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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輝評資本項目自由化：應該盡快叫停“金融洋躍進”

點擊：3935  作者：余云輝    來源：新浪博客  發布時間:2016-10-13 11:58:32

【摘要：從美國全球戰略布局角度看，美國國家利益的主戰場是亞太、是亞太地區的中國、是中國地區的經濟與金融領域。中國必須防止央行和證監會的主要官員出現頭腦過熱，不能搞國際金融“洋躍進”，不能刻意追求人民幣特別提款權和人民幣國際化，不能為彌補跨國產業資本的流出而引進國際金融投機資本，不能為掩蓋人民幣升值的錯誤而去犯更致命的錯誤，不能為此放棄資本項目管制，不能為美國實施對華的精準打擊而提供各種金融渠道、金融平臺和金融炮彈。】

 

 

在美國把中國列為全球頭號對手，并把各類武器都對準中國的情況下，如果中國央行和證監會繼續推行人民幣自由兌換和資本項目自由化，那么，未來等待中國的將是金融悲劇、產業悲劇、社會悲劇、政黨悲劇和國家悲劇……

一、索羅斯的煙霧彈

近日，華爾街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在世界銀行布雷頓森林會議上警告，我們正處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門檻上。他認為，發動世界大戰的國家可能是中國，制止戰爭的解決途徑是：把人民幣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條款權的貨幣籃子，同時，要求中國允許人民幣自由兌換（即放棄資本項目管制），為中美兩大經濟體創建“一個有力的鏈接”。

美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金融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的國家戰爭機器實際上是控制在以華爾街金融巨頭為首的金融、能源和軍工等財團手中。索羅斯的戰爭警告實際上是華爾街發出的戰爭聲音，這將可能轉化為美國針對中國的戰爭行動。中國對此必須給予高度重視。

顯然，根據歷史的經驗，索羅斯已經看到了中國挑戰美國霸主地位的必然性，同時，也看到了美國對華動武的可能性。但是，索羅斯以他慣用的瞞天過海的手法提供了一個中國主動發動戰爭的錯誤邏輯，其實，這是華爾街慣用的煙霧彈。這是因為：（1）索羅斯認為，如果中國經濟持續衰退，中國很可能通過發動對外戰爭來緩解國內矛盾。這個判斷根本站不住腳。中國從來沒有采取過通過對外戰爭來解決國內經濟矛盾的先例，更何況，在美國重返亞太的情況下，中國對外戰爭就意味著對美戰爭。對美戰爭怎么可能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呢？（2）根據索羅斯的建議，美國應當作出“重大讓步”，把人民幣納入SDR的貨幣籃子，通過推動中國資本項目自由化和人民幣國際化來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壯大，緩解中國的國內矛盾，制止中國發動對外戰爭。這一點同樣站不住腳。美國高調重返亞太并將60%以上的軍事力量集中于亞太地區，顯然是為了遏制中國的發展壯大，防止中國成為挑戰美國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戰者。在此背景下，美國怎么可能大發慈悲幫助中國發展經濟、擺脫困境、最終成為美國全球霸主的挑戰者呢？可見，索羅斯只是代表華爾街拉響了中美之間爆發戰爭的警報，卻故意隱瞞了中美戰爭的邏輯和真相。

二、美國發動對華攻擊的推演

華爾街，除了追求財富增值的欲望是真實的之外，其它的一切陳述都可能是謊言。在此，我們需要穿透索羅斯拋出的語言迷霧，看清華爾街金融寡頭的真實意圖，并按照站得住腳的邏輯過程推演出中美戰爭的步驟和場景，以便于中國提前布局，防范于未然。

中美之間能否爆發戰爭？在什么時間爆發戰爭？戰爭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什么？這是我們重新解讀索羅斯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論”的關鍵。

戰爭，必須有戰爭的邏輯。但是，戰爭邏輯往往表現為虛假的煙霧彈和真實的內在邏輯。這是因為“兵者，詭道也”。只要能夠實現美國的國家戰略目標和金融掠奪目標，戰爭形態既可以表現為軍事對抗，也可以表現為毀滅性的“網絡攻擊”和“金融攻擊”，或者三者同時進行。在中美關系方面，美國的對華戰略目標是抑制中國形成挑戰美國的能力，特別是要解除中國挑戰美國全球金融霸主地位的金融能力；美國的金融掠奪目標是掏空中國企業和居民的儲蓄財富以及對應的外匯儲備，同時摧毀人民幣國際化的物質基礎。

美國的國際戰略專家認為，一戰和二戰的戰爭形式不再可能帶入第三次世界大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包括核武器）的對抗不可能構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戰爭形態，但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仍然會以其它形態表現出來，而擊垮戰略對手的武器可能是思想、文化、輿論、互聯網、匯率、利率、能源、糧食、轉基因食品等工具。這些武器既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綜合使用。

