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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中國知識分子要擔當民族復興的責任——讀司馬光《資治通鑒》隨想

點擊：  作者：張文木    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來稿編發  發布時間:2016-09-13 09:02:22

 

 

 

　　今天是教師節，想起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也想到這篇舊文，與同行互勉。本文是為拙著《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上卷）第二版所作的序言，刊發于《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年第一期。原題為《滄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風》。

 

　　我在2010年底出版的《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一書中卷的自序中，曾說我寫前兩卷即上、中兩卷是在為中國未來經營和治理世界提前做的“資治通鑒”準備[1]。這里我想就《資治通鑒》再多說兩句，因為它關乎學風，而學風則關乎國運。

 

 

　　《資治通鑒》出現于北宋（公元960?1127）不是偶然的。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Angus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歐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處于最低點。其水平顯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紀時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國、印度以及東亞、西亞的其他地區的水平”；麥迪森同時也認為“11世紀是西歐經濟開始上升的轉折點”[2]。這就是說，中國宋朝經濟已處于世界經濟發展的巔峰，同時也處于世界歷史政治轉換即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的新起點。司馬光（公元1019?1086）和他的《資治通鑒》就誕生在這個世界文明新舊轉換，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3]的節點上。

 

　　遺憾的是，在這個節點上，代表新文明方向的并不是司馬光，而是比他晚出生128年的意大利學者但丁[4]。恩格斯評價說：“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是以一位大人物為標志的，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紀的最后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5]同是站在歷史大轉折的節點上，但丁在開辟著世界的未來，司馬光則在挽回世界的過去。盡管如此，司馬光還是用自己的方式為中華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與黑格爾的作用相似，黑格爾用維護德皇國家體制的保守形式，在形而上學籠罩的歐洲意識形態中，為即將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保存了辯證法的思想火種，它最終催生了馬克思和列寧的學說，他們的學說為世界文明迎來了社會主義前途。司馬光寫作《資治通鑒》的本意在于“補天”，但其中那字字血、聲聲淚的內容體現出的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則挽救了整個中華民族。

 

　　國家多崛起于貧寒，衰敗于恬嬉。宋朝世風侈靡，國富而兵驕，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還主要是它那脫離實際的浮華學風。

 

　　宋代哲學成就曾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與此同時，人的認識離實際卻是漸行漸遠，唯心主義成了意識形態的主流。北宋（960?1127）末期周敦頤（1017～1073）及其學生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將“太極”之說推高至普世“天理”，認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6]。這時的“理”，類似今天一些人講的所謂高于具體國情的“普世價值”。這導致宋代政學兩界空論風盛：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7]，為政者則“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8]。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徑與實際經驗嚴重脫節[9]，這使國家許多官員的政治見識多流于“紙上空談耳”[10]。

 

　　蘇轍（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陳：“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11]這種現實與盛唐時那“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12]的情勢形成鮮明反差，而與目前中國大學生蜂擁直考國家公務員的情勢及其后果卻十分相似。

 

　　人的思想及其理論一旦脫離實際，學風也就隨之墮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國家的衰落。與蘇轍同代的司馬光也感受到空談普世價值（即所謂“天理”）給國家帶來的危險。他雖身系朝政，卻仍無力回天，無奈只有將自己對國家前途的憂慮寄托于筆下。在司馬光筆下的《資治通鑒》，“專取關國家興衰，系民生休戚”的歷史事件，其目的是“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13]全書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導致國家分裂、諸候雄起的政策失誤開篇[14]，記載了長達1362年的歷史，一個故事一灘血，沒有口號，絕無大話，更無空話[15]。它猶如暗夜里閃電，晴空中驚雷，與當時那嚴重脫離實際、空論普世理學的學風[16]形成強烈的對比。盡管《資治通鑒》沒有警醒沉緬于詩詞書畫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沒有警醒做秀成癮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華民族。明亡后，中國大凡有作為的政治家，案頭首選多為《資治通鑒》[17]。其中那經世致用、不尚空談、實事求是的學風，為后來中國那“一天等于二十年”[18]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認識論基礎。

