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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自誕生之日起，馬克思主義就一直處于危機當中，因為它總要介入群眾運動，而群眾斗爭的歷史要求永遠是無法預言的（阿爾都塞語）。在今天，“馬克思主義學科”本身的問題如此刺目，暴露出如此多的問題，既就是在“學科建設”的語境里也已昭然若揭。本文對學術隊伍、學科制度、人才培養、學風等的分析可視為一種在制度層面上的自省清算，尤其在其中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研究者要“下鄉下廠下基層”這樣誠懇切實而久違了的呼吁，相信客觀的讀者能從中看到一種值得尊敬的立場和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把“加強馬克思主義學科建設”，作為國家重點建設的“五類學科”之首加以強調，這是具有深遠政治意義和思想文化建設意義的戰略部署，也是對于我國馬克思主義學科領域理論工作者的極大激勵。問題是有關部門和馬克思主義學科領域的理論工作者應該如何響應這一戰略部署，切實推動馬克思主義學科向著一流學科的目標而扎實發力，久久為功。

      一、“要從人抓起”，切實建立起一支具有過硬學術能力和正確學術價值觀的人才隊伍。

      當下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我國馬克思主義學科領域雖然聚集著龐大的從業人群。但這個隊伍有著國內哲學社會科學界許多共有的問題和毛病，也有著它本身特有的一些問題。例如，由于這一領域本身屬于意識形態的重要領域，在復雜的社會思潮沖擊下，有的從業人員糾結于學術與政治的迷思之中，職業自豪感、自尊感缺乏；有的單位出于對這一學科領域專業性的不了解和偏見，認為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學問”，因而，對于入職人員的專業門檻要求不高，似乎懂得些許常識，就可以在這里講學布道，成為導師和權威。導致這個領域中確實存在著既不“真懂”，更不“真信”的突出問題。這雖然主要是過往歷史的現象，但卻直到現在仍然嚴重地影響著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程的教學效果，也降低了這一領域從業人員的整體專業素養的水準。因此，對于這個學科建設的重視，首先需要認真落實“從人抓起”的問題。

      “從人抓起”，抓什么？首先，良好的專業訓練和較強的業務能力，應該是對這支隊伍最基本的前提性要求。這里，具有專業配適性的學歷要求是必要的，但更為重要的是學歷證書背后的專業學術含金量。盡管對于這個專業含金量要求，不同區域的學術單位基于不同的學科發展定位，可以有不同的門檻，但對于入職人員必須要有專業素養與學術能力的高標準要求，以防止濫竽充數。其次，把“真懂”“真信”作為對于這個隊伍人員的基本職業素養加以具體化和剛性化。“真懂”對于專業人員而言，不是一般的熟悉和了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而是要求精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經典，熟悉馬克思主義的源流演變，通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豐富內涵、特定范疇、思維特質與價值取向，掌握馬克思主義在不同時期運用中產生的新的理論形態等。除此之外，“真懂”還需要通曉世界學術的發展。因為馬克思主義從來都是植根于人類文明，在與其他學術思潮的互動中不斷發展的。顯然，“真懂”的達成，要求學者畢生付出艱辛的努力。也只有達成“真懂”，學者才有可能養成“深厚的學識修養”，從而產出高水平的學術成果。關于“真信”，主要屬于價值論問題。然而，馬克思主義所具有的知識論與價值論相統一的特性，決定了人們僅僅局限于知識論領域是無法真正達成“真懂”境界的。因此，“真懂”的達成還要求人們達成價值論上的“真信”。這就要求人們不僅要精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還要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學習，善于在復雜的社會現象和矛盾沖突中，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去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并始終站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上去維護和發展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這一意義上的“真信”，至少具有兩個重要的維度：第一，真誠地踐行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認識和改造社會的理論方法去運用。第二，真誠地站在“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基點上去思考、寫作和行動。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本來意義就是關于“無產階級解放”的學說，“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就是它自覺的基本的價值立場。根據第一個維度，馬克思主義不應該被變成某種學院派內部孤芳自賞式的小眾化“玄學”，也不應該成為上流社會沙龍的談資，更不是某些“古董家”鑒賞和靜觀的對象。有擔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不僅要真誠地探索和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經驗與教訓，還要積極地做好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普及工作，使之成為千百萬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行動指南。根據第二個維度，學者要自覺“解決好為什么人的問題”。要有真誠的大眾情懷，自覺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知曉民眾關切，關心民眾疾苦，自覺地維護和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尤其在社會出現了令人不安的階層分化，弱勢群體成為一個突出社會問題的條件下，馬克思主義者對于大眾立場的自覺，不僅具有個人德性的意義，更是推動社會和諧、向善發展的積極因素。總之，“真懂”“真信”的要求，應該在隊伍建設的實踐中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并轉變成為這支學術隊伍的學術創造力和政治定力。

