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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強調本文的兩個前提。第一：減少環境污染，保護生態，刻不容緩。第二：沒有必要否認中國現階段所存在的污染狀況。

　　以下所有的分析均是以這兩點為前提而展開的。

　　前幾天我看到一篇文章在微信流傳，大約是說當年倫敦PM2.5達到1600時，上萬人因此死去。而今北京的PM2.5峰值也突破了1600，因此中國人命在旦夕。但，實際上這卻是一則徹徹底底的謠言，pm2.5是1977年才確立的標準和概念，誰也無法乘坐時光機回到1952年去測量倫敦當年的PM2.5。

　　那么既然所謂超過倫敦1952霧霾是一則謠言，那么我們就必須要搞清楚制造這則謠言的人又是出于什么目的。畢竟面對霧霾，我們都有太多的困惑需要解答。

　　一：中國霧霾的嚴重程度

　　事實上，我們把前100個人口大城市空氣污染程度進行一個排名的話，你就會看到：全世界25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有13個在印度，蘭州是污染最嚴重的50個城市里唯一的中國城市;北京的污染程度排名僅為79。——(本段摘自紐約時報Gardiner Harris)

　　今年這位《紐約時報》駐新德里的記者Gardiner Harris放棄駐外記者優厚的待遇，離開印度回美國工作。臨行前他寫了一篇文章，詳細講述了自己作這個決定的原因——新德里的空氣污染極度嚴重，他的小兒子患了嚴重的哮喘，肺部功能出現了終生無法恢復的損傷。他描繪的新德里，讓人望而生畏，宛如地獄。那里一半的學齡兒童肺部受損;孩子們踢球的場邊，人工呼吸器扔滿了一地;外籍人士紛紛逃離，甚至讓那里的美國學校面臨招生不足。他不無悲憤地這樣寫道：“在北京，PM2.5值超過500就會登上國際媒體的頭條;而德里的數值是北京的兩倍，卻基本上無人在意。”

　　實際上，早在兩年前我就在我的書籍里寫過：“越是面臨污染，就越要大力發展工業，因為工業越發達，污染就越小。工業越被限制，污染就越嚴重。”結果當時一大批網絡大V對我群起而攻之，說我周小平是指鹿為馬，胡說八道。然而根據各個大氣數據監測結果，如今都驗證了我的判斷。越是像美國這樣的工業技術發達國家，它的污染反而就越小。越是印度這樣崇尚自然，工業落后的國家，現在反而污染更為嚴重。那么這究竟是為什么呢?

　　答案其實也很簡單。 那就是在污染和生存面前，生存永遠是第一壓力。只有吃飽喝足的民族有權利抱怨污染。而那些沒有抱怨的國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污染，而是因為他們還在解決更基本的需求：即如何吃飽飯，穿暖衣，賺到錢問題。

　　中國的空氣真的一年不如一年了嗎?我好奇的查了一下環保嗎監測站數據。數據顯示，從2006年到2015年，中國PM2.5平均值，(注意，是歷年的平均值)連續9年下跌。這是因為這9年來，中國幾乎在所有的發電站安裝了排放過濾設備，以及在所有的煤廠上馬了脫硫和脫硝的處理環節的原因，以及推行了節能減排政策的因數。

　　可是為什么有了這么多措施，大家反而覺得問題越來越嚴重呢?其實這就是我們對生活質量越來越高的心態，以及西方媒體刻意渲染和夸大中國環境污染等綜合因素所造成的。

　　如果我們的記憶沒有被刻意消除的話，就不難記得早在八九十年代中國城市的污染是何等的可怕。那時候中國農村興許還好，但城市污染比現在嚴重太多太多。當年由于中國貧困落后，包括北京在內的城市平時做飯大多采用污染極其可怕的蜂窩煤作為燃料，冬天取暖也是如此。結果就是一到冬天經常馬路上伸手不見五指，灰茫茫的一片。但那時候我們沒有pm2.5的概念，還經常三五成群地和小伙伴一起到霧霾里去躲貓貓玩，而那時候的霧霾混雜著蜂窩煤燃燒所產生的各種有害物質，灰中帶黃，蜂窩煤燃燒過后的硫磺味熏人，簡直令人不堪忍受。如果今天北京還是家家戶戶燒蜂窩煤的話，恐怕是大家不敢想象的恐怖。

　　其實關于這個記憶，習大大也兩次提起過。在參加上海代表團討論時，在談及到關于霧霾天氣的時候，他說：“在問題面前也急不得，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對這些問題。他回憶到說，小時候在北京，那個時候其實沙塵很大，戴著口罩騎車去上學。到學校之后，口罩上都是厚厚的一層。到了冬天，加上煤煙子氣，情況就更糟了，那個時候沒有PM2.5，但是有PM250……”

　　但今天，中國城市居民生活燃料幾乎已經100%使用上了天然氣，北京的城市取暖也絕大部分完成了“煤改氣”的改造工程。因此，從各個國家科學數據監測長期宏觀上來看，中國的空氣質量一直都是在不斷改善當中的。

　　二：西方媒體為何要夸大中國的霧霾問題?

