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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強：如何理解有為政府的基礎理論

點擊：  作者：朱富強    來源：第一財經  發布時間:2016-12-14 12:00:20

 

【林毅夫和張維迎、田國強等經濟學家圍繞堅持和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爭論不斷，已經深入到有限政府與有為政府，市場與政府的邊界等話題。對此，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朱富強教授發表系列文章，對田國強和林毅夫之間“有為政府和有限政府”之爭做了梳理與評述。朱教授認為當前經濟學界之所以對一些最基本的政府功能存在巨大的分歧和對立，根本在于他們接受的不同的理論學說。但真正的學者應該跳出個人利益關系的束縛而承擔起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道德責任，努力通過知識探究來啟蒙社會大眾和促進社會進步。】

 

      一、引論

 

經濟學是一門致用之學，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是要理解、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從而為社會經濟政策服務。其中，學好經濟學的基本要求就是要能夠認識市場和政府的功能及其作用范圍，讓兩者都能夠各司其職，從而為推動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發揮出最大積極作用。

 

在筆者看來，市場機制和政府機制之間不僅可以而且需要形成良性的互補和共進關系，因為它們都是資源配置的基本機制，同時也都面臨著失靈問題。然而，圍繞國家的角色形象以及政府的功能承擔，學術界一直存在截然不同的觀點，乃至衍生出了不同的經濟學流派。從根本上說，當前發生在林毅夫和張維迎、田國強以及文貫中等人之間的爭論，也是經濟學界這一長期未竟論戰的繼續。

 

以林毅夫張維迎爭辯為主線的經濟學論戰

 

不可否認，每位論戰者的論述都有自身的邏輯和道理，但是，從思辨邏輯角度看，很多論點因根基于特定的邏輯而不免具有片面性，從而還有不少地方值得進一步的考辨和商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現代經濟學人大多是出身于數理專業，非常注重形式邏輯的嚴密性，也善于構建基于各種假設的數理模型，但也因如是，他們在面對現實世界并需要運用思辨邏輯時，所展開的分析和論斷往往就顯得不那么嚴謹，甚至暴露出很明顯的漏洞。

 

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現代經濟學受功能主義分析思維影響甚大，以致流行的認知和視角往往著眼于事物的表象，卻很少深入到事物的內在本質和作用機理，而專注表象的研究往往傾向于用孤立的案例和局部的數據得出或論證觀點，從而往往會潛含嚴重的工具主義謬誤。

 

就市場和政府的關系而言，不少經濟學人也就容易為特定分析思維、傳統智慧及其內涵的意識形態所左右：演化主義經濟學人往往過于推崇市場機制的作用，建構主義經濟學人則會忽視政府行為潛含的“自負”，從而很少有人真正去關注、挖掘和構建市場和政府之間的互補共進關系。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看待政府和市場這兩大機制的基本功能、作用范圍以及相互關系上，現代經濟學人以及不同經濟學流派的學者往往趨向兩個極端。其中，受傳統智慧的影響，現代經濟學的主流觀點更加關注政府失靈而非市場失靈，從而主張嚴格限制政府行為，這集中體現在田國強的論述和論斷中。有鑒于此，筆者最近對廣泛引起社會關注的田國強與林毅夫之爭進行了梳理，并嵌入筆者一以貫之的經濟學認識作一評述。

 

二、從市場失靈到有為政府

 

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倡導有為政府，而田國強則持強烈的否定態度。那么，如何理解學者之間的這種認識差異呢？筆者以為，這根本上涉及了對市場失靈的不同認識。一般來說，只要存在市場失靈，就賦予了政府一定的積極作用和可為功能。問題在于，如何界定現代政府的作用邊界和強度？在很大程度上，這就與市場失靈的廣度和深度有關，而且市場失靈的廣度和深度本身是隨時空轉換而動態變化的。

 

一般傳統意義上的市場失靈主要針對早期市場機制，并且是狹義的，它主要是指規模經濟、壟斷、信息不完全或不對稱、外部性以及公共物品等的存在，導致市場無法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顯然，如果確定了這類市場失靈的類型和范圍，那么也就明確了政府進行經濟調控的作用領域，很大程度上，這也就是田國強等強調的有限政府的邊界。

