國總統的克林頓力邀斯蒂格利茨加盟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先任顧問、后任主席的斯蒂格利茨，成為美國政府經濟政策制定的局內人，更為他作為經濟學家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提供了絕好的機會。當然，這并不是斯蒂格利茨第一次從實踐和一線中思考經濟學問題。無論是在故鄉加里市還是在非洲的肯尼亞，經濟發展的現實案例都曾拉近了他對現實經濟問題和經典理論模型的距離。這些經歷，使他比在城里長大的同學們能更好地理解經濟問題。

　　無疑，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任職經歷，使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研究有了更大的優勢。這一機構需要提供的政策建議，并不僅僅是宏觀經濟方面的。作為公共經濟學教科書的作者，斯蒂格利茨深度介入了各種政策的討論和制定。斯蒂格利茨日后回憶說，他這段工作的最重要貢獻是幫助人們認識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作用。

　　1997年，再次贏得美國總統大選的克林頓希望斯蒂格利茨再工作一個新任期，此時，世界銀行已經決定邀請斯蒂格利茨出任主管發展問題的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問題的深度關注，對發展中國家多次難忘的訪問經歷，使斯蒂格利茨決定到世界銀行赴任。此后，他大量介入了發展中國家的減貧問題，在各種場合上為發展中國家說話。他公開批評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推行的很多政策，認為IMF推行的“華盛頓共識”，既不正確、也不民主;而IMF本身也是一個不民主的機構，由一個國家行使投票權。

　　在東亞金融危機期間，斯蒂格利茨對IMF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的不滿，達到了頂峰，IMF和美國財政部則希望他保持沉默。盡管世界銀行行長也認可斯蒂格利茨的諸多理念，但是斯蒂格利茨還是決心重返學術界。有人說他是成功的經濟學家和失敗的官員，可他志在經濟學和天下蒼生。無論是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還是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職位，于他都輕如鴻毛。

　　“世界教授”

　　2003年，斯蒂格利茨被聘為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并在哥倫比亞大學創辦政策對話倡議組織并擔任主席。校級教授是美國大學給予該校教職員工的最高榮譽之一。哥倫比亞大學政策對話倡議組織動員了各國上百名學者參與其中，就全球重大發展問題進行政策討論和學術研究。

　　對斯蒂格利茨而言，重返校園是其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的繼續。自2002年以來，他撰寫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滿》《喧囂的九十年代》《自由落體》《對我們生活的誤測：為什么GDP增長不等于社會進步》《不公平的代價》《創建知識性社會》《大分裂》等十多部著作，在全世界產生了重要而廣泛的影響，僅《全球化及其不滿》一書就被譯成至少35種文字，銷量逾百萬冊。

　　這些書籍的議題，既涉及以自由化、私有化和穩定化為主要內容的“華盛頓共識”與以“后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發展模式之爭，又涉及美國經濟社會的過度金融化、不平等化;既涉及經濟增長、社會進步之間的辯證關系，又涉及創新的微觀機制和宏觀的制度設計，以及產業政策、自然資源管理等。

　　在批評“華盛頓共識”這種一刀切的模式，美國經濟的過度金融化、去監管化與不平等化的同時，斯蒂格利茨肯定了發展中國家在“華盛頓共識”之外獨立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重要意義，區分了經濟增長、社會進步與百姓福祉之間的巨大差異，強調了政府在創新驅動、經濟增長、市場經濟失靈等方面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設計了從國民幸福、經濟發展、社會公平、環境治理、國際貨幣體系穩定與世界和平繁榮的路線圖。

　　針對美國及全球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問題，斯蒂格利茨近年來連續出版三本著作。他指出美國的不平等問題是一個政治選擇的結果，號召美國社會上下齊心、切實解決這一問題。他對美國政府的批評及對發展中國家的仗義支持，也出現在IMF年會以及處理國際偷漏稅、希臘危機和阿根廷債務多個國際經濟場合。

　　斯蒂格利茨擔任了多個國家政府、政黨和國際組織的政策顧問。2008年，應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之邀，斯蒂格利茨出任“經濟表現測量和社會進步委員會”主席，負責研究經濟增長與社會福利的關系。2009年，聯合國大會任命斯蒂格利茨擔任聯合國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委員會主席，負責對現存不穩定的國際金融體系研究提出改革建議。2011年到2014年，斯蒂格利茨出任國際經濟學會主席。

　　從教50年來，他被包括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在內的40多所國際院校授予名譽博士學位，當選了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美國哲學學會和計量經濟學會的院士，以及英國皇家學會和英國國家學術院的通訊院士等。

　　哥倫比亞大學的官方通訊稱斯蒂格利茨是世界的教授(TheWorld'sProfessor)，這個頭銜或許是對他學術生涯的最好的概括。

　　為中國改革開放建言

　　自1980年代首次訪華以來，中國的大江南北，都留下了斯蒂格利茨的腳印。他的《經濟學》教科書、七卷本《斯蒂格利茨經濟學文集》及其他十幾本專著，也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國的巨變和當下的改革，是他的經濟學課堂和執教50周年慶典的核心話題之一。除了美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中國的改革開放或許是斯蒂格利茨最為關切的問題。

