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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人開創和建立的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是成功應對中國面臨的民族危亡歷史性挑戰取得的偉大歷史性成果。這個制度不可動搖，是我國的立國之本。由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道路，是成功應對貧困問題的歷史性挑戰取得的巨大歷史性成功，這條道路是我國的強國之路，我們將永遠走下去。而今，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遇到了一系列極其復雜的新情況與新問題，面臨著全新的歷史性挑戰。這些挑戰概括起來講就是“三大陷阱”：一是國際關系上面臨的“修昔底德陷阱”，二是國內經濟發展上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三是在政治與文化領域面臨的“話語霸權陷阱”。成功地應對這“三大陷阱”的挑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當下中國人民新的偉大歷史任務。

　　一、弄清“三大陷阱”的歷史由來

1、“修昔底德陷阱”。
 

　　即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矛盾，是美國的全球霸權遭遇到逐步發展起來的中國的必然表現。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復雜的關系。美國離不開中國，因為以“美元霸權”為基礎的壟斷資本必須依靠吸收全球剩余價值才能生存，而具有13億人口的中國是全球剩余價值的一大源泉。正因如此，美國希望將中國永遠固定在國際產業鏈的低端，通過其貿易保護政策限制中國的發展，同時迫使中國永遠接受美元霸權的盤剝，永遠受到美國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嚴格限制。在滿足這些條件的前提下，美國希望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系。
 

　　但是，中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且正在通過實行自由創新與產業結構的轉型，通過“一帶一路”打破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通過亞投行與人民幣離岸結算部分地擺脫美元霸權，在這種情況下，代表美國財閥利益的美國鷹派人士必然要千方百計挑動中國周邊國家圍堵中國，造成中國周邊環境緊張與動蕩，從而誘導中國資本流出，遏制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實力增強。這是以美元霸權為基礎的美國壟斷資本的本性使然。美國實現圍堵中國的手段，一是靠其“軟實力”，即以所謂“普世價值”為基礎的國際話語權。二是靠其“硬實力”，主要包括美國的軍事實力、高科技實力及其知識產權。 軟硬實力的相互配合，對中國形成巨大壓力，這就是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能不能克服這一陷阱，成為當下中國面臨的嚴峻而復雜的歷史性挑戰。
 

　　2、“中等收入陷阱”。
 

　　這是后發展國家特有的經濟發展現象，即經過一段高速發展，收入水平達到國際中等或中下等水平之后，經濟發展潛力逐步喪失，從而陷入生態危機、經濟停滯、社會動亂和政治危機之中。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在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表現形態。
 

　　發展中國家通過引進國際資本迅速發展起來，國際資本通過生產占有最大化的剩余價值，然后將剩余價值轉化為新增資本，新增資本又繼續投入擴大再生產，由此不斷進行循環。為了使這種循環不斷進行下去，發展中國家必然要千方百計地壓低成本，以在發達國家占主導地位的國際市場上取得低價格的競爭優勢。這一方面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推進了經濟快速增長，但另一方面卻付出了三低（低工資、低福利、低效益）和三高（高消耗、高污染、高事故）的代價，并且由此產生出整個國民經濟對低端產業資本高投入的依賴性，使社會生產力長期固定在國際產業鏈的低端。這樣的經濟增長方式必然不可持續。如果我們不能成功地改變這種經濟增長方式，最后難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3、 “話語權陷阱”。
 

　　這是在政治領域與思想文化領域我國面臨著的嚴峻挑戰。話語陷阱一個主要的內容就是所謂“普世價值”，用“把世界概念化”的形而上學的抽象方法得到的個體價值觀，上升為源于天生的“人類本性”，而這個“本性”則被認為來自于某種宇宙的“普遍法則”。由此產生的所謂“普世價值”被賦予至高無上的地位，凌駕于一切社會和一切人之上。
 

　　西方所謂“普世價值”，一旦與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相結合，便成為社會不平等的放大器。因為人們利用這種“平等權利”實現其自身利益的機會，與其擁有的資本和貨幣數量成正比。這種“普世價值”被國際資本力量以鋪天蓋地的國際傳媒體系與教育體系為管道，以遍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國際評價標準”為其具體形式，占據著所謂“人類道德的制高點”，壟斷著全球政治與思想文化的話語權。
 