 

然而，如果進一步拓展視域，我們就可以發現現代社會中存在著更為廣泛的市場失靈。至少可以看到10類市場失靈：

 

(1)風險保障市場的不完全，導致人們因風險厭惡而失去創新和冒險意識；

(2)資源的不可分性，導致出現反公地悲劇現象（觀察者網注：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是1998年由美國教授Heller提出的，是指本應公有的產權由于細分化、私有化導致社會未能充分利用資源的情形）；

(3)多重均衡問題，導致資源不能被充分利用，收入分配也不公平；

(4)市場不能解決的社會效率和公平之間的矛盾，不能解決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

(5)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沖突，導致市場墮落效應的擴展；

(6)市場主體的不完全理性或非理性，導致公共性資源得不到最優使用；

(7)市場不能保證社會秩序持續擴展而不會內卷，不能保證經濟穩定而不出現經濟危機；

(8)市場無法自行保證供給不斷增長的社會性需求，從而導致私人產品與公共產品之間不配套的社會失衡問題；

(9)過度競爭引發的炫耀性消費，導致真實需求的扭曲；

(10)策略性行為引發的信息隱藏和打埋伏機制，導致社會內生交易費用不斷膨脹。

 

顯然，這些廣義市場失靈的存在，也就賦予了政府更大的職能承擔，進而極大地擴展了政府積極有為的作用空間，相應地，也就導向了林毅夫等提出的“有為政府”。筆者在一篇評論張維迎觀點的文章中，已經就與產業政策密切相關的信息不完全性、負外部性效應、技術進步的正外部性和規模經濟存在以及次優和第三優理論和生產力理論等作了闡述，而有為政府的概念承擔和作用領域并不局限于產業政策一隅，同時也有更為廣泛的理論基礎作為支撐，因而本文擇其要者而述之。

 

三、市場主體特征理論

 

傳統狹義的市場失靈理論主要集中在市場客體(機制)的缺陷上，如不存在理性行為和完全競爭所需要的完全信息。基于這一視角，新古典經濟學等認為，這些市場客體的缺陷可以隨著社會發展和市場建設而得到改進和修復，以致市場失靈也將逐漸緩和乃至消逝，進而政府的經濟功能也將逐漸式微，乃至退縮到扮演“守夜人”角色的最小政府。

 

問題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拓展和推進，引起市場失靈的因素越來越轉向了另一方面——市場主體，這導致了市場失靈不僅持續存在，還會不斷擴大和加重。究其原因，市場客體往往可以在發展中得到逐漸建設和完善，但市場主體的特性則要穩定得多，很難在短期內得到改變，反而可能隨著市場經濟的推行而強化。

 

哈耶克很早就曾指出，對社會秩序的闡釋，最終必須依憑的乃是對人性和社會世界性質予以闡釋的社會理論。相應地，我們在認知和理解市場秩序以及社會秩序時，在理解市場活動和政府行為的內在缺陷時，都必須從審視市場主體的人性特征以及其行為互動著手。一般地，對市場主體的行為考察主要包括兩方面：(1)個體的理性特質，這集中體現在理性的程度上，基于有限理性的互動產生了囚徒困境、公地悲劇以及集體行動困境等現象；(2)個體間的相異性，這集中體現在資源的分配上，權力和地位不平等造成了市場交換和收益分配的不公正。

 

首先，就市場主體的理性特質而言。新古典經濟學以及奧地利學派所推崇競爭市場下的“無形的手”預定協調機制、福利經濟學定理、自發秩序擴展原理以及科斯中性定理等，這些都設定了完全理性的行為主體；但是，所謂的完全理性只不過是一種虛構，現實生活中的任何個體都只是有限理性或近視理性的。

 

實際上，除了在基于建構理性主義思維而構建(長期)市場有效的模型外，現代主流經濟學在對現實行為進行靜態分析時基本上都是基于行為功利主義的短視理性，尤其是，經濟人分析范式所內涵的根本上就是基于一次性行為功利判斷的極端有限理性；相應地，由此衍生出的行為互動往往導向一種具有內固力的市場納什均衡，乃至得出了囚徒困境的一般性結論，包括競爭失度、資源枯竭、環境破壞、金融泡沫等都是囚徒困境的表現，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霍姆斯特姆提出的激勵不相容原理也是其中之一。