徐俊忠老師

      二、堅持“以問題為導向”的學術取向，克服過于剛性的學科規制所形成的狹隘學術方式。

      重視學科建設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校的一個突出現象。然而，在過強的學科規制下，出現了學科邊界的剛性化，學科甚至成為不同學術群體相互孤立的學術“土圍子”。它的直接消極后果就是導致學者和學生知識結構、經驗結構和思維方式的單一化，甚至成為學術上的“單向度的人”，從而無法適應對于社會發展中復雜問題的思考和解決。這是當下我國學界時常爆發“雷人”觀點，政府部門政策制定不時出現“天國化”現象，“專家”蛻變為“磚家”而成為人們調侃與諷刺的對象等等的重要原因。

      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以問題為導向”的倡導，學界應自覺克服時下囿于過于剛性的學科規制所導致的知識與思維上的片面性。其實，學科本來僅僅是對于知識的分類而對于知識的一種抽象。它抽離了知識產生的復雜場域，也抽離了知識體系中復雜單元之間的關系，由此形成了基于自身思維習性和邏輯自洽性的知識系統。學科的劃分為知識積累與傳授提供了便利，也使分化了的特定學科獲得某種相對獨立性的發展。但任何抽象都不是對于對象本身的全面把握。即使科學的抽象，對于某一學科而言，也只能從一個方面提供對于對象的認識與把握。因此，它不是關于對象本身完整的知識反映。這是持有學科思維的學者在對待自身學科知識的適用性問題時，必須特別清醒和謹慎對待的問題。甚至可以說，社會發展過程中向人們提出的是問題，而不是學科。學科只有以問題為依歸，才可能提供某一方面的正確知識。相反，如果囿于學科而忘記了對象，或者以學科的單一知識單元去把握對象復雜的聯系，并依據于這種把握去指導社會實踐，就必然導致我們在實踐上的犯錯。對于社會發展中的經濟問題的解決，如果僅以經濟學家的視角，把它簡化為投入和產出的最大化問題，必然帶來嚴重的社會沖突與災難。對于社會道德問題，僅僅按照倫理學的思維，把它局限于思想教化和道德倡導，那也一定是無濟于事的。當下備受關注的農村凋敝問題，僅僅從農村的社會建設著手，而不能有效地解決農村的產業發展和產業價值鏈的延伸以及相關的鄉村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設，頹勢一定無法抑制。時下我國面臨著農業發展的突出問題，但人們的思維如果局限于農業經濟學的限度，卻缺乏農業社會學、農業政治學和農業文化學等等的視野，那也是無法解決問題的。因此，貫徹“以問題為導向”的倡導，學界一定要有克服和走出狹隘的學科“土圍子”的自覺，從而把學術研究與社會發展中的“問題”勾連、對接起來，把解決社會問題作為科學研究的主要面向，從問題的解決中，去獲取學科發展的靈感，豐富學科的知識，而不是固守著狹隘的“學科”思維和受局限的話語去自說自話。