從歷史角度看，這些新型的戰爭武器具有類似于核打擊的威力，前蘇聯的解體便是真實的案例。

美國對華的戰略圍剿和戰略打擊不會簡單地重復瓦解前蘇聯的路徑，但是，美國針對中國的致命性打擊方案一定會體現以下原則：（1）戰略利益最大化原則。美國的最大利益在于美元、在于美國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因此，一切挑戰美國金融霸主地位的國家和貨幣必然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目前，美國的頭號敵人就是中國。（2）現實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國擁有50萬億的儲蓄存款和3.7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是美國金融巨頭的現實利益。（3）發揮美國最大優勢原則。在美國戰略武器庫中，目前唯一可以打得對手毫無還手之力的武器不是核彈頭，而是金融和美元。（4）打擊對手最薄弱環節原則。中國國家安全的最大隱患不在軍事領域，而在金融經濟領域。美元資本已經完全控制了“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即：中國基礎貨幣發行權、人民幣匯率定價權和人民幣資產定價權）；（5）選擇對方堡壘內部美國代理人最集中的領域，一點帶面，全面打擊原則。美國已經完成對中國經濟金融界的理論洗腦。這里是美國利益代理人最集中的領域。他們是美元的逐利者，也是美國的思想俘虜和利益代言人。中國央行的問題尤其突出。可以設想，在抗日戰爭時期，如果百團大戰的前線總指揮不是彭德懷而是汪精衛，那么，日本皇軍還有失敗的可能嗎？

從美國全球戰略布局角度看，美國導演的烏克蘭危機僅僅是為了同時牽制著北約國家和俄羅斯，那里上演的僅僅是武器秀；而實現美國國家利益的主戰場是亞太、是亞太地區的中國、是中國地區的經濟與金融領域。美國要獲取的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形成的國民財富，同時，摧毀中國挑戰美國和美元的經濟基礎。必須認識到，美國近期針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和互聯網攻擊屬于戰略試探和戰略測試，最終都將服務于美國的金融攻擊。這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也符合美國的對華作戰原則。

在索羅斯等華爾街巨頭的操縱之下，“美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定會給中國遞送一個插滿野玫瑰的花籃，讓人民幣進入SDR的籃子，然后，以此來換取華爾街展開對華金融攻擊的核按鈕。

歷史可以總結，但未來只能描述。如果中美兩國的領導人接受了索羅斯的解決方案，那么，中美之間的金融博弈與戰爭沖突極有可能按照以下的步驟而展開：

第一階段，美國做出“重大讓步”

在華爾街金融資本的操縱下，美國政府做出所謂的“重大讓步”，允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的貨幣籃子；

第二階段，中國放棄資本項目管制，推行人民幣自由兌換

為了回應美國的“重大讓步”，中國央行必須承諾人民幣自由兌換。接受了美國理論洗腦的央行領導會積極游說中央進一步推動資本項目自由化，比如，進一步擴大滬港通、深港通和境內外基金相互承認的額度，進一步擴大海外資金進入國內資本市場和金融衍生品的投資額度，等等。在此過程中，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會繼續對中國政府實行威逼和利誘。

中國一旦放松或者放棄資本項目的管制，那么，華爾街資本可以自由地兌換人民幣投資于國內的股市、債市和指數期貨市場。由此，借助美聯儲的美元印鈔機，華爾街金融財團可以輕松地“以市場化手段”掌控中國資本市場和期貨市場的定價權。海外資本可以通過美元資本優勢、金融產品優勢和金融技術優勢，把中國企業和居民的銀行儲蓄吸引到資本市場，然后通過資本市場的上下大幅波動再把這些儲蓄轉變為跨國資本的利潤，最終完成對中國的國民財富的轉移和洗劫。這是由華爾街為首的跨國資本的逐利本性所決定的，也是他們的拿手好戲。

其實，人民幣匯率實行單邊升值的政策，已經引來海外美元的狂潮并掙得盆滿缽滿。中國的外匯儲備從2005年底的6000億美元到2014年底將近4萬億美元，增長了將近7倍，其中，潛伏入境的熱錢預計超過1萬億美元。

第三階段，引爆金融經濟危機

只要中國放棄資本項目管制，那么，以華爾街為首的國際資本可以聯手起來進一步推高人民幣匯率，拉升中國的股市和債市，然后，反手做空中國，引爆金融危機。索羅斯倡導的“刺激反射理論”可以再次應用于掠奪中國百姓的財富之上。