 

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霍姆斯特姆

 

顯然，囚徒困境不僅反映了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的沖突，也揭示出現代主流經濟學引以為傲的理性行為所潛含著的深深的“理性自負”，以致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常常把“經濟人”稱為“理性的白癡”。事實上，個體理性的有限性不僅表現為只考慮近期利益而忽視長期利益，也表現為只考慮個人的或局部的利益而忽視集體或全局利益，因而基于個體理性行動往往會導向集體無理性。

 

這就意味，基于個人效率最大化的帕累托原則這一方法來評估公共政策的失敗。布羅姆利（觀察者網注：美國經濟學家丹尼爾·W·布羅姆利）就寫道：“公共政策問題或集體行動問題的產生，正是由于原子式的個人最大化行為所產生的加總結果和社會擁有的結果是不一致的。如果將這種業已發現會產生不能接受的結果的方法視作集體行動借以糾正現有問題的真實法則，這不是很奇怪的嗎？”正因如此，對社會效率的評估，就需要尋找新的標準，進而又引出了政府的相關功能承擔。

 

其次，就市場主體間的異質性而言。新古典經濟學以及奧地利學派所推崇的自由市場觀、市場公平分配觀、科斯中性定理、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等都設定了同質的行為主體，或者至多在口味偏好、行為目的、個人知識以及警覺性等方面的人際差異性；但是，現實市場中的行為主體根本上是異質性的，而且主要體現在地位和權力的不平等上，從而根本無法將現實世界的消費者和企業等都還原為同質的原子體。

 

相應地，只要回到異質性市場主體的現實世界，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信條就必然會面臨質疑和挑戰，如：(1)異質性市場主體因各種因素而面臨不同的“選擇集”，從而絕對沒有平等的自由，也絕對不會有實質性的公正交換；(2)商人往往只關心能帶來最大收益的富人需要的商品，而對那些有助于社會大眾的公共品則漠不關心，或者市場經濟體系中擁有更大權力的生產者傾向于通過各種途徑來誘導人們的消費而并不是根據消費者需求來激勵供給，從而也就無法實現社會效用最大化。

 

很大程度上，新古典經濟學教材中所崇尚和宣揚的只是一種邏輯化市場，它在現實世界中根本就不存在，現實市場機制所導向的結果也迥異于所謂的有效市場。 赫什萊佛就強調：“主流經濟學一直都著重傳達雖然重要但又較為片面的一點，那就是自利可以帶來善意，以至于幾乎把其陰暗面都忘掉了。” 這也意味著，新古典經濟學以及奧地利學派的市場化主張具有明顯的簡單化傾向，它將政府和市場在經濟事務中的角色對立起來，而沒有努力去溝通它們之間的互補性，而這是現代經濟學應該且必然會關注的重要課題。

 

四、市場墮落效應理論

 

傳統市場失靈集中關注效率方面，但是，市場失靈還有另一重要表現：社會價值的忽視和喪失。譬如，基于自由交換的帕累托改進原理，波斯納、貝克爾等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倡導者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張：性交易乃至強奸權利合法化、建立嬰兒買賣和人體器官買賣市場，甚至允許毒品買賣和奴隸交易，等等。問題是，盡管從經濟學的分析思維來說，這些交易似乎是有效率的；但是，在社會文化和倫理道德層面上，這些“有效”的市場成果卻違反了他人或社會的利益，因而長期以來都屬于為社會道德所貶斥以及為法律所禁止的行為。

 

這意味著，從經濟學來說有效率的市場成果在社會文化和倫理道德層面上卻難以為社會所接受。 如何解釋呢？這正反映出被長期忽視的另一市場失靈類型：某些交易從市場運行來說似乎是有效率的，卻衍生出對社會發展極度不利的后果；相應地，如果放任這種交易的推行，就必然造成社會倫理的式微和解體，進而使得整個社會陷入無序和失范狀態。

 

