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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鴻：習近平政治經濟學是當代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點擊：2407  作者：衛鴻    來源：紅色文化網  發布時間:2016-03-29 07:30:50

 

                                                      

　　三月的北京，春風駘蕩。

 

　　18日上午，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中國政治學會科學發展與政治和諧專業委員會舉辦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理論研討會。24位同志從四面八方趕來參加研討。他們中間，既有人民解放軍的將軍，又有地方上的老同志；既有久負盛名的學界耆宿，又有朝氣蓬勃的一代新銳；既有經濟學的業內人士，也有其他學科的學者；既有來自國家級科研單位的專家，也有出自基層的民間學者。大家聚集一堂，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導，結合我國改革、發展的實際，圍繞開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的主題，從各個側面進行深入研討、建言獻策。會場氣氛熱烈、發言踴躍，提問的、補充的、引申的穿插其間，把會議從一個高潮推向另一個高潮，使人如行山陰道上，有學術美景目不暇接的感慨。 

 

　　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劉潤為主持會議

 

　　習近平政治經濟學的內涵和指導意義

 

　　會議由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劉潤為主持。他首先請人民解放軍上將、國防大學原政委趙可銘發言。趙可銘是一位儒將，舉止文雅，滿身的書卷氣，內心卻燃燒著“茍利國家生死以”的火焰。去年，在關于“狼牙山五壯士”的訴訟案中，將軍面對歷史虛無主義者對我黨我軍的誹謗拍案而起，致電有關方面，大義凜然地提出忠告：如果讓愛國者敗訴，將是自毀長城。事后，有人說這是干涉司法，趙將軍的回答擲地有聲：我已退出領導崗位，只是人民共和國的一介平民，自有行使公民權利的自由。在這個會上，將軍著重談了他學習習近平政治經濟學的心得體會。他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繼承歷代領導人寶貴理論成果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導當代中國經濟改革與建設波瀾壯闊的偉大實踐，以一個大國領袖的高瞻遠矚，從中總結升華，逐漸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習近平政治經濟學學說，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新境界。習近平政治經濟學，內涵十分豐富，概括起來說，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習近平政治經濟學學說的根本立場，也是謀劃當今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根本導向，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基本原理一脈相承；二是認識和引領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思想。這是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增長周期和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礎上作出的重大判斷，是立足于最新的基本國情，確立謀劃當今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前提和基本依據；三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的思想；四是政府和市場“兩只手”的優勢合力互補的思想；五是確立“五大發展理念”（崇尚創新、注重協調、倡導綠色、厚植開放、推進共享）的思想；六是推進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思想；七是重視科技創新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思想；八是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思想。這些寶貴思想對于全黨繼續探索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對于排除各種錯誤思潮的干擾，避免改革犯顛覆性錯誤，對于中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大指導作用。今天，我們建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科體系，必須學習好、領會好、掌握好、運用好習近平政治經濟學這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當代化的新成果。 

 

　　人民解放軍上將、國防大學原政委  趙可銘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程恩富是著名政治經濟學家，曾經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進行經濟學的講解。他有著高山一樣的原則立場和流水一樣的思維活力。他說，經過反復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講話和著述，認為其間蘊涵著以下八項原則：一是科技領先型的持續原則。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必須強調人口、資源與環境三者關系的良性化，構建“人口控減提質型社會”、“資源節約增效型社會”、“環境保護改善型社會”的“三型社會”，高水平地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摒棄“造不如買、買不如租”，“以市場換技術”等錯誤觀念，強調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二是民生導向型的生產原則：增加生產、發展經濟，總有一個為了誰的問題。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三是公有主體型的產權原則。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制為主導、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目前，要認真領會、堅決落實總書記關于搞好國有企業的戰略思想和方針，汲取過去國有企業改革形成暴富階層的嚴重教訓，重點發展公有資本控股的雙向混合的混合所有制，大力發展農村村級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提升公有經濟的活力、競爭力、控制力和抗風險力。四是勞動主體型的分配原則：貧富懸殊不是社會主義。目前，要遵照共享發展的新理念，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五是國家主導型的市場原則：要貫徹總書記關于“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的戰略思想，充分顯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六是績效優先型的速度原則：目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迫切需要推動我國經濟從速度型發展向質量型發展升級，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而經濟發展動力，則應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七是結構協調型的平衡原則：要貫徹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關于經濟新常態和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和方針政策，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加快緩解結構性產能過剩的矛盾。八是自力主導型的開放原則：要在自力更生主導的基礎上堅持雙向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善于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防范各種風險，確保國家經濟安全。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  程恩富 

