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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論文量大質次脫離實踐

        我國社科成果可謂汗牛充棟、海量巨制。僅以論文和社科立項來看，目前大學及科研院所科研考核標準以3-4年為一個考核期要求被考核者發表論文4-8篇，即每年1-2篇。據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網信息，目前我國有30多萬人文社會科學教師及研究人員；4000余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每年有4萬多項人文社會科學課題在研，出版著作近萬部，發表論文20多萬篇。我國各大學術期刊論文數據庫已藏有上百萬計以上的人文社科論文。按目前1360種主要人文社科期刊 （按雙月刊計算）每期發表25篇論文計，我國每年也要新增20.4萬篇論文。如此海量論文究竟有多少精品具有理論創新或產生社會效益，又有多少次品、廢品、贗品并無人關注。人所公知的基本事實是上述海量論文量大質次，重量輕質，重形式輕內容，偽劣論文泛濫成災，為發表而寫作，研究內容重復陳舊，雞毛蒜皮無限放大，遠離實踐難接地氣。無節制一窩蜂無論什么題材什么內容都搞數據建模統計分析，一方面人為制造數據、裁剪數據以適應論文結論，制造偽劣論文；另一方面，研究內容脫離實踐難接地氣，雞毛蒜皮人為放大，無聊假設滿天飛，其學風、研風熱衷于構建象牙塔中空中樓閣，遠離實踐，不再關注社會、關注民生問題。如構建模型、杜撰變量、尋找數量關系，驗證一些火車比汽車跑得快的假設，如驗證“消費者愛好決定消費行為”，“消費行為與市場活躍有關系”，“有幽默感的領導能帶動團隊氛圍提升業績”，“嚴格的內控制度有助企業基業長青”，“公民民主意識強與投票呈正相關”等等。

近年，科研政策過度導向國際發表論文。海外發文成為引進人才、大學評估、科研考核的首選及優選標準。國外學術期刊對一篇發表論文收取的版面費可以從幾千元到幾萬元人民幣不等，相當一部分學術期刊由此淪為赤裸裸的斂財機器！征收作者的論文版面費早就是學術界的一個公開的“潛規則”，而各類科研經費都有版面費支出一項，大有將這個“潛規則”制度化的趨勢，甚至衍生出一個學術論文代寫代發的巨大行業。大量的科研經費（納稅收入）被圈入學術掮客，學術期刊運營方。隨著這十幾年來的國際學術出版界大變革，許多國外學術出版商瞄準了國內的巨大市場，打著開放存取的旗號，開始大肆征收版面費。由于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結，國人和國內學術評價體系對國外論文十分青睞，許多人通過科研經費報銷向國外期刊繳納巨額版面費。此前有文章爆料說我國每年向海外期刊及出版商付出數十億人民幣的論文發表版面費。雖然此數字真偽有待核實，此版面費金額中有些是科技論文或技術性強的金融、保險、統計等學科或專業論文，其質量筆者無權無資格評價，但論文發表的金錢化、商業化及發表門檻標準的降低顯然會影響論文質量應是不辯自明的結論，無論科技論文還是社科論文，中國海外發表論文在國際上引用率低已是不爭的事實。有些政治色彩濃意識形態明顯的學科或專業，如社會學、新聞學、政治學、法學、國際政治與外交等設置國際發表論文指標，或作為科研考核科研獎勵優先的導向更是值得探討，一是上述學科或專業許多領域許多問題具有本土語境本土化，更多側重于解決本土問題，不需要以是否國際發文作為衡量其價值的標準，二是國際期刊的學術意趣、定位、價值觀決定了對中國論文的取舍，有限的國際期刊難以滿足國內眾多教師發文的需求，三是因意識形態因素反黨反國家反中國政府反社會主義反馬列，為侵略歷史大屠殺辯解、把南海、釣魚島都論證為別國的論文在國際上可能很容易發表，這不該是國家科研政策導向所希望看到的結果。

二、科研項目同質化，項目成果缺乏實用性

社科研究立項之巨，據筆者的調查統計2010年至2015年，最保守及不完全統計，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大小社科項目28789項，總金額58.27億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管理科學部大小項目8631項，總金額34.78億元。2010至2014年教育部資助大小社科項目22999項，總金額21.88億元。再加上各部委和官方學會立項，如司法部近5年年均資助研究項目150個左右，中國法學會近5年年均資助項目200個，二者年資助總金額均在1000萬左右。國家資助社科項目如此汗牛充棟，科研經費投入如此巨大，有多少項目成果急政府決策之需，想社會迫切問題之想，為國家大政獻計獻策，為社會進步貢獻智慧？

