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今天是:2025年-4月22日-星期二
【編者按】今年春節期間,鄉村話題又火了起來,這與迫在眉睫而務期必成的全面小康目標不無關系。中國幅員遼闊,農村情況千差萬別,無論誰的回鄉調查,也不可能反映我國鄉村的全貌,但兼聽則明,有益分析。為此,我們選編了三篇《返鄉筆記》,各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對當今農村的觀察與思考。
【返鄉筆記一】
一位記者眼里的鄉村圖景:正經歷從未有過的大變局
?。ㄗ髡撸贺S富;本文原載“記者小浪人”,轉自:瞭望智庫)
大山那邊是張家界慈利縣,聽說現在山路都荒蕪難覓了
村名中有個“峪”字,形象地表明老家處于山谷之中
爸媽花了二十多萬建的房,我家是左鄰右舍唯一沒建樓房的
家旁邊有個小型水庫,記憶中小時候過年就會拉網打魚
站在自家房子背后山包上俯拍,不少朋友說看上去像個小康村
今年水庫也打了魚,我回來晚了,沒有看到,堂叔家晾曬出來了
老家田地都種了橘子樹,過年難得看到一塊油菜了
爺爺90過了,身體還不錯,草垛曾經很常見,現在不多了
天確實很藍,在我求學工作的北京、長沙都是稀缺品
對鄉村,我既熟悉又陌生。我出生于湖南石門縣一個叫做懸鐘峪的小山村,在上高中之前進縣城的次數都不多。2004年以后,我開始在首都和省會求學、工作,只有寒暑期或者公共假期才能短暫返鄉探親。
一方面,我對對湘西北鄉村的生產生活、風俗人情有比較直觀的體悟。另一方面,我也深刻地感受到,最近這十多年來,家鄉發生的發展變化非常大,有一些是表面可以看到的,還有一些是看不到的。
石門縣是一個土家族聚居縣,地處武陵山脈東北邊緣地帶。
我出生的那個村子在縣城西北方向20多公里的地方,三面環山,只有一條鄉道與S303省道連通,交通還算比較方便。村名中的一個“峪”字,形象表明了這是一個山谷地帶,農戶大多沿著鄉道建房而居。
最近10多年來,我回家的次數雖然不多,但每次返鄉探親,我都能強烈地感受到農村經濟狀況早已今非昔比。談不上發家致富,但至少絕大多數家庭衣食無憂,生活方式也在逐漸向城市文明靠攏。
在我的印象中,以前鄉鄰評價一戶人家好不好,主要看他家里修了樓房沒有,裝修搞得怎么樣,家用電器買得全不全,來人來客時招待的飯菜豐不豐盛。
現在,這種觀念已經在悄悄變化,開沒開小車,在城市有沒有買房,才是界定你在外面混得如何的外在標準之一。
我父母至今居住的那個自然村組,目前還有18戶人家,算下來總計有將近80-90號人。這些年,老家的基礎設施和人居環境已經大大得到改善,家家戶戶都建起了樓房,通組的通路也都硬化了,幾乎所有田地都栽種了四季常青的柑橘樹,整個村組仿佛就是一個大橘園。
當然,即使在同一個縣,不同區域鄉村的貧富差異也是很大的。春節前夕,我到石門縣西北方向位于湘鄂邊界的壺瓶山地區轉了一圈。應該說,大山區的生存條件還是比較艱苦的,不少群眾還居住在不通公路的半山腰上。
一些村支書告訴我,這幾年山區群眾的生活總體上是大大改善了,獲取收入的方式有外出打工、種植茶葉,還有政府發放的生態補償。
走訪期間,我問一些山區群眾,問他們最希望政府做些什么。得到的答案是,一是解決出行難得問題,二是解決吃水難的問題。另外,希望政府能夠加大產業扶貧的力度,把茶產業做到做強。
這次回鄉過年,一個突出感受就是人氣不足,有很多人沒有回鄉過年,還有一些人到廣東跟兒女一起過年去了。
聽長輩講,平時留在村里的,主要還是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和少數幾個在老家上學的小娃娃。平日里,在村里是很難看到年輕人的,他們大多在外工作。
這多十年來,村里人出外謀生的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以前,在建筑工地賣苦力或者廣東一些制造工廠從事簡單重復勞動的人比較多。
現在,年輕一代在外從事的行業五花八門,有的在長沙搞藥劑貿易,有的軍校畢業后在部隊帶兵,有的在江浙一帶承建照明工程,有的在縣城開金店,還有四五個家庭舉家在廣州從事出租車行業。