 

　　有生命力的思想崛起往往是以物質社會的衰敗為代價的。《資治通鑒》在北宋的出現標志著中國知識分子思想認識大轉折的萌動。宋、明這兩個富得流油的王朝為北方強勢崛起的馬上民族所傾覆，這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刺激，以至南宋的“普世價值”（天理）大師朱熹（1130?1200）也強力主張將《大學》與《中庸》《論語》《孟子》這幾部重視實際經驗的著作并作“四書”，作為國家教育和科舉的至尊課目。

 

　　與歷史上許多曾推動社會進步的改革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遭遇“否定之否定”命運一樣， “四書”被列入國家科舉的主修課目的教育改革，在其初期——盡管它后來也走到自身的反面——對當時的中國思想進步還是產生了重大的積極意義。《大學》將“正心”作為人生事業即“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絕對前提，其意義在于要求知識分子在改造客觀世界之前先改造主觀世界，要求治學應先有明確而堅決的立場，而不能有那種“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19]式的相對或說無“誠意”的立場。有什么樣的立場，就有什么樣的觀點和方法論。此外，《大學》強調“格物致知”，這是東漢學者班固（32?92）——大概是對西漢（公元前206?公元后23）大衰敗反思的結果——提出的“實事求是”的認識方法，經北宋普世“理學”的否定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次得到肯定（恢復）。

 

　　明代哲學家王陽明（1472?1529）將《大學》中的這些思想概括為“大學問”[20]，以與以前那種“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的小學問相區別。與宋末比較，明末清初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學風已發生了大變化：王陽明及隨后的顧炎武（1613?1682）、黃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乃至清末曾國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等，都不再象宋朝的知識分子那樣文武分離，而是主張知行合一，身體力行。他們不僅學問好，而且習武，有的還領兵打仗。《資治通鑒》以及“四書”中展現的重經驗、輕先驗、經世致用、不務空論的認識方法，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民族危機的歷史關頭，成了中國政治思維的主線。20世紀40年代，這種認識方法又經中國共產黨“延安整風”的繼承性改造[21]，形成了以“實事求是”為精髓[22]的“延安學風”。這種學風有力促成了20世紀中國——不僅是中國，英國、美國崛起時也有培根的經驗哲學和杜威的實用主義——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崛起。

 

　　生死之地見真理。回頭來看，當年毛澤東和王明開展的那場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爭論及其實踐檢驗結果，對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仍是一份極為珍貴并值得我們在未來歷史中不斷體會的思想遺產。而這次思想轉折發生的起點，恰恰就是1934年底湘江之戰的慘敗。流血了，人就知道真理；面臨生死，人就不空談了。可以說，沒有這次幾乎是毀滅性的軍事失敗，全黨就不會認識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

 

　　17世紀初，莎士比亞將“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23]擺到已來到世界新文明門坎的英國人面前，英國人民用資產階級政治革命和隨后的工業革命，不僅解決了這個問題，而且由此還開辟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20世紀上半葉，中國人民在世界新文明即社會主義文明門坎前也面臨“生存還是毀滅”的問題，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用社會主義的方式初步解決了這個問題。今天，中國開始從一個地區性的國家向世界性的國家轉變，在這個新征程中，“生存還是毀滅”的問題以新的內容和形式再次擺在中國人面前并需要我們用新的方法去解決。

 

　　每當面臨新的歷史性難題，大多數中國人都會想到毛澤東。20世紀40年代，周恩來同志曾向全黨發出“學習毛澤東”的號召，他說：“毛主席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具體化在中國土壤上，生長出來成為群眾的力量，所以中國革命得到如此偉大的勝利。到今天，不僅中國共產黨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勝利果實的人民，一定都會逐漸心悅誠服地信服他。”[24]事實上，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學習毛澤東”仍是擺在21世紀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重要的任務。新的歷史任務需要更多政治成熟的領導人和國家公民。政治成熟，意味著我們認識擺脫了“左”右兩方面的“幼稚病”[25]，誠如鄧小平同志總結的那樣：“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26]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從毛澤東同志及其戰友們的經驗中學到可用于當今的有益知識。