部分項目研究成果內容重復同質化，部分同一主題立項成果并無不同特色，部分成果泛泛空談，無應用性、實操性。如此巨量國家科研投入與產出不對稱、不協調、不匹配。社科立項及發表論文多如牛毛，但無人追蹤成果去向、成果應用及成果社會效益。偽成果泛濫、成果轉化率低、政府采納率低、成果虛化。國家資助資金打水漂、浪費嚴重、管理混亂，資金投入并未產生預期社會效益社會效果。華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張玉對廣州市5所重點大學的25個校級以上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進行調研后發現，這些基地的研究成果的政策轉換率大大低于其學術影響力，而且大學智庫生產的學術產品與政府需求的思想產品之間，亦存在供求錯位的現象。作為承接社科項目及發布論文的絕對主力高等院校與上述每年多如牛毛的論文及海量科研項目相比，據2015年1月教育部長袁貴仁在一篇文章中提到，2011—2013年，高校社科界為黨和政府及企事業單位僅提供咨詢報告26530份，累計有14043份被采納 ，即每年平均有4000多份咨詢建議被采納。與每年產生20多萬篇論文比較，與每年國家資助約1萬多個項目，資助金額17億左右比較，與每年學界絡繹不絕前赴后繼的各種學術會議比較，與每年大大小小林林總總的各種學術評獎比較，每年平均約產出4000多份咨詢建議，巨額資金投入與成果產出及效益之間仍有較大差距。

三、加強社科智庫研究，構建多元社科成果評估標準

社科研究分為基礎理論性研究與應用實務性研究，社科領域各專業性質不同、功能不同，不能要求所有社科研究都構成并支撐智庫型研究，都產生智庫成果。社科理論及基礎研究必不可少且間接支撐并產生智庫成果，但筆者認為實用型、應用型、經驗型社科領域各專業在響應國家發展戰略、構建中國特色智庫、服務于社會治理及國家決策方面應該可以更有所作為，應該可以產生更多智庫成果，加強社科智庫型研究是提高社科研究成果質量的重要途徑，為此建議：

1、部分社科研究的戰略導向及戰略愿景是構建新型中國特色智庫。構建中國特色智庫是為推動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增強國家軟實力。避免科研目的功利化，發表論文只為評職稱。科研激勵政策應導向更多開展前瞻性創新研究和對策性務實研究。

2、以問題為科研導向避免學術空洞化，遠離實踐，象牙塔內造“成果”。 社科研究為智庫服務的定位是研究立足國情與實踐，研究與解決現實問題，諸如從嚴治黨、社會治理、社會穩定、社會溝通、新型反恐、國企改制、城鎮化、農民工問題、留守兒童、醫療改革、教育改革、提前退休、弱勢群體養老、扶貧攻堅、住房改善、產業升級、環境保護、霧霾治理、反腐敗、社會隱性危機、收入分配調節、土地改革、司法公正等諸多問題。國際上并無現成標準答案，更無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成功經驗，其研究充滿本土特色，本土學者有更多話語權，其問題之解決恰恰需要結合本土國情，以本土思維、中國學派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

3、社科成果評價指標體系、標準、方法應由單一轉向多元。目前社科成果僅以發表為標志，論文著述一經發表出版即被認定為成果用于受聘評職稱，這種評價局限于學術圈內仍是自己評自己。學術圈內部評價封閉隔膜于社會或脫離實際。但智庫成果的評價標準有異于傳統學術成果的評價，智庫成果主要以解決問題的方案和對策為主。智庫成果由誰來驗收，何為合格，應由成果采用者評價，即政府或社會組織的標準，智庫成果評價體系的客觀性來自于現實和實際應用。目前已有高校在科研改革方案中明確提出了科研成果評價標準的多元化，如把上報中央和國家部門的內參式調研報告認定為與CSSCI中核心期刊論文成果等同看待，在科研考核、職稱晉升、課題資助、經費資助方面給予優先照顧與獎勵。此做法值得提倡鼓勵，如此政策導向有利于激發教師、科研人員做應用型對策型研究，與智庫成果衡量標準價值取向一致。

    4、科研政策與科研導向上不可一邊倒盲目放大追隨國際化忽視社科研究本土化戰略與路徑。社科研究中科研經費、科研力量、科研資源、科研立項過多且重復于大而無當、空而無物、對而無用的純學術研究。科研政策與導向應調整資源投放比例，將有限科研資源、科研力量傾斜于與實踐相關、與國情相關的本土化應用性、對策性社科智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