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嘉璐：中華民族應清除掉自身潴留的西方有害激素
點擊： 作者：許嘉璐 來源：鳳凰文化 發布時間:2017-03-17 10:58:14
許嘉璐 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北京師范大學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長、教授
【按語】人類正在進行三百年來首次世界格局巨變，這是全人類的“文藝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將以何種身份加入此次變革？如何在激烈沖突的今天，將對話的精神傳達給他者？ 如何力挽人類之巢即覆之狂瀾？如何推動人與自然、人與人、身與心的和諧發展？2017年3月16日上午，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北京師范大學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長許嘉璐教授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辦講座，對這些問題一一道來。
以下是許嘉璐教授演講全文：
這幾年出現了久盼才來的文化熱、“國學”熱，各族人民的“懷舊”和渴望，人文、社會、哲學等專業學者的燈下伏案，黨和政府的不斷支持提倡，是正在興起這一熱潮的彼此呼應、相互支撐的三大支柱。面對這一情況，我國人文、社會、哲學等學科應該如何回應之？
橫觀世界，歐、美、亞越來越多的學者也在反思，不時地回顧由蘇格拉底到亞里士多德留下的遺產和缺陷，對“現代”發出質疑，審慎而嚴厲地批判西方（盎格魯·撒克遜—希臘·羅馬文化區域）工業化的“現代”社會的種種惡疾。這些聲音，無意中與中國文化的動向發生了共振，形成東西夾擊之勢。
在這種情勢下，中國學人應以什么樣的視角、胸懷和方法去審視世界大勢，反觀自身的文化傳統和現代的文化現狀？又如何與世界人民聯手，共同應對人類深陷的種種危機？
世界正在發生甚至可以說已經發生了巨變。宣告必然、必須要發生這一巨變的，是遍布于全球的、人人容易感知的危機（或曰“風險”）。環境急速惡化、局部沖突不斷、核戰的可能性、貧富差距拉大、莫名流行病頻發、不平等的普遍存在……這不能不促使人們警覺：地球怎么了？人類怎么了？社會出了什么毛病？未來的路在哪里？中東的亂局、歐洲的“難民潮”、英國的脫歐、美國的“分裂”……不過是事情的表象、危機的序幕。人類身陷其中的種種風險，通常容易被人割裂開來，分別關注；有的人似乎“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卻又時而指責詛咒。有的人因受教育的水平和所學專業的局限，也因為在相關報導和分析的論著中充斥著專業術語和“行話”，妨礙了社會對風險的認知和關注。于是，我們似乎看到了這樣的景象：在被一片濛濛灰霧覆蓋下的人們中，有人逐漸警覺，有人發出告誡，有人苦思對策，而更多的人在照常行路、嬉戲，不知“身在此山中”的危險后果。這時人們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社會如《莊子·逍遙游》里面的巨鯤，化而為鵬，“怒（鼓足力量）而飛”，“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俯瞰下界，究其濛濛然、木木然的根由，探尋人之身與心、人與人、人與自然本應具足的和諧共生之路。應該由誰負起這付重擔？學人、政府、民眾，不分學科專業、部門高低、城鄉差別，都應以清醒的頭腦、明察的眼睛，堅強的雙肩，勇敢地擔當起來，由所有民族共擔重任。