      適應“以問題為導向的”的倡導，學界必須走出過于剛性的學科思維的束縛，學者應有形成多元復合的知識結構和多元復合的經驗結構的自覺，以適應把握復雜社會問題的能力要求。為此，學界在推進學術建設的進程中，不應繼續強化學科導向，甚至有必要適度降低學術發展中的學科意識，轉而強化學術面向社會發展中的“問題導向”。習近平總書記十分精準地指出，堅持問題導向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可以說，如果當年馬克思陷入于像我們這樣剛性的“學科”規制之中，如果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固守于這種學科規制，根本就不會有馬克思主義的誕生與發展。除了馬克思的博士論文以外，究竟我們還能從他的著作中找到哪一部是純粹的哲學著作呢？一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就是經典作家不斷面向“問題”而解決“問題”的歷史。

      走出狹隘的學科規制的束縛，要從人才培養著手。人才培養應努力幫助學生養成多元復合的知識結構和經驗結構。大學教育應把社會實踐作為人才培養的重要方式，社會調查應該成為文科學生培養的重要手段，人才培養方案應合理配置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社會調查之間的關系，形成系列性、多層次、進階式的學生社會體驗規制，創造學校教育與社會融入良性互動的人才培養模式；人才培養單位應根據各自的人才培養目標設定，淡化人才培養的學科口徑限制，創造學生跨專業、跨學系選習課程的寬松環境，努力幫助學生建構起多元復合的知識結構；馬克思主義專業研究生的培養，應重視多學科研究方法的比較、借鑒和批判，以打破單一學科思維的局限；馬克思主義專業的高層次人才培養，應大幅度增加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研修內容，因為這些著作本身就是學術研究中問題導向的典范，它濃縮了歷史、理論、方法與立場，應該成為高層次人才培養的最好教科書；馬克思主義專業研究生的學位論文選題應強化問題導向的引導，體現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鼓勵學生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去總結歷史、研究現實、探索社會發展前景，從中提高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收獲理論發現、創新和創造的真實成果，吸取繼續發展學業的問題意識和現實動力。

      學術管理部門應積極尊重和大力支持學術單位向“問題導向”的轉型。各級哲學社會科學管理部門在研究課題指南編制時，應減少學科類的選題，大幅度增加體現“問題導向”類的選題比重，引導學界盡快走出單一的狹隘的學科思考空間。教育主管部門在實施學術管理包括學術評估中，切忌以既有的學科目錄體系，去對學術單位的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工作施以過于剛性的約束甚至束縛。馬克思主義學科的學術單位依據于既有學科目錄所規定的二級學科，分門別類地開展工作，屬于合規范性的工作。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去解釋歷史，探討現實社會發展中的問題，更應該大力提倡。但如果有關部門以狹隘的“學科”思維，機械地以“學科”的框框，包括以所謂“學科”研究方法、“學科”特有概念、范疇或詞句等等去看它是否“形似”而判斷是否符合這個學科的規范，那就是以十分外在性標準去看待問題了。馬克思主義研究要堅持“問題導向”就要鼓勵走出學科思維的局限，面向歷史、現實與未來社會發展的廣闊天地。衡量是否合乎規范，主要重在內在的“神”而非外在的“形”，標準應該在于是否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同時，有關部門對于學科目錄的管理，應該繼續采用彈性化的做法，使其逐漸作為參考性目錄發揮指導性作用而不應成為強制性的規范，以賦予學術單位更大的學術自主權。我們高興地看到教育部的有關部門確實是在朝著這一方向推動著這一發展。這是值得肯定的。

      三、要認真對待“學科設置同社會發展聯系不夠緊密”的問題，把“下鄉下廠下基層”作為人才培養的基本規制。

      學科設置和學術工作脫離社會發展，確實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目前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這既與日常學術工作過強的“學科”導向有關，也與我們在教育觀念上的迷失有關。