通過數據對比，可以看出中國已經存在爆發國際金融危機的可能。

截止2015年一季度末，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包括金融類直接投資）凈余額是1.9萬億美元；此外，專家推算，國際熱錢預計在1萬億美元左右。二者之和大約2.9萬億美元。假如這2.9萬億美元的資本多年來在中國累計取得了50%的收益（實際上外資在華的累計收益率遠不止50%），那么，美元資本的累計利潤在1.5萬億美元以上。因此，外資的本金加盈利之和已經超過4.5萬億美元。

一季度末中國外匯儲備是3.73萬億美元（其中包括大約8955萬億美元外債，而且69.4%屬于短期外債）。中國外匯儲備減去美元外債后的余額是2.83萬億美元，而外資本金加盈利之和超過4.5萬億美元。二者之間存在巨大的缺口。如果中國放棄資本項目管制，一旦資本集中外流，那么，中國將出現嚴重的兌付危機，并瞬間摧毀人民幣信譽，使人民幣國際化成為國際笑話。

陳云曾把貨幣比作“籠中老虎”，老虎是會吃人的。外國投資者持有的人民幣資產屬于“籠中洋老虎”。中國“籠中洋老虎”已經大到了足夠吃人的程度。管住“洋老虎”的籠子就是資本項目管制，就是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

在資本項目自由化的情況下，華爾街資本可以動用美國的“硬實力”、“軟實力”與“巧實力”之間的巧妙組合（即美國在全球攻城略地的“魔鬼三角陣”），通過放大中國國內的經濟、金融和社會危機，甚至制造中美之間的經濟沖突、外交沖突和軍事沖突，促使海外投資者把他們在中國國內持有的人民幣資產兌換成美元，離開中國；同時，在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情況下，國內企業和居民也可以通過拋售股票和債券，并將人民幣兌換成美元流到境外，進入美國等發達國家市場。

美國的資本力量、網絡力量和軍事力量對中國發動致命打擊的時間窗應該就在于人民幣自由兌換之后的某個時點上。可以斷言，如果人民幣自由兌換，資本項目全部對外開放，美元資本和美國的戰爭機器可以像驅趕羊群一樣驅趕著中國國內的銀行儲蓄資產，驅趕著國內的資金流和外匯流，并主宰著國內股票市場和期貨市場的波動，那么，美國以互聯網、經濟金融和軍事為綜合手段的對華戰爭就一定會降臨。具有戰爭一樣破壞力的網絡攻擊、金融攻擊和軍事攻擊必然發生。

從某種意義上講，沒有“金融大躍進”，沒有人民幣自由兌換，就沒有美國的對華攻擊和對華戰爭。正如，對大象而言，沒有象牙就沒有殺害，而不是“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

當人民幣匯率處于高估的價位并已經基本摧毀的中國的出口產業、當社會資本逃離了實體經濟而進入資本市場并把金融指數推高到危險的位置、當證監會和人民銀行對外開放的資本項目吸引了足夠多的境外熱錢足夠做空中國、當央行把個人跨境投資業務和非居民在本國資本市場的投融資業務進行了大尺度的開放，當這些指標一旦同時達到，這就意味著美國對華攻擊到了扣動扳機的時刻。把中國經濟金融的現實狀況和政策走勢與上述條件相比較，美國扣動扳機的時刻正在逼近。

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人民幣匯率必將暴跌，一大批美元負債企業將倒閉，股市和債市將出現斷崖式的下跌，中國進口的石油、原材料、糧食等價格將快速飆升，國內惡性通貨膨脹隨之出現。此時，中國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可能同時爆發。

也許，這個時點也會成為美國發動對華軍事打擊和顏色革命的時間窗。古人云：“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嬌，自遺其咎”。

第四階段，美元資本的最終收獲期

在美聯儲可以無限量提供美元紙幣的情況下，美元資本的終極追求不是美元，而是自然資源、產業股權、金融機構股權和社會政治控制權。在中國外匯儲備被掏空、出現嚴重的美元兌付危機、進出口企業無法運轉、國內經濟處于停頓和崩潰的情況下，中國必然需要向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這時，美國政府控制下的國際金融機構早已準備好了詳細的條件清單：要求中國徹底打開國門，向國際資本交出國有企業的控制權和國有金融機構的控制權，實行完全的市場化制度，給華爾街金融資本絕對自由的掠奪空間。這正是美國政府始終把中國的“開放”與中國的“改革”聯系在一起的根本原因。

到了這一階段，華爾街資本已經徹底掏空中國并綁架了中國。中美兩國的經濟體之間不僅創建了索羅斯所說的“有力鏈接”，而且實現了美國對中國經濟體的徹底控制。這是資本的時代，這里體現著資本與金融的力量。