社會是復雜的、層次式的。政府綜合國內外情況、吸收專家意見，領導全社會力挽狂瀾。學界的責任在于率先透過現象捕捉本質，向上建言于政府，向下達至全民，究其緣由，揭示人心，鞭撻邪惡，探尋出路。我所謂的學界，并不單指人文、社會、哲學學科，也包括了自然學科和技術領域，因為人的主觀情況和客觀環境條件的復雜性、多樣化，絕不是某一個或某一類學科一支孤軍即能探究的。至于廣大民眾，作為國家和民族的主人、主體，既應該受到公平和盡可能的保護，也應該成為化解危機的主力。單從這一角度說，民眾也應該得到良好的、真正科學的熏陶和教育，成為對世界走向保持清醒頭腦的巨大群體。
明擺在世人眼前的世界性危機，是自人類脫離了采摘狩獵和農耕，進入工業化，生產率千百倍地提高，相應地對自然資源的消耗也提高了千百倍而造成的。農場主或貴族轉營工業的收益因此而節節提升，于是，生產率—資源—利潤空前緊密的關聯就此開始。工業化極大地促進了技術和科學的發展，技術和科學又不斷地提高生產率，于是社會迅速前奔。工業產品需要更為廣大的市場，生產資料需要無限的供應地，這就是出現“殖民運動”的實際推動力。伴隨著“殖民運動”，層出不窮地出現了論證工業社會符合“理性”、科學成果的絕對性、歐洲文化中心論、侵略并殖民其他民族的必然性和神圣性的論著，學術派別也迭出而炫目。人們或被迫，或甘愿緊隨其后，去接受上帝的代言人前來傳播天上之國的福音。
隨著現代槍炮、老式毒品、工業產品滾滾而來的，是當年擺脫了《創世紀》思路的全新觀念。“上帝已死”？不，他還活著！生活在“世界中心”的自然科學家和人文學者，心之深處仍然潛藏著希伯來—希臘·羅馬的哲學，“文藝復興”把人格神請下了寶座，卻同時創造了一個令人震驚艷羨和崇拜、帶著舊神之靈的新神——抽象的自由、平等、博愛和發展越來越快的科學技術。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文藝復興”乃以希伯來—希臘·羅馬混血之軀殼，“興”起“新世界”之神，而對紀元前后的文化和中世紀的黑暗并沒有從根子上予以否定。
自人類成為人類以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主要指群體之間）只有三種方式：隔絕、對抗、對話。在任何歷史階段人類關系從不會是純一的隔絕、對抗或對話，而是以其中一種方式為主，其余二者為輔。遠征、“發現”新大陸、踏上“東印度”，是人類從以隔離為主轉為以對抗為主的標志性實踐，兩次空前的世界大戰則是對抗階段的巔峰。“物極必反”，先進武器、血腥屠戮都產生在基督徒集中地區，即秉持“工業化社會”極力向蒙昧、野蠻地區和國家推廣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精神原則的世界中心，亦即現代科學技術最發達的“歷史中心環”里。這個“環”即過去人們常常說的“西方列強”，他們自認為是除自己之外的所有地區（“非西方”）的“主人”。
此前“世界中心”之“核”先后是荷、葡、意、法、英等歐洲國家，經兩次大戰，大英帝國元氣大傷，中心之“核”移到了美利堅。美國在上個世紀20、30年代爆發的經濟危機，究其實質仍在于其制度本源，在其工業化—資本化—金融化—自由化的路上，徑直地把高喊“自由、平等、博愛”口號（還可以再加上“人權”）的中心引上了懸崖。眾所周知，經濟領域的自由化，簡言之就是市場拒絕政府的規劃、干預、約束，一切隨市場之便。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美國獨霸，“自由化”愈加“自由”，號稱“新自由主義”，憑借其世界最富有的經濟體實力和地位，集老殖民者給其所侵略地區制定的“規則”之大成，通過廢除金本位、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經合組織，給全世界制定了規則，再加上為保護這一新型殖民運動的軍事、政治、文化、教育、管理等一攬子指針，構成了近一個世紀的“世界秩序”。
若僅“就事論事”看，也就是把當前世界情勢從歷史和環境中單摘出去分析，美國在西歐的參與下，的確推出了“新”秩序；但如果把表象翻過去看，露出來的不過是老殖民主義穿上了新衣，其內核仍是啟蒙運動留給后代的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機械論、終結論，絕對論、宿命論之類已多次被歷史否定了的“原則”（西方有的學者稱之為“范式”）。“世界秩序”，實際就是用極巧妙的方式把這套規則強行推到全世界而已，無論是所謂新興國家（大多為前殖民地），還是“西方”內部美國之外的國家，無一幸免。
