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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以量換價”緩解看病貴值得嘗試
去年6月國內絕大多數藥品價格全面放開后,輿論曾擔心政府從此對藥品價格不管不問。20日下午國家衛計委發布的消息卻證明,在全面開放藥價的同時,政府對藥價的干預非但沒有放棄,而且還創新了值得期許的干預手段。
政府的具體做法是,首次啟動(嘗試)國家與藥企之間的藥品價格談判,經過多輪討價還價,藥企大幅降價,政府則將降價藥納入國家醫保藥(又稱基本藥物目錄藥)省級集中采購目錄。
這一做法的核心要旨是:政府通過“以量換價”方式,大幅降低藥價以緩解百姓看病貴;藥企則通過“以價換量”實現薄利多銷。相較于以往政府以行政命令稅務方式,單邊迫使藥企降藥價的做法,新的干預方式有望真正實現病人、藥企、政府三者之間的各得其所。
此次公布的國家藥品價格談判首輪結果涉及3種藥品,分別是用于治療慢性乙型肝炎的替諾福韋酯、用于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的埃克替尼、用于治療多發性骨髓瘤的吉非替尼。3種藥品的降價幅度分別達到67%、54%、55%。雖說降價的藥品只有3種,但它卻是國家藥價談判的首次嘗試性成果,輿論切不可輕率地否定它的市場價值和社會價值。
這3種降價的藥品,系癌變病人和乙肝病人的特效治療藥。3家參與談判的藥企,兩家是國際制藥巨頭,另一家是國內藥企中的“市場新貴”。3種藥品皆受國際專利保護,藥價極為昂貴且不能進入國內醫保,病人只能自費使用。這3種藥品的療效雖得到患者及家屬認可,但高藥價卻把國內大部分同類患者擋在了門外。所以,此次藥價談判首先鎖定療效得到公認的高價專利藥,不光對緩解看病貴有直接“療效”,而且能挽救部分癌癥患者的生命。
藥價虛高,是普通百姓看病貴的主要成因。新醫改分步革除“以藥養醫”痼疾,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百姓看病貴的問題,但依然難從根本上根治藥價虛高之頑癥。以往政府應對之舉通常是動用行政手段逼迫藥企強行下調藥價。只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單純的行政手段,永遠無法理順藥企、患者、政府三者之間的關系,更不可能通過三者利益平衡來實現三方共贏。于是,一個被輿論病詬多年的怪現象被反復演繹,那就是從上世紀九十年初起至2014年,政府前后近20次強迫藥企下調藥價,藥企雖不敢公開頂牛,但每次降藥價都遭致大量療效受到患者公認的常用藥甚至救命藥出現“降價死”,最終,強行降藥價非但沒有實質性化解百姓看病貴,而且每強制下降一次藥價,改頭換面后的同類藥反而更貴。可見,“降價死”既是藥企對政府行政命令的公開反抗,更是市場對政府違背價格生成規律的過時做法所作的嘲諷和報復。
2015年陽春時節,政府突然對外宣布,除麻醉藥品和第一類精神藥品(共幾十個品種)繼續實施政府最高限價外,將從當年6月1日起,全面開放絕大多數藥品價格。消息甫一發布,輿論旋即嘩然,人們很難接受政府放棄對藥品批零最高價的限定權。人們尤其是廣大病患人員普遍擔心,藥價受政府強制監管時,藥價虛高問題都能破解,假如政府從此撒手不管,藥價豈不將完全失控。為此,考慮到安撫民心及平息輿論擔憂之需,政府特意做出一項承諾,宣布將擇機啟動國家藥品價格談判嘗試,并最終將絕大多數已納入醫保目錄的常用藥品,分批次進行國家藥價談判范疇,以多贏之市場思維,尋求常用藥品價格,最終回歸至受供求關系左右的價格生成范疇之內。
還需提及的是,這次國家藥價談判鎖定的3種降價藥,中央政府并未強制各省政府同步納入醫保藥目錄,允許各省根據醫保基金承受力擇機納入。這一做法說明中央政府也學聰明了,因為如果有一些省份一經納入而其他省不納入,未納入的省份患者自會對地方政府施加輿論壓力。
可以斷言的是,國家藥價談判的覆蓋藥品將持續擴大,并最終覆蓋至醫輔材料和醫用耗材。由點到面,多用市場手段少用行政命令化解矛盾與沖突的思維方式和具體做法,可在市場與社會的更廣領域進行嘗試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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