 

　　1972年有兩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當年毛澤東對到訪的尼克松說“我喜歡右派”[27]，第二件是毛澤東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閱讀《后漢書》中的《劉盆子傳》[28]。毛澤東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問題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決的。你沒有沙場歷練，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學習、多長進，結果會像劉盆子那樣即使身居高位，成為歷史上的匆匆過客。如果將毛澤東兩次談話內容聯系起來，可知毛澤東當時的憂心所在。尼克松巧妙道出了毛澤東的擔憂，他說：“美國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談的事，右派卻能做到。”[29]

 

　　尼克松說的問題，在當時既存在于美國和蘇聯，也存在于中國。王明的“左傾”空談和赫魯曉夫的右傾機會主義給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巨大災難[30]，這讓毛澤東在晚年對當時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屬于那些沒有經驗的人，或者像飛蛾投火的共青團員”[31]——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他擔憂未來的中國會陷入北宋那種靠“誦文書，習程課”就能入仕、或蘇聯那種靠赫魯曉夫式的機會主義就能晉升領導高層的干部制度。值得體會的是，就在赫魯曉夫下臺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32]此前兩個多月，作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他要求“教育革命”。毛澤東總結宋明以來的亡國教訓說“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學生不會脫離實際，不會“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33]，其目的就是要防止遠如大宋近如蘇聯的悲劇在中國重演。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34]在研讀宋明這段歷史時，我常聯想奧地利。奧地利在19世紀曾是雄視大半個歐洲的奧地利帝國（1804～1867）和奧匈帝國（1867～1918）的國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侖失敗后的維也納會議上還是決定歐洲政治的關鍵人物。可它到20世紀卻成了在地圖上需要用放大鏡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國。滄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風。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韓、趙、魏為諸候，由此導致國家分裂，戰國紛爭。好在此種亂局于公元前221年為秦王嬴政定為一統，中國由此有了在亞洲迄今不能撼動的主體性大國地位。[35]

 

　　面對同樣的事件，歐洲人就沒有這么幸運。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將群雄紛爭的歐洲歸于一統，其歷史貢獻類似中國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統一的歐洲就為查理大帝的三個“崽賣爺田不心疼”的孫子于843年竟用一紙“凡爾登條約”[36]一分為三，這不僅奠定了后來意、法、德三國的雛形，而且在歐洲大陸地緣政治中深埋了極難修復的破碎性的根基，這反過來為歐洲綿延千年之久的混戰及為地處歐洲大陸邊緣的不列顛島國最終成長為世界大國提供了天然的地緣政治條件。20世紀日本人很重視英國利用歐洲地緣政治的破碎性操縱歐洲大陸的經驗，并于40年代將中國分割成類似歐洲那樣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1949年基本實現了國家統一。

 

　　“當代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37]新的歷史條件使中國人不得不考慮參與經營和治理世界的問題。而在這方面，與西方人相比，我們還處于相當沒有經驗的初學階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是否嚴肅思考過20世紀初期奧地利和末期蘇聯所遭遇的厄運是否會在21世紀降落中國，以及為避免這種厄運，我們應當擔當些什么責任。

 

　　這樣的責任感迫使我考慮寫一部總結西方人經營和治理世界經驗教訓的“通鑒”式的著作——這是我撰寫三卷本的《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初衷；同樣的原因，我沒有將寫作的主要精力用于顯示什么“新思想”，而用于證明某種成熟有效的經驗，尤其是大國博弈中因決策失誤而留下的生死經驗。

 

　　書生切莫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38]。顯然，寫這樣的作品不是靠“登高一呼”式的熱鬧就能完成的。從2005年始至2010年底，我完成了本書的上、中兩卷共150萬字的寫作和出版任務。在鍵盤的敲擊聲中，我仿佛聽出當年司馬光寫作《資治通鑒》的弦中琴音，意識到我們與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一樣，也在擔當著民族復興的責任。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知識分子對民族和國家的責任心，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希望所在。