“世界秩序”僅就其字面理解，就是世界各國共同遵循的規則。基辛格以這個詞語為其新書命名（《World Order》）。他在書的“序言”中說：“該體系（案，指規則、秩序）沒有一個各國均認可的定義。”甚至直率地指出：“從來不存在一個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但是早在19世紀初美國就已經聲稱：“我們是全人類的代表。”從“代表”到“世界秩序”的制定者和總指揮只有一步之遙，而這個短暫的距離就是踏著“世界秩序奏鳴曲”走過的；指揮和演員則是新自由主義的吹鼓手和他們身后的政客。
何為“秩序”？我們引進詞源學的一點例證對于弄清楚其實質似乎不無益處。《說文》上說：“秩，積也”；“序，東西墻也”。“積”字也從“禾”，以之釋“秩”，原指收割后的禾粟儲存的形態；此猶《莊子》所說的“譬如積薪，后來居上。”禾也好，薪也好，其他物事也好，“積”都有個次第，這個次第是事物本有的（“秩”中之“禾”易之以“巾”而成“帙”字，表示書策之次第，取意相同）。“序”所指的“東西墻”，乃謂古人室前階上之“堂”左右兩邊的墻（堂無頂，坐北朝南，南邊無墻），“序”就成了主客及他人登堂、依年齡或尊卑安排坐席的標記性設施，因而就也有了次第之義。這個次第是由民俗演變而成為禮儀的，創立者不知誰何，換言之，是公認的。由此可見，漢語的“秩序”涵蘊著物隨其自然、人循其倫理而排列的意思。漢語的“秩序”和英語的Order對譯，而Order除了規則、程序這類意思外，還有“命令”之義，例如Order in council，既可譯為政務令，也可譯為樞密令。中英詞義上的這種微別，是否可以引發這樣的思考——“世界秩序”，在中國的古今語境中只是指世界各國自然而然形成的公認的彼此相處的目的、方式和原則，而World order則隱含著（甚或是在暗示著）由某國或某集團制定并以不斷翻新的花樣“命令”各國必須遵守、不得違規的意思。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引用了1839年美國政府探險遠征隊John O’Sullivan文章中的這樣一段話：
我們是代表人類進步的國家，誰會給我們的前進設限呢？又有什么力量能給我們設限呢？上帝與我們同在，世間沒有任何國家可與我們媲美。
基辛格概括了該文中的意旨：
“一個偉大自由的聯邦奉上帝的旨意，雄居其他國家之上，愿意將其原則傳遍整個西半球。”“美國不僅僅是一個國家，還是上帝神圣計劃的推手和世界秩序的縮影。”
John O’Sullivan生活于美國雄心已勃勃但尚未稱霸之時，一個多世紀后，小布什在發動侵略中東的戰爭之后，“口誤”地聲稱這是一場“新十字軍東征”。今古相映，不管二人是否真地相信上帝的存在，上帝“選民”的身份是否已從猶太民族轉到美國基督新教教徒那里？其自詡為有資格為全球制定“秩序”、統轄整個人類的至高無上的觀念，已經了然如指。
“世界秩序”胯下的一匹駿馬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意圖和規劃，早在1947年制定的“關貿總協定”已經奠定了基礎，但在“冷戰”和眾多殖民地尚未獨立時期只能實現“半球化”，或者可改稱為“西方一體化”。直到1991成立了WTO（“世界貿易組織”），才真正飛快地實現了全球化。
全球化的實質，就如我以前多次說過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將其多余的產能、產品、資金、轉移到第三世界（即不發達國家，其中絕大部分是西方列強的原殖民地），最終的目的是攫取無限度的高額利潤。
