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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題：明辨各種社會思潮 綜合創新馬克思主義）

　　【采訪者按】思想理論的科學和清醒是保證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前提。為什么自2008年全球范圍內經濟和金融危機以來，新自由主義一直受到學界的普遍關注？為什么中國經濟能夠保持穩定健康發展？如何認識和評價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的基本經驗？除了新自由主義思潮以外，當前中國社會中還有哪些需要我們明辨的社會思潮？為避免一些社會思潮的消極影響，我們應該怎樣堅持和創新馬克思主義？就上述相關問題，《思想教育研究》編輯部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現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本號編者注）、世界政治經濟學會會長、博士生導師程恩富教授。

　　記者：自2008年全球范圍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至今，為什么新自由主義思潮一直受到學界和人們的普遍關注？

　　程恩富：20世紀80年代起，世界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制度是新自由主義，但是它并沒有給世界經濟帶來繁榮，卻導致全球地區差距、國家差距、民族差距和階級差距越來越大，全球性經濟和政治動蕩愈演愈烈。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正是1980年以來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泛濫所導致的一個非常符合邏輯的結果，其危害性比20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還要厲害，波及面還要廣。

　　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其理論和政策上主張“四個化”：第一是強調經濟的非調控化，主張市場萬能；第二是主張私有化，反對公有制；第三是主張經濟完全自由化，而這個自由化又維護美國等發達國家主導下的不公正的經濟、政治秩序，反對發展中國家改變現有的很多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規則和秩序的要求；第四是主張福利個人化，反對福利國家、福利政策等等。這種主張是國際大壟斷資產階級的一種經濟意識形態。當前，新自由主義深陷危機之中，在世界上已經臭名昭著。

　　但是，由于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具有巨大優勢，我國受西方危機的影響還不很嚴重，因而有不少人對于新自由主義的危害還認識得不夠。他們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改革問題的時候，總是把新自由主義的流派當作分析的框架來解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問題，于是，私有化、市場經濟萬能、反對宏觀調控等主張蔓延開來。新自由主義對所有制等經濟方面的改革造成思想混亂，中國經濟領域中出現的某些問題，是與這種思潮的影響密切相關的。例如，有人公開大講特講，說中國的國家宏觀調控太多，國有企業太多，要像美國那樣才對。還說，國企不要與民企競爭，國有企業只是拾遺補缺的。這是壟斷資產階級典型的口號，這種觀點所說的那個“民”不是人民，是私營業主和大資本家，尤其是大的壟斷寡頭。西方資產階級執政黨以及他們的理論家就持這樣的觀點。這些國家是私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是為私有經濟服務的。平時如果某個行業是虧損的，或者投資收益比較低，私人不能干，國家就去干。干了盈利了，再賣給私人。什么叫資產階級政府?什么叫人民政府?在國企問題上就是最典型的區別。人民政府允許私有制部分發展，按照鄧小平的講法是為了鞏固公有制，而資產階級政府是為了鞏固私有制才發展一點公有制，兩者性質是根本不一樣的。

　　還有人認為國有企業不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不要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我們就看《江澤民文選》第三卷，有一篇關于加強和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文章，主張公有企業主要是指國企，是共產黨執政等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包括非公經濟的，但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基礎就是單指公有制。在美國出版的經濟學大辭典中，當講到什么是“市場社會主義”的時候，認為運行機制、調節方式可以是市場機制，但是公有制占主導，這是主要的本質性特征。西方有一些學者也是看到了這一點的。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很多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的國家，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崩潰，如“拉美陷阱”。它就成為采用新自由主義失敗的代名詞。日本經濟學界的知名教授中谷巖，是將新自由主義引進日本社會的主要人物。在金融危機以后，他專門出版著作，懺悔過去的錯誤主張。在我們國家，新自由主義受到一些人的熱捧。為保證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必須明辨新自由主義的真面目，消除其負面影響，這正是我們關注新自由主義的根本原因。

　　記者：西方國家采取的類似于凱恩斯主義的應對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措施，能否從根本上挽救資本主義？

　　程恩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歐美發達國家大多暫時摒棄了新自由主義政策，采取了各種凱恩斯主義的救市措施，但是，被成功救助的主要是金融壟斷資本，而被主權債務危機套牢的卻是廣大勞動者，大多數人同時忍受高失業率和降低的社會福利保障，而金融家和各種壟斷寡頭卻享受高額的年終分紅和極低的稅率。這說明，凱恩斯主義也不能從根本上挽救資本主義。正因如此，2011年5月29日第六屆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論壇，100多位中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發表了題為“對資本主義危機的回應：超越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共同宣言。

