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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霍文琦對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樊建新的專訪】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強調要建設哲學社會科學創新體系，強調要牢牢掌握中國的學術話語權，把實踐與理論、學術更好地結合起來，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

　　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如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評價標準西化、評價導向有失偏頗等。如何構建科學的學術評價體系和學術標準，對繁榮哲學社會科學意義重大。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就此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樊建新。

　　科學的學術評價意義重大

　　《中國社會科學報》：科學的學術評價體系和評價標準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有什么意義和價值？

　　樊建新：哲學社會科學具有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創新理論、資政育人、服務社會的重要功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和理論探索中，哲學社會科學更是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我們黨把發展繁榮哲學社會科學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們黨就提出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目標。黨的十八大后，又提出要建設哲學社會科學創新體系，強調要牢牢掌握中國的學術話語權，把中國實踐與中國理論、中國學術更好地結合起來，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創建充分反映當代中國實踐的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等，用中國理論、中國價值、中華文化占領思想理論陣地，用中國話語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這是一項龐大艱巨的系統工程，涉及的方面很多，需要哲學社會科學界共同努力才能做好。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的諸多工作中，有一項工作是必須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決好學術評價體系和評價標準問題。

　　學術評價體系和評價標準是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領航者、風向標、助推器，直接關系到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方向和水平，在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過程中處于中樞地位，對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和繁榮起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牛鼻子”作用。

　　導向鮮明、編制科學的學術評價體系和評價標準，會極大地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和發展，極大地推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觀點、科研方法的創新，進而極大地發揮哲學社會科學作為黨和政府的思想庫和智囊團的作用。因此，學術評價是為哲學社會科學“定標準、立規矩、樹導向”的工作，屬于典型的“頂層設計”方面的工作，必須高度重視。

　　學術評價導向西化危及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方向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前，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存在一個現象，就是部分學科西化以及一些教學科研單位學術評價導向西化，比如，在經濟學教學與研究領域中，這一傾向表現得就似乎比較明顯。您怎么看？

　　樊建新：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評價體系和評價標準時，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切實發揮馬克思主義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與評價的導向和牽引作用。對于你提到的這個問題，早在2005年，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就曾著文批評過國內經濟學教學和科研中存在的西化問題，即西方經濟學逐漸成為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主流，馬克思主義話語權一定程度旁落。近10年過去了，該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解決。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年來，科學評價和科研標準西化的問題，在職稱晉升和科研獎勵等方面也有一些表現，您是否有同感？

　　樊建新：近些年，一些科研機構在制定職稱晉升或科研獎勵標準時，盲目推崇SSCI，對在SSCI期刊發表的文章給以重獎。這種導向導致科研人員把更多精力用于撰寫符合SSCI標準的學術論文上。據2014年一篇題為《從某重點高校論文評級看意識形態之爭》的網文披露，某學院規定，在64本英文刊物上發表一篇論文可以獎勵15萬元，在另外202本英文刊物上發表一篇論文可以獎勵6萬元，在另外44本英文刊物上發表一篇論文可以獎勵2萬元。這300余本刊物幾乎囊括了經濟管理類的所有英文刊物，成為該學院職稱晉升的核心指標。而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研究》、《政治學研究》等報刊上發表一篇文章只獎勵300元。這種“重國外輕國內”的做法，在國內應該不是個案。

　　另外，有的高校為了體現所謂的“國際化”，在職稱晉升條件中硬性要求申報者必須滿足“在國外取得碩士或以上學位”或者“具有連續一年以上國外學習或工作經歷”等條件。提出這種要求的初衷也許是好的，但是如果不考慮不同學科的特點和學科屬性，“一刀切”地適用于所有學科，對于有些學科的發展來說，可能是一種損害，比如馬克思主義學科。在國外，馬克思主義的專門研究機構和教學機構很少，能夠接收中國龐大的馬克思主義類訪問學者的地方更少，為了得到訪問學者的機會，馬克思主義學科的教師不得不改變自己的專業方向，選擇與西方學術話語相同或相近的題目做研究，導致“不務正業”，弱化了馬克思主義學科實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除此之外，還有別的表現嗎？

　　樊建新：這種“國際化”傾向也體現在教材選用和課堂教學上。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實施十多年來，推出了不少哲學社會科學重點教材，這些教材都是全國頂級專家學者下大力氣“磨”出來、經中央審定的，雖然有關部門在推廣使用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有些沒能真正“落地”。比如“馬工程”重點教材《西方經濟學》在使用過程中就受到這種“國際化”的沖擊。一些高校經濟學院在貫徹所謂“社會科學教學和研究國際化”時，要求用雙語教學，即用漢語和英語講同一門課。用漢語講的時候，用“馬工程”教材，用英語講的時候，就把美國英文原版經濟學教科書搬來念。后來一些學院干脆全用英語教學，直接搬用美國英文原版經濟學教科書，《西方經濟學》這本重點教材就被棄用了。