　　其實從數據上看，排名地79位的北京無論如何算不得空氣污染的排頭兵，但在西方所謂的國際輿論上，中國和北京卻永遠是眾矢之的。這就非常奇怪，100個城市里，排名靠前的無人關注，卻偏偏揪著并不靠前的中國不放，一到冬天就瘋狂炒作，謠言百出，惹得群情激奮，這到底是為了什么呢?

　　其實西方的目的有兩重。1：迫使中國簽署喪權辱國的“大氣排放框架協議”。2：由于中國發展太快，西方擔心自己的優勢地位被中國取代，于是希望借環保牌，毀滅中國。

　　1：迫使中國簽署喪權辱國的“大氣排放框架協議”。去年一部關于霧霾的紀錄片在網上瘋狂流傳。其中主持人煽情地講了她小女兒得肺部腫瘤的故事，也拿出了中國每年新增肺癌患者是西方發達國家3.8倍的數據，引得全國人民震驚惶恐不已。但那個主持人卻是用真實數據向中國網民撒了一個彌天大謊。

　　首先，她女兒是得了肺部腫瘤不假。但她自懷孕后就呆在美國，她的孩子是在美國孕育，美國出生，美國患腫瘤，也是在美國做的手術，與中國沒有一絲一毫的關系。其次，中國每年新增肺癌病患者確實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好幾倍不假， 但是她有意引導大家忽略了中國的人口基數。假設，中國每年的癌癥病患者是千分之一，英國是千分之五，美國是千分之二，明明英美更容易得癌癥，但如果算上人口基數，那么當然中國每年新增肺癌患者反而是英美的好幾倍。

　　實際上和全球城市空氣質量排名一樣，中國人患癌癥的幾率同比西方發達國家來說，是明顯偏低的。英國衛報公布了一組數據，這組數據各國都有過相應的調查，根據英國公布的科學調查數據來看：在全球一百個人口靠前的國家里，中國的癌癥病發生率排名第62位。而最容易得癌癥的前十個國家分別是：丹麥、愛爾蘭、澳大利亞、新西蘭、比利時、法國、美國、挪威加拿大、以及捷克，英國也比中國靠前得多。

　　當然那部所謂的霧霾紀錄片推出后，也遭到了眾多科學家的質疑。而該主持人則在她的一次采訪中暴露了制作該片的真正目的。她表示：“大氣是人類共有的財富，因此中國不應該多排放污染物，所以應該和歐洲國家擁有同樣的大氣排放空間。”然而她的這種表態卻遭到了中國科學院丁院長的反駁。丁院長憤慨地回應：“中國人是不是人?如果中國人是人，那么為什么中國人不能享受和西方人同樣的排放空間?排放空間是發展權，也是基本人權。中國有13億人，摩納哥只有幾百萬人，如果中國和摩納哥享受一個排放空間的話，那么13億中國人怎么活下去?”然而那個霧霾紀錄片的主持人卻還繼續厚顏地說到：“不管多少人，按國家為標準來限定排放空間是國際慣例啊。”

　　直到這個時候我們才看清楚這些人的嘴臉。其實中國的人均排放量遠低于西方國家。歐洲發達國家和美國的人均排放是中國人的2-4倍。從2000年開始，西方國家就一直在炒作中國的污染問題，多次要求中國在“大氣排放框架協議”上簽字，而那份協議的內容就是“大氣的排放空間以國家為單位計算。”因此，負責任的中國政府始終不肯簽字。由于中國政府不肯就范，所以西方便一直炒作霧霾話題，裹挾民意向中國政府施壓，要逼中國政府就范!