　　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斯蒂格利茨對中國改革開放的關心、支持和建議，得到了中國政府領導人和經濟學界的高度重視。在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時，斯蒂格利茨積極推動中國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996年當中美兩國關系處于低谷時，斯蒂格利茨受命擔任美國政府代表團團長訪問中國，為促進兩國關系而努力。1997年擔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后，斯蒂格利茨更加關注中國經濟政策的變化。1998年，斯蒂格利茨在北京大學發表“中國第二代改革戰略”的演講，得到時任總理朱镕基的高度評價，并推薦《人民日報》第2版全文刊發。

　　近年來，斯蒂格利茨領導的哥倫比亞大學政策對話倡議組織多次在中國召開學術研討會，探討中國和世界經濟格局面臨的重要問題。他關心和支持中國經濟學教育與人才培養，先后獲聘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校名譽教授或講座教授，與中國經濟學界互動頻頻。

　　斯蒂格利茨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建議至少從1980年代就已開始。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模式和路徑方面，他指出了“華盛頓共識”存在的種種問題，肯定中國自主發展道路和經驗的重要性，強調漸進改革而不是休克療法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意義。

　　關于政府和市場關系，斯蒂格利茨指出，市場產生了太多的失靈，市場也不能存在于真空世界里，政府必須設定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良性的發展機制有賴于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關系的彼此平衡。

　　關于國有企業改革，他指出了以科斯定理為核心的產權至上理論的缺陷，稱其為“科斯謬誤”，認為在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的大型企業中，明晰的產權對企業的效率本身并不重要。

　　關于金融市場的監管，他認為中國政府應對此高度重視，不要重蹈美國因政府監管不足而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的覆轍。尤其是對資本賬戶的自由化要審慎，決不能操之過急。

　　關于不平等問題，他認為中國應該在改善城鄉差距、收入差距、提高醫保水平、打擊尋租腐敗等方面一起發力。

　　關于創新，他認為政府和市場應該各自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合力打造一個學習型社會、創新型經濟。因為創新不僅僅是個別政策產生的，且是整個經濟社會體制運行的結果，包括那些影響社會平等、教育醫療的因素。

　　斯蒂格利茨還認為，中國應該從美國知識產權制度的缺陷(比如過度的專利化等)中吸取教訓，設計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知識產權體系。

　　2015年初，斯蒂格利茨發表的題為《中國世紀》的文章再次吸引全世界廣泛關注。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按照購買力平價指標，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應當正視這一事實，放棄零和博弈思維和以遏制為中心的對華外交政策，一起和中國建設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針對美國政府對中國發起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搖擺態度和霸權思維，斯蒂格利茨公開撰文表達對中國發起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堅定支持，認為這一多邊倡議將有助于緩解發展中國家援助資金不足的問題，而通過基礎設施帶動經濟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經驗之一。

　　多少年來，在涉及中國威脅論、中美貿易赤字、知識產權和人民幣匯率等一系列問題上，斯蒂格利茨一次又一次為中國仗義執言，在美國和西方主流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肯定中國發展道路和成就的同時，斯蒂格利茨也一再強調，“十三五”期間，中國政府應該在環境、創新、平等、健康、教育、社保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這些都是斯蒂格利茨這位老朋友的知心話，值得中國政府部門和經濟學家們認真考量。

　　“我有一個夢想”

　　五十年光陰，彈指一揮間。與自己的名氣和成就相比，工作和生活中的斯蒂格利茨是一位和藹慈祥的忠厚長者。他的工作日程經常是從早上9點排到下午5點，在辦公室接待一撥又一撥學生和客人。每次指導我們論文，斯蒂格利茨都會精神飽滿、引經據典地給出看法，從不言累。他的午飯經常是一份簡單的盒飯加蔬菜。

　　從哥倫比亞大學尤里斯大樓的一樓到斯蒂格利茨的辦公室，有一個二十多個高臺階的長樓梯。每次上完課，72歲的他都會從此拾級而上，而不是坐電梯。有一次，我看到，大概是為了趕車，他拉著行李箱在校園里小跑。過人的體力和精力讓我們這些年輕人感到驚訝。

　　在經濟學領域深耕了50多年，堅定樂觀、樂于接受挑戰的斯蒂格利茨沒有絲毫疲倦和懈怠的跡象。他將自己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經濟學研究、教學和全球重要政治經濟政策的討論和倡議上。今年以來，他發表學術論文近二十篇、出書兩部，繼續著他精彩的經濟學人生。

　　我們有理由相信，斯蒂格利茨會像他的父母一樣工作到90歲，因為“我有一個夢想”，為一個公正的社會。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綜合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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