混的最好的,手上有三輛出租車,同時有5個人在他手下干活兒,收入早已遠遠超過一般的城市工薪族,他這樣的人大概早已不算“打工仔”了。
家鄉人在外謀生方式的變化,映照的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遷。以往,農民缺少知識,缺少人脈,缺少資本,進城以后只能靠出賣勞力為生。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很多“農一代”和“農二代”已經完成了知識、經驗、資金和社會關系的原始積累,他們已經憑借這些市場要素來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紅利。這一變化,今后肯定會吸引更多人關注、研究。
有些鄉村精英完成了原始積累,對家鄉的反哺力量也是巨大的。
我有一位相熟的異姓叔叔,早年在深圳工廠打工,后來自己開工廠、做老板,據聞已經積累了數千萬的身家。“咸魚翻身”后,他在家鄉做了兩項投資,一是投入數百萬,在集鎮上買了一塊地,修建了一個高標準的幼兒園,租給別人辦幼兒園,一年只收10萬的租金;二是投入數十萬,搞了一個自來水工程,一舉解決了兩三個村子的吃水問題。
顯然,要計算投資回報率,他的這兩筆投資并不理性。我也曾問他,又賺不到錢,為什么要這么做。他只是笑笑,并未給我答案。
我想,對一些走出去的鄉村精英來說,很多人還是懷抱著回饋桑梓的赤子之心。今后,如果有更多精英愿意回來建設鄉村,說不定能產生非常美妙的化學反應。
很多觀察者都看到了鄉村所謂“空心化”的問題。在我們的家鄉,同樣也存在這樣的問題。一位本家大伯不無感慨地對我說,“我們這批50歲以上的人死后,估計就沒有什么人了。不超過20年,我們這個組上的很多房子肯定就沒人住了。”
老家父老鄉親的生存條件確實得到了極大改善,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農村家庭抗風險能力依然十分羸弱,一場大病或者一次意外,就可能將一個家庭打回10年前,這方面的例子實在太多太多。
我認為,一些鄉村包括我的家鄉,地理位置偏僻,自然條件一般,它們的衰敗甚至消失應該是不可避免的,可以紀念但不必過分解讀。
追求更好的生活,謀求更大的發展,不管對城市人還是農村來說,都是最樸素、最真切的心愿之一。我的父輩們,他們囿于知識和機遇,始終未能擺脫依附于土地的命運,窮其一生精力,他們的最大希望就是兒女走出去。
對農村人來說,要“洗腳進城”,肯定會伴隨著骨肉分離、親情饑渴等等問題。這樣的代價很沉重,但是卻沒得選擇。
地區發展不均衡,城鄉鴻溝短時間難以彌合,不管愿不愿意,大部分農村人只能順勢而為,主動或被動卷入工化業、城鎮化的歷史發展大潮之中。
我在鄉鎮中學念初中時的一位老師,現在是湖南一省直廳局的處長,今年春節期間他在微信朋友表達了“三個感嘆:若農村平常時能有春節期間的人氣就好了;若重點包含教育、醫療的農村社會保障網絡編織得愈實愈密就好了;若農村含辛茹苦培養的人才能夠回流,反哺甚至產生吸附積聚人才示范效應就好了。
未來鄉村會怎么發展?一位頗有見地的區委書記說,鄉村的未來應該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一是人口增幅放緩,二是經濟增速放緩。到那時,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人類快速擴張的勢頭會趨于停滯。一些過于偏遠的小村落會逐漸衰敗、消失、合并。而在一些人口集中的鄉村,基礎設施會進一步完善,鄉村生產生活方式會逐漸“歐美化”。
“村的空心化”和“人的城鎮化”是一體兩面的關系。“空心化”帶來的沖擊,對鄉村而言無非是所謂凋敝、破敗等而已。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對城市而言才是巨大的挑戰。有些“農二代”,鄉村回不去,城市留不下來,由此滋生的社會問題才剛露端倪而已。
