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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奪瀘定橋

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當年的萬里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偉大奇跡，譜寫了氣壯山河的革命英雄主義史詩。長征的勝利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紅軍指戰員在長征中表現出的對革命理想和事業的無比忠誠、堅定信念和勇往直前、堅忍不拔的英雄氣概，成為激勵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巨大動力。然而，近年來長征研究中也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聲音，甚至在網上以訛傳訛，極大地混淆了人們的視聽，必須堅決予以澄清。

質疑“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真實性。2003年，兩個英國年輕人——李愛德和馬普安在重走長征路后聲稱：“長征其實不到官方長期宣傳的公里數，大約只有3700英里（約6000公里）。”此言一出，立即引起軒然大波，許多媒體包括一些知名網站紛紛轉載，別有用心者還借題發揮，大肆炒作，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實際上，這一說法存在著許多問題。首先，當年紅軍走的大多是小路、山路甚至是人跡罕至的地方，還因缺乏地圖走了不少冤枉路；而兩個英國人拿著GPS定位系統，走的基本是大路、直路。其次，紅軍是在頻繁的戰斗中行軍，不斷迂回和奔襲，為了調動敵人，他們不得不經常采取聲東擊西、忽南忽北、大踏步進退的戰略戰術，還要追擊敵人，來回折返；而兩個英國人則是在和平的環境下單向行進，沒有走回頭路。另外，部分中央紅軍因為張國燾搞分~裂，被裹挾南下，曾三過草地，朱德就曾說：“長征兩萬五千里，我個人卻多走了一萬里。”

1936年，紅軍總政治部在廣泛征集材料的基礎上編輯整理了《二萬五千里》一書，其中有一份附錄《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是以紅一軍團直屬隊為標準，依據命令、報告、各種日記、報紙匯集而成。根據這個一覽表的記載，紅一軍團直屬隊1934年10月16日從江西于都出發到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總計行程是18095里。而這只是很少打仗的直屬隊走的路程，擔負作戰任務的部隊走的無疑更長。當年訪問陜北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一書中就寫道：“紅軍說到它時，一般都叫‘二萬五千里長征’，從福建的最遠的地方開始，一直到遙遠的陜西西北部道路的盡頭為止，其間迂回曲折，進進退退，因此有好些部分的長征戰士所走過的路程肯定有那么長，甚至比這更長。”至于那兩個英國人的說法，前些年有學者曾將他們與主力紅軍走的路線加以核對，發現有相當大的出入，他倆起碼少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實際上，4支紅軍部隊由于各自開始長征的起點不同，所走的里程不一樣，但走得最遠的作戰部隊行程達“二萬五千里”是不容置疑的，正如1935年毛澤東所說：“最多的走了二萬五千里”。

認為蔣介石為紅軍長征“放水”。這幾年，有人強調蔣介石為了統一西南，將之建成抗戰的大后方，故意放紅軍突圍，并驅趕其進入云貴川，然后中央軍趁機尾隨而入。如蔣緯國在其口述自傳中說：“當時與其說是沒有包圍成功而被中共突圍，不如說是我們放水。”他還評論：“以當時的情況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政治戰略，我們隨著共軍進入云貴川，使中國達成真正的統一。”海外一位女作者說：“毫無疑問，蔣介石有意放走了紅軍主力、中共中央與毛澤東”，“蔣介石此時的戰略計劃是把四川建成將來對日本作戰的大后方，即他所說的‘復興民族之根據地’”。她甚至徑直斷言：“蔣介石放走紅軍還有一個更秘密的純私人動機：他要斯大林釋放在蘇聯做人質九年的兒子經國。”

不難看出，這種觀點一方面是為蔣介石“追剿”失敗辯解，另一方面的潛臺詞則是認為紅軍長征之所以能成功，是由于蔣介石故意“放水”。這就貶低了紅軍的英勇善戰和毛澤東的軍事指揮。事實上，這一觀點根本不能成立。試想，如果蔣介石有意“放水”紅軍去西南，他為何在西去路上部署多道封鎖線，紅軍又為何會在湘江一戰中損失過半？如果蔣介石有意驅趕紅軍去四川，紅軍為何會北渡長江受阻，不得不四渡赤水，費盡周折地在敵人包圍圈中來回穿梭？如果蔣介石有意放走紅軍，他又為何不斷嚴令部下加緊追剿，并在日記中屢屢對未能“一網打盡”紅軍表示懊惱？顯而易見，蔣介石“放水”長征說是一種牽強附會之臆測。