人類社會的每一階段（智人和最原始人群除外），經濟（最初是生存所需的食物）和社會結構、政治，以及后來從狩獵演變出來的軍事行動之間從來是密不可分的。演變到高級資本主義，高度壟斷以及非實體經濟急速發展，經濟和文化、政治等的聯系越發緊密，于是，“全球化”遠非限于經濟領域。直言之，人們（尤其是美國）所說的“全球化”實亦“文化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價值觀全球化”，“傳播媒體全球化”、“經濟和社會管理全球化”……一言以蔽之，在口頭上大講“文化多元”，而其中卻潛藏著多元中有一元是凌駕于他者之上、要消解他者、使其歸順于“我”這一元的意圖和目標。經過幾十年的經營和金融資本暴增擴張，這個“我”已專屬美國，連多年盟友也掃進“他者”之中了。這種“全球化”以交流為借口，以壟斷為手段，以友誼、援助、促進教育、支持發展、增加收入等為旗幟，遮掩了食利者的真實面目。由于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經歷一百多年，甚至幾百年被壓迫豪奪后，急盼著財富的增加和國力的強盛，于是張開雙臂歡迎之；的確，在接受了“全球化”的這些國家里，“現代文明”、“絕對真理”，果然扎根了，發酵了，膨脹了，但自己民族的寶貴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在新自由主義的霓虹燈和激光圖影的閃爍中顯得如此老朽、丑陋，因而被不少人拋棄了。
日久見人心。霸權掌控下的“全球化”肆無忌憚地暢行于世界不過20多年（以WTO成立之日計），“新興國家”先后真地“興”起來了，但多數沒有探索自己應走和可走的路，幾乎完全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藥方吃藥，走得越快，跌得越重，例如阿根廷、墨西哥、烏克蘭等國即是，俄國葉利欽所歡迎接納的“休克療法”當然也在其中。而一旦有誰不順從，違背秩序，輕則中止“援助”，繼而“制裁”，太不聽話則發動顏色革命、動槍動炮。智利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發生的推翻阿連德政府的軍事政變，以及后來在中東所發生的種種事件及其所造成的惡果，已為世人所詳熟。也許人們沒有忘記小布什的“口誤”，那么這句話就能幫助不明就里的人們溝通了古今，明白了那不過是千年之前宗教與騎士為奪回圣地、“圣墓”進行的征伐屠戮換上了“新自由主義”旗幟，以“反恐”之名對阻礙“全球化”而發動的討伐而已。恐怖與極端勢力確實存在，但“新自由主義”不自省這二者之所以“成了氣候”的社會、歷史、經濟、政治種種根源以及自己的責任，仍在堅持亨廷頓構建在二元對立、文化排他等“現代”理念基礎上的“文明沖突論”；另一個奇特景觀是，“恐怖主義”、“流氓國家”兩頂嚇人的大帽子拿在國際獨裁者手中，隨時可以扣到不守“秩序”者的頭上。證據呢？有時可以“莫須有”。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20余年前出版了一本《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Neoliberalismand Global Order），對多數人的權利、自由市場、傳媒、人權、侵略等問題較全面地解剖并尖銳地抨擊了美國國內外政策。就像其書名所顯示的，他認為這二者幾乎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一個是理論體系，一個是據此理論對全世界發布的號令。威斯康辛的羅伯特·W·邁克杰尼斯為喬姆斯基這本小書寫的“導言”直接了當地指出：
“之所以出現市場的全球化，是因為那些發達國家的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將種種貿易合約和協定強加到世界人民的頭上，使得那些大型公司和富商們能夠輕而易舉地主宰其他國家的經濟命脈，卻不需為那些國家的人民承擔任何責任。”“新自由主義傳遞的一個最強信息是，目前的狀況無須改變，人類的發展已經到了最高階段，難以再有什么發展的余地了。”
說到這里，我們可以列出下面這樣一張圖，也許能簡明地顯示出時時見于書刊的一些時政名詞術語之間的關系：
