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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當前新疆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問題

　　新疆周邊地區意識形態環境復雜，“東突”勢力活動猖獗，對新疆滲透嚴重。近30多年來，新疆意識形態領域遭到多種毒素的侵蝕，加上社會快速轉型的影響，新疆意識形態領域面臨著突出的問題。從宏觀方面看，可以總結概括為下列三個方面的問題。

　　1、“東突”勢力在意識形態上滲透嚴重

　　“東突”勢力是危害新疆穩定和長治久安的主要因素，在意識形態領域也為害最烈。其危害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長期鼓吹“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以下簡稱“雙泛”），嚴重影響新疆部分維吾爾族群眾對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社會主義價值的認同。

　　二是鼓噪分裂主義思想，建立“東突厥斯坦國”、分裂中國是近百年來“東突”勢力的迷夢。長期以來在不同國際勢力的操弄下，“東突”分裂主義思想時隱時現，但是從未斷絕，嚴重影響國家統一，影響新疆廣大維吾爾族群眾對國家的認同。

　　三是宗教極端主義思想侵蝕嚴重。最近30多年來，國際宗教極端主義滲透新疆，特別在南疆地區生根和傳播，煽動宗教狂熱思想，鼓吹“圣戰”論，成為“東突”暴力恐怖主義滋生的直接因素。

　　“東突”勢力的這些思想，對新疆意識形態領域危害極為嚴重。

　　毛澤東曾指出，

　　“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總是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1]

　　“東突”勢力的核心是要分裂中國新疆，建立所謂的“東突厥斯坦國”，因此它要在意識形態領域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構建其分裂主義意識形態。除了前述影響國家認同、中華民族認同、中華歷史認同、中華文化認同和社會主義道路認同外，還挑起民族仇恨，割裂民族關系，侵蝕維吾爾族傳統文化與習俗，剝奪青少年接受現代教育的權利，阻礙維吾爾族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以宗教至上論干預政府行政與司法，大肆攻擊國家的治疆政策。

　　近幾年新疆處于暴力恐怖活動的活躍期、反分裂斗爭的激烈期和干預治療的陣痛期，其深層原因正是“東突”分裂主義意識形態作祟；從另一方面看，新疆反分裂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和尖銳性的原因也正是緣于此。

　　2、面臨著“西化”與“分化”問題

　　新疆地處祖國的大西北，與8個歷史、文化、政治體制差異巨大的國家接壤，處于不同文化的銜接帶上，不同意識形態的交鋒激烈，是中國意識形態斗爭的前沿地帶。長期以來，國際敵對勢力試圖通過意識形態擾亂新疆，為中國制造麻煩，“雙泛”主義思潮就是典型。最近30多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始終把新疆作為遏制和肢解中國的抓手，其重要手段就是進行意識形態滲透，打著宗教、民族和人權的幌子，宣揚西方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和社會制度，企圖搞亂人們的思想，使新疆成為其攻擊中國的突破口。

　　實際上，美國等西方國家以“西化”和“分化”對新疆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滲透，不但是其意識形態領域全面侵蝕中國的組成部分，而且也是其扶持“東突”勢力的手段，因而也使新疆意識形態更為復雜，斗爭更為激烈。

　　3、新疆意識形態面臨著社會轉型期的復雜問題

　　除了前面所述兩種敵對性意識形態外，新疆和內地一樣，也處于社會轉型期，意識形態問題復雜。

　　隨著改革的深化和對外開放的擴大，一方面，社會結構與經濟體制發生深刻變化，既有的利益格局打破，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形成，社會處于轉型中，這些變化都會反映到意識形態領域中，這符合馬克思主義物質決定意識的思想。

　　另一方面，境外不同的文化、思潮和價值觀傳入新疆，對既有的、較為單一的思想意識產生巨大沖擊，特別是不少西方資產階級思想乘虛而入，境內封建主義思想沉渣泛起，作為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并存的新疆，人們的價值觀呈現出多樣化和復雜化的態勢。

　　例如，一個時期以來，國內出現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論、西方憲政論、公民社會論和新聞自由等錯誤思潮，都是西方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主要方式，也是對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深入改革開放的重大干擾。[2]

　　這些西方思潮在內地形成一定氣候，自然會影響新疆意識形態領域。

　　這種社會與思潮的劇烈變化對新疆意識形態領域也產生極大的沖擊。

　　首先，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受到侵蝕，有些群眾對馬克思主義迷惘、困惑和懷疑，動搖走社會主義道路和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理念和信心。

　　其次，消弭人們的意志，迷惑人們的思想，使人們耽于安逸，對邊疆地區復雜的意識形態環境喪失警惕。

　　這些問題不但突出反映在民間、學界和教育界，而且在黨政部門也有深刻的反映。

　　新疆意識形態領域復雜化的現狀，既有極其頑固、激烈的敵對性意識形態的攻擊，也有“柔性”敵對意識形態的侵蝕，還有轉型期意識形態的波動。凡此種種形成新疆糾結復雜的意識形態現狀，深刻影響著新疆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是新疆治理必須面對的深層問題。

