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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思義：中國供給側改革應吸取“里根經濟學”的災難性教訓

點擊：2831  作者：羅思義    來源：觀察者網  發布時間:2016-02-19 14:41:27

 

 

 　　繼上一篇《要完成6.5%的年增長率不能誤讀“供給主義”》之后，羅思義賜稿觀察者網再論供給側。文章稱，他對國內一些學者提出的，中國供給側改革應以‘里根經濟學’為模板的建議，深感吃驚，因為里根的政策對美國經濟產生了永久性損害，它所帶來的巨大負面影響，直接導致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大蕭條以來最大經濟災難的發生。那么，里根經濟學是如何為美國金融危機“添磚加瓦”的?看看數據帝羅思義是怎么說的……

　　作者羅思義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本文刊于1月12日觀察者網。

　　我曾在拙文《要完成6.5%的年增長率不能誤讀“供給主義”》中說過，我對中國進行中的“供給側改革”持歡迎態度。

　　但我看到中國一些人提出 “中國‘供給側改革’應以‘里根經濟學’為模板”的建議時，深感吃驚，因為里根的政策對美國經濟產生了永久性損害，它所帶來的巨大負面影響，直接導致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災難的發生。

　　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應以‘里根經濟學’為模板”說法的人，并沒有提供嚴謹的美國經濟數據以驗證其結論。因此，下文將用數據闡明里根治下的美國經濟趨勢，以及里根開啟美國經濟衰退之路的原因，以揭示這種說法的錯誤本質。數據源自本人即將出版的新書《大超越:中美經濟實力的最后博弈》。

　　從數據得出的結論顯而易見：從美國遏制共產主義的地緣政治層面來看，“里根經濟學”是成功的;但從美國經濟表現來看，“里根經濟學”則是一場災難，而且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仍在延續——從美國目前的總統選舉來看，其所引發的社會緊張局勢仍在持續。

　　簡言之，“里根經濟學”恰恰是“供給側改革”的一種最糟糕的模式，并不適用于中國。

　　美國經濟競爭力下降

　　里根時期美國經濟的最大特點，是美國國際競爭力大幅下降。如圖1所示，1980年里根當選總統前，盡管受到1973年國際石油價格上漲帶來的負面影響，但美國國際收支(一國對外經濟往來的貨幣記錄，分為經常帳和資本帳，理想狀態是收入與支出相抵，是一國經濟競爭力的關鍵指標)大體平衡——1977年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占GDP比重為0.7% 。

 

　　相反，里根當選總統后，美國國際收支平衡急劇惡化，即美國經濟國際競爭力大幅下降。到1987年(里根任期的倒數第二年)，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占GDP比重達到3.3%，顯示二戰后美國競爭力出現前現未有的惡化。

　　鑒于美國國際收支平衡嚴重惡化，與隨之而來的美元外流導致貿易逆差擴大，唯有借助大規模的外國借貸，才能避免美元匯率大幅下滑。

　　事實上，從圖1可以看出，“里根經濟學”僅能體現的真正的經濟能力，是成功借入大量外債。下文將分析由此帶來的后果。

　　毫無疑問，就地緣政治層面而言，里根取得了重大成功——利用無能并屈從于外國利益的戈爾巴喬夫摧毀了蘇聯和蘇共(也許支持“里根經濟學”的某些人是希望中國也產生同樣的地緣政治結果?)。但就經濟層面而言，里根治下的美國競爭力遭遇嚴重下滑。正如下文將要分析到的，里根的經濟政策對美國經濟的長期影響更大。

　　里根經濟政策導致美國借入大量國際外債，就像另一種形式的“信用卡狂潮”。當信用卡賬單持續飆升時，持卡人會因為他們花了很多而感覺良好。但當信用卡債務當還款期到來時，信用卡擁有者會感受到巨額債務所帶來的巨大的破壞性影響——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正是拜當時的巨額赤字所賜，日積月累而觸發危機的。

　　但里根經濟學對美國經濟的最直接傷害，是美國國際競爭力退化，從而對美國國內經濟結構造成最持久而深遠的傷害。2008年的美國經濟災難是“里根經濟學”的直接體現。

　　美國經濟放緩

　　要了解里根經濟學對美國國內經濟結構的損害程度，就有必要了解美國經濟發展趨勢：正如圖2所示，二戰后美國經濟表現的基本特征是長期穩步放緩，特別是1980年后經濟惡化明顯減速。

 