這個環形簡圖中詞語間的直線，我完全有理由改為數學的等號，并且可以把它平列為逆等式（借用四則混運算術語）：
世界秩序=經濟、文化霸權=新自由主義
=美國價值觀=文化帝國主義=“歷史的終結”
物極必反，盛極必衰。“全球化”推行不過數年，有預見性的或敏感性的民族與國家以及美、歐的一批智者已經揭其本質，陳其惡果，甚至直稱美國所極力鼓吹、軟硬兼施構建的是“文化帝國主義”（2002，【德】伯爾尼德·哈姆、【加】拉塞爾·斯曼戴奇等）。近年來，帝國式微之象天天見諸各國（尤其是西方國家）的傳媒；遍及全球的對于本土或民族文化傳統的懷念與回歸，就是對“全球化”\“美國化”的抗拒和反動。真正具有標志性意義的，莫過于今年二月慕尼黑安全會議的主題：“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與會者“明確感知到舊的國際秩序難以維系，需要確立新的秩序”（傅瑩）。今天世界一片混亂和迷茫——一切都在不確定性當中——但是，也有日益增多的人越來越明曉其根源就在于“西方”、“秩序”和“真相”。
未來路在何方？“新的秩序”怎樣建立？就像電視劇《西游記》主題歌的歌詞所說的，“路就在腳下”——就在幾千年乃至上萬年的文明史中，就在人類自己的“一念”之間——是繼續沿著彼此對抗，唯物質享樂是求，以戰爭、屠殺、壓迫為樂事的舊路走下去，依然如美國“憲法之父”、第四任總統麥迪遜所說，政府的主要責任是“保護少數富人”（轉引自喬姆斯基）這一套路去管理國家和世界？還是改弦更張，走上包容、和諧、互尊、互鑒、互利，為多數人、為世界、為永續的康莊大道？
中華民族最早形成了高度發達的農耕社會，在生產活動和社會生活中最早、最完整地體驗到人與人、人與自然、現在與未來、物質與精神之間應該有著怎樣的關系。
眼下，為“世界秩序”思考、研究，吶喊、爭辯之聲哄然雜沓，粗略分之，大約有固守派、悲觀派、迷茫派和顛覆派數種。一提到固守派，大概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弗朗西斯·福山。他在1998年金融危機和非美國家逐漸覺醒的形勢下，雖然聲稱懷疑了自己所堅信的新自由主義和歷史終結論，但他只是用資本主義衛道士的眼睛尋覓資本主義制度機體上小傷小疤。加拿大著名學者馬克·斯坦思2006年出版了他“最好”的一本書《美國獨行——西方世界的末日》。書中，他既驚愕于西方之將衰，又堅持著美國中心論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把西方世界之面臨末日歸結為若干枝節性的、技術性的問題。我覺得稱之為“悲觀”者頗為恰當，因為他看不到未來。在理論界“迷茫”者尤多，他們看到300多年來的秩序已經破碎，卻未知其由，遑論探索未來，每一發聲或僅局于一隅，或言不及義書文中彌漫著悲觀氣息。顛覆派不但痛斥新老自由主義、霸權主義、帝國主義之邪惡，矛頭直指占人口僅1%的食利者，而且一再提出要重塑文明、再建秩序、尊重文化多樣性、開展跨文化交流。例如，圖賓根大學的孔漢思，多年倡導各種宗教、信仰共建“世界共同倫理”，都是令人贊佩敬仰的勇士。但是似乎在這一類學者中像《十字路口》（Crossroads）一書的作者彼特·諾蘭（Peter Nalan）那樣特別注意到西方（尤其是美國）應該關注世界東方的學者并不多見。諾蘭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現當代經濟發展及社會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認為美國應該接受中國崛起的事實，并從中國的儒家、道家那里汲取養料，避免二元對抗的弊病。
即如我們在上面略述的，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剖析當代，環顧東西，窺測未來，頗多啟示意義；但在我看來還有以下可以或應該補苴之處。
1.他們沒有向人們清晰地顯示出（或許并沒有意識到）文化的整體性、復雜性，當然也就沒有分析每種文化內部的層次及其相互關系，因此時時把一些文化表象和文化核心（信仰，哲理）混而論之。