　　二、新疆意識形態問題出現的原因分析

　　如何認識新疆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其產生的原因是什么？為什么從改革開放之前穩定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轉變為如此復雜的局面？下面試從治理的角度加以初步分析。

　　新疆意識形態問題主要是最近30多年來產生和凸現的，此期正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時期，筆者認為境外思潮的滲透、指導思想的模糊和政策失誤構成新疆意識形態治理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

　　就境外思潮滲透而言，改革開放使新疆與境外隔離不復存在，新疆周邊地區多種思潮滲透新疆。

　　首先是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潮與伊斯蘭復興運動勃興。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伊朗伊斯蘭革命使伊斯蘭復興運動高漲，而且極端化發展趨勢明顯；阿富汗抗蘇戰爭則掀起更為廣泛的伊斯蘭運動，刺激伊斯蘭極端主義形成。

　　其次，20世紀80年代起，國際上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逐步高漲，強烈沖擊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和制度，隨后導致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民族主義趨向極端化。

　　第三，流亡土耳其等地的“東突”勢力乘機而入，將各種宣傳品傳入境內，或者直接在境內外組織宣傳“雙泛”思想。境外思潮的滲透不但激活境內“雙泛”思想殘渣，而且形成宗教極端主義和民族極端主義思想，嚴重危害新中國所建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從管理角度看，當時對這些問題認識不夠充分，管理不夠得力。

　　就政策失誤而言，改革開放初期，在糾正冤假錯案上，新疆有些政策矯枉過正。

　　例如歷史上被判刑的人士并非都是冤假錯案，有的確確實實是“雙泛”分子、敵對分子，而在糾正冤假錯案大背景下，有些處理簡單化了，有些人獲釋后還被委以重任，為那些人禍亂新疆的意識形態提供了便利。

　　這些人不但成為后來新疆意識形態混亂隱患，而且還對廣大群眾的認識造成混亂。

　　這方面的例子不少，最典型的如葉城縣阿買合蘇木，出獄后擔任縣政協副主席，他利用此身份公開傳教，煽動宗教極端主義，先后培養800名弟子，成為20世紀80年代后期南疆不穩定的禍水。熱比亞丈夫斯迪克也是如此，平反后進入高校繼續教書，實則利用大學講壇灌輸分裂主義思想，傳播“雙泛”思想。

　　意識形態上的混亂在學術界也非常突出。20世紀80年代，新疆學術界一度反常，有的著名少數民族學者提倡民族文化反思遭到嘲諷打擊，而“雙泛”思想濃厚的吐爾貢 阿勒瑪斯卻接連順利出版《維吾爾人》、《匈奴簡史》和《維吾爾古代文學》，其中后兩本還被翻譯成德文、阿拉伯文出版，極力鼓吹“泛突厥主義”思想。20世紀90年代新疆報刊上發表相當數量的文章和文學作品，從不同視角宣揚“東突”分裂主義思想，對新疆意識形態領域造成惡劣影響。

　　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從根本上看是我們治理意識形態的指導思想出了問題。

　　一方面，當時對“文革”的批判和西方自由化的沖擊曾導致社會上出現“信仰危機”，甚至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產生懷疑，這使新疆意識形態治理迷失方向，不敢堅定地以馬克思主義指導意識形態工作，對哲學、思想、文化、宗教、文學、藝術等方面的問題表現出進退失據，政策制定和執行失去明確方向。

　　另一方面，全力強調發展經濟使人們更多地專注于經濟建設，淡化了對意識形態重要性的認識，疏于教育和建設，既有的意識形態陣地遭到沖擊，而新的意識形態陣地卻建設維艱。特別是，我們忘記了新疆意識形態混亂的核心不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反映，其最核心的問題是敵我矛盾的反映。無論是將新疆作為遏制中國的抓手，還是作為分化中國的突破口，矛盾的實質是敵我矛盾，反映在意識形態領域必將是水火不相容的矛盾。

　　毛澤東曾經指出：

　　“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筑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它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相適應的。”[3]

　　因此，不能夠堅定不移地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意識形態領域管理和建設，無異于自卸鎧甲，自毀陣地。

　　三、加強新疆意識形態治理與建設的若干思考

　　新疆意識形態領域固然復雜，但是究其實質是能否堅持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問題，是否能夠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問題。

　　馬克思說過，

　　“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4]

　　鑒于此，新疆意識形態治理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抵御敵對思想滲透立足點，作為統領意識形態安全的法寶，作為新時期新疆意識形態建設的指針。以此為出發點，就加強新疆意識形態治理和建設提出幾點初步認識。