　　以能消除短期波動影響的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

　　1967年，美國年均增長率為4.1%;

　　1977年，美國年均增長率降為3.7%;

　　1987年，美國年均增長率降為僅3.2%;

　　2014年，美國年均增長率降為2.5%。

　　由此可以看出，過去四十多年，美國經濟增長呈放緩趨勢。

　　美國經濟減速的原因

　　美國經濟增長逐漸放緩，特別是1980年后明顯減速的的原因顯而易見，也與增長核算方法所論述的基本的宏觀經濟分析相吻合。美國經濟逐漸且持續放緩，是由兩個相互關聯的過程所決定：

　　二戰后，美國經濟對國際開放程度日益提高，即更多地參與國際勞動分工。因為勞動分工，包括國際勞動分工，是拉動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因此美國經濟繼續開放確保其免遭1929年那樣的驟然崩潰。

　　但拉動美國經濟增長的第二重要的杠桿——固定資產投資明顯減速——起初是逐漸放緩，1980年里根當選總統后則加劇放緩。尤其如圖3所示，1979年美國固定投資凈額(新的固定投資額減去折舊)占 GDP比重從1979年的10.3%，降至1988年的7.5%。里根下臺后，美國固定投資凈額繼續下降，2013年其占GDP比重降至僅3.6%。

　　因為固定投資是僅次于勞動分工的第二重要的增長動力，因此凈投資下降必然會導致美國經濟增長減速。

　　投資水平下降

　　里根時期經濟惡化直接導致美國固定投資下降。正如表3所示，二戰后初期，里根就任總統前，資本存量(凈投資)占美國經濟比重增速下降，主要是因為美國新增投資(固定投資總額)增長水平，跟不上現代經濟中資本快速貶值的速度——美國固定資本消耗占GDP比重從1950年的11%升至2014年的16%。

 

　　資本消耗增速加快與固定資本形成總值水平相對穩定，必然會導致美國投資率下降。1980年里根當選總統后，這種形勢明顯進一步惡化。

　　因為美國固定投資總額本身變得不穩定，然后其占GDP比重明顯下降： 1979年美國固定投資總額占GDP比重為24%， 1988年這一比重則降至22%。里根下臺后，這種趨勢仍在繼續， 2013年這一比重已降至19%。美國固定投資水平下降，必然導致美國經濟放緩。

　　由于“里根經濟學”造成固定投資放緩，導致美國經濟長期減速，并持續到現在。經濟增長放緩必然導致社會緊張局勢加劇，正如當前正在進行的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出現的政治紛爭一樣，這使得特朗普(Trump)等邊緣化或者表現差強人意的總統候選人的影響力上升。

　　美國儲蓄水平下降

　　美國固定投資水平下降的原因顯而易見。投資必須由等額的儲蓄提供資金，但如圖4所示，20世紀50年代中期后，美國儲蓄總額開始急劇下降。特別要指出的是，總儲蓄并不僅僅指居民儲蓄，而是指企業儲蓄+居民儲蓄+政府儲蓄或負債。里根時期，這種趨勢明顯惡化。

 

　　首先以里根時期為例，美國儲蓄總額占GDP比重從1979年(里根當選總統的前一年)的23%，降至1988年(里根執政的最后一年)的21%。同期美國儲蓄凈額降幅更大，其占GDP比重從9.2% 降至5.7% 。

　　里根執政前，美國國內經濟結構并沒有惡化，因此是里根的經濟政策惡化了這種趨勢。這導致美國2008年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二戰后的總體趨勢如下：

　　美國儲蓄總額占GDP比重從1965年的25%降至2013 年的18%，即下降7%;

　　同期美國固定資本消耗占GDP比重從12%升至16%;

　　由于受到儲蓄總額下降與資本消耗增長的綜合影響，美國儲蓄凈額占GDP比重從1965年的13%大幅下降至2013年的2%。

　　因此，截至2013年，美國資本形成凈額 (net capital creation,等于資本形成總額減去折舊)占GDP比重已大幅下降。即便如此，2013年數據還是較2008-2010年水平有所提高。2008-2010年間，美國資本消耗增速快于資本形成的增速。也即是說，美國的資本形成凈額為負。與此相矛盾的是，美國是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強國。

 

　　美國上一次資本形成凈額為負的記錄，還要追溯到1931-1934年的大蕭條時期。圖5所示的是美國資本形成凈額的長期趨勢：從大蕭條時期的負水平上升至二戰期間的峰值水平，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保持較高水平，然后開始下降，并在2008-2010年再次降至負水平。