 

　　朱繼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秘書長，一位近年來頗有影響的學界新銳，政治、文化、經濟都能拿得起來的多面手。他的發言洋溢著青春的朝氣。他從習近平同志自擔任浙江省委書記說起，對習近平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形成進行了沿波討源的系統化梳理，使大家對習近平政治經濟學有了一種更全面、更自覺的把握。最后，他特別強調要把習近平政治經濟學的寶貴思想轉化為實現“四個全面”戰略目標的實實在在的實踐。目前，尤其要注意在化解產能過剩中防止出現新一輪下崗潮，防止新一輪國企改革中再次出現國有資產流失，注意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妥善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處理好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關系。他展望說，隨著近年來互聯網在中國的迅猛發展，尤其是大數據行業的飛速發展，全國性的大聯網為更好地用計劃手段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服務創造了非常好的條件，一個將市場和計劃兩只手緊密結合、高效高質的社會主義新經濟已經呼之欲出。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秘書長  朱繼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邱海平是冠劍丁年的政治經濟學家，無論是為人還是治學，都十分扎實、嚴謹而穩健，并且如他的名字昭示給人們的，執著地秉持社會公平的理念。他說，習總書記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三次闡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性，這在我黨的歷史上是少見的。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由當前我國發展中的經濟矛盾、社會矛盾、思想文化矛盾決定的。面對中國發展的諸多難題，主要存在三種不同的主張：一種是新自由主義主張，一種是民主社會主義主張，一種是回歸計劃經濟體制的主張。事實早已證明，這三種主張都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只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能引領中國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有關部門必須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尤其是習近平政治經濟學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健康發展的重大現實意義，采取有力措施，解決目前我國許多高校經濟學教學和科研存在的嚴重西化傾向等問題。具體到學科建設上，應該考慮以下幾點：一是必須從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世界發展規律的高度出發，說深說透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二是必須從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出發，切實從理論上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三是在堅持批判西方主流經濟學偽科學本質的同時，合理地借鑒和吸收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有科學成份的東西；四是建立起系統化的規范的學科體系；五是必須堅持學術研究、理論創新與黨中央文件辯證統一的原則。學術研究和理論創新既要充分尊重和吸收中央文件的基本精神和理念，但是又不能止于中央文件，而是要給予理論上、學術上的說明和引申，不斷開拓學術研究的新視野，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邱海平 

 

　　搞好國有企業是習近平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

 

　　在談到國有企業改革時，趙可銘將軍指出：在新的形勢下，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國企改革是要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優、做強。在各種會議和視察中，他反復重申“兩個毫不動搖”，這對于堅持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向具有根本的意義。但是，這些年來，總有一些人出于他們的政治目的，企圖影響干擾我國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向，不懷好意地把國有企業說成“黨國大公司”，是發展市場經濟的重大障礙，恣意進行妖魔化渲染，急欲連根拔掉而后快。國有大中型企業是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堅實經濟基礎。動搖了國有大中型企業，也就動搖了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動搖了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如果這些人的詭計得逞，那就必將是萬劫不復的顛覆性錯誤。

 