顯然，這就帶來了新的思考：究竟是以社會合理價值來審視和反思現代經濟學的分析結論？還是以現代經濟學的分析來審視和重塑現代社會價值和法律道德規范？康芒斯（觀察者網注：美國經濟學家約翰·羅杰斯·康芒斯）強調，社會“合理價值”是審視市場成果的可接受性以及市場運行的有效性的重要標準，如果市場交易所促進的東西不符合社會需要和社會價值，那么這種市場也就不是合理和有效的。

 

一般地，即使按照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效率原則，市場的設計和推行有助于社會總效用的提高，但只要它會對社會發展造成危害，這也就是明顯的“市場失靈”。然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卻不關注市場運行中出現的失靈現象，而僅僅關注市場“運行”中效率欠缺的失靈，反而以經濟學的有效市場分析來重塑法律和道德，這充分表現在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分析之中。

 

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狹隘的市場效率，一個叫王福重的“主流經濟學家”宣稱要為號販子辯護，不僅認為號販子做的是正常生意，為其正名為看病中介，而且認為全社會都該感謝號販子，因為他的行為顯示了專家號的稀缺程度(也即真實價格)，從而優化了資源配置。

 

同時，社會價值的忽視和喪失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市場內含的墮落效應，還包括以效率犧牲公平、庸俗同質化、實用媚俗化等。究其原因，商人為了在商業主義社會中獲取最大利益，就必須迎合大多數人的口味和偏好，從而滋生出了強烈的實用化、媚俗化和平庸化傾向。譬如，在當前中國社會，芙蓉姐姐、流氓燕以及鳳姐們可以成為各電視節目的嘉賓，包含性暗示、人身攻擊以及物欲主義導向等“低俗”節目不斷推出，目的也就是盡可能地吸引受眾眼球。

 

美國學者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指出，后現代社會的文化是一個娛樂化的時代，電視和電腦正在代替印刷機，文化的嚴謹、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讓位于娛樂和簡單快感。類似地，由于商業主義的滲透，現代高等教育逐漸偏離了社會發展的目的，而逐漸淪為個人謀利的手段，甚至退化為一種工具主義的技能培訓；相應地，現代學術就日益庸俗化、實用化和功利化了，短、平、快的實證論文獲得了推崇和鼓勵。

 

事實上，托克維爾通過對早期美國社會的觀察就發現，民主體制下的學術風氣呈現出三大顯著特征：(1)學術取向的實用化，如重實踐而輕理論，重一般觀念而輕具體觀念；(2)學術精神的平庸化，如有追求而少大志，缺少革命創新精神；(3)學術控制的極權化，如信仰的從眾取向，學術中的多數暴政。

 

同樣，馬爾庫塞在對二戰后美國社會的考察中也指出，發達工業社會創造出了豐裕的物質條件，由此成功地容納、化解了社會中一切可能存在的否定力量，社會文化為適應社會的需要而日益商業化、世俗化、物質化、標準化、大眾化；進而，平庸的娛樂和無聊的消遣就吞噬了人們的心靈，它以文化的形式告訴人們，現存社會是最好的、最合理的，認同這個社會并接受它的觀念就可以得到快樂和幸福，以致人們的自由意識和批判精神就在不知不覺之中被不斷增長的“虛假需求”、不斷更新的商品以及維護現實的“肯定文化”所窒息和消除了。

 

結果，現代發達工業社會使得人成為單向度的人，成為缺乏批判和反省的人，對自身和他人的未來漠不關心，對周遭現實毫無批判地接受。顯然，市場墮落效應在當今社會的肆意呈現，也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政府所應承擔的角色，拓寬新古典經濟學教科書上所賦予的政府功能。

 

五、促進分配正義理論

 

上面引入了市場主體的相異性，尤其是權力和地位的不平等性，這也必然導致市場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性。一般地，在現實世界中，市場交易中的供求關系根本上體現為權力之間的較量，交易剩余的分配結構也必然決定于當事人的權力對比；因此，分配結果總是有利于勢力大的一方，強勢者往往會占有更大的收入份額。進而，更大的收入份額又進一步增強了強勢者的力量，從而使得它在今后的交易中擁有更大的優勢，并獲得更大的收入份額……如此循環往復，這就產生了市場經濟中的馬太效應：富者愈富、窮者愈窮，最終導向社會收入分配的兩極化。