2.由是之故，在反思西方（特別是美國）形勢一至于此的文化根源時，鮮有觸及問題癥結之所在者。例如，西方政黨、政府、學術“權威”十年間即失去了選民的信任，顯赫的經濟美景及其相關的理論大廈轟然倒塌，根本的因由不外乎絕對少數對大多數掠奪過分，財富落不到圈外人而已。但是為什么多數人對此諱莫如深？是思維的局限，還是“新自由主義”施加的“政治正確”壓力所致呢？
3.許多西方學者（有些即原來的“后現代主義”者）在極力批判“現代”的哲學理念、“絕對真理”和思維方式的同時，卻又不免在不知不覺中又墜落陳舊的窠臼之中，因而難以避免出現“自悖”之處，當然也就不易切中骨髓。
4.大多西方學者對于東方傳統文化和近百余年的狀況，特別是中國當代的起伏變化普遍缺少了解，這是近200年來中—西交流偏向于“西學東傳”這一不平衡狀態的反映，也是有待于東方諸國提供合作的領域。
說到這里，我們該返回到本文題目的下半段了：中華文化的擔當。
以上的文字，其實都是敘述我所感受和認識到的西方文化的危機、世界秩序的荒誕，以說明人類遭遇的噩夢乃是現代文化、科技、經濟、政體、思想、生活方式所造成。面對這一幾百年來空前的格局大變革，僅靠危機中心地帶的知識精英的自覺是無法應對的；中華文化經歷了數千年的血火錘煉、櫛風沐雨，形成了湯恩比所稱贊的五千年的“超穩定”，積累了豐富的管理國家、遴選人才、防微杜漸的經驗和文化。因此，對于關注、認識和挽救人類于泥淖這一歷史性任務，中國有著實實在在的自信。
這種文化自信來源有二。一是全面深入了解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寶庫竟如此豐富而璀璨，通過比較，更堅定了在多樣化的古今文化中，中華獨具優秀的特色，截然區別于尊崇“叢林法則”的西方文化；二是百年的歷史，特別是親見親歷的30多年來改革開放的輝煌成果，和西方日薄西山、五大洲亂象叢生形成了強烈對照，而彼此的現在都是過去的延伸，中國這株碩大的不老樹的特色即在于其根深且深植于億萬人民的記憶中。反過來說，中華文化之源遠流長，幾經衰而復興、“遇難呈祥”，原因之一也就在于中華民族的子子孫孫對自己文化的自信。由此想開去，我們本著對萬事萬物（由肉體到精神、由個體到集體、由個人到宇宙）規律的認識，目睹全球混亂、污濁、殘酷的現狀，也從不悲觀。我們堅信，大亂之后必是大治。歷史沒有終結，而且永遠不會終結，終結的只不過是曾經如日中天，但已不合時宜的思想和制度，就當前說，就是瘋狂的資本主義，這和工業化和現代主義當年終結了封建帝王制度的那場巨變何其相似乃爾。
中華民族，尤其是民族的知識精英，是否應該在如下幾個方面盡力？
1.清除掉自己身上潴留著的西方有害激素。我們不要輕視百余年來西學東侵滴進民族肌體中的不良“營養”，它已沉淀在教育、學術、商業、科技、家庭等領域，隨處可見（從某種意義上說，在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和偏遠地方，包括少數民族地區，受害較少）。這些“雜質”來自“現代”和“全球化”，已經阻礙了西方自身的正常發展和變革，也在阻礙著我們各項事業的進步。當然，我們永遠不會拒絕學習他者之長，包括歐美的成果和經驗。例如，開展不同文化間人文、社會、哲學和自然科學的對話與相互滲透，即可補我之哲思注重整體性而稍嫌籠統之不足。
2.篩去我們傳統文化中的糟粕。當然這就需研究、辯難和爭論。中華文化中有許多思想和理念是超越時空的；有些是應該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演進的；有些則是經過生活與科學的檢驗應該拋棄的。既然“人無完人”，那么即使是古圣賢的言行也可能在當時就并不能成為經典，何況對于千百年后的今日，豈可皆以為瑰寶？當然，是非長短，有仁智所見之異也是常情，因此在研究中的批判與自我批判不可或缺。為此，我們應該學習“鵝湖之會”，朱、陸等各持己見，往復辨詰有年，未衷一是，朱熹復請九淵至己所主持的白鹿洞書院暢論其見，此乃宋代大儒留給后人的學林佳話及典范。至明，出現了集儒學的學統、道統之大成的王陽明，不可謂與“鵝湖之會”沒有關系。我之絮絮于學術史上此一眾所皆知之事，乃因當今學界尚缺乏此種氣象，希望盡快有所改變而已。