　　而中國政府一直在堅持一個觀點：我們中國愿意比西方承擔更多的責任，因此我們可以承諾中國人的人均大氣污染物排放空間只占西方人均大氣污染物排放的80%。如果西方愿意，我們就可以和他們簽訂“大氣排放框架協議“。但西方卻不愿意，他們堅持要按國為單位計算。可如果那樣的話，中國人別說開汽車，別說用空調，別說坐飛機，別說用電腦用手機上網，被說取暖，就連做飯恐怕都不能夠了。

　　SO，親，你可知道，你的每次一吐槽都是在壓縮自己的生存空間啊!

　　2：借環保牌，毀滅中國人。有人問我說：“周小平，環保是多么高尚的詞語，怎么會反而毀滅中國人自己呢?”的確環保聽起來是一個好詞，但實際上通過環保來毀滅一個國家和民族卻是真真切切發生過的事實。

　　在90年代，南非曾經是發達國家，工業十分發達，人均壽命高，收入好，治安穩定，醫療水平好，世界上第一列心臟移植手術就是在南非完成的。我們的課本上赫然寫著：“南非，發達國家”。然而不到二十年的時間里，貧窮，禍亂已經向瘟疫一樣纏上了這個國家。

　　90年代眼見南非的工業技術不斷發展，于是西方國際環保組織找上門去，表示南非已經是杠杠的發達國家了，應該注意保護環境，要不然成天都是霧霾，不利于身體健康等等(這套說辭大家在中國相信也都聽的太多了，我就不多重復了)，各種新聞報道輿論渲染，也搞得南非人民怨聲載道。

　　等到民意沸騰之后，西方就拿出了解決方案來，首先他們讓南非總統曼德拉看歐美國家的青山綠水的照片(特選夏天和晴天的時候拍攝的那些)。然后向他建議實行“史上最嚴的環保法案”。曼德拉深信不疑，于是他表示人民就應該生活在藍天白云青山綠水之間，南非應該給人民謀取福利。曼德拉的做法引來了南非群眾一片歡呼……于是南非開始了去工業化治理的嘗試。

　　這里需要說一下什么是去工業化治理;

　　西方向南非建議的“去工業化治理”并不是說拆掉廠子還原自然，而是要求國家在政策上不再優待工業制造業。比如稅收、貸款等均不再對制造業進行減免，補償等，并且同時推行嚴苛的環保法案，比如罰款無上限、比如不能通過環保評測就不允許開工等等……以通過這樣的方式來達到節能減排，治理污染的目的。然而，這種治理方式最終被證明無異于自殺。

　　南非當年就真的推行了這些政策，結果很快隨著稅收的不斷加高，南非的工業企業倒閉了一大批，還有一批比較有實力的原本還能勉強支撐，但隨后南非又增加了為治理環境而對工業領域實行的專項環保治理稅收，以及無上限的最嚴罰款……這就導致南非最后一批還有競爭力的制造業瞬間崩潰。

　　與此同時，早已虎視眈眈的西方外資企業就向狼一樣地沖進南非，以白菜一般的價格收購了這些破產的企業。而此時的南非早就由于工業產業破產，大量人員失業，經濟雪崩，社會動蕩而急得慌了手腳。于是為了“招商引資”而特別允許外資企業只要來南非投資就可以享受優惠政策，包括減免稅收、不用接受環評、不需要接受環保罰款等等……于是短短幾年的時間，南非的產業就全部從本土人手中轉移到了西方人手中。

　　隨后這些企業瘋狂生產，南非的GDP像坐了火箭一樣飛漲。可惜這些GDP當中已經不再有一分錢是屬于南非本國人民的，而是統統流進了外資企業的腰包。轉了一圈，南非不僅沒有得到青山綠水，反而失去了一切。當然隨著資產的順利轉移，西方輿論媒體集團早就停止了對南非環境保護的攻擊。所以即便今天的南非依然飽受霧霾，但因為沒有媒體報道，所以已經沒有人抱怨了，再說了，餓著肚子的南非人民也無暇顧及霧霾問題了。

　　當然我并不是想說西方比我們霧霾更嚴重，實際上中國的霧霾比起歐美有它特有的多發的因數，這一點正是接下來我們會講到的。

　　三：中國霧霾的綜合成因總結 ——中國比起歐洲國家來有自己的特殊性。

　　1：地理位置因素

　　首先就是我們的經緯度處于霧霾高發位置。相對而言，越是靠近南北極或越是接近赤道的國家，霧霾發生率就越低。

　　2：國土面積因素

　　其次，中國面積比較大，一個云南省就抵得上一個歐洲國家的面積了，所以中國發生霧霾的次數肯定是要超過國土面積小的國家的。假設中國的國土面積只有云南省，或只有福建省，海南省，那么霧霾幾乎就不會光顧。但這并不意味著福建、海南沒有工業產能。一個在美國加州、西雅圖生活的華人會告訴你美國幾乎沒有什么霧霾，而一個生活在福建、廈門的美國人也會有同樣的感受。