在這方面,我的家鄉早已嘗到苦果,一些游手好閑的青年混混,常年游走于城市和鄉村之間,在縣城頻頻鬧出槍擊、斗毆事件,讓家長、政府都頗為頭疼。
這次返鄉,還有一個突出感受,教育城鎮化已漸成氣候。好幾位堂兄咨詢我,到底要不要把孩子送到縣城上小學。開學之際,我打電話一一問他們,得到的答案都是還是決定把孩子送進城上學。但凡條件好點的農戶家庭,都把孩子送進城上學了,農村學校“空心化”也就在所難免了。
應該說,在我的家鄉,尊重知識、尊重讀書人的氛圍還很濃厚,“讀書無用”和“知識無力”的思想傾向暫時還未露出明顯苗頭。這與石門縣的特殊情況有關,雖然是一個邊遠山區縣,但是石門的高考成績卻十分突出。
最近十多年來,每年都有數百農家子弟考入211、985重點高校。我的很多高中同學,畢業后大多找了還算體面的工作,留在了一二線城市,相對來說混得還算可以,很多家庭因此得以走出貧困。
零零碎碎寫了這么多,但還是難免掛一漏萬。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鄉村社會正在經歷數千年來從未有過的大變局。不管是“村的空心化”還是“人的城鎮化”,誰都不能否認,我國鄉村總的發展趨還是持續向好。
湖南一位地市黨報時政記者說,“不管農村怎么變遷,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一判斷,很多人不認可。我的態度是,對于農村的未來,不必總唱衰,當然也不要太樂觀!
【返鄉筆記二】
這樣的農村,意義何在?
(作者:庸人;轉自:農業小強人)
我來自南方某國家級貧困縣的農村,我們鎮離縣城最遠,屬于邊陲小鎮,自古以來祖祖輩輩都是以農耕為生。
1991年,村里第一批年輕人去廣東打工,25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城市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們村作為南方農村的變遷的縮影,記錄了鄉村經濟的發展和思想的激烈變遷。
一、 1991年,那山、那水、那些人
25年前,我們村人均土地面積少,所以在解放初期,村里的山都開墾了,梯田梯地,鱗次櫛比,蔚為壯觀。山里基本沒有雜草,通往山里的路暢通無阻。村里的小溪清澈見底,小孩們光著屁腚在溪里撈小魚,大人在溪里挑水做飯。
作為武術之鄉,村里有好幾個武術高強的把師(師傅的意思),那時候村里的年輕人基本都會幾招,我記得我小時候在曬谷坪里,比我們大的哥哥、叔叔們都在那扎馬步,練拳或者練劍。
三面環山的村莊,只有一條彎彎曲曲滿是泥巴的路通進村里。傍晚,炊煙裊裊,雞犬相聞,就像一個世外桃源。
我們很窮,那時候,每年都有幾個月會青黃不接,有的人家就會吃薯米飯(地瓜拌米煮)或者玉米飯。村子里的紅磚瓦房很少,交通不方便。
二、2016年,那山、那水、那些人
25年過去了,山還在,由于缺乏勞動力,山里已經完全荒蕪,通完山里的路完全找不到了。那條小溪還在孜孜不倦的流淌,但是溪里已經到處是生活垃圾,自來水已經達到了每家每戶。進村的公路在村干部的努力下終于成為了水泥馬路,一幢幢小別墅拔地而起。25年前的那些人都已經身為人父人母,但是他們沒有留在村里,而是在外地務工。留在村里的人越來越少。
(一)光棍問題:重男輕女必然付出的代價
城里剩女問題比較嚴重,在農村,光棍問越發突出,30歲還未娶到媳婦,基本就可以定義為光棍。我們村,25歲以上未婚娶的健康男子已經有近20人了,這些人要么就是游手好閑、不務正業,要不就是老實巴交。女孩在農村越來越成為香餑餑,這也就是為什么農村彩禮越來越敖貴,物以稀為貴,這就是計劃生育下重男輕女思想農村必須付出的代價。
(二)人情往來:難以承受的經濟壓力
原以為人情往來在城市壓力很大,但是聽家長說,現在一年下來,農村的人情往來就是很大一筆負擔。過去,紅白喜事,村里人和親戚朋友就會聚在一起,禮金不多,大家一起打個牙祭?,F如今,各種酒席名目,禮金也是越來越高。
(三)自由戀愛:留守兒童不知母親是誰?