      近代西方學術與教育的發展，基本遵循著“教育即生活”的哲學理念，強調學術和教育通過與生活的互動而獲得不斷的發展。恩格斯也講過，社會一旦有了新的需要，這將比十所大學更能推動科技的發展。這里強調的是社會需要對于科技發展的推動意義。新中國建立初期，國家百廢待興，人才缺乏，急切需要發揮教育與科技的作用，因而政府提出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基本方針，鼓勵學術單位把科研、教育與生產活動結合起來，并進行多種改革。為國家的國防現代化發展做出杰出貢獻的“哈軍工”就曾經提出“面向部隊搞科研”，形成了“大搞科研，猛攻尖端”的熱潮，由此創造了共和國科技領域上的諸多第一。20世紀60年代后期，我國杰出科學家錢學森還就如何避免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所設置脫離實際的問題，提出“不能以學科建所”，而應“以任務設所”、以“任務帶學科”的發展思路。他以空氣動力學的發展為例，指出學科是在解決實際問題中得到發展的。他說，“力學中一個分支，空氣動力學，在20年代只是很薄的一本，現在很厚（有半尺多后）怎么來的？決不是坐在房子里專門想發展學科寫出來的，是通過航空的飛速發展，當時高速飛行嘛，在解決具體問題過程中總結一下學科就發展了”。其實，研究所是否都以“任務帶學科”的模式去構建，這是可以談論的。但錢學森提供了把研究與需求的解決直接結合，緊密連接的思路，深刻地影響了我國科研方式的轉變和教育改革。大學許多直接以“任務”作為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主攻方向，出現了諸如鐵道學院，船舶學院，電子科技學院，水利學院等等。與此同時，大學與工礦企業、農村經濟組織之間，在政府的行政主導下，普遍建立對口掛鉤關系，形成了便利于“產學研”相結合的機制。我在查找資料時曾經看過一份廣東省的文件，非常具體地安排了大學與社會機構的掛鉤關系。其實，在我國大陸首個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屠呦呦和著名的水稻專家袁隆平等人的杰出貢獻，也是在任務導向的思路下取得的。這里，任務其實就是社會發展提出的新需求的凝煉表達。

      解決學科設置與社會發展聯系不夠緊密的問題，哲學社會科學界，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學界必須有調整學術方式的自覺。馬克思曾經批評以往缺乏實踐指向的學術方式，指出以往的哲學家都是以各種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改變世界由此成為馬克思主義學術方式的基本取向。反觀時下我國馬克思主義學界的實際，許多所謂的學術活動，不僅缺乏為實踐服務的自覺，甚至連“解釋世界”的熱情也沒有，全部學術活動就在于“解釋書本”。實際上這是一種“從書本中討生活”的學術，究其實，屬于對中國“解經注經”的經學傳統的延續。我國學界的馬克思主義在國家發展的許多重大發展問題上，之所以常常處于“失語”和“缺場”的狀況，與這樣的學術方式直接相關。繼續執迷于這樣的學術方式，我國學界馬克思主義就只能不斷的自我“邊緣化”以至于徹底窒息其自身的生命力。因此，走出從書本到書本的狹隘學術方式，致力于在精通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去研究世界、解釋世界和服務于改造世界的偉大實踐，應該成為我國馬克思主義學界的基本學術自覺。

      解決學科設置與社會發展聯系不夠緊密的問題，學界還要有親近實踐，走進一線的自覺。在這種自覺還沒有普遍形成起來的當下，建議政府與大學攜手做好兩個帶有輔導性質的工作。一是支持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與地方黨政部門、工商企業、社區、農村等建立緊密型的合作伙伴機制。這種機制的基本意義是提供鏈接大學與社會需求脈動的便利途徑。借助這種機制，大學可以獲得教師和學生開展社會調查，參與社會實踐以及其他社會體驗活動的相對穩定基地。基地所在地也可以利用大學的人力與智力資源，開展文化、思想建設，以及各種社情、民意和政策調研等工作，收獲兩者互動的積極成果。二是高校的馬克思主義學院對于師生要有“下鄉、下廠、下基層”的制度性要求。要鼓勵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教師與地方建立相對穩定的聯系站點，長期參與和跟蹤地方的實際發展過程，以獲得對于國情、民意的具體體驗，汲取來自于實踐一線的新鮮經驗，感悟千百萬人民生生不息的偉大創造力，直接感知社會發展中的熱點、難點與焦點等。對于學生，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專業的博士生，“下鄉、下廠、下基層”應該作為不可缺少的移動課堂形式，成為一種規制納入于培養方案之中。讓學生在基層一線的實踐中，體會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戒除脫離實際、夸夸其談的不良學風，逐步形成真實問題的意識，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養成親近實踐，走進一線的學術自覺。