　　趙將軍的話音一落，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總參謀部某部原政委宋方敏便接上話頭。宋將軍是軍內少有的政治經濟學家，在職期間，曾主編全軍第一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教材。退休以后，對經濟問題，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問題熱情依舊，目前擔任昆侖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國資委國企理論宣傳特邀研究員。宋將軍認為，國有經濟理論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必須堅守和創新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理論。面對國內外敵對勢力處心積慮要滅殺中國國企的嚴峻形勢，習總書記強調，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必須“做大做強做優”，“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這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史上第一次從國民經濟發展、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相統一的高度，全面準確地定位中國國企的支柱作用，從而與一些人竭力鼓吹的西方國企的“輔助性原則”劃清了界限，為國企改革確立了正確的總目標。國企改革中的一個普遍教訓，就是照搬西方公司制那一套，不講中國特色，不講社會主義原則。習總書記在重要關頭把握方向、指點迷津，明確提出：“對國有企業要有制度自信”，“要沿著符合國情的道路去改”，這就是說，“制度自信”要落實到企業制度這個微觀基礎上，走切合中國實際的路子，絕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宋將軍特別強調，當前要十分注意防止“供給側改革”的西化解讀再次危及國企命運。必須厘清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的根本區別，決不能把適應需求的供給結構合理調整演繹成私有化的體制改革，犯下動搖制度根基的“顛覆性錯誤”。一些專家和媒體鼓吹供給側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處理“僵尸企業”，要沖破阻力，把國企賣了，不要怕大批工人下崗，還說這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歷史證明，以處理“僵尸”為名賣國企，不但會帶來大量失業問題，而且一旦開了口子，好國企也會“被僵尸”，從而為私有化大開綠燈。國企遇到困難應該依靠工人階級力量，主動實現轉型升級。習總書記說：“國有企業要激發內生動力”，政府也要“更多體現在支持、扶持、杠桿作用”，這與“甩包袱”似的“清僵尸”，顯然是不同的供給側改革思路。

 

　　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總參謀部某部原政委  宋方敏 

 

　　講到這里，求是雜志社原總編輯有林插話，介紹了一些“舊事”，目的是提供鏡鑒。有林是黨內著名理論家、經濟學家，長期從事理論宣傳工作，參與過黨內許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今日之日，他雖已滿頭華發依然精神钁鑠。他用那一向平靜的語調說：1986年，也就是撒切爾夫人和里根執政的時候，我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法國宇航局局長、總統密特朗的弟弟小密特朗通過外交部找我談過一次話。當我問到當時英、美大搞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時候，他說：徹底私有化不可能。我問為什么？他說有三個原因：第一，原材料、能源這些東西國有，是由納稅人出錢，企業得便宜；如果私有化了，資本家就得自己掏腰包。那樣他就不合算了。你出臺了損傷他利益的政策，他就不會再投你的選票。第二，公共設施、公益事業私有化了，如果國家不補錢，那價格就會一路走高，必然引起群眾的不滿，這樣也會失去大量選票。第三，供給資本家和資本家集團使用的高科技機構原來是國家養著，如果你私有化了，就得由資本家來養，這樣一來，資本家肯定反對，因為他絕不愿意干資本吃虧的事情。你看吧，到一定程度，英、美私有化就會適可而止。果不其然，到現在為止，實行徹底私有化，完全取消凱恩斯主義，國家毫不干預經濟，只當守夜人的國家還沒有。連資本主義國家都不搞徹底私有化，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不發展公有制經濟、不搞好國有企業，更沒有道理。 

 

　　求是雜志社原總編輯  有  林 

 

　　新自由主義是與習近平政治經濟學對立的東西

 

　　周新城是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著名經濟學家。他雖然已屆耄耋之年，然而卻洋溢著青年人一般的蓬勃朝氣和旺盛精力。接到會議邀請后，老先生竟準備了一個43000字的發言稿，全面闡述習近平政治經濟學，并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提出了系統化的建議。他認為，總書記強調“要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是有很強的針對性的。相當一段時間以來，在經濟學界，新自由主義學說泛濫，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被邊緣化了。有的全面否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主張把新自由主義搬過來作為指導思想，甚至說“不應該有中國特色的基礎理論。”還有一位經濟學家公開叫嚷“馬克思為禍最深”，“馬克思由頭錯到尾”，吹噓他“三招兩式”就能把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打得“片甲不留”，他的任務就是“在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個釘子”，讓馬克思“永世不得翻身”。可怕的是，這樣一個反馬克思主義、仇視社會主義的人，卻被我國一些單位、部門和高校請去發表演講，據說，講演時還贏得滿堂掌聲。在這種輿論氛圍下，加上教育主管部門提出要“采用原原本本的西方教材”，“用英語講課”，要大量引進西方培養的人才等等行政規定，在我國高校經濟學課堂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就占據了絕對統治地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學、教材、教師則日漸凋零。我們就是這樣，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培養了一屆又一屆的學生，而這些學生畢業后又進入了各個部門，成為各條戰線上的骨干。這就使得我們的經濟改革少有方向正確、方法對頭的得力干部可用。難怪黨中央關于經濟問題的重要決策，很難得到真正的貫徹落實。我曾在有關部門的一次座談會上感嘆：長此以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可能要毀在高校手里，因為高校盡培養些社會主義的掘墓人。面對這樣的局面，更顯示出總書記關于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決策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  周新城 