自由戀愛這股思潮對我們村的沖擊很大,尤其是男孩家庭,家長們都希望自己的男孩能在外面打工的時候,帶一個姑娘回來,這樣的自由戀愛可以省下一大筆彩禮,如果要是能懷孕回來那就再好不過。這幾年,村里嫁進來好幾個外地的媳婦,有的在這里相夫教子扎根在村里了,還有的人因為家里反對,或者因為家庭條件等因素最后都一走了之,把孩子仍在村里由爺爺奶奶撫養。
(四) 知識無用:讀書沒讀書的都在一塊務工
知識改變命運,靠讀書來實現跳農門的愿望。這不僅是我家人對我的期望,也是村里所有家長的期望。2005年之前,村里考取了好幾個大學生,畢業后,包分配的包分配,自主擇業的自主擇業,大家都留在了城里,成功跳出農門。之后,村里考取本科和??频拇髮W生越來越多,但是基本都回到了村里,農村大學生就業難,現在是讀書和沒讀書的人一起在一個工地上,有的家庭甚至因為供小孩上學而返貧。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
(五)村委選舉:黑道與流氓的舞臺
三年一次的村干部選舉,據說是村里的一件大事,不亞于臺灣地區選舉。買票、賄選一樣不缺。聽說前些年,村里一個年青人擊敗老村長,成功當選為村主任,這個年青人充分利用這個職務在外面坑蒙拐騙,在內就是吃拿卡要,反正把村委搞得烏煙瘴氣,最后在村民的反對下辭職。隨著鄉賢文化的消失,村民自治已經有點遙不可及。每一次村委選舉,各方勢力都寵寵欲動,如何才能真正實現村民自治,需要政府創新農村治理模式,大力培育農村致富帶頭人。
(六)道德松懈:經濟發展最大的悲哀
受到物質的沖突,熟人社會的道理約束越來越弱。只要能掙到錢,做什么都成,在這種心態下,許多人為了錢,的確是不擇手段,賭博、行騙等什么都干,什么都敢干。
三、這樣的農村,意義何在?
“嘟嘟~~”村里的水泥路上堵車了,2015年,村里很多家庭都值班了小汽車,現在大彩電、電冰箱已經成為標配,空調和小汽車也逐漸走進了每家每戶,小別墅也越來越多。通過外出務工,村民的腰包越來越鼓起來了。但是傳統的鄉村文明已經被快速發展的經濟沖擊的支離破碎,人還是那些人,但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已經變味,25年前的年青人即將或者已經成為老人,25年前的小孩為人父人母,25年前的農村沒有變為鄉村,沒有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動力,沒有可供傳承的鄉村文明,農村成整體變為了個體,這樣的農村,意義何在?
【返鄉筆記三】
天價婚姻:為什么中國鄉村娶妻成本越來越高?