　　凱恩斯主義主要是由英國工黨、法國社會黨等各國的社民黨性質的中右翼政黨推行。在新自由主義一統天下以后，這些政黨的政策也吸收了很多新自由主義成分，甚至趨同于新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主要是在不改變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的情況下，力圖通過國家干預來克服資本主義危機，實現平穩發展。凱恩斯主義主張要保留相當程度的國有企業和國家干預，但由于它不觸動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還是以維護私人壟斷資本利益為宗旨，因而實現不了社會化大生產所要求的公共利益控制生產，克服不了基本主義的各種矛盾和危機。

　　從歷史上來看，西方新自由主義就是為了克服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主義的失敗而興起的，但又不斷地引發新的資本主義危機。這幾年，凱恩斯主義式的克服危機的政策也沒有完全奏效，導致世界危機還在深化。其實，所謂的凱恩斯主義在20世紀40年代以后曾經成功的說法也是不符合事實的:羅斯福新政實施后幾年并沒有使美國就業和經濟大規模好轉，經濟只是被維持住沒有崩潰而已，其實增長仍很緩慢，后來美國是通過不斷的戰爭才真正克服了生產過剩等問題。戰后的繁榮，除了與戰爭摧毀過剩生產能力有關外，還和科技革命和世界性的社會主義力量壯大有關，不能將功勞主要歸于凱恩斯主義。

　　記者：您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發生類似于資本主義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原因是什么？您如何評價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基本經驗？

　　程恩富：中國之所以沒有發生類似于資本主義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最根本的就要歸功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從經濟角度來說，就是政府的經濟決策和政策制定沒有受新自由主義的主導，在經濟建設上形成了“四主型經濟制度”。第一，公有主體型的多種類產權制度，即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 包含資產在質上和量上的優勢)，發展中外私有制經濟，它表現在資本結構、就業結構、GDP 結構、稅收結構、外貿結構等多方面。我國應當在多種所有制共存的動態發展中保持這一“主體—輔體”的宏觀所有制結構。第二，勞動主體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勞分配為主體，多要素所有者可憑產權參與分配，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率呈現交互同向和并重關系。第三，國家主導型的多結構市場制度，即多結構地發展市場體系，發揮市場的基礎性配置資源的作用，同時，在廉潔、廉價、民主和高效的基礎上發揮國家調節的主導型作用。第四，自力主導型的多方位開放制度，即處理好引進國外技術、資本與自力更生地發展自主知識產權、高效利用本國資本的關系，實行內需為主并與外需相結合的國內外經濟交往關系，促進追求引進數量的粗放型開放模式向追求引進效益的質量型開發模式轉變，從而盡快完成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和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的轉型。

　　以上四點可以視為中國經濟制度模式的基本特征。中國經濟制度模式是當前學界熱議的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方面。21世紀以來，國際社會開始從國家整體發展戰略和現代化道路等視角對中國模式進行了廣泛的討論。2004年5月美國學者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識”催生了對中國模式的深入討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中國的優秀表現使世界的反思有了一個客觀存在的參照系，因而中國模式及其導致的中國崛起被世界熱議。我以為，目前世界熱議的中國模式的實質，是社會主義本質在中國的當代實現形式而已。中國模式的成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中國模式主張利用外國的和本國的資本主義，但又從未把資本主義當成目標，并一再強調利用的前提即“主體是社會主義”，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使我們國家調節的力度、水平和有效性都超過西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追求民生的改善和共同富裕，強調發展的成果要為人民共享，這彰顯了社會主義本質實現的中國個性，具有較強的民族色彩。

　　除中國以外，實行邁向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的越南和老撾、實行“市場社會主義”的白俄羅斯以及實行“21世紀社會主義”的委內瑞拉等國家，也都呈現出又好又快的發展新局面。這些國家的成功經驗表明，各種社會主義特征的新型經濟體制模式，比美國等新自由主義和北歐等凱恩斯主義主導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框架更加有效。

　　記者：正如您所強調的，我們要充分肯定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卻有西方經濟學家將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歪曲評價為“國家資本主義”，這一論調背后的真實目的是什么？