 

當然，一些經濟學人也許會基于庫茲涅茨（西蒙·史密斯·庫茲涅茨，俄裔美國經濟學家，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發現的倒U型收入分配規律，認為市場經濟中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到一定限度之后就會出現縮小的趨勢，并以此來為現實收入差距辯護，并反對人為干預來縮小這種收入差距。如張維迎就認為，“市場越開放、政府干預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

 

但實際上，這并沒有認真區別倒U型收入曲線前后端的影響因素差異：(1)收入差距變化曲線中前一段的擴大主要源于自發市場的馬太效應，這種馬太效應最終會導致社會收入分配兩極化；(2)收入差距變化曲線中后一段的縮小主要源于社會干預的轉移效應，這種社會干預主要促使弱勢者的力量聯合和直接的立法來保障弱勢者的基本訴求。 也即，收入分配本身就是社會力量博弈的結果，而隨著財產權利的集中，其所有者將在談判中擁有越來越強大的權勢，從而也會獲得越來越有利的收入份額，這是一個自我強化的過程。

 

尤其是在一個社會中的權力分布是極端不平衡的社會，完全基于力量決定的供求市場必然就有強烈的掠奪性，必然缺乏對正義和公平的關懷。為此，一個良善的社會就體現為：存在一系列法律來限制那些附屬于特定功能角色的財產權利的使用，使之不會因累積效應而膨脹，這也正是民生主義的經濟干預政策之理論基礎。同時，正是通過抗衡力量的引入以及對財產權利的“約束”壯大了弱勢者在談判中的力量和地位，從而最終使得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趨勢出現緩和甚至轉向縮小。

 

事實上，在一個良性發展的社會中，人們對社會正義往往具有基本共識，這就是個人的所得收入與其勞動貢獻應該相對稱；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體現每個人的應得權利，使每個人的福利與國民財富同比例增長。其中，就成熟而完善的市場而言，它應該維護每個市場主體的應得權利，致力于促進社會權利和國民財富之間的平衡發展；只有這樣，市場才能被視為成熟的而非原始的，才能被視為合作性而非掠奪性的，才能促進社會秩序持續擴展。

 

就合理和合法性的政府而言，它應當是弱體群體的保護者，應該確保社會中不存在統治和剝削其他群體的權力；只有這樣，政府才能擔負起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才能擔負起協調社會利益的功能，才可以保障社會協調合作的順利進行。

 

同樣，作為一個關注社會現實的人本主義者，經濟學人也應該致力于分配正義的深層研究，因為分配正義的實現不僅有助于社會效率的提高，而且分配正義本身就是值得推崇的社會價值。顯然，在現實市場中，無論是資源的初始占有還是財富轉移的程序制定都控制在少數權勢者手中，由此帶來的收入分配就具有顯著的不合理性；而且，初始分配收入的不合理性不僅表現在工資收入沒有體現其勞動貢獻，而且表現在依據勞動貢獻來獲取收入的原則也忽視了人類個體的自然不平等。

 

因此，從正義原則角度，這就要求通過收入再分配對初始分配收入中的不合理進行彌補：(1)對那些受到損害的主體進行補償，從而實現補償正義；(2)對那些處于自然弱勢地位的主體提供援助，從而實現糾正正義。顯然，這就賦予了政府在收入分配領域的積極作用。

 

不幸的是，邊際革命以降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反對古典經濟學從力量博弈將收入分配與規則制度聯系起來，而是基于邊際生產力原理將生產理論和收入理論統一起來，進而將市場收入與生產貢獻等同起來；相應地，它將初始分配收入視為正義的，并由此主張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而將基于收入再分配的征稅認為是對基本正義的違反。正是在現代主流經濟學的鼓吹下，政府糾正和補償正義以及收入再分配功能被放棄了，而市場機制則得到了過分的推崇，中國社會的市場化改革也片面地強調收入分配由自由市場機制決定，以致任何以其力量所獲得的利益都被合法化了。

 

六、促進社會均衡理論

 