(作者:張雪霖,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轉自:“澎湃新聞”)
【高額的彩禮、家庭組織和家庭倫理的變革,正是農民對市場參與帶來的階層分化和競爭焦慮的不自覺適應,也是底層社會的競爭策略。
本文為三農研究者的回鄉筆記系列之一,作者張雪霖是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探討了當下天價婚姻、高額彩禮的成因和鄉村家庭倫理的變革?!?span lang="EN-US">
一
我的家鄉是安徽亳州,在春節回家的火車上,對面坐著一家三口,安徽阜陽太和人,夫妻倆46歲,兒子22歲,高中畢業,女兒在家上高一。他們夫妻倆在湖北宜昌打工有十幾年了,租個門面做餐點生意,賣油條、燒餅、包子等。
阜陽和亳州距離很近,1個小時火車的距離,地方文化是相同的。恰好我先后兩次跟隨團隊在宜昌鄉村做過社會調研,分別是2013年4月在宜昌點軍區,2015年12月在宜昌秭歸縣,可以說對宜昌當地的家庭社會文化還是相當熟悉的。于是,就跟老鄉攀談起來,聊聊他們在外打工的生活。
崔阿姨夫婦倆在宜昌做小生意十幾年,兒子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就去宜昌給父母做幫手了,女兒一個人在老家讀高一。家里幾畝土地流轉給村里老鄉,450元/畝,只有春節才回老家,甚至有的春節也不回去,目的就是為了多掙錢。
在房價上漲前,2007年崔阿姨夫婦以1000多元/平方米的價格,在宜昌市買了一套60平方米的商品房。兒子今年22歲了,到了結婚的年齡,之前在宜昌談了一個當地的女朋友,但是由于父母不同意,倆人就分手了。今年春節回家就要給兒子相親,認為還是找個老家的媳婦比較靠譜,至少家庭觀念和生活習慣都一樣。他們在宜昌生活感受到地方文化沖突,這也是兒子與宜昌女友分手的根本原因。
具體而言,崔阿姨說兒子的前女友讓自己最不能接受的有兩點:
其一,生活觀念上,宜昌人太愛吃喝,對生活的要求很高。對于地處皖北的崔阿姨而言:“我們生活吃喝只要過得去就行,有的時候忙起來,隨便吃點就行了,掙得錢都節儉積累下來,好留給兒子。但是對于宜昌人而言,這種節儉的生活是無法忍受,掙錢不花是傻瓜,人生在世吃喝二字。”
其二,生育觀念上,不管是生男還是生女,生一個就夠了,不愿意生二胎,父母也不愿意為子女操心太多,更注重自己的生活享受。這一點崔阿姨是無法接受的,因為在他的老家是一定要生個兒子的,父母這一輩子的奔頭就是為兒子娶媳婦抱孫子,平時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攢下來的錢都是給兒子娶媳婦的。
既然打算給兒子回家娶媳婦,就要按照老家的規矩來辦,阜陽和我的家鄉亳州都地處皖北,現在婚姻的市場價不斷攀升,現在為兒子娶媳婦除了需要建一棟樓房外,還要支付十五六萬的高額彩禮。崔阿姨說他們村里大部分都建了兩層樓房,還有一些建的是三層的,三層根本就住不完,沒有必要,但都是比著建起來的。
兒子今年春節回家準備相親,為了提升兒子在婚姻市場上的資本,她也在糾結著要不要在村里再新建樓房,家里的樓房還是10年前建的了。但這十幾年在外做生意掙的錢,在老家的鎮上已經買了2間門面房,宜昌市也有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崔阿姨想現在老家新建樓房屬于純消費性的,用處不大又要花一大筆錢,就先不建,等兒子相親定了后再看女方有啥要求吧。
二
