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是讓敵對勢力牽著鼻子走,還是牽著敵對勢力的鼻子走?
——網絡意識形態安全研討會紀要
6月1日,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中國政治學會科學發展與政治和諧專業委員會舉辦網絡意識形態安全研討會。與會同志以習近平同志關于意識形態、網絡安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導,就當前網絡意識形態斗爭態勢及如何維護網絡意識形態安全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 逄先知
與會同志指出,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互聯網產品的普及,信息傳播已經成為大眾普遍參與的行為,國內外傳播邊界呈現出模糊化的趨勢。僅就中國來說,上網人數已達到近7億之多,90%的網民則通過手機上網。與此相應,意識形態斗爭的主戰場已經從傳統媒體轉移到網絡這一新興媒體。對于一般網民來說,都有不同程度的從眾心理。意識形態斗爭的眼下勝負(最終結果是另外一回事),不僅僅取決于真實和有理,還取決于是否人多勢眾。一種理論或主張,即使是錯誤的,如果被炒作到一定程度,形成氣候,就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這是我們黨在意識形態工作中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新情況。
與會同志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由于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意識形態工作上旗幟鮮明、決策科學、部署周密、領導有力,極大激發了億萬人民群眾參與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性、創造性,意識形態領域呈現向好趨勢。但是,意識形態領域總體被動的局面并未根本改變,對馬克思主義的猖狂挑戰依然存在,被西化分化的危險依然存在,社會主義被依附式資本主義取代的危險依然存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當前則是十分激烈的。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國際地位的顯著提高,西方敵對勢力越來越把社會主義中國視為威脅他們的價值觀念、制度模式的主要對手,對我實施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包圍是他們的既定戰略。什么香港“占中”的顏色革命,什么南海仲裁之類,就是這種包圍的具體表現。在國內,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多元化的利益訴求日趨凸顯,甚至對立。市場經濟的負面作用,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黨內腐敗現象的存在,教育領域馬克思主義的邊緣化,所有這些,都為錯誤思潮的滋生蔓延提供了空間或土壤。
中宣部研究室原主任 劉祖禹
應當看到,境內外敵對勢力的武器有限,也就是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憲政民主、歷史虛無主義那么幾件破銅爛鐵,近年來在黨和人民的打擊下,其滲透、傳播、招搖的空間已經被大大壓縮,但是它們絕不甘心自己在中國的失敗,仍然會花樣翻新地頑強表現自己,因而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和趨勢。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 尹韻公
一是隨著形勢的發展,其輕重位置發生了變化。推行西方的所謂“憲政民主”,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成為境內外敵對勢力對我實施西化分化的首要目標。其二是用所謂“普世價值”取代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中華民族文化意識的全盤西化。其三是力圖以新自由主義取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繼續推進私有化進程,為中國經濟的附庸化、殖民化掃清道路。其四是繼續散布歷史虛無主義,抹黑黨的領袖、人民英烈、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剝奪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基礎。其五是鼓吹西方的資產階級新聞觀,用“西方新聞絕對自由”的謊言蠱惑人心,消解黨管媒體的馬克思主義原則,妄圖為顛覆中國打開禍水的閘門。其六是妄圖建立所謂 “現代公民社會”,企圖在基層黨團組織和政府之外羅織新的政治勢力,進而由小及大、由低而高,步步為營地建立起反對黨,最終向處于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問鼎”。其七是鼓吹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理論,以此斬斷知識分子與祖國、人民的天然責任關系,為“異見”知識分子傳播錯誤思潮制造法理依據、營造輿論空間。
二是在敏感時間節點上挑動是非、制造事端。例如有的組織和個人組織會議,借“文革”發動50周年、結束40周年之機,打著反思“文革”的幌子,妄議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胡說什么由于《決議》對“文革”否定得不徹底、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否定得不徹底,導致個人迷信仍在,“文革”意識形態仍在。只有實行“憲政民主”,才能避免“文革”的悲劇。很明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攻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特別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
三是窺測方向,尋找時機,以求一逞。例如一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借經濟下行的壓力,繼續鼓吹經濟私有化和自由化,把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歸罪于公有制和國有企業,企圖用美國“供給學派”的理論體系指導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把這一經濟結構的改革引導到所有制改革即私有化的邪路上去。有的則借機散布“中國經濟崩潰論”,煽動恐慌情緒,制造社會動蕩,為策動顏色革命做輿論準備和社會準備。又如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人民群眾對于深入反腐的期望,憑空造謠,抹黑、譖毀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國家專政機關,企圖轉移視線,把水攪渾,達到渾水摸魚的目的。
中聯部高級研究員 蘇涵
