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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成了目前中國經濟改革最熱門的關鍵詞。2015年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這是立足于中國實際，在經濟需求疲軟程度超過經濟波動的正常范圍的背景下，尋求不固守傳統的需求管理模式，從供給側尋找中國發展新的動力源。自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之后，一些學者迅速從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尋求中國改革的端倪，這種訴求初衷可能是好的，但西方的實際情況與中國卻相差甚遠，絕不能簡單照搬。

　　西方供給學派的核心邏輯就是自由市場主義，這不適合我國的國情

　　要探究供給側的這個問題，首先要理清供給管理的來龍去脈及本質內涵。供給管理最著名的思潮來自于19世紀初古典經濟學中的薩伊定律，即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政府無須干預，市場會自動解決供求匹配的問題。此后橫跨200多年供給學派經歷了螺旋發展的過程。上個世紀30年代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顛覆了這種自由主義思潮，但在70年代滯脹危機之后供給學派又重新登堂入室。
 

　　在諸多的供給管理學派經濟學家的邏輯框架里，都帶著一個深深的烙印，那就是古典經濟學所倡導的經濟自由主義，比如，被供給學派奉為座上賓的弗里德曼，就是典型的自由主義者，它反對政府通過貨幣政策來干預經濟，主張只實行單一貨幣規則，以控制通脹。再比如斯蒂格勒，則強調減少對產業的管制，放開市場準入。另一個代表人物則是拉弗，他強調通過減稅來減輕企業負擔，企業負擔輕了才能發展，政府才有長期的稅收保障。
 

　　截至目前，按照西方供給學派思路進行改革并在短期內取得一定程度效果的國家，只有美國、英國和德國。一些學者將這些國家的供給側改革概括為如下九種手段：（1）減稅。上述國家基本上都采取了這個手段，而且力度還比較大，其中尤其以美國為甚。1981年、1986年美國在里根總統的主導下進行了兩次稅收法案的修訂。（2）壓縮政府開支，努力打造斯密意義上的“小政府”。實際上，隨著減稅，也只有壓縮政府開支，財政才能平衡。壓縮政府開支主要是壓縮政府采購、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公共福利開支。（3）金融領域限制政府的作用空間，典型的就是控制貨幣超發規模，貨幣政策改為瞄準M2的增長率，將其控制在經濟增長率與預期通脹率之和的水平上。因為控制貨幣超發，利率將會提高，這對于房地產等傳統上依賴于資金密集投入的行業來說，將是災難性，可加速它們退出。（4）減少甚至放棄對匯率的干預，任由其根據外匯市場的供求狀況自由浮動。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主要采取這個手段。（5）國企私有化，這是撒切爾夫人供給側改革最引人矚目的行動。把很多虧損的國有企業，包括礦山、機場、甚至軍工企業私有化或關閉。（6）打擊工會力量。1984年英國礦業聯合會為對抗關閉礦山而發動罷工，撒切爾夫人果斷命令皇家警察進行無情鎮壓，工會無條件投降。供給學派認為，過度的工會力量與過度的政府干預一樣，都是妨礙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絆腳石，都應該破除。（7）勞動力市場去管制化，這主要表現在德國施羅德政府的供給側改革，他認為，過高的失業救濟、勞動保障措施、對企業解雇工人行為的阻撓，都會使雇主不敢雇傭工人，破壞了勞動力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所以施羅德力主像美國那樣減少這些福利和干預措施，還權于市場力量。（8）減少政府干預，為此，撒切爾夫人關閉了原物價管理委員會，大幅度地限制國家企業局的權利，同時廢除了180多項經濟干預措施。（9）放松對市場準入的限制。美國國會在上個世紀80年代召開了200多次聽證會，對民營企業進入管制行業進行論證。
 

　　這九種措施與手段能夠照搬進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嗎？答案很顯然是否定的。首先，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中強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憲法的規定不允許像英國那樣對國有企業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更不能一賣了之。至于有些行業中的國有企業存在效率低下的問題應該通過其他方式來解決，比如混合所有制改革，或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規范企業運營管理。
 

　　其次，雖然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認，我們還沒有建立起像西方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體制，市場運行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單憑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就會出現問題，即存在市場失靈，因此不可能像它們那樣過度地壓縮政府作用，建立起所謂的斯密意義上的小政府。今天中國政府手中仍掌握著龐大的政治、經濟、社會資源，其資源動員能力是獨一無二的。改革開放30多年的成功經驗證明，合理發揮政府的作用，在規范的框架下行使干預職能，不僅不會損害市場機制的作用，還能彌補市場失靈。
 

　　再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重資本、輕勞動，勞動者權益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資本侵害勞動利益的行為時有發生。為兼顧勞動者權益，讓其更好地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從2004年開始，我國開始加強勞動力市場管制。可以說，勞動力市場管制是起步晚、底子薄、力度小，這與歐洲是有很大不同的。后者多年來對勞動者進行過度保護，失業救濟、勞動保障、退休金等過于豐厚和僵化，以至于出現“社會保險養懶漢”的情況，因此需要弱化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我國顯然不能照搬他們的做法，相反，還要強化對勞動力市場的保護。

