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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以“伊斯蘭國”為代表的國際恐怖威脅在世界各地泛濫,暴恐活動進入全球擴張的新階段,國際社會對恐怖威脅的共識正在凝聚。從世界范圍來看,當前全球恐怖活動犯罪又呈現出新一輪的高發態勢,嚴重影響了各國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以及對外交流,成為各國經濟發展進程中必須面對和克服的一大難題。對于我國而言,我國同樣裹挾在恐怖主義活動的陰霾之中,特別是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我國的恐怖活動也在經歷升級轉型,以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為支撐的新型恐怖活動正在成為新趨勢,犯罪手段的智能化和隱蔽性特征更加明顯,對于我國反恐事業提出了更大的挑戰。網絡技術不再是恐怖活動人員之間單純的聯絡工具,而逐漸成為了其跨區域調動、整合恐怖活動犯罪資源,在更大范圍內實施恐怖活動犯罪、制造恐怖主義威脅的新手段。
根據《全球恐怖主義指數(2014)》顯示,我國2014年的恐怖主義指數(GTI)已經上升到5.21,比2013年增長了0.38,在納入統計的162個國家中排名第25,已經超過了英國和美國。我國首部國家安全藍皮書《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2014)》也指出,在國際恐怖?;顒映史磸椫畡莸谋尘跋拢覈硟瓤植阑顒釉俅纬矢甙l態勢,并呈現新特點,給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造成了極大的沖擊。
基于上述特點,展望2016年,我國的反恐事業要特別關注三大趨勢:
其一,國內人口跨地域流動帶來管控風險。在以往城鄉“二元”分割以及地域性人口流動相對阻塞的傳統社會結構中,恐怖主義犯罪表現出了較為明顯的地域性特征,而且不同地域間的犯罪行為在種類、性質、社會危害性等方面不盡相同。就我國而言,由于歷史、政治、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原因,絕大多數恐怖活動犯罪以往都集中在我國新疆等重點地區,在其他地區較少發生。但從目前來看,我國恐怖活動犯罪在地域上的這種穩定性已經被打破,雖然絕大多數恐怖活動犯罪案件依舊發生在新疆地區,但開始在地域上出現了向外擴散的趨勢。比如,2015年7月13日中國新聞網的報道,當日沈陽警方在抓捕暴恐分子時,4名新疆籍暴恐分子持刀拒捕,警方擊斃3人,擊傷1人;再如,北京天安門“10.28”事件和云南昆明“3.01”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當前我國的恐怖主義犯罪出現了從新疆地區向其他地區擴散和蔓延的趨勢。
其二,境內恐怖分子與境外恐怖勢力相勾結。在地域上,我國的恐怖活動犯罪還出現了與境外恐怖勢力相勾結趨勢。近年來,隨著網絡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我國恐怖組織及個人與中亞、西亞、南亞等地區的民族分裂勢力聯系更加密切,與境外恐怖活動犯罪組織的勾結也更加頻繁,甚至有部分恐怖活動組織成員直接偷渡出境,在境外接受“軍事化”的恐怖技能訓練,并在境外參加恐怖活動犯罪進行“練膽”,然后再潛回國內,打著宗教的“幌子”拉攏、發展、訓練組織成員,宣揚極端宗教思想和暴力恐怖犯罪思想,組織、領導、指示組織成員實施一系列恐怖活動犯罪,發動所謂的“圣戰”。我國恐怖活動犯罪在地域上呈現出的這種擴散化特征,說明我國恐怖活動犯罪的流動性在增強,打擊和預防的難度將會進一步加大。為應對地域上的這種擴散化趨勢,我國未來恐怖活動犯罪的防控需要實現“全國聯動+境外合作”的新模式。
其三,我國恐怖犯罪活動呈現主體多元化趨勢。以往,我國的恐怖活動犯罪主體多為成年男性,而從近幾年發生的恐怖活動犯罪案件來看,出現了向未成年人和女性發展滲透的趨勢。例如,在云南昆明“3.01”暴恐事件中,其中就有1名未成年女性犯罪嫌疑人參加;在北京天安門“10.28”暴恐沖撞事件中,有2名女性犯罪嫌疑人參加;在2015年7月13日沈陽警方抓獲的恐怖活動犯罪嫌疑人中,就有1名28歲的女性嫌疑人和3名隨行兒童。由此可見,受極端宗教主義和恐怖主義的侵蝕和蠱惑,女性以及未成年人開始參與到恐怖活動犯罪當中。這一方面要求我國在反恐活動中要改變以往的工作思路,意識到恐怖活動的人員組成的復雜性,另一方面,也要盡量減少在反恐活動中所帶來的民族仇視代際傳遞等負面影響。因此,在未來我國恐怖活動犯罪的防控中,要關注這種主體多元化的特征,通過采取針對性的防控措施對涉恐人員進行教育、矯正,特別是注意對婦女和兒童的教育和矯正方式。
整合社會資源,建立規范的反恐網絡體系
從我國近年來的反恐實踐來看,一方面,恐怖活動犯罪的隱蔽性特征更加凸顯,恐怖活動犯罪組織和個人往往打著“宗教”、“社交”、“生意”等看似合法的幌子,從事與恐怖活動犯罪相關的行為,導致恐怖活動犯罪本身的偵破難度進一步加大;另一方面,受制于人力、財力、物力等多方面的限制,國家的專業化反恐資源出現了供給困局,導致國家層面的反恐工作愈顯被動。因此,整合社會化的“反恐”資源,成為了當前我國反恐實踐中應對資源困局的必然選擇。事實上,整合社會化的“反恐”資源,堅持的是一種“群防群治、群策群力”的理念,其不僅在國內外的反恐實踐中已經取得了成效,而且與我國長期以來踐行的群眾路線思想相契合。
具體而言,整合社會化“反恐”資源,就是在反恐實踐中充分調動民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鼓勵和引導民眾參與到反恐實踐中,收集恐怖活動犯罪線索,揭發恐怖活動犯罪組織和人員,與恐怖活動犯罪行為做斗爭,進而逐漸形成政府、軍隊(警察)、企業、民眾四位一體的立體化“反恐”網絡體系,從根本上壓縮恐怖活動犯罪組織和人員的生存空間。但要注意的是,在整合社會化“反恐”資源的過程中,要避免民眾參與的盲目性,加強對民眾的引導。通過反恐宣傳和教育,使民眾對恐怖活動犯罪的本質具有清晰的認識,同時引導民眾掌握反恐常識和反恐技能,在學會自我保護的前提下,機智、理性地參與到反恐實踐中。特別是在《反恐法》出臺以后,更要加強對于基層執法人員和人民群眾的普法工作,在具體執行的時候,把握政策界限,拿捏好程度至關重要。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來源: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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