討論政府所應承擔的功能，不是先驗的和固定不變的，而是與特定時空下的訴求有關。事實上，自20世紀初以來，甚至在20世紀80年代實行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市場政策之后，西方諸國的公共部門以及公共開支一直都呈現出迅猛的增長趨勢，包括政府對私人部門的管制以及公共部門公共所有權的擴大。而且，經濟權利最為集中的不是由法定管制的方法或公共所有權帶來的，而是發生在公共部門(即政府)收入和支出的相對增長上。

 

事實上，大規模的公共部門已經成為現代發達經濟的特征：發達國家中公共部門占GDP的比重平均已達40-50%，尤其是在北歐那些福利國家，公共部門占GDP的比重已達60%。那么，為什么會出現公共開支長期增長的現象呢?經濟學界為解釋此現象所提出的理論大致有這樣幾種：

 

(1)瓦格納的“政府活動擴張法則”，傾向于從社會經濟發展要求政府履行越來越多的職能角度做出解釋，隨著政府職能的擴大而使得財政支出不斷增加；

(2)皮考克和懷斯曼的公共選擇理論，傾向于從公共收入隨經濟發展和社會動蕩而增長，并導致公共支出相應增長的角度做出解釋；

(3)馬斯格雷夫和羅斯托的發展理論，傾向于從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要求公共支出結構做出相應變化的角度做出解釋；

(4)鮑莫爾的“鮑莫爾病”，傾向于從公共部門勞動生產率偏低必然導致其規模偏大的角度做出解釋；

(5)帕金森的帕金森法則，傾向于從等級制組織中的組織原則弊端中尋找原因：不稱職的行政首長一旦占據領導崗位，龐雜的機構和過多的冗員便不可避免，行政人員會不斷膨脹，但組織效率越來越低下；

(6)黃有光的追求福利說，傾向于從福祉和快樂角度探究廣告品的增長，私人消費主要是私人間競爭，從整個社會來看并沒有提高快樂，只有私人消費轉移成為公共開支尤其是用在環保、基礎研究、教育等方面，才可以在沒有減少私人快樂的前提下提高人們的快樂和生活品質。

 

加爾布雷斯在《豐裕社會》就將私人產品和服務與政府產品與服務供給之間令人滿意的關系稱為社會均衡，它強調，任何一個運行良好或管理有方的社會都應該使公共服務跟得上私人生產。其基本思路是：一種產品使用量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創造了對其他產品的需求，相應地，隨著社會的逐漸富足，私人消費品的增加將相應地增進公共品的需求。例如，隨著更多汽車的消費，就必須有更多的汽車保險和更多使用汽車的空間。而且，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社會性需求占人類需求的比例越來越大，例如，汽車消費的增加需要增加街道、高速公路、交通管制、停車空間，富裕社會越來越需要道路、學校、博物館、低價住房等公共事業。

 

然而，長期以來社會均衡狀況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沒有能夠使公共服務與私人生產和商品消費保持起碼的關系；相反，私人部門的富有不但與公共部門的貧乏形成了令人震驚的反差，而且私人產品的豐富性成為造成公共服務供給危機的重要原因，這也就是私人富裕與公共貧困的共存現象。尤其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越是盛行的地方，私人產品和與公共產品間的失衡情況也就越明顯：一方面是華貴豪華的別墅花園、昂貴奢侈的私人飛機和琳瑯滿目的金銀綢緞，另一方面則是破爛不堪的公路、充滿臭味的河流、擁塞骯臟的公共交通。

 

那么，對人類福利來說日益重要的公共目標為什么會被現代社會所忽視呢？加爾布雷斯（美國經濟學家，新制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認為主要原因在于：(1)在現代壟斷經濟體系中，傳統的完全競爭力量已被強大的組織力量所代替，如巨大的生產者、全國性零售公司和強大的工會；它們操縱了市場、操縱了消費者，從而操縱了經濟；(2)現實生活中人們對經濟增長的關心超過了對生活本身的關心，對“物”的注意超過了對人的注意，因而一個經濟體系的目標常常并不是供應商品以滿足人民的需要。正因如此，就要重新樹立經濟學對公共目標的關注，重新認識和確立政府的應有職能。

 

七、復雜自由主義理論

 