　　美國對外國資本投資的依賴程度提高所帶來的危機

　　美國儲蓄穩步下降，造成固定投資與經濟增速放緩，并在1980年后惡化，導致國際金融危機嚴重影響美國，尤其阻礙美國經濟增長再次加速。這種趨勢從里根執政后開始并繼續惡化，直接導政2008年的經濟與金融災難。

　　如圖6所示，截至20世紀80年代，美國國內儲蓄總額一直呈下降趨勢，到2008年時其降幅甚至大大超過美國固定資產投資的降幅水平。

 

　　截止2008年，美國固定投資占GDP比重為21%，但美國儲蓄總額占GDP比重僅為15%——兩者相差六個百分點。也即是說，2008年美國國內儲蓄不足以為美國國內投資提供資金，這必然意味著美國資本形成額增加的缺口只能借助國外融資(見圖7)。

　　從2002年開始，美國儲蓄以外的其他資金來源已經占到美國凈投資的一半以上，到2008年，非美國儲蓄來源的資金甚至超過美國凈投資總額。也即是說，2002年的大部分及2008年的所有美國資本形成凈額，均源于非美國儲蓄融資(見圖7)。

 

　　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

　　從數據顯然可以看出，“里根經濟學”直接導致美國發生2008年國際經濟災難。從資本積累融資的基本角度看，2008年金融危機對美國經濟戰略造成致命性影響，并進一步減緩其經濟增速。

　　國際金融危機促使資本流動性重新分配，并且流動性趨緊，尤其是作為美國潛在國際融資來源的中國，其國際收支順差占GDP比重，從2008年的10.1%降至2012年的 2.3%。

　　由于全球資本流動性出現新變化，美國外債規模必然大幅下降：非美國來源的美國投資融資占GDP比重從2008年的6%降至2013年的1%。

　　為清楚地說明這一過程，筆者已在上文指出，2008年美國固定投資占GDP比重為21%，但美國儲蓄總額占GDP比重僅為15%。也即是說，美國固定投資總額的逾四分之一(GDP的 6%)，是源自非美國儲蓄融資。

　　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這種來自海外的流動性在2008年后大幅減少，導致美國外國借貸亦隨之下降。因此，美國別無選擇，只能借助如下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要么選其中一種解決方法，要么兩者兼而有之：

　　提高美國國內儲蓄;

　　削減美國投資。

　　面對這一無法回避的過程，金融危機爆發后的2008-2013年間，美國儲蓄與固定投資占GDP比重的差距從5.6%降至0.8%，即縮減了4.8%。但這種差距的縮小依賴于：

　　美國國內儲蓄占GDP比重增加2.6%;

　　固定投資占美國GDP比重下降2.1%。

　　2013年，美國固定投資總額占GDP比重已從之前的21.0%年降至18.9%，固定資產投資凈額占GDP比重則降至3.2%。

　　美國國內儲蓄與固定投資的差距縮小一半以上，是源于美國國內儲蓄有所提高。因為美國從國外獲得的融資，已經不可能再達到從前的規模，因此美國固定投資占GDP比重必然下降。

　　正如上文所述，固定投資是僅次于勞動分工的的第二重要的增長來源，因此美國增速會進一步下降。美國經濟增速放緩反過來會加劇社會緊張局勢。

　　結論：“里根經濟學”不應是中國供給側改革模板

　　“里根經濟學”政策具有如下總體特征：

　　“里根經濟學”得益于戈爾巴喬夫的助力，在同蘇共的地緣政治斗爭中取得了重大成功，導致蘇聯解體的地緣政治災難。但從經濟角度來看，里根經濟學從根本上損害了美國利益;

　　“里根經濟學”削弱了美國國際競爭地位;

　　“里根經濟學”造成美國國內經濟結構嚴重惡化，導致儲蓄與投資水平嚴重下滑;

　　美國國際地位惡化與國內儲蓄下降，需要借入大量的外國債務，來彌補投資缺口。停止借入外債時必然引發危機，正如2008年所發生的一樣;

　　這些趨勢導致美國經濟增速進一步放緩;

　　美國經濟放緩反過來引發社會動蕩，2016年總統選舉體現了這一特征。

　　綜上所述，可以明顯看出，“里根經濟學”不應是中國的“供給側改革”的模板。相反，從政治和經濟角度看，里根經濟學是最惡劣的政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