 

注 釋：

 

　　[1]張文木：《中國需要經營和治理世界的經驗》，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年第7期。

　　[2][英]安格斯•麥迪森著，伍曉鷹等譯：《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頁。

　　[3]“世界歷史”，黑格爾術語，是指一個建立在工商業基礎上開放和相互聯系的世界。工業文明以前的歷史在他看來只是“歷史”，即處于“非歷史的、沒有開發的精神”階段的歷史，是“非歷史的歷史”。他以非洲為例說：“我們對于阿非利加洲正確認識的，仍是那個‘非歷史的、沒有開發的精神’，它還包含在單純自然的狀態之內，可是在這里只能算做在世界歷史的門限上面。”（參閱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世紀出版社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頁）馬克思借用黑格爾概念將前者向后者的轉變稱為“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頁）

　　[4]阿利蓋利•但丁（1265年—1321年），意大利佛羅倫薩詩人，現代意大利語的奠基者，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開拓人物之一，以長詩《神曲》留名后世。

　　[5]恩格斯：《〈共產黨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1893年2月1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頁。

　　[6]《二程遺書》卷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0、89頁。

　　[7]蘇轍：《上皇帝書》，載于《蘇轍集》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79頁。

　　[8]“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事茍不出于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而噪之。”蘇轍：《上皇帝書》，載于《蘇轍集》，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78頁。

　　[9]宋代士大夫入仕的途徑很多，諸如科舉、資蔭、攝官、特奏名、骨吏、納栗以及從軍補授，外戚推薦等。但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科舉。宋代科舉主要有進士、諸科兩大形式。由進士科出身而位至宰輔者大大多于諸科出身。一般而言，進士錄取名額較少，但大多為才智卓異之士，所以說“宋之得才，多由進士”。歐陽修謂：“自太宗崇獎儒學，驟耀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太平興國二年(977 年)至天圣八年(1030 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而下，大用二十七（一作五）人。”魏泰稱：“本朝狀元及第，不五年即為兩制，亦有十年至宰相者。”所以由進士出身，是士大夫摧升為宰相的一條主要途徑。據統計，北宋從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開始至欽宗靖康元年(1126 年)凡1.67 年有宰相72 人，南宋從高宗建炎元年(1127 年)開始至趙鳳祥興二年(1279 年)凡153 年，有宰相63 人。其中進士出身的，北宋有63人，占總數87%強，南宋有48人，占總數76%強。可見宋代宰相以進士出身為最多。王翠：《從貴族到庶民———唐宋宰相家庭出身及入仕途徑的比較研究》，載《文藝評論》2011年第8期。

　　[10]毛澤東讀北宋策論時的批注。轉引自陳晉：《讀毛澤東札記》，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93頁。

　　[11]蘇轍：《上皇帝書》，載于《蘇轍集》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70頁。

　　[12]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13]司馬光：《進通鑒表》。

　　[14]司馬光將國家分裂看做萬惡之首并以此為通鑒的開篇，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韓、趙、魏“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它導致“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圣賢之后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資治通鑒》卷一《周紀一》）宋神宗在為通鑒寫的序中也認為：“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為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毛澤東說：司馬光從周威烈王23年寫起，是因為這一年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這年，周天子命韓、趙、魏三家為諸侯，這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晉變成合法的了，司馬光認為這是周室衰落的關鍵。（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頁）

　　[15]南宋胡寅在認為，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事雖備而立義少”。胡寅：《致堂讀史管見•序》宋嘉慶十一年刻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印。

　　[16]宋代以文學見長（比如王安石、歐陽修、蘇軾、蘇洵、蘇轍、曾鞏等）的政治人物甚多，而有政治建樹的卻極少。毛澤東讀他們的政論文章，評價普遍不高。他在讀馬周給唐太宗的上疏時，想到宋人的策論，批注說：“宋人萬言書，如蘇軾之流所為者，紙上空談耳。”讀歐陽修的《朋黨論》，他批注說：“似是而非”。讀蘇洵的《諫論》，批注說“空話連篇”，“皆書人欺人之談”。對蘇詢所著《六國論》中提出六國如果聯合起來“合力向西”，就不會為秦國所滅的議論，毛澤東批注：“此論未必然”，“凡勢強力聯軍，罕有成功者”。讀曾鞏的《唐論》，毛澤東批注說：“此文什么也沒有說。”轉引自陳晉：《讀毛澤東札記》，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93頁。