      解決學科設置與社會發展聯系不夠緊密的問題，最終必須落實于學術研究的具體實踐之中。學科設置是一種學術管理規制的問題。我們呼吁有關管理部門應該不斷彈性化這個規制的執行，最終把學科設置的權利變成各個學術單位的學術自主權的一部分交還給學術單位。只有這樣，各個學術單位才有可能依據自己的學術定位和服務面向去具體地設置自身的學科，從而較好地解決學科設置脫離社會發展的問題。在既有的學科規制之下，馬克思主義學科的學術工作必須走好與社會發展積極互動的道路，以親近實踐，走向社會的積極姿態，開展好學術研究，并努力成就出大批對于社會歷史與發展具有深刻洞察力和強大解釋力的、能夠發揮“改變世界”功能的學術成果。毫無疑問，應該要求馬克思主義學界的學者把關注社會發展作為自身學術工作的主戰場。盡管社會發展的問題，可以有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之分，兩者也會涉及不同的方法，但都必須以社會發展的實際為基本面向，并以問題的解決為依歸。當然，完整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學科的學術，應該包含對于馬克思主義歷史的認知性研究，甚至可以說，這種研究是建構馬克思主義學科的重要基礎，也是一個優秀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的重要基礎。馬克思主義學科的學者與學生都需要有這方面的良好修養。但是，如果大量的學術研究只停留于這一領域，而不去積極地發揮馬克思主義作為立場觀點與方法的功能，馬克思主義就會被變成僅僅具有歷史學意義的研究對象，甚至變成思想“考古”的對象。至少這不應該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合理布局和應有生態。堅持發揮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的功能，不斷面向和解決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始終應該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的大道和主流。這應該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學界的學者與學生的基本共識和共同努力的方向。

      四、“必須解決好學風的問題”，把抑制學術壞事和倡導學術好事統一起來

      學風建設事關學術群體的專業氣質與精神風貌。具有良好學風是積極進取、勇于探索和具有社會擔當的學術群體的基本特質，當然是馬克思主義學科建設的重要內容。

      學風建設有消極性和積極性兩個方面的意義。學風建設的消極性意義指的是戒除學術弊端，包括學術浮夸、學術不端、學術腐敗，更包括剽竊他人成果、篡改文獻、捏造數據等等。雖然這些壞事遠未根除，但已成為公害而為社會所不齒，也為廣大學界人士所抵制。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看到，在學術上不干壞事不等于就能干好事，尤其就能干出對于國家、民族和人民具有積極擔當的好事。因此，學風建設還必須有更加積極的要求。這就是在旗幟鮮明地戒除和抵制惡劣學風的基礎上，努力推動具有傳承、拓展、發現、發明與創造等積極性和增量性的學術工作。

      達成這樣的學術工作局面，至少需要重視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積極倡導“文章不寫一字空”的嚴肅學風。學術研究的目的都在于獲得關于對象的認知和對于這種認知的進一步運用。任何認知都是需要付出艱辛的探索、思考和一系列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過程的。問題還在于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及其支撐性的知識體系是博大精深的，不僅涉及自然、社會與思維的復雜關系，還涉及歷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科技等等復雜領域。研究者如果不下苦功夫，建構起自身復合多元的知識結構和經驗結構，就不可能有融會貫通的理解和對其真諦的把握，更不可能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做出實質性的貢獻。在這里，我們需要謹記恩格斯的告誡：“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事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鉆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里只是說空話是無濟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