3.當今中華文化急缺者，為學者與現實、與大眾、與教育系統之嚴重脫節。無論人文、社會、哲學學科抑或自然學科和技術，學人、科學家大多局局于高等學校、研究院所的書房和實驗室中，尟有走出大樓到社會中調查民眾對文化之所期，或者進入中小學課堂和社區（含工廠、村寨）去講課、演示和座談者。與男女老少面對面交流，這是現有的任何媒體所不能代替和比擬的。民族傳統的保存和傳承，一仗政府的重視，一靠學界的研究和普及，一憑廣大民眾的知而行之或行中獲知。我把這一過程戲稱之為“固本強身”。
4.學會并實施中華文化走出國門的偉大事業，使中國人的智慧達到地球上一切有人居住之處。文化多樣性的邏輯延伸就是文化間的交流。文化交流也可分為三個層面或板塊：政府、政黨間的交流主要是彼此戰略、政策和具體事項的互告互知，參與者都是為了捍衛自家的利益；民眾的交流（包括商貿和通婚）一般是分散的，停留于文化表層的；學界的交流則將涉及文化的核心或底層：哲學、歷史、心理、信仰。這種交流雖然參與的人少，但卻具有極強的代表性和影響力。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是對人類最大的貢獻之一：和而不同、天人一體，人我同命、手足相應等理念，與當前統治著全球的“世界秩序”既相克也可以相生。時時有西方政要和智庫從不同角度一再指稱中國要改變現有秩序并要取現在的“領袖”而代之。這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典型：“世界秩序”早已自失其秩、己亂其序，何勞中國去改變之？多極世界已成定局，文化多樣化開啟了人類往來的新紀元，我們的子孫將生活在一個民主的世界、協商共享的地球上，何勞什么人出來當領袖、充壇主？西方的這些同行們多慮了，也過于看得起我們這個東方古國了。
5.“關注當下，關注世界，關注未來”，是知識分子的天職，無論是從事科學研究還是從政從商，概莫能外。我這里所說的“關注”，并非一般意義上的關心、注意，而是中國儒家“知而行之”的知、“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王陽明）的知。因為受現代西方二分哲學的熏染，當代中國興起了“純學術”（蓋始于梁啟超）之說，波瀾所及，學術與社會、治學與治世、現象與本質、形式與內容、自然與人類分離乃至對立起來的觀念漸漸成為主流。這三個“關注”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拋棄學術“價值中立”的思維，以各自的專業資源（如文學、史學、哲學以及生物學、天文學、物理學等），解剖世界格局中的種種真相與幻象、真理與荒謬，并以此告知同行與民眾，共同主動地、自覺地參與世界格局之巨變。值得我們借鑒的是，歐美許多學者直言不諱地稱自己母國的現行戰略是“帝國主義”，面臨的是末日，斥責幕后決策的巨賈財閥。這類文字，很少出自中國學者的筆下，這難道不該引發我們深思嗎？
我知道，要完成人類歷史上第二次偉大的變革，是很困難的，需要的時間會很長，這就是人類歷史的特點和規律。但是這絕對不是烏托邦，中國古人提出的天下大同，是人們朦朧的理想；19世紀初歐文、傅利葉和圣西門等人以先見之明創立學說并進行實驗，很了不起。但是由于那時生產力水平、科學發現和階級關系沒有給他們提供成功的可能。現在自然科學多次顛覆了“現代”的結論，開闊了人們的視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已被證明是迄今最科學、最有用的理論，憑借著中國的經驗和文化，有偉大的中華文化的積極參與，促進世界新秩序的誕生，人類走向貨真價實的對話時代、無戰爭時代，完全是可能的。如果我的這一闡述沒有根本性錯誤，那么我就可以自封為“樂觀派”了。
（來源：鳳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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