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成了目前中國經濟改革最熱門的關鍵詞。自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之后,一些學者迅速從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尋求中國改革的端倪,這種訴求初衷可能是好的,但西方的實際情況與中國卻相差甚遠,絕不能簡單照搬。
美國推出供給側改革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里根執政時期,當時在經歷兩次石油危機后,美國經濟陷入了滯脹的泥潭,至1980年時里根上臺前,經濟增長率淪為-0.27%,通脹率則高達13%,失業率超過了7%。在此背景下,里根才不得不放棄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思想,轉向古典自由主義框架下的治理邏輯,推出了供給側改革。
英國推出供給側改革是自1979年撒切爾夫人執政開始。當時英國經濟也遭遇了罕見的滯脹問題,通脹率達到兩位數,經濟倒退,失業問題嚴重。這一點上與美國很相似。但英國也有自己的特點,即國有企業數量過多,且運行效率低下,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度。
德國的供給側改革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時西德馬克大幅飆升36%,使西德經濟遭受重創。緊接著,1990年兩德統一又使財政支出大幅增加,德國經濟再次遭受沖擊。而統一后的德國延續了歐洲高福利的傳統,對工人利益進行過度保護,妨礙了市場效率的提升。在高福利、高稅收、市場僵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德國經濟步履維艱。當1998年施羅德上臺時,經濟停滯,物價高企。施羅德就此拉開供給側改革序幕。
從表象上來看,當前中國面臨的問題與當年西方國家相似,比如經濟增速下滑、國有企業效益下降、宏觀調控效果欠佳等。但是,問題背后的內在機理卻完全不一樣。由于過度建設福利社會、石油供給沖擊、資本主義條件下過度發展國有企業等因素的作用,西方國家當年所面臨的困境是以滯脹為典型特征的。而對于滯脹,需求管理是束手無策的,因為它不可能同時兼顧穩增長和控通脹兩個目標。所以,它們推行了以減稅、放松管制、國企改革和削減福利開支等為核心的供給改革。其根本目的在于刺激供給,幫助經濟走出滯脹困境。
然而,當前中國面臨的困境并不是滯脹,而是“債務—通縮”。一方面債務不斷攀升,這加劇了經濟運行的系統性風險。據統計,截至2014年末,地方政府一類債務余額15.4萬億元,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和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8.6萬億元,三類債務共計24萬億。調查顯示,全國僅54個縣無政府性債務。另一方面通縮壓力在持續加劇,自2012年3月PPI開始進入下降通道后,連續40個月都是負增長,截止到2015年12月,PPI同比下降5.9%,導致了中國式的結構性通縮。
在這樣的背景下,簡單地復制西方供給側改革的那些措施,很難見效。比如,只通過減稅等手段來刺激生產要素投入,雖然能刺激生產,但隨著供給的增加,也可能會加劇通貨緊縮的壓力。同時,還可能會進一步惡化本來就已經嚴重的產能過剩的問題,畢竟,中國的產能過剩很大程度是由于地方政府晉升與財稅雙重刺激下形成的,缺乏自我消除的內在動力機制。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來源: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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