當前經濟學界圍繞堅持和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爭論進而衍生出的有關政府職能界限的爭論，還源于對自由主義內涵的認知差異。事實上，當前社會往往流行著簡單化的貼標簽取向，如一個學者不是自由主義者就是反對自由主義者。

 

這種標簽化區分明顯忽視了這樣幾點：(1)“自由主義”一詞本身經歷了長期的演化，在不同時期被賦予了不同的內涵，如無支配的自由、無干涉的自由和自律的自由等；(2)自由主義的內涵呈現出日益復雜化的趨勢，如經歷了古典自由主義到改良自由主義再到現代自由主義等概念的演化；(3)20世紀70年代后興起而在90年代形成全球思潮的“新古典”自由主義又開始向古典自由主義復歸，從而又呈現出原始的、簡單化特征。

 

具體說明如下：“自由主義”起源于啟蒙運動時期對封建社會中存在基于等級身份的支配關系之反對，而要徹底擺脫這種身份制的支配，就必須有基本財產的保障，因而早期自由主義強調“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但是，隨著市場馬太效應導致的財產權集中規律再次顯現，金錢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危害也日益增長，因而19世紀70年代西斯蒙第、約翰·穆勒、托馬斯·格林、霍布豪斯等人開始反思和質疑自由放任的市場有效性，并轉而主張政府以立法手段來保障工人的基本社會權利和基本社會福利，這就是改良色彩的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

 

接著，到了20世紀70年代，由于凱恩斯干預主義政策造成的經濟困境和蘇聯等計劃經濟的解體，哈耶克等奧地利學派學人和弗里德曼等新古典經濟學人將流行的改良式“New Liberalism”稱為偽自由主義，并創造了一個新詞“Libertarianism”來承襲古典自由主義的內涵。至此，“Liberalism”就被指稱為贊成社會福利的改良自由主義，而“Libertarianism”則被理解為追求自由放任的自由至上主義。

 

不過，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又不愿意將“Liberalism”稱號拱手相送其他流派，也常用“Liberalism”稱呼自己的主張，隨后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又創造出了新詞匯“Neo-liberalism”以與具有改良色彩的“New Liberalism”相區別，并把它稱為真正的自由主義。一般地，“neo-”所說的“新”更多地具有“復制、模仿(copy)先前事物”之意味，而“new”更具有別于過去的“革新、變更”的味道；因此，筆者更傾向于將“Neo-liberalism”稱為“新興自由主義”或“新古典自由主義”。

 

顯然，正是由于不同群體基于不同立場和目的來界定和使用“自由主義”一詞，從而就導致自由主義的內涵和特性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受肯定性理性主義思維的支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傾向于將自由放任市場經濟中一切(或絕大多數)現象都視為合理的，同時將質疑和反對者都稱為自由主義的敵人。其實，真正的知識分子必然是自由主義者，因為它不能容忍自身思想受到約束和統治；但同時，任何具有強烈現實主義和人本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也都必然會致力于挖掘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所內含的問題。

 

從“自由”根本含義上講，它是指社會個體不受他人的干涉和支配，這包括政治上的壓迫和經濟上的剝削；而之所以會形成政治上的壓迫和經濟上的剝削，就在于政治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在于政治經濟權力集中在某些人手中。因此，自由主義就有兩方面的內容：

 

(1)政治上要不受支配，政治權利在人與人之間的分配就應該沒有差異，都有同等的選擇權、被選擇權以及受教育的權利；(2)經濟上要不受干涉，經濟權利上就不應該存在過度的不平等，需要采取一定的社會措施來防止所有權的集中。

 

同時，從自由主義演化史也可以看到，隨著財產權利的不斷積累和集中，人們認識到不能簡單地神話“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一信條，更不能靜態和抽象地看待個人自由。因此，對純粹市場提出批判并不意味著反自由主義，相反，正是這種批判促使了自由主義本身的發展。

 