 

　　江涌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青年政治經濟學家。多么復雜玄奧的經濟問題，他都能夠以平易明白的方式進行闡釋，因而在青年和廣大群眾中具有廣泛的影響。他因有重要工作未能到會，但提交了書面發言。他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和習近平政治經濟學對立的東西。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審時度勢、運籌帷幄、把握時機、重拳出擊，清除社會、文化、政治、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雜草。一批數典忘祖、吃飯砸鍋、吃里扒外的公知大V已經或正在得到處理，體制內的諸多新自由主義同情支持者受到了告誡與懲戒，社會文化政治生態有了明顯改善。但是，在經濟領域，新自由主義的雜草還有繼續蔓延的勢頭。新自由主義理論與新殖民主義政策是國際資本意識形態的兩個側面。美國國防部有個明確的指導思想，即“中國不論是什么社會制度，都是美國的敵人”。國際資本思路明確，就是借助美國的中心力量，將“美國的敵人”變成他們的超級提款機。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則不顧一個接一個的國際慘痛教訓，不遺余力地鼓噪新自由主義理論，處心積慮地實施新殖民主義政策，成為西化分化弱化附庸化中國的馬前卒和同盟軍。新自由主義者所有經濟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在中國實行西方不曾實行的所謂徹底私有化。一是干掉國企。為此，多年來他們制造了一個個似是而非的概念與命題，如“產權不明晰”，“效率低下”，“國進民退”，最新流行的是“僵尸企業”，對國企竭盡詆毀污名之能事。正是在新自由主義的強力介入下，大批工人下崗、國有資產流失，極少數人一夜暴富。二是吞噬土地。為此，他們極力鼓吹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后，必然走向土地兼并，成為政局動蕩與政權更迭之源。這樣的教訓在中外歷史上比比皆是。土地私有化的最新戲法就是土地“確權”、“流轉”，資本下鄉收購兼并，從而挖掉社會之根，侵蝕穩定之錨，制造動蕩之源。三是自由放縱房地產。沒有適當管控的房地產蘊藏著極大利益，歷來是投機商人最為熱衷的投機樂土，由此在一國一地積累起一系列經濟風險——產業空心化與經濟泡沫化——為金融與經濟危機的爆發積蓄能量。國際上如歐美日，中國的臺灣與香港，有無數個由房地產引發危機的慘痛教訓。很顯然，近乎失控的房地產已然成為懸在中國經濟頭頂的利劍。國際經驗顯示，經濟自由化的一個嚴重后果，就是金融動蕩常態化。雜草不除，莊稼難長；糧食歉收，日子難過。經濟領域中的新自由主義如若不被清除，中國不但難以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且很可能在實踐上醞釀乃至爆發嚴重的金融經濟危機，進而引發社會政治危機。在中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刻，習總書記提出要“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可謂高瞻遠矚、洞察安危，拔正了中國發展的航船。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  江涌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文學評論》原副主編曾鎮南是文藝評論家，以文筆優美、鑒賞精到在中國文壇上久負盛名。他說：我不是搞經濟的，但我是一個人民共和國公民，更是一個共產黨員，不能一頭扎到文學里，不聞不聞黨和國家的命運。長時間以來，在紙媒、網絡、街頭巷尾瘋傳私有制才符合人類本性，只有徹底私有化才是中國出路等論調，還有的說這回改革就是要非常徹底地私有化。對于這種種說法，我和許多普通黨員、平民百姓一樣心存疑惑。廣大群眾都希望得到改革紅利，但是徹底私有化能給平民百姓帶來紅利嗎？作為在前30年里接受黨的教育，在“社會主義好”的歌聲中長大的一代，我從心里頭怕聽到這種激進改革的傳聞，希望那不是真的。但是那些東西錯在哪里呢？因為在經濟學上是外行，便有了一種很強的認知缺憾。讀到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主編、北京日報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市場經濟》一書，才恍然大悟，知道某些經濟學家販賣新自由主義的私心和禍心，即對外為國際資本服務，對內為少數富豪服務，對己為保有并擴大既得利益服務，至于我身邊的這些普通老百姓，在他們眼里不過是一些供他們驅使的增殖資本的群氓。學習了習總書記去年11月23日的重要講話，心里更是敞亮。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價值導向是以人民為中心，新自由主義則是以資本為中心，這完全是兩股道上跑的車。很顯然，只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習近平政治經濟學，才能給廣大老百姓帶來紅利，才是人民的福祉。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文學評論》原副主編  曾鎮南 