      第二，必須堅定不移地把社會發展作為馬克思主義學科發展的基本向度。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也不是指點江山、剪裁實踐的尺度，而是偉大的認識工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這一品格，決定了它的功能與生命，唯有在被運用于解決社會發展與人類解放的過程中，才能得到充分的釋放，也只有在這一過程中，理論才能得到不斷的校驗和發展。因此，從一般的學問方式看，訓詁、考證、闡發微言大義，演繹理論體系等等都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對于初涉這一領域的年輕學者的學術訓練，尤為重要，但對于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說，這樣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這樣的學術既不是“解釋世界”，更不是“改變世界”，而是一項解釋“文本”的工作，實際上是把馬克思主義僅僅看作歷史研究的對象。因此，如果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改造世界的立場、觀點與方法的判斷，那么，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最主要方式，甚至是學術發展的康莊大道，就只能是面向社會歷史與發展，不斷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去發現、研究和解決社會發展中的問題，并在這種研究中，不斷地達成馬克思主義的豐富與發展。只有這樣，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研究才有可能成就為祖國、為人民立德立言的“大學問”和“真學問”。因此，堅持面向社會發展，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等等，應該成為馬克思主義學界養成優良學風的根本前提。

      第三，切實改進學術管理制度和辦法。時下我國許多學術單位對于學術的管理，大都以年度作為考核周期，以各種量化指標為依據，并與個人的經濟收入直接掛鉤。這種做法不論自覺還是不自覺，都是以人是懶惰、自私和物欲的存在物這一判斷作為預設前提的，它除了刺激起人們對于量化指標的追求外，幾乎難以產生其他積極的效果。甚至由于采用這種與個人經濟收入直接掛鉤的年度化量化指標考核，等于逼迫所有要獲得較好經濟收入的人，都必須年復一年地產生出盡可能多的量化指標。學界大量出現所謂急功近利、東拼西湊、粗制濫造，甚至剽竊他人成果、篡改文獻、捏造數據等等學術不端、腐敗的行為，與這種制度設計的誘導不無關系。因此，要改進學風，必須致力于這種管理文化與制度、辦法的必要調整。我們應該擯棄把人都看作懶惰的、自私的和追逐物欲的存在物這種人性預設，學術管理制度也不應該建立在對人的完全不信任的基點上，學術管理的過程不是也不應該是一個與魔鬼打交道的過程。當然，我們也不應該由此而把現實人的存在德性化。人就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積極性的學風建設，就是要努力創制出有利于學術工作者不斷走向積極、陽光的學術人生之路的制度系統，從而不斷消除學術領域上的歪風邪氣。這一目標不可能一蹴而就，但需要我們為之堅定不移地努力奮斗。在當下，我們有必要改變過于頻密的考核周期的設計，把時下多數單位的年度性科研考核調整為三、五年一次的科研考核，降低過于頻密的科研考核而誘發的浮躁和喧囂。同時，應鼓勵各學術單位探索以對代表作的考核取代量化指標考核的辦法，突出對于學術成果的質量導向而抑制低水平的學術泡沫。當然，適度降低學術成果與個人經濟收入之間的關聯度也是十分必要的。因為過強的經濟刺激往往是學術投機的催化劑，也不利于學者崇高學術品德的養成。

      上述討論，主要涉及學術主體隊伍的建設，學術規制和學術方式的必要調整，以及優良學風的塑造等等。全面落實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科的任務，實際上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工程。但我們如果缺乏對于學界自身問題的反思和切實改進的努力，實現建設目標就會落空，我們將會錯失學術發展的歷史性機遇，并錯失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價值信念支持的歷史性機遇。

      （作者徐俊忠系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暨哲學系；來源：原載《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16年第4期）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