　　3：自然環境因素

　　比如澳大利亞就很少發生霧霾，青天白云的時間可以達到接近300天。但是澳大利亞國土荒漠化十分嚴重，干旱半干旱土地面積占 75%，空氣十分干燥，難以形成霧霾。與在中國的塔克拉瑪干沙漠一代，以及新疆戈壁灘一代的自然環境類似。而在這些地區，中國也同樣幾乎是300個藍天以上，霧霾也幾乎無法形成。

　　4：燃料因素

　　我們必須承認，煤炭再怎么處理起潔凈程度也比不上天然氣，然而中國卻是一個多煤少氣的國家，由于人口眾多，資源消耗大，全面取消煤炭使用是不可能的，那樣起碼會導致一半多人口無法用電，一夜回到解放前的生活水平，更何況工業產能更嚴重依賴煤電。石油和天然氣能夠保障13億人開車、做飯以及部分取暖和工業應用就已經很艱難了，所以煤電在很長的時間里依然是我們的主流燃料。因此，比起西方來說，燃煤的污染壓力會大得多。

　　因此，中國的霧霾問題，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生活質量需求+西方媒體刻意夸大和渲染+地理位置因素+國土面積因素+自然環境因素+燃料因素 綜合形成的一個綜合問題。絕對絕對絕對不能怪罪于中國工業。

　　其次，今天歐美的空氣質量相對好一些，也是他們把污染型企業外遷到了中國等亞洲國家的因素造成的。但中國將來是否要學習歐美模式，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實際上今天的歐美早就后悔了當初的選擇，一直在努力試圖讓工廠回遷歐美，并且如果不是他們把工廠遷移到中國來，中國就不至于這么快就崛起，而是一直會困在80年代那種貧困孱弱的境地。而如果中國也如果法案迫使自己的下游工業產業遷移到國外去的話，那么待下一個國家崛起時中國就會腹背受敵。

　　世界上沒有只吃第三個饅頭就會飽的好事，也沒有只要第十層就能立得住的大廈。歐美遷移掉低端產業之后，造成的產業空心化，很大程度上也是今天歐美加速衰落的本質原因。中國萬不可重蹈覆轍!必須要把全套完整的工業體系留在國內，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四： 亟待保護的中國工業!

　　昨天我看到終于有人把霧霾的原因歸咎于中國的“鋼產量”，我背脊不禁一陣冷汗，夜里也輾轉難眠。所謂圖窮匕見，利用輿論讓中國走向自殺之路的絞殺戰或許已經在暗中展開了。在歸咎于中國“鋼產量”的那篇文章里，作者陰毒地向讀者提出了：“人們在制造霧霾的工廠里掙扎生存。”但這個作者卻是相當的無知，他不知道真正的“掙扎生存”是什么。

　　鋼，曾經是我們這個民族心口永遠的劇痛。

　　聯軍入侵，僧格林沁數萬兵力不敵幾千英法軍，不是他們不夠勇猛，那一戰中國士兵前赴后繼，血流成河，總兵戰死。英國軍官記載到：“中國人悍不畏死，持續沖鋒。”甲午海戰，北洋艦隊近乎全軍覆沒。隨后日本全面入侵，幾乎一夜之間東北淪陷。此后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上與日軍作戰更是節節敗退…… 究其原因除了科學技術上的發展滯后之外，還有一個最基本的因素就是鋼產量。

　　二戰時期，民國號稱自己有80萬噸的鋼產量，而那時日本則擁有了800萬噸的鋼產量! 所以在正面戰場上當時的中國無論如何也打不過日本。我在重慶抗戰紀念館看到，正面戰場的戰損比幾乎也是10：1，與鋼產量的對比形成了巨大的印記，這印記沾滿了國人的鮮血。從九一八到淞滬會戰，再到南京大屠殺。那才是掙扎救生的記憶!