　　[17]在這些政治家中，毛澤東對《資治通鑒》尤為偏愛。在他故居藏書中，既有這部書的線裝本，也有50年代中國古籍出版社標點整理后的平裝本。在這些書里，到處留下他閱讀、圈點、批注的手跡。毛澤東晚年曾向身邊護士孟錦云推薦《資治通鑒》這部書，要求她認真閱讀。毛澤東說：《資治通鑒》是一部難得的好書，這部書他讀過17遍，每讀一遍都獲益匪淺。毛澤東晚年床頭總是放著一部《資治通鑒》，這是一部被他讀破了的書，書中有不少頁都被透明膠貼住，上面留下了他多次閱讀的印跡。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360頁。

　　[18]1863年4月9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說：“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次‘報紙趣聞’來衡量世界歷史的德國小市民才能想象：在這種偉大的發展中，20年比1天長，雖然以后可能又會有1天等于20年的時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頁。

　　[19]蘇軾：《題西林壁》。

　　[20]王陽明：《大學問》，載于《王陽明全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7頁。

　　[21]1954年冬，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期間，毛澤東接見著名史學家吳晗，說：“《資治通鑒》這部書寫得好，盡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我們可以批判地讀這部書，借以熟悉歷史事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頁

　　[22]鄧小平：“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頁。

　　[23]莎士比亞：《哈姆萊特》（1601）。

　　[24]周恩來：《學習毛澤東》（1949年5月7日），《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338頁。

　　[25]這是借用列寧“‘左派’幼稚病”的概括，見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8?269頁。

　　[26]《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頁。

　　[27]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頁。

　　[28]徐景賢：《毛澤東曾要王洪文讀〈劉盆子傳〉》，載于《黨的文獻》2005年第4期。  http://www.people.com.cn/GB/news/37454/37459/3649720.html。

　　[29]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頁。

　　[30]基辛格評論赫魯曉夫說：“他在啟動改革過程這方面，可謂是戈爾巴喬夫的祖師；改革的影響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卻叫他追悔莫及。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共產主義覆亡始于赫魯曉夫。” [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頁。

　　[31]斯大林常將一些只有革命熱情而無實際經驗的人形容為“像共青團員一樣”，其含義接近列寧批評的“左派幼稚病”。參見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與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領導人的談話記錄，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頁。

　　[32]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頁。

　　[33]毛澤東：《關于教育革命的談話》（1964年2月1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頁。

　　[34]《詩•大雅•蕩》

　　[35]毛澤東非常重視秦王嬴政的這一貢獻。1964年，毛澤東會見外賓時說，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因為秦始皇第一個統一中國，統一文字，修筑寬廣的道路，不搞國中之國，而用集權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幾年一換，不用世襲制度。1973年他在寫給郭沫若的《讀《〈封建論〉》一詩中說：“勸君少罵秦始皇，焚書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7、83頁。

　　[36]公元843年，法蘭克王國查理大帝的三個孫子在凡爾登簽訂劃分領土的條約。規定長孫羅退爾（ Lothar，約795～855）承襲皇帝稱號，并領有自萊茵河下游迤南，經羅訥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區；查理(Charles  Le Chauve，823?877)分得埃斯考河、馬斯河以西地區，稱西法蘭克王國；路易 (Ludwig der Deutsehe,約804-876)分得萊茵河以東地區，稱東法蘭克王國。

　　[37]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頁。

　　[38]此借鄧拓《過東林書院》的詩句并反其意而用之。1960年5月鄧拓參觀東林書院時有感而發：“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下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參見張帆著：《才子鄧拓》，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頁。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來稿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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