春節回到家,不管是莊鄉鄰里串門聊天,還是走親訪友噓寒問暖,家長里短聊的最多的就是結婚嚇人的彩禮故事。兩三年前我的堂弟和表弟結婚彩禮為10萬到12萬,今年的行情已經普遍上漲到15萬到16萬。而最近家鄉口耳相傳的就是一個彩禮要20萬的故事,家鄉的父母們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人人都忍不住感嘆下“真是不得了,這咋弄”。
莊鄉們心里都清楚,有一個人要價20萬開了頭,慢慢的就成為大家效仿的對象,最終成為普遍的市場行情。尤其是家里有2個兒子或者3個兒子的,父母都已經著急的不行不行了。我們村里的一戶叫學習的,有2個兒子,大兒子過了年22歲,小兒子18歲,大兒子已經相親好幾個,都以失敗告終。村里的莊鄉在議論時都為學習捏一把汗,大兒子相親再不成功,就有可能打光棍,小兒子也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了。
因為在我的家鄉兒子一旦到了21歲婚事還沒有定,父母就開始非常焦慮了,因為到了二十三四就比較難找了,在婚姻市場上有可能被淘汰。而今年相親出現的新形勢是,女孩一聽到對方家里有2個兒子,更別說3個兒子,連見都不見。
現在女孩相親找對象的標準從過去兄弟多家族大變成了現在的要獨子、有錢、父母年輕健在,因為若是獨子和父母年輕健在的話,父母還能勞動,掙得錢都歸獨子,還能幫忙帶孩子。村民議論時無法理解:“一聽說兩個兒子,連見都不見,這是啥道理。你先見了面,有啥要求盡管提,這連見都不愿見,咋弄。”
這也對村民的生育觀念帶來很大沖擊,過去村民追求多子多福,兄弟多家族大,沒人敢欺負,而現在真的變成“生兩個兒子哭一場”。國家雖然放開了二胎政策,但是現在頭胎生了兒子的,雖還想生個女兒,但愣是不敢生,就怕再生個兒子,到時候只有哭了。
我家鄉的父母們就像火車上的崔阿姨一樣,在外拼命打工掙得錢,不舍得吃不舍得喝不舍得穿,為的就是實現家庭財富積累的最大化和代際資源的向下傳遞。自從兒子出生的那一刻起,父母就已經開始為兒子操心,為將來娶媳婦做準備,因為兒子娶不到媳婦打了光棍,不僅父母自己一生愧疚,死不瞑目,就是周圍的莊鄉鄰里也會在背后指責父母無能。而如果做父母的貪吃愛喝,存不住錢,村莊社會輿論就會指責父母不正混,家里沒有錢,也沒有人愿意給其兒子介紹對象。
而宜昌秭歸的地方文化與此完全不同,相比之下父母為兒子操心的太少,父母的人生任務主要是將兒子撫養成人即可,兒子娶媳婦結婚主要是他自己的事情,父母在有能力和顧好自己生活前提下,才會輔助幫忙娶媳婦。而結了婚后,父母一般也不會幫忙帶孫子,一代人只管一代,帶孫子是兒子自己的事情。因為代際之間并沒有資源向下傳遞的壓力,當地人注重家庭財富的積累,掙得多花得多,掙得少花得少,掙多少花多少。令筆者驚訝的是調查的一個村莊家庭存款在5萬以上的居然不超過一半,還有很多家庭住著土房子。
在秭歸調研,一個30來歲的男青年在北京服裝廠做技工,2015年收入為9.6萬元,這是相當高的,甚至比很多高校畢業生都要高很多,但是除掉開支只剩下1萬元。
還有一戶70多歲的老太太,有一個兒子40多歲,光棍,但是這絲毫不影響她的生活享受。在家種田養了三頭豬,賣了一頭,殺了兩頭當年豬,當問及殺兩頭豬吃是否太多,她驚訝地說:“家里三口人殺兩頭豬,還劃不到一人一頭,怎會多呢。”此外,她每天要喝一斤白酒,一個月抽一僅煙,頓頓都有肉,“想吃肥的有肥的,想吃瘦的有瘦的”。這要是放在我的家鄉,大家絕對是不能理解的,就會覺得父母太不會做人了。
兩地對比,宜昌秭歸的父母生活的輕松安逸無壓力,注重生活的享受,生活水平高;而皖北的父母們不僅壓力大,還生活的相當簡單粗放。但另一方面,秭歸農村卻形成了普遍的貧困積累和大量的光棍,筆者調查的一個自然村落不足200人,30歲以上的光棍卻高達22人。而皖北村莊的光棍卻普遍比較少,父母雖然壓力大甚至為兒子結婚而負債,但是子代卻因為結婚都有了第一桶金,擁有社會向上流動的希望和機會。
三