否認遵義會議開始形成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中的領導地位。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提出，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進一步明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但近年來有人質疑這個提法，認為遵義會議后在黨內負總責的是張聞天，軍事上是周恩來，毛澤東只是周恩來的幫助者。因此“遵義會議并沒有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領導”，“確立起毛澤東在中央和黨內的領導地位，起碼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義會議連開始過渡都談不上”。

這種說法顯然不符合史實。遵義會議后，張聞天雖在黨內負總責，但他很民主，特別尊重毛澤東的意見；而且他不懂軍事，也就基本不插手軍事。周恩來雖然是軍事方面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但也很尊重毛澤東的意見，如在是否打打鼓新場的爭論中，他最后還是聽從了毛澤東的意見。經過這件事，中央決定成立“新三人團”負責軍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其實毛澤東是核心。包括林彪后來對毛澤東的指揮有意見，寫信給中央要求撤換軍事領導，鬧出一場會理會議風波，這也說明毛澤東當時已是紅軍的實際領導者。稍后陳云離開紅軍去莫斯科，他在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時也說：遵義會議上，“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這同樣是指實際領導。另據張國燾回憶，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聞天對他說：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主要考慮的都是軍事行動問題，大家都推重毛澤東主持其事”。以上材料都表明，遵義會議開始形成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一觀點是毋庸置疑的。

否定紅軍“飛奪瀘定橋”。長期以來，“飛奪瀘定橋”已成為紅軍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典型例證，但近年來卻有人試圖否定這一史實。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女作者寫道：“其實，在瀘定橋根本沒有戰斗。紅軍五月二十九日到達時，瀘定橋沒有國民黨軍隊把守”“當時國民黨無數通訊沒有一份講瀘定橋打了仗”。英國人李愛德、馬普安在《兩個人的長征》一書中，說紅軍早上8點開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老百姓在前面帶路，紅軍跟在后面，幾個老百姓被國民黨擊中掉進了河里。

毫無疑問，這些說法都意在否定紅軍“飛奪瀘定橋”的英勇事跡。實際上，“飛奪瀘定橋”并不單指奪橋一戰，它還包括了一晝夜240里的強行軍。從這個意義上說，“飛奪”一詞是完全成立的。至于瀘定橋是否發生過戰斗，以上兩種說法也互相矛盾。前者說“根本沒有戰斗”，后者則說“打了一天一夜”；前者說“瀘定橋沒有國民黨軍隊把守”，后者則說國民黨把百姓擊中掉進了河里。二者的來源都是口述材料，而更具史料價值的應該還是來自敵人的原始檔案。臺灣“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中有一份西康軍閥劉文輝發給蔣介石的電報，稱：“瀘定橋李團與沿河之匪奮戰。”時間是1935年5月29日，恰是紅軍“飛奪瀘定橋”之日。此處“奮戰”一詞，無疑說明那些否定瀘定橋發生過戰斗的說法是錯誤的。另外，英國人采訪的那個老人說“紅軍早上8點開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也是不對的，因為正式發起攻擊的時間是下午16時，17時便奪橋成功。由此看來，所有否定紅軍“飛奪瀘定橋”的說法都是不實之詞。

綜上所述，如今有些人打著“還原真相”的旗號，惡意剪裁歷史或編造謊言，采用“戲說”“爆料”“揭秘”之類的手段，肆意歪曲長征歷史，抹黑紅軍的英勇事跡，丑化和矮化領袖。這種歷史虛無主義傾向必須予以有力批駁，我們要還歷史以真相，洗刷潑向長征偉大壯舉上的污水，讓長征精神永放光彩，永遠成為激勵我們前行的精神力量。

（來源：解放軍報；作者：盧毅，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