　　《中國社會科學報》：眾所周知，科學的學術評價有助于學術繁榮，能夠引導學術發展、促進學術創新。而以上這些問題，對科研教學會產生什么不利影響？

　　樊建新：學界都知道，學術評價標準和評價方向是科研教學人員的指揮棒，直接決定著他們的職稱評定和職務晉升，因而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他們的科研領域和科研方向。如果在選任干部和職稱評審上一味注重有無海外留學背景，一味以在國外刊物上發表文章來評價學者的學術水平，客觀上就會造成一種不好的導向，引導學者熱衷于用西方思想理論的話語來分析中國問題，這對那些意識形態強的學科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政治學、法學、新聞學、史學等學科的沖擊會很大。中國問題的研究應當由中國人來主導，中國實踐應當由中國理論來闡釋。“言必稱西方”、“唯西方標準是舉”的問題不解決，勢必削弱馬克思主義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指導地位，危及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方向。

　　多方力量多管齊下掌握學術評價主導權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何構建科學的學術評價體系和評價標準？學術期刊、一些主管機構等能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樊建新：在構建學術評價體系和確定評價標準時，我們都很關注學術期刊評價體系的構建和完善，這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在國內期刊評價方面，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編制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編制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和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編制的《中國學術期刊評價研究報告》已經成為許多單位開展學術評價工作的重要參考，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據我所知，中國社會科學院在這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在制定學術評價標準和編制指標體系過程中，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體現了鮮明的學術導向，克服了過分注重量化評價、輕視定性評價的弊端。如2014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發布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報告（2014年）》就堅持了這一原則。

　　在重視類似上述四家期刊評價機構這種專門機構、專業團隊的評價工作的同時，不應忽視另外一些學術評價和學術導向，它們體現在學術活動的很多方面。比如學術評獎就體現了一種學術評價和學術導向，特別是政府和有官方背景的評獎，如國家圖書獎、中國圖書獎、中國出版政府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國家期刊獎，如國家圖書館的文津圖書獎、教育部組織的全國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獎、全國大學出版社優秀著作獎等，體現的是黨和國家的意志，通過評獎向學界和社會表達我們主張什么、弘揚什么、提倡什么，反對什么、鞭撻什么、抵制什么。評出的獎項能否達到這樣的目的，取決于我們是否掌握評獎的領導權。如果評出的獎項存在嚴重學術方向問題，那就會產生不好的導向。

　　又如，類似學術（咨詢）委員會、專家（顧問）委員會、期刊編輯委員會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學術資源，它們起著把關定向的作用，大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小到一個院系、一本期刊，很多學術單位都組建有類似的學術機構。大家也都習慣于從這些委員會的成員上來判斷這個學術單位的學術傾向和理論方向。什么樣的專家，就有什么樣的學術導向，他們會在相應的學術活動中利用這些平臺來行使話語權，制定學術研究的領域和方向，評審重大項目乃至評獎。這對學界來說，本身就是一種導向。

　　再如，學術榮譽本身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學術評價和學術導向。一些社科研究機構和高校給一些學者頒發學術榮譽，如學部委員、終身教授、一級教授或者資深教授等。學者獲得種種學術榮譽后，在各自的單位乃至各自的研究領域，都會成為大家學術成長的一個標桿，起著巨大的學術示范作用。他們在各自專業領域就是學術權威，他們的文章著作、發言報告、講座授課、意見建議等在學界和社會上就更有影響力，社會上各種評審、評獎往往也請他們去。可以說，一定程度上這些專家掌握著很大一部分學術評價權。

　　還有，類似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行政學院等重要機構，以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求是》、《中國社會科學報》等中央主流媒體，更是起著重要的學術評價和學術導向作用。比如中央黨校是培訓黨的高中級領導干部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干部的最高學府，在黨的理論研究和宣傳中的地位很高，它對學術導向和理論方向的引導力也很大，大家對中央黨校及其下設的一些教學研究單位的學術方向也極為關注。同樣，中國社會科學院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學術機構和綜合研究中心，黨中央對中國社會科學院有“三個定位”的要求，即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堅強陣地、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的最高殿堂、黨和國家的思想庫智囊團，因此中國社科院在全國社科界必然起著引領學術方向的作用。這些國家級的社科研究機構和思想文化傳播媒體在全社會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評價和學術導向功能，因此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以及學術評價體系和評價標準問題的過程中，更應格外關注政治方向和學術導向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他們在影響學術評價和學術導向方面，確實有責任也有義務。那么，如何能真正發揮其作用呢？

　　樊建新：有學術活動，就有學術評價和學術導向。在現實中，體現學術評價和學術導向的場域很多。學術評價體系和評價標準的制定權固然很重要，但是一種學術評價體系和評價標準確立以后，能否真正貫徹落實到學術活動的方方面面，真正起到領航和助推的作用，往往取決于落實這些標準時各個具體環節的領導權或主導權的狀況。俗話說，“現官不如現管”，只有掌握了那些具體環節和領域評價的主導權，才談得上真正發揮了學術評價的導向作用。否則，再好的評價標準也會落空。因為選什么樣的人當學術咨詢和顧問，給什么樣的人授予學術榮譽，課題評審、項目評獎、學術評價時選什么樣的人做評委，這些看似沒有什么領導權的事情，恰恰有很高的“權力含金量”，它們確實是一種領導權，一種指揮棒，一種影響力，起著重要的導向作用，是一種不可不抓的“軟實力”。

　　這些問題關系到教學和科研的政治方向和學術導向，關系到教學和科研“培養什么人”和“為什么人服務”，關系到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的構建，極其重要，需要高度重視。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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