四是把具體民生問題政治化,制造社會混亂。例如“魏則西事件”發生以后,境內外敵對勢力起初大做文章,把矛頭指向黨和政府,后來才明白糾緾此事必然導致對于醫療私有化的指控,搬起石頭砸了自家的腳,感覺自然不好,于是又裝聾作啞、默不作聲。又如 “雷洋事件”,更是一幕用移花接木、偽造事實等手段而精心編導的一幕煽情戲,矛頭所向是公安機關以至整個人民政府。值得注意的是,有證據表明,這起事件是西方右翼媒體駐京機構的工作人員策劃、編排、炒作的。境內外敵對勢力就像《封神榜》里的申公豹,無休止地從事倒退、搗亂、破壞的活動,有事要生非,無事也要生非。
與會同志強調,在意識形態領域,是讓敵對勢力牽著鼻子走還是牽著敵對勢力的鼻子走,事關黨的生死存亡、社會主義的生死存亡、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如果因為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缺位不為而葬送民族復興的偉業,我們將成為萬劫不復的千古罪人。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動權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統籌把握、協調行動,把系統的結構和功能調整到最優化的狀態。就主體建設來說,起碼應當在幾下幾個方面做出富有成效的努力。
一、增強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一切行動聽從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指揮,是我們掌握意識形態斗爭主動權的最為堅實的政治保證。全黨同志必須堅定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忠誠信任,自覺地向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看齊,向十八大和三中四中五中全會決策看齊,向黨中央的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項政策看齊,在思想上、政治上與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使我們黨始終成為有堅定理想信念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宣傳思想戰線的同志必須自覺地把思想和工作統一到“四個全面”、“五位一體”的戰略布局上來,統一到習近平同志關于意識形態工作的有關講話和論斷精神上來,統一到中央關于意識形態工作的部署上來。總書記講了的、部署了的,都要積極地圓滿地貫徹落實,不能打折扣,更不能拖著不辦。
二、樹立戰士的品格。不能否認,在我們黨的意識形態戰線,還存在諸多薄弱環節和松散現象,有的徘徊觀望,甚至同情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有的怕當戰士,怕引火上身,怕惹麻煩。這種精神狀態,與黨交給的莊嚴職責、與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是極不相稱的。在其位就必須謀其政,享其祿就必須做其事。黨的意識形態戰線的所有干部,都應當拋棄私心雜念,增強大局意識、責任意識、“亮劍”意識,做舍生忘死、沖鋒在前的戰士,做保衛黨中央、保衛社會主義、保衛全國各族人民的堅強盾牌。
三、提高政治警覺性。意識形態斗爭十分復雜、變幻莫測,到處是圈套,到處是陷阱,到處是盤陀路和迷魂陣。行在其間,必須異常警覺,必須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比如,中國黨和政府為消除貧困做出了巨大努力,世界脫貧人口的90%在中國。就這個成就來說,早就應當獲諾貝爾和平獎,但是西方為什么不給我們?就是出于意識形態的動機。對于西方頒發給我們的人文類獎項,要保持清醒頭腦,多問一個為什么,搞清事情的來龍去脈是什么,盲目拒斥不對,盲目拍掌叫好也不對。一旦盲目表態,往往會造成意識形態的全局性被動。個中利害,不能不察。
四、增強創新意識。說到底,意識形態工作是爭奪人心的工作、掌握群眾的工作。如果不知道大眾從哪里接收信息,大眾喜歡什么樣的傳播內容和形式,以為管住了傳統媒體,就是掌握了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則是一種極大的錯覺。把黨管媒體的原則貫徹到新興媒體,把握移動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傳播特點和規律,改革、創新傳播內容和形式,真正把意識形態工作做到群眾中間去,做到群眾心里去,已經成為能否掌握意識形態斗爭主動權的重大課題,繞不過去的迫在眉睫的重大課題。
觀海傳媒主編 李玉橋
五、貫徹群眾路線。意識形態工作既是做群眾的工作,也是群眾性的工作。堅定不移地實心實意地走群眾路線,是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進程中無往不勝的一大法寶。30多年來,億萬人民群眾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積極地投入捍衛黨、捍衛黨的歷史、捍衛黨的執政地位、捍衛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斗爭。在蘇東劇變多年、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的世界歷史背景下,社會主義中國如一棵獨立支持的大樹,抗擊八面來風,巍然屹立于世界東方,一個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有了太廣太深的群眾基礎。在戰線拉得太長太寬的意識形態領域,只靠少數人不行,幾鏟土幾車土絕不能阻擋敵對勢力的洶洶攻勢。習近平同志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工作座談會上強調:“群眾在哪兒,我們的領導干部就要到哪兒去”,這是在移動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時代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的必然要求,是我們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必由之路。當然,當前網絡上的群眾斗爭還有這樣那樣缺點和不足,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們的歷史主動精神,在他們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熱情上潑冷水。只要我們把群眾的熱情保護好,把群眾斗爭中的缺點引導好,把群眾的積極性發揮好,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就能擺脫被動應付的局面,就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在京的21位專家學者出席座談會并發言。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中宣部研究室原主任劉祖禹、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尹韻公、中聯部高級研究員蘇涵、觀海傳媒主編李玉橋做重點發言。會議由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劉潤為主持。
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 劉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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