事實上，現代自由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保障和擴大個人的基本社會權利，這不僅要堤防社會權力集中帶來的危險，也會堤防金錢權力集中帶來的危險；相應地，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市場和政府對立起來，而是要尋求兩者之間的互補性，尋求兩者之間的平衡。將自由與平等正義結合起來，將市場經濟與社會公平和人文關懷結合起來，這就是復雜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相應地，復雜自由主義注重堤防兩類權力集中的危害：經濟領域在堅持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的同時，又主張通過不斷完善市場機制來緩和市場機制對弱勢者的不公和傷害，政治領域則主張建立和完善結合用手投票和用腳投票的呼吁-退出機制以防止寡頭政治或庸俗民主所引發的政府失靈。

 

八、資源配置機制理論

 

從市場化失靈來引出政府功能的承擔，這主要是從必要性角度上而言。政府能否承擔這種功能，還需要進一步探究政府作用的本身機制。按照現代企業一般理論，所有的資源配置方式都可以歸結為兩種基本類型：價格機制和組織機制。其中，價格機制是通過市場來運行的，而組織機制在微觀上則主要體現為企業內部的命令系統。即基于企業組織的資源配置方式具有不同于基于市場的資源配置方式的特點：在企業組織中，發生資源配置的主體之間存在地位和等級的不同，進而產生了命令和服從關系，這也就產生了生產的計劃。

 

因此，企業經濟往往也被看成是一個小的統制經濟，或計劃經濟。也即非個人的計劃起源于企業內部，計劃機制往往也可以被視為企業機制，而國家計劃配置方式只不過是企業配置方式在國民經濟上的拓延。因此，如果說企業管理協調是在微觀經濟層次上對市場協調方式的替代，那么，政府的管理協調就可看成在宏觀經濟層次上取代市場協調的方式。這可從兩方面加以理解：(1)正如企業組織的管理協調引入了企業管理人員一樣，國家組織的宏觀協調則引入了政府行政官員；(2)正如企業組織中也存在大量的隱性協調的活動，如企業文化建設、職工培訓等一樣，在一個國家組織中也存在大量的隱性協調需要政府來施行。

 

正因如此，我們認為，國家計劃實際上是屬于兩種基本資源配置方式之一的組織配置方式，政府顯性協調本質上也是宏觀的組織管理協調方式；相應地，計劃和市場這兩種基本資源配置方式本質上并沒有優劣之分，區別只是在于各自與環境的相容程度：不同方式與什么環境相適應以及發生作用的“限度”如何。 由此，當前中國社會經濟體制改革也不應該受到先驗意識形態的左右，不需要為“市場化而市場化”，而應該正確認識國家的根本性質和政府的作用領域。

 

一般來說，政府的根本作用在于促進市場主體之間的行為協調，從而提高勞動有效性和增進社會合作。政府的這種協調功能表現在直接和間接兩個方面：其中，直接的協調作用主要是指政府以產權代理者或控制者的身份對經濟直接進行計劃、管理和經營等活動；間接的協調作用則主要是指以裁判者的身份通過間接的方式——如設定游戲規則、提高國民整體認知水平、培育社會的合作精神等——為市場經濟活動提供輔助性支持以提高社會協調性的活動。

 

當然，政府的經濟干預也會產生政府失靈。不過，政府失靈的產生原因不同于市場失靈：市場機制的失靈主要在于孤立個體在自發互動上的協調性之不足，政府機制的失靈則主要體現為集中的權力在使用上的制約性不足。相應地，市場機制的失靈是集中于市場交換和個體行為的經濟學家所應該關注的，其基本思維在于如何提高行為的協調性以促進社會合作和分工深化；政府機制的失靈則是集中于政治組織和群體行為的社會政治學家所重點關注的，其基本思維在于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監督機制來保證政府及其代理人做它該做的事。

 

不幸的是，現代學術的學科關注卻似乎顛倒過來：經濟學家努力為自生自發的秩序進行辯護，政治學家則如何完善對政府及其代理人的監督機制上似乎也無大作為。結果，中國社會就盛行兩種極端觀點：(1)針對市場失靈問題，不是尋求市場的完善之道而是試圖取消了事，這是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實踐所展示的；(2)針對政府失靈問題，也不是尋求政府監督體系的完善而是取消政府相關職能，這正是現代經濟學界的流行觀點。有鑒于此，良善社會就應該努力避免這兩種極端傾向，而這也正是新時期下的有為政府建設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