　　1、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新疆意識形態領域治理和建設中的指導地位。

　　建設社會主義新疆，首要任務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毛澤東曾經指出：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5]

　　鄧小平也諄諄告誡全黨，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不能動搖，中國必須既要堅持改革開放，也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鄧小平還指出：

　　“解放思想，就是要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6]

　　可見，馬克思主義是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基礎。因此，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用馬克思主義武裝新疆各民族黨員，指導意識形態領域的實踐活動，這是新疆意識形態治理與建設的靈魂和基礎，決不能動搖和含糊。其次要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為此要深入宣傳和普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教育各族人民，扎實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全社會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鍛鑄共同的利益體。

　　2、要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普及到新疆各民族中，深入到新疆全社會里。

　　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不斷提升新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文化軟實力。

　　一是要充分發揮傳統文化的作用。經過百余年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有了深入的融合，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活力之源，也成為建設中國文化軟實力的主要資源。在新疆意識形態治理與建設中，要充分發揮中華文化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社會整合力的作用，鑄造新疆各民族堅定的國家認同。

　　二是要結合新疆文化豐富多樣的實際，創作各民族人民喜聞樂見的時代文化精品。新疆自身文化資源豐富，文化多元，既是中華文明的組成部分，又銜接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因此新疆要打造出一系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統領的文化藝術精品，創造出一批文化品牌產品，不但要滿足新疆各族人民的精神需求，而且還能更好地向外輻射和傳播中華文化、社會主義文化，在新疆周邊地區形成文化緩沖帶，更有效地抵御境外意識形態毒素的滲透。

　　3、加強文化載體的創新和管理。

　　首先要做好文化載體，要面向境內和境外，兼顧高端和低端。

　　一是要實現文化載體的多樣化，既要借助“西新工程”、“東風工程”、“新新工程”、“村村通工程”與“農村電影放映工程”等項目，大力發展互聯網、電視和廣播等現代傳媒，又要扎實做好利用“鄉村綜合文化站建設工程”、“送書下鄉工程”及“流動舞臺車工程”等規劃，扎實建設好圖書、報刊等傳統媒介，確實做到新疆文化傳播的全方位、全覆蓋；要占領新疆文化傳播的制高點，使中國聲音、中國形象和中國故事能夠走出去，有效輻射周邊地區，逐步形成中華文化帶，有效抵御境外意識形態毒素滲透。

　　二是加強載體和渠道的管理，形成“攻防并舉”的網絡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管理體系。要確實保證各種文化載體的有效高效使用，防止敵對勢力利用。這方面新媒體尤其需要加強監管，做好多語種網站管理，建立政治過硬、攻防兼備的網軍，推行“實名制”網絡準入管理；創新互聯網技術，提高網上有害信息的發現能力和處置機制；打擊和遏制有害信息在網上蔓延，確保互聯網總體可管可控；要推行互聯網管理全國一盤棋，系統管控，不留死角。

　　4、做好新疆意識形態隊伍的建設與管理。

　　首先要建設好“三支隊伍”。“干部隊伍”、“教師隊伍”和“宗教人士隊伍”是新疆意識形態領域管理和建設的“三支隊伍”，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必須高度重視。這“三支隊伍”的建設要從嚴，管理要從嚴，懲處要從嚴，確保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意識形態的建設權要牢牢掌握在黨和人民手中，決不能使國家政府部門、教育系統和宗教寺院為敵對勢力利用，這方面教訓極為深刻。

　　其次要下大氣力強化基層宣傳文化力量，建立草根宣傳員隊伍。要建立宣講員、審讀員、網絡管理員、土喇叭、文化能人和文化帶頭人等基層宣傳隊伍，解決好基層文化宣傳“有人干事”的問題；要以“訪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動為契機，使住村工作組成為現代文化的宣傳隊、播種機，著重在加強基層文化建設、豐富文化產品供給上，特別是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文化產品的供給以及開展群眾性文化體育活動上下功夫。

　　進入新時期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思想，強調要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理論。[7]

　　當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總體態勢是好的，但是并不平靜，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有所滋長，思想理論領域到噪音時有出現，具體到新疆意識形態領域更是如此。國家對新疆意識形態領域的建設與管理歷來高度重視，新中國成立后新疆意識形態建設取得極大成就。當前應對新疆意識形態出現的問題時，既要看到新疆意識形態領域的良好基礎和豐富的治理經驗，保持堅定信心，也要保持高度清醒和警惕，充分認識到新疆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和尖銳性。

注 釋：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頁。

　　[2]馬學軻：《2014年意識形態領域十個熱點問題》，《馬克思主義研究》2015年第2期。

　　[3]《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頁。

　　[4]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頁。

　　[5]《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頁。

　　[6]《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頁。

　　[7]習近平：《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幾點學習體會和認識》，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4/01/content_7896535_3.htm），訪問時間：2016月6月30日。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新疆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來源：摘自《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