　　程恩富：西方經濟學家亂貼“國家資本主義”標簽，不僅是為新自由主義危機辯護，還有壓制競爭對手，創建有利于己的新游戲規則等多重考慮。

　　一是借“國家資本主義”之名，為新自由主義辯護。“國家資本主義”論者為轉移世人對西方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持續經濟危機的視線，試圖將危機的成因部分歸咎于新興經濟體的“國家資本主義”。眾所周知，國際金融危機已經表明，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之路處境艱難，建立在私人占有、資本逐利基礎上的壟斷資本主義無法應對21世紀經濟全球化的良性發展，不改革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政府干預難以從根本上緩解西方社會的危機。我們知道，近年來一些歐洲國家接連發生嚴重的債務危機，預示著歐洲實行的財政緊縮模式難以維系。但是，“國家資本主義”論者卻宣稱，正是由于一種強大的新型國家資本主義在新興市場興起，才導致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危機愈發顯得嚴重。而現實情況卻早已證明，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中國經濟社會的較快發展還在相當程度上拉動了世界經濟的復蘇，緩解了西方的各種危機。顯然，這些論者在羨慕他國發展的同時又加以栽贓，為新自由主義政策和惡果辯護，企圖繼續維護國際壟斷資本和各國壟斷寡頭（尤其是金融壟斷寡頭）的狹隘利益。“國家資本主義”論者的另一意圖，是將西方的危機歸因于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而不是私有制占主體這一普遍意義上的資本主義。這種觀點，在一些清醒的西方學者眼中是被否定的。

　　二是借“國家資本主義”之名，阻嚇新興市場國家。“國家資本主義”論者列舉了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病，意在阻嚇新興市場國家的人民選擇自己發展道路的努力。他們一方面斷言，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勢頭良好，全球最強大企業都是“國家資本主義”的踐行者，另一方面又將“國家資本主義”定義為這樣一個體系，即國家為了政治利益而在市場活動中占據支配地位。他們認為，“國家資本主義”在全球積極并購外國企業、爭奪國際資源、熱衷于自主創新等，但它不擅長科技創新，會導致不自由、腐敗和最終失敗，會對自由市場經濟構成危險并危及民主制度。其用意在于勸說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金磚國家”等）放棄參與制訂國際規則和國際慣例的努力，阻止這些國家的良好發展勢頭。但這也從反面透露出一個信息，即某些發達國家及其利益集團，擔心新興市場國家采取超越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有效措施，在合法的國際競爭中快速發展，妨礙發達國家及其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

　　三是借“國家資本主義”之名，曲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論者將中國眾多的國有全資公司、國有控股或參股公司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實際上是混淆了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區別。資本主義是指生產資料主要屬于資本家所有的一種基本經濟制度，而社會主義是指生產資料主要屬于社會全體成員或部分成員集體所有和合作所有的一種基本經濟制度。盡管當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均存在多種不同性質的所有制成分，但決定和界定某個社會的經濟性質取決于哪種所有制占主體地位。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優勢是，在市場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的同時，國家在關鍵的市場領域和市場環節保持足夠的控制力和調節能力。這與西方壟斷資本控制國民經濟和整個國家、國家予以總體協助和支持的經濟模式有著實質性的差異，其歷史作用與巨大成效不是西方輿論用“國家資本主義”就可以抹煞的。

　　記者：除了新自由主義思潮以外，當前中國社會中還有哪些需要我們明辨的有影響力的社會思潮？請您對這些思潮做一簡要介紹和評析。 

　　程恩富：當前中國社會中，除了新自由主義思潮以外，我們還需要尤其明辨民主社會主義、新左派、折中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傳統馬克思主義、復古主義等思潮。

　　民主社會主義是20世紀以來，西方社會盛行的一種資本主義的改良主義思潮。它由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右翼發展而來。在指導思想上，民主社會主義反對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唯一的指導思想，主張世界觀和指導思想的多元化；在政治制度上，民主社會主義主張資產階級多黨制；在經濟制度上，民主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可以在不改變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條件下實現；在奮斗目標上，民主社會主義拋棄共產主義奮斗目標，甚至仇視共產主義。目前，在國內一些有影響的報刊雜志以及重要會議上，出現大量鼓吹階級調和、照搬以瑞典為樣板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貶低和詆毀科學社會主義的文章和言論。

　　新左派也叫新左翼思潮。有人認為，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思想界形成的思想格局已經演變為二元對壘：對陣的一方，是呢喃言語的自由主義；另一方，則是道義凜然的新左派。新左派的基本觀點是：主張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主導市場改革；批判全球化，認為中國卷入全球化已經導致了資本主義毫無制約地在中國蔓延；批判貧富差距拉大的根源是私有制市場化改革的負面結果；強調經濟上的公平，而不是不計代價的經濟增長。盡管新左派往往試圖站在勞動人民立場上說話，但是他們的有些批評和政策主張，實際上難以在現實社會中實現。總的來說，新左派思潮理論上不成熟，容易走極端。