　　如果我們接受這種“普世價值”，便必須遵從按照這種“普世價值”制定的各種“國際標準”，由此我們的行為便陷入西方國家話語霸權的陷阱，喪失了自己的話語主權。

　　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如果我們用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來剪裁我們的實踐，用西方資本主義評價體系來衡量我國發展，符合西方標準就行，不符合西方標準就是落后的陳舊的，就要批判、攻擊，那后果不堪設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趨，要么就是只有挨罵的份”。

二、應對新的歷史性挑戰，跨越“三大陷阱”

應對“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性挑戰，其實質是實現中國的“強國夢”。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審時度勢，熟練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一方面強化中美兩國共同利益的一面，努力建立中國、美國與全世界人民的“命運共同體”，另一方面堅決而妥善地應對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習近平同志一再強調，建立中美之間“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同時，沉著應對美國圍堵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把美國圍堵中國的壓力轉化為團結全國人民努力建設國家的強大動力；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戰略，堅持“永不稱霸”的政治承諾，不惹事，也不怕事，用一切手段維護國家的政治、經濟和國防安全，并增強國際話語權 “軟實力”與科技、軍事 “硬實力”建設。可以相信，中國人民一定能夠克服“修昔底德陷阱”，美國一些鷹派人士圍堵中國的錯誤戰略圖謀必將破產，必然要回到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正確軌道上來。因為這才是符合人類歷史前進的正確方向。
 

　　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歷史性挑戰，其實質是實現中國的“富民夢”。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中國經濟面臨的新挑戰稱為“新常態”，既看到這種新常態對經濟增長不利的一面，也看到它在促進我國經濟轉型發展上的積極因素。以“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為主要內容的供給側改革是應對這種挑戰的重要方略，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可以看作是應對中等收入陷阱挑戰，深刻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頂層設計。
 

　　更要看到，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國能夠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制度保障。習近平同志在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上指出，“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要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要求，推進結構調整、創新發展、布局優化，使國有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帶動作用”。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優勢的體現，這對我國應對“中等收入陷阱”至關重要。
 

　　應對“話語權陷阱”的歷史性挑戰，其實質是實現“民族文化復興之夢”。
 

　　中華民族自近代受到帝國主義列強欺凌之后，產生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強不息的民族夢。經歷了革命與建國時代，中華民族結束了“挨打”的歷史，在政治上平等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經過改革開放，中華民族結束了“挨餓”的歷史，在經濟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應對當下的“話語權陷阱”，則是要使中華民族結束“挨罵”的歷史，在文化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民族不會像某些西方大國那樣，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其他國家與民族的頭上，而是力圖建立各個民族相互尊重的世界大家庭。面對西方話語權的挑戰，習近平同志提出建立世界各民族之間平等互利、休戚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打破了西方國家對國際話語權的壟斷。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使中國所奉行的“親誠惠容”的國際關系價值觀得到實實在在的體現。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同志提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誠哉斯言！

　三、中國戰勝新的歷史性挑戰所具有的獨特優勢

三大歷史性挑戰相互關聯，應對這些挑戰必須從全局上進行頂層設計。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推進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強軍戰略、“一帶一路”倡議等等，都是從整體上應對歷史性挑戰的強國富民方略。而這些強國方略能夠提出和執行，最根本的還在于中華民族具有強大的歷史能量積蓄，具有自身發展的獨特優勢。綜觀習近平同志的講話，這些歷史能量與獨特優勢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個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第二個優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理論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進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各方面體制機制等具體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堅持把國家層面民主制度同基層民主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堅持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符合我國國情，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
 

　　第三個優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國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
 

　　第四個優勢是中華民族是各民族多元一體。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多元一體，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一筆重要財富，也是我國的重要優勢。我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都為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
 

　　這四大優勢匯集到一起，形成了合乎世界歷史與中華民族歷史發展潮流的強大力量，從而為克服 “三大陷阱”的歷史性挑戰提供了基礎條件。
 

　　應對這三大歷史性挑戰所要完成的偉大歷史任務，正是作為“強國夢”“富民夢”和“民族文化復興之夢”三者有機統一的“中國夢”。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追求民族復興中國夢的歷史，但是真正實現和完成這一偉大任務的時代，正是當下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

　　習近平同志說：“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我堅信，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一定能實現，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

　　中國夢能否順利實現，關鍵是看我們能不能成功應對 “三大陷阱”的歷史性挑戰，而應對這種歷史性挑戰的過程，正是實現“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的中國夢的過程。
 

　　（作者單位：上海財經大學；上海第二工業大學；來源：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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