閻云翔曾提出兄弟之間因為競爭通過婚姻索要高額彩禮來實現家庭財產的提前轉移,最后的分家就只是一個形式了。但我一直困惑的是,為什么在我的家鄉即使一個兒子也同樣索要高額的彩禮,這僅僅用社會性面子是不足以解釋的。
特別是現在女兒相親提出來了更進一步的要求,兩個兒子的都不愿意給相親見面的機會了,彩禮不斷水漲船高。
隨著市場的自由開放和農民對市場參與的深入,全國性勞動力市場和全國性的婚姻市場逐漸形成,同時全國性的階層分化也已經出現。面對著階層分化和社會地位競爭的壓力和焦慮,對于女性而言,婚姻的性質發生變化,婚姻由目的變成了現在的手段,即實現階層競爭和向上社會流動的手段。所以現在即使是獨子,女性也要索要樓房和高額彩禮,不再是兄弟之間競爭家產,而是不能輸在起跑線上。
有一個人要了20萬的彩禮,大都會效仿和跟進,因為索要的高額彩禮并不是給女方父母,而是屬于女方小家庭,第一桶金就可以存到銀行。同齡人都要那么多,你若不要,在社會競爭的比賽中你就要落后,一步跟不上,可能步步跟不上。彩禮的不斷跟進,至少能保證年輕人能在同一起跑線上。
全國性婚姻市場的形成和性別比的結構性失衡,中西部農村的女性資源在流出,就會進一步抬高婚姻的成本。娶外地媳婦很容易跑婚或離婚,娶個媳婦的成本太高,媳婦一旦跑了,父母很難給兒子再婚,那么家庭也就很難再翻身,所以就加劇了對婚姻市場中本地女性的競爭,女性在婚姻市場的要價也越來越高。
現在的農村經歷了幾千年歷史從未有的豐裕,但同時中西部農村也構成了中國龐大的底層社會。在階層分化與競爭日益激烈的形勢下,中西部農村的農民在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三重有限的限制下,農民對市場參與帶來的階層分化競爭的壓力,唯有通過婚姻向家庭內用力來實現壓力的轉移。
高額的彩禮、家庭組織和家庭倫理的變革,正是農民對市場參與帶來的階層分化和競爭焦慮的不自覺適應,也是底層社會的競爭策略。生活在村莊中的農民,頭腦中沒有階層的意識,更不知道階層的概念,但是他們在熟人社會面對面互動中卻感受到的是深刻的競爭壓力。
村里的梁子和燕子是親兄弟,梁子是老大,家庭經濟條件較好,不僅在亳州市買了房,2015年又在家建了樓房。而燕子在北京打工,家庭經濟條件稍差,又有兩個兒子,家里現在只有存款30多萬,還沒能在城里買房。今年春節他不想回家過年,覺得自己窮,沒本事在城里買房,會被人看不起。在她媳婦的再三勸說下,才回家過年。一向開朗幽默的燕子,往年見到我總是“大學生”“大學生”的喊,今年再見到他卻總是郁郁寡歡,心理憋著一股氣。
村莊中最親密的兄弟之間,充滿了厚重的情感和責任連帶,但市場參與日深的今天也同時被階層分化的激烈競爭壓力所撕裂。就像燕子一樣沒能像哥哥那樣在城里買房,心理的沉重壓抑使得他逃離春節,因為春節是鄉村熟人社會和親朋好友的大聚會,也是各種儀式性消費和日常性消費的集中展演。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好,但生活的也越來越艱難,尤其是村莊中處于中下層家庭的壓力是巨大的,心是被撕裂的,社會關系是脆弱而敏感的。
四
理解了當下中國的社會結構和形勢,我們就無法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單向度地去批判鄉村的衰敗,抑或道德的淪喪、孝道的衰落以及婚姻家庭的倫理性危機。
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潮流下,鄉村的空心化和“衰敗”是必然的,我們不能指望鄉村建設的比城市還美,也是沒有必要的,農民在不自覺地實現著接力式進城。因為所擁有的稀薄資本,農民擁有的優勢在于土地和勞動力。在全國性自由勞動力市場形成后,除了少數擁有特殊資源稟賦的農民在市場分工中占據優勢,大部分農民經濟收入的分化主要依賴的是家庭勞動力的多寡和有效配置。
