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4月23日,除去香港、澳門、臺灣,全國31個省(自轄市、自治區)中的28個公布了一季度GDP數據,其中24個省份GDP增速超過全國平均增速6.7%,除上海與全國增速持平外,僅云南、河北和吉林三個省份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當然,尚未公布數據的黑龍江、山西和遼寧預計不會高于6.7%。重慶和西藏以10.7%的增速并列位第一,貴州以10.3%的增速排位第三;排名后三位的云南、河北和吉林增速分別為6.6%、6.5%和6.2%。
這里面又出現了一個我們過去常常提到的國家和地方數據不統一的問題,我把目前各省公布的GDP數據進行平均后得出7.9%的全國平均增速,遠遠高于已經國家統計局公布的6.7%,感覺各省經濟形勢一片大好,可事實如此嗎?我不用說,大家都知道實際是個什么樣子。看來,我們真的應該好好解決一下GDP數據的統計問題。我們姑且為各省GDP增速去歡呼,但9個省份(海南、天津、河南、重慶、寧夏、安徽、山東、福建、甘肅)的居民收入跑輸了當地GDP增速,卻讓我歡呼不起來。
GDP是由企業收入、居民收入和國家收入(稅收)相加而成,那居民收入跑輸GDP就是個問題了,因為我黨的建黨百年目標是在2020年的時候讓GDP和居民收入比2010年的時候實現雙翻番。更何況這9個省份中有3個省份(天津、福建、山東)屬于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10個“萬美元俱樂部”省份,其中天津的人均GDP還全國居首;從今年一季度GDP增速看,重慶還位排第一,海南省還以9.7%的增速被稱作強勢逆襲,位列第四。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一直都是盯著GDP的整體增速,居民收入長期低于GDP增速,而國家稅收長期高于GDP增速。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代中央集體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正在著力于改變國家收入和居民收入增速不平衡的狀態,大家可以看到,國家在不斷地減稅,不斷地想方設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可是我們仍有不少地方對居民收入的增速有所忽視,如果GDP當中的居民收入增速低于GDP整體增速,那么一定是GDP當中的稅收或企業收入過高。想想看,如果居民收入低,我們生產的東西誰來消費,內需誰來拉動?
上世紀70年代,以拉弗、萬尼吉斯、吉爾德為代表的美國供給學派的理論核心就是“邊際稅率”,他們認為企業開工的目的是為了贏利,個人上班的目的是為了獲取薪金,所以,國家在制定政策尤其是稅收政策的時候要讓企業贏利和個人賺錢。只要企業有了錢就可以不斷創造新的東西,只要個人有了錢就有能力消費這些新東西。這些觀點被美國當時的總統里根采納,被稱作“里根經濟學”,后來小布什總統削減美國10年(2001到2010年)工資稅以及奧巴馬總統上臺后要求兩會延長這個減稅法案都是這個理論的具體體現。
我們正在進行“供給側”結構改革,我們的“供給側”理論的確不來自也不同于美國的供給學派理論。但有一點是相通的,那就是努力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11月18日馬尼拉APEC會上引用中國古代哲人的一句話:“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什么時候,我們的居民收入增速超過GDP整體增速的時候,我們的經濟才算真正好了。我過去說過,如果企業的利潤和個人的收入大幅度高,我們可以承受比今天更低的GDP增速,所以,我們各地政府在保證GDP增速的前提下一定要關照企業的利潤和個人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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