　　今天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與當年西方不同，照搬照套無益于問題解決

　　美國推出供給側改革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里根執政時期，當時在經歷兩次石油危機后，美國經濟陷入了滯脹的泥潭，至1980年時里根上臺前，經濟增長率淪為-0.27%，通脹率則高達13%，失業率超過了7%。在此背景下，里根才不得不放棄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思想，轉向古典自由主義框架下的治理邏輯，推出了供給側改革。
 

　　英國推出供給側改革是自1979年撒切爾夫人執政開始。當時英國經濟也遭遇了罕見的滯脹問題，通脹率達到兩位數，經濟倒退，失業問題嚴重。這一點上與美國很相似。但英國也有自己的特點，即國有企業數量過多，且運行效率低下，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度。
 

　　德國的供給側改革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時西德馬克大幅飆升36%，使西德經濟遭受重創。緊接著，1990年兩德統一又使財政支出大幅增加，德國經濟再次遭受沖擊。而統一后的德國延續了歐洲高福利的傳統，對工人利益進行過度保護，妨礙了市場效率的提升。在高福利、高稅收、市場僵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德國經濟步履維艱。當1998年施羅德上臺時，經濟停滯，物價高企。施羅德就此拉開供給側改革序幕。
 

　　從表象上來看，當前中國面臨的問題與當年西方國家相似，比如經濟增速下滑、國有企業效益下降、宏觀調控效果欠佳等。但是，問題背后的內在機理卻完全不一樣。由于過度建設福利社會、石油供給沖擊、資本主義條件下過度發展國有企業等因素的作用，西方國家當年所面臨的困境是以滯脹為典型特征的。而對于滯脹，需求管理是束手無策的，因為它不可能同時兼顧穩增長和控通脹兩個目標。所以，它們推行了以減稅、放松管制、國企改革和削減福利開支等為核心的供給改革。其根本目的在于刺激供給，幫助經濟走出滯脹困境。
 

　　然而，當前中國面臨的困境并不是滯脹，而是“債務—通縮”。一方面債務不斷攀升，這加劇了經濟運行的系統性風險。據統計，截至2014年末，地方政府一類債務余額15.4萬億元，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和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8.6萬億元，三類債務共計24萬億。調查顯示，全國僅54個縣無政府性債務。另一方面通縮壓力在持續加劇，自2012年3月PPI開始進入下降通道后，連續40個月都是負增長，截止到2015年12月，PPI同比下降5.9%，導致了中國式的結構性通縮。
 

　　在這樣的背景下，簡單地復制西方供給側改革的那些措施，很難見效。比如，只通過減稅等手段來刺激生產要素投入，雖然能刺激生產，但隨著供給的增加，也可能會加劇通貨緊縮的壓力。同時，還可能會進一步惡化本來就已經嚴重的產能過剩的問題，畢竟，中國的產能過剩很大程度是由于地方政府晉升與財稅雙重刺激下形成的，缺乏自我消除的內在動力機制。

　　國際層面的競爭規則主導權之爭，是目前改革的關鍵

　　當然，如果非要將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進行比較，那么，就應當立足于產業升級中所面臨發達國家的競爭，以及中國缺乏競爭規則的主導權等議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保持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但是，隨著國內外技術差距的逐步縮小，學習和模仿的空間正在壓縮，支撐中國跨越式發展的全球化紅利已越來越小，因此，需要盡快實現產業升級，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
 

　　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我國與發達國家的互補性越來越少，可替代性越來越強，我們的競爭對象主要從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競爭格局發生了重要變化，競爭的規則不同了，但規則的主導權不在我們手中。比如，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正試圖通過對經濟運行過程中重要規則的修訂，來削弱我國的競爭力，如通過碳排放、知識產權協定、基于福利成本的全球勞動協議等進一步打壓中國在環境、勞動力等方面的成本優勢。
 

　　從國際市場來看，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正通過再工業化來恢復其制造業的競爭力，彌補流失的就業崗位。隨著競爭的加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也出現了波折。一方面，WTO框架下多邊貿易談判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另一方面，卻有不少區域性的貿易安排頻繁推出，使全球市場呈現“碎片化”趨勢，特別是發達國家主導的TPP與TTIP，一旦付諸實施必將對全球化產生不容忽視的重大影響。我國出口依存度超過20%，潛在影響不可小覷。
 

　　總之，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經濟理論和發展模式，而要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發展成果，結合國情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要立足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基本方法分析當前的形勢和問題；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著眼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市場和政府各自應有作用；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健全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初次分配的機制；以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為目標，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作為改革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不斷深化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不斷推進科學發展。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來源：紅旗文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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