這也是為什么現在女孩擇偶標準的新風向是獨子和父母年輕健全,這樣兒子成婚后就能組建新三代家庭組織,父母不僅可以外出務工掙錢,還可以在家種田帶孩子。通過家庭組織內部的深度動員來實現勞動力的優化配置,從而有務農的收入和多個勞動力務工的收入,就能實現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同時再通過省吃儉用就能實現家庭積累的最大化,正如父母所言一切還不都是為了兒孫們。
所以你在村中生活能明顯感覺到大家競爭的壓力,內心似乎很苦,父母很傻,但是你也感受到社會的活力和社會流動的希望,正是因為有社會流動的希望,父母才要牟足了勁,燃燒自己,點亮后代。全世界似乎只有中國才存在隔代撫養,也只有中國的父母會幫子女孩子。
通過對比道理就會很明顯,我們村里的燕子家庭存款有30多萬了,放在秭歸的村落簡直就可以說是首富了,但是他覺得自己還買不起城里的房子,和哥哥比自己很窮,連春節都不想回,你能感受到內心積累的巨大能量,心理能量就會在接下來的勤勞持家中釋放。
相比秭歸地區農村熟人社會內部有強有力的去分化機制,市場參與帶來的階層分化并沒有轉化為村民之間的社會競爭,村莊社會依然保持著傳統的自然經濟和社會生態。父母并沒有像我的家鄉那那樣為兒子操心,結婚成家主要是兒子自己的事情,孫代的撫養也是兒子的事情,也就是說子代家庭的再生產唯有靠子代自身。
因而,和全國大部分農村形成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不同,當地普遍形成的是以夫妻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即妻子在家種田帶孩子,丈夫外出務工。那么相較于代際分工下的新三代家庭組織,秭歸的核心家庭組織的社會競爭力是很不足的。
在全國性勞動力市場和全國性婚姻市場形成后,秭歸和我的家鄉屬于兩種家庭再生產的模式,秭歸可以稱得上是一種個體模式,不管是婚姻的締結還是婚姻的維系,都依賴子代個體自身的努力。而我的家鄉可以稱為是一種家庭模式,不管是婚姻的締結還是婚姻的維系,都依賴代際之間的通力合作來完成。顯然新三代家庭模式的效率和社會競爭力要比個體模式高,正是通過代際資源的向下傳遞來實現的。
在傳統相對封閉的地方通婚圈內,個體模式也能實現家庭的再生產,但是全國性婚姻市場的形成和階層分化競爭的時代,個體模式下的家庭再生產競爭不過家庭模式,就面臨著家庭再生產的困境,突出的表現就是秭歸農村家庭殘缺者的高比例,即婚姻締結困難的光棍數量很多、結了婚后媳婦離婚或跑婚的很多。
五
當下的鄉村社會正在經歷千年未有之變局并不是虛話,對鄉村巨變的觀察不能僅僅停留在文人式的哀怨,更需要理性客觀的剖析,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才是對9億農民最深沉的愛。
處于底層社會的農民因為擁有的資本稀薄,面對著洶涌的消費產生的階層分化,他們正在通過家庭組織形態和家庭倫理的變革來適應,在看似衰敗的鄉村社會中潛藏著社會流動的活力和希望。同時,他們的內心確實感覺到很苦很累,財富增長的速度越來越趕不上消費的提升,“現在花錢太厲害”成為心理的緊箍咒。
國家政策的導向不應再是刺激消費,拉動內需,而是引導農民將財富的積累轉化為家庭的發展能力,投資于教育和人力資本的提升,才是新科技時代實現社會流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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