 

　　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楊文錦，來自江西南昌的民間學者。“位卑未敢忘憂國”，他雖然身處江湖之遠，不拿國家一分錢，卻像當年中央蘇區的紅軍戰士一樣投入反對新自由主義、捍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戰斗。他的著作《無知的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為什么經濟學家總是說錯》，在廣大青年中間有著廣泛的影響。總書記去年11月23日的重要講話讓他倍受鼓舞，尤其是總書記關于“要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的指示精神，更是給了他以極大的啟示和鞭策。 

 

　　民間政治經濟學家  楊文錦 

 

　　他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必然的邏輯選擇，這與古老的中國智慧有著深刻的淵源關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歷史文化、制度變遷的內在要求。公元前21世紀時，大禹立國的基礎就是各部落的共同經濟利益，而不是掠奪和侵略。大禹治水實際上是一項規模宏大的國家工程，在遠古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只有國家才具備如此財力、動員力和組織能力，也只有國家才能恰當地分配各部落間的水利利益，維持平衡。大禹因為治水有功受禪讓，夏朝因為水患消弭而結為一國，那么是不是可以說是一次國家工程的成功而催生了中國？還有，對國有經濟是政府管制還是自由放任的爭論，起自春秋時代。從管子、商鞅、計然、白圭諸人，到戰國的諸子百家，至西漢則得出定義論，《鹽鐵論》記錄了這場以桑弘羊為主角的著名辯論。司馬遷在《史記·平淮書》中，稱贊桑弘羊的“鹽鐵專營”政策是“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以后歷朝歷代都以此為定例，對鹽鐵等關乎國家安全、國計民生的戰略物資實行國家管制的專營，而不允許私人壟斷。這就是中國源遠流長的國有經濟，也由此塑造了中國人民的文化心理，并以此建立了一條制度依賴的路徑。二、民族自信和現實屈辱雙重逼迫下的理性選擇。1840年的鴉片戰爭，把創造過輝煌的中國置于屈辱的地位。正是這種特定的世界歷史處境，決定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不能不在經濟極其落后的情況下做出社會主義這一先進制度的選擇，用制度的優勢扭轉經濟落后的局面，以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三、中國古代經濟理論與馬克思主義有著深刻的邏輯洽和性。例如，《管子》經濟學理論的核心是以人為本，藏富于民，認為“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處理經濟問題時，管子能夠很現代地運用貨幣與商品之間的對應關系，使國家相機調控，在輕重、貴賤之間或“以重射輕”或“以賤泄平”，以實現平抑物價、調劑余缺并達到增加國家收入的目的。除了應用貨幣手段外，管子還利用信貸這一經濟杠桿來平抑物價、調節余缺。其具體措施有：在春耕時對農民發放生產資金貸款和預付收購訂金，即所謂“無食者予以陳，無種者貸以新”，或者將一些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租借給農民使用，秋后收回并收取利息。管子身后約兩百年，古希臘才出現了西方經濟學的開山之作。我們要遵照總書記的指示，多從中國智慧中汲取營養，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樣能使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獲得更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礎，獲得更多人的文化心理認同。 

 

　　（來源：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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