　　折中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思潮高度贊揚西方經濟學基本理論，傾向于社會民主主義。他們強調不必關注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問題，不必強調社會主義制度，并且撇開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來抽象地談論共同富裕，是以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面目出現的，所以帶有一定迷惑性。事實上，不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是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的，同時也必然會削弱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

　　傳統馬克思主義思潮堅持馬克思主義某些基本原理，強調必須大力學習宣傳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打擊妖魔化毛澤東的邪惡勢力。它們的積極意義在于猛烈批判了一些錯誤思潮，特別是批判了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以及折中主義馬克思主義，但某些批判有過頭的現象，而且他們喜歡采用大批判形式，上綱上線。這一思潮總體不贊成適當吸收西方學術的某些合理成分，對創新馬克思主義的某些理論持反對意見。

　　復古主義又稱崇古思潮。其代表人物提出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來的，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整個西學都不能作為中國的總體思想，中國的指導思想應該從國學里面產生，從以儒學為代表的思想中產生。隨著國學的逐漸升溫，甚至有人主張用儒、釋、道來替代馬克思主義、替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事實上，國學是必須高度重視和科學弘揚的，但復古主義肯定行不通！儒學是不能夠、也不應當在政治（或國家）層面上去復興，而只能夠和應當在社會和個人的層面上去傳承，并將之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之中。

　　記者：既然這些思潮都有其局限，作為創新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請您介紹一下創新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基本觀點；并請您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例，談一談綜合創新馬克思主義應堅持怎樣的學術原則和思維方法。 

　　程恩富：面對多樣社會思潮的沖擊，為更好地發揮馬克思主義對社會思潮的引領作用，我們必須堅持并創新馬克思主義。一般說來，社會思潮可被視為中性概念，各種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也算思潮，因此“創新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社會思潮，也可叫“新馬思潮”。它提倡實質性地繼承和創新馬克思主義：在總體理論和政策思路方面，學術界的創新馬克思主義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并強調中國社會科學教學和研究也要強調自主創新，反對“洋教條”、“土教條”和“馬教條”；在指導思想上，堅持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指導地位；在政治制度上，堅持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在經濟制度上，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堅持“公私經濟共進，做強做優公有經濟”，主張經濟社會政策要向勞動和勞動者傾斜；在奮斗目標上，強調要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最終進入共產主義。從其基本觀點來看，創新馬克思主義應該成為引領當代中國發展的主流社會思潮。

　　之所以強調要實現對馬克思主義的創新，更重要的在于“世情”和“國情”的急劇變化：當今世界，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均在大動蕩、大分化、大變革、大發展之中；國情在快速演進，當今中國，發展一馬當先，改革日新月異，開放多姿多彩。創新馬克思主義，不僅要考慮“世情”和“國情”兩大實際狀況，也必須考慮“西學”和“國學”兩大知識體系。當今世界，西學在演變發展，西方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學派林立、觀點紛繁，這些理論良莠不齊、魚龍混雜，需要中國學者有揚有棄地借鑒、批評和超越。國學也正在發掘、弘揚，“前車之鑒，后世之師”，研究國學思想、理論和文化，才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因此，馬克思主義的創新，必須在堅持馬克思主義主體地位的前提下，既堅持從“世情”、“國情”出發，也同時考慮“西學”和“國學”兩大知識體系。基于如此考慮，我們可以將創新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原則和思維方法概括為“世情為鑒、國情為據、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綜合創新”。這既是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的學術原則和思維方法，也是一般社會科學自主創新的學術原則和思維方法。堅持這一原則和方法，能有效避免“洋教條”式地與國際接軌或“土教條”式地搞復古主義，符合毛澤東一貫提倡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學風和變革精神，符合黨中央關于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

　　以經濟學為例，其綜合創新就是要形成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中國現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應當結合實踐，從簡單引進和模仿外國經濟學的自在方式，實現向理論創新的自覺或自為方式的轉變。這意味著，要實現兩個超越：既在具體化的意義上超越馬列經典經濟學，又在科學范式的意義上超越當代西方經濟學；要體現兩種實踐：既體現東西方市場經濟實踐，又體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要顯現兩種創新：既要有經濟學的某些常規發展，又要有其范式的革命。它將是一種科學反映經濟現代性的“后現代經濟學”，同時也將是一種“后馬克思經濟學新綜合”。也就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以世界眼光，堅持“馬學”這個根本，在當代國外經濟學繼續分化和局部綜合的基礎上，去實現全面系統的科學大綜合。在綜合創新的過程中，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應當同各國學界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建立密切的良性互動關系。同時，要遵循學術發展規律，貫徹黨的“雙百方針”，允許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內部發展不同學派，在活躍的學術爭鳴中深化理論研究。

　　（來源：《思想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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