　　隨后美國宣布參戰，而在參戰之前，美國把自己的鋼產量提升到了一個讓人驚嘆的數字：8000萬噸! 正好是日本的十倍。于是在太平洋戰場，日本節節敗退。戰場戰損比差不多也是1:10!這又是一個巨大的印記。印證著鋼鐵對一個民族生存的至關重要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們對鋼鐵的追求和渴望一度讓我們情緒失控，當年為了要追求1000萬噸鋼鐵產量的目標，整個國家陷入了狂熱狀態，老百姓連鍋和菜刀都拿去煉鋼了。為什么當年想要1000萬噸鋼，因為當年我們的父輩認為，日本有800萬噸鋼，要是我們能有1000萬噸鋼的話，日本就不敢再來打我們了。然而就是這點可憐的追求，在當年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標。即便村村都是土高爐，依然沒有實現目標。

　　80萬噸鋼的中國被800萬噸鋼的日本恣意欺凌屠殺，800萬噸鋼的日本被8000萬噸鋼的美國瞬間秒殺。十倍就像一個鐵的印記，死死的扣在每一個人的心頭，什么時候我們才能翻天覆地，什么時候我們才是別人的十倍，而不是人家的十分之一?

　　幾十年光陰似箭，截止2015年中國的鋼產量已經達到了8億噸。8億噸鋼好是美國的十倍。鋼產量的背后不是污染，而是高鐵、是高樓、是高架、是坦克、是航母、是實力，也是尊嚴和安身立命之本!絕對不容玷污，更不容毀棄。

　　否則我們何以對得起那些為了今天的一切而付出了自己所有的先輩們。我們如何對得起60多歲抬著棺材出兵新疆的左宗棠，我們如何對得起在列強中苦苦支撐掙扎求生還要承擔千古罵名的李鴻章，我們如何對得起捐出家產為中國打造第一批煉鋼和造船設備的胡雪巖，我們如何對得起那些年紀輕輕就隨著軍艦一起戰沉海底的青年的北洋將士，我們如何對得起駕船撞擊日艦而被擊沉的鄧管帶，我們如何對得起飛機被擊中后自殺殉國的閆海文，我們如何對得起臨死前獨自里只剩下枯草的楊靖宇將軍，我們又如何對得起朝鮮戰場上那些為保家衛國而逝去了的先烈們。

　　當年美國以8000萬噸的身姿悍然抵近亞洲，抵近中國的東三省門戶。而當當年日本也是從這里進攻中國的。那年我們沒有足夠的鋼產量，所以我們只能用人命去換勝利。你只有吃飽喝足后在太平歲月里刷微博詛咒霧霾影響你心情的不爽，這叫什么生存的掙扎?那種我們的父輩真正為了生存而進行的掙扎，你可能體會?

　　在這張照片上，一位穿軍裝的父親和他妻子端坐在一起，兩人中間是一個衣著夸張、表情奇異的“熊孩子”。

　　父親在笑，滿臉真誠的輕松與幸福，右手還輕輕地握住了兒子的小手。他妻子則顯得有些拘謹，臉上有一抹淡淡的笑容，但眼眸深處卻好像閃爍著別的什么。而“熊孩子”顯然正被面前的照相機所吸引了，似乎還有那么一點害怕。他瞪著大眼睛撅起小嘴有所警惕的樣子，令人莞爾。

　　如果不看配文，我會覺得這是一張特別溫馨有愛的老照片。可軍報記者的配文卻是這么寫的：父親赴朝鮮戰場前，他們一家人做了件至今想來仍覺“英明無比”的事情——照相。當時父親很著急，但卻一定要多拍幾張。他狠狠地抱了抱兒子，跟康明母親說：“部隊要走了，如果我回不來，你帶著明明回西安去。” 這一見即是永別。

　　1953年6月26日，照片上這位時任中國人民志愿軍一軍七師19團團長康致中和該團113名官兵所隱蔽的坑道遭遇聯軍飛機襲擊，唯一的坑道口被炸彈炸塌。當坑道內氧氣耗盡后，所有人員窒息身亡。這一天，距離戰爭結束和平到來僅剩一個月。

　　在告別這個世界的最后一刻，這位團長穿戴得整整齊齊、戴好軍帽、蓋好被子，就像睡著了一樣躺在那里迎接死亡。陪伴著他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那張插在坑道壁地圖上的2歲兒子的照片他差一點就可以回家，但終究沒能回家。

　　身既死矣，歸葬山陽。康團長被葬在朝鮮江原道鐵原“素字152墳墓1號”，墓碑面朝祖國和家人方向。(該段選自 進擊的熊爸爸)

　　請記住那一年，美帝的鋼產量8000萬噸，我們的鋼產量不足200萬噸。請記住，不要因為霧霾，而錯失了明天。

　　千萬千萬不能去工業化，千萬千萬不能去工業化，千萬千萬不能去工業化!重要的事情說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