在此，索羅斯的財富目的徹底達到了；同時，索羅斯的戰爭警報也徹底解除了：此時的中國不再是東方的龍，而是重病的蟲。中國已無力發動任何戰爭，哪怕是自衛反擊。但是，中美之間的戰爭仍然可能發生。與索羅斯的戰爭預言不同的是，發動戰爭的不是重病中的中國，而可能是落井下石的美國和日本。美國和日本可以在南海和東海挑起局部戰爭，潛伏在中國內部的“美國第五縱隊”也可以趁機起事與之配合，最終達到瓦解中國的目的。

在美國把中國列為全球頭號對手并把各類武器都對準中國的情況下，如果中國央行和證監會繼續推行人民幣自由兌換和資本項目自由化，那么，未來等待中國的將是金融悲劇、產業悲劇、社會悲劇、政黨悲劇和國家悲劇。

三、資本項目管制是中國經濟金融安全的底線

成功的戰略需要提前布局，長期守候。華爾街成功的金融投機家，首先必須是一個杰出的預言家。顯然，索羅斯屬于其中杰出的一員。

索羅斯不僅富有預見性，而且富有行動力。早在2007年，索羅斯的對沖基金就已經像狼群一樣進駐香港，隨時準備逐鹿中原。他把SDR作為誘餌，拋給急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中國央行，然后換取中國放棄資本項目管制。只要中國放棄資本項目管制的最后防線，索羅斯們就可以代替美國政府和美國軍隊征服中國、打敗中國，續寫美國瓦解前蘇聯之后的又一戰例。

如果說，前蘇聯是美國全球戰略下的思想輿論戰敗國，那么希望中國不要成為美國“魔鬼三角陣”圍剿下的金融戰敗國。

中國必須防止央行和證監會的主要官員出現頭腦過熱，不能搞國際金融“洋躍進”，不能刻意追求人民幣特別提款權和人民幣國際化，不能為彌補跨國產業資本的流出而引進國際金融投機資本，不能為掩蓋人民幣升值的錯誤而去犯更致命的錯誤，不能為此放棄資本項目管制，不能為美國實施對華的精準打擊而提供各種金融渠道、金融平臺和金融炮彈。中央應該盡快叫停包括滬港通、深港通、境內外投資基金可跨境投資、允許境外資金投資國內證券和金融衍生產品等“金融洋躍進”的做法，絕不提供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時間表。

在中國國內經濟、金融和社會等諸方面的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之前，在中國的經濟實力、金融勢力和軍事能力還無法與美國為首的國際聯盟相抗衡的情況下，資本項目管制是中國經濟金融安全的最后防線。

 2015年6月8日

（原題：索羅斯“第三次世界大戰論”的解讀與推演。作者系中國中材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廈門大學金融系客座教授、投資銀行專家、廈門大學經濟學博士）

 

 

 延伸閱讀：資本項目自由化將是擊倒中國經濟的最后重拳

余云輝2012年7月17日

任何政策建議都隱藏著強烈的利益指向。通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在中國本土形成的“三大資本力量”即跨國資本、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當中，資本賬戶自由化的政策建議究竟有利于哪一類資本的擴張、究竟對哪些資本造成傷害?這與國有企業私有化有怎樣的內在聯系?對中國經濟政治的未來將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才是分析問題的關鍵。只有把握這些要害，才避免被一些弊大于利的“利益光環”、甚至子虛烏有“畫餅利益”所誤導。如果脫離中國面臨的嚴峻的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環境，繼續盲目地推進金融“洋躍進”，那么，可以看到，資本項目自由化將是擊倒中國經濟的最后重拳。

一、主張資本賬戶開放的利益描繪實屬“畫餅”

國內外主張資本項目自由化的觀點主要基于以下畫餅般的利益：

“畫餅”之一：“資本賬戶開放有利于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發展”

國外經濟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表明，這一觀點并不成立。真實的情況是：資本項目自由化對那些金融監管制度健全、金融市場成熟、擁有資本流向之主導權和資本定價權的國家有利，相反，對那些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場不成熟、缺乏全球資本定價權和全球資本流向主導權的國家和地區是不利的。如果一個國家處于產業轉型期和調整期、處于經濟結構相對脆弱的階段、或處于大量經濟社會矛盾需要化解的時期，那么，資本項目自由化將引誘發達國家各類投機資本的攻擊、引發國內匯率、利率和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從而導致國內產業能力遭遇破壞、國民財富遭遇洗劫。中國沒有發生拉美金融危機、并有效避免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沖擊，正是得益于金融安全的最后防線：資本項目管制。因此，資本賬戶開放程度取決于中國本土產業資本的全球競爭能力、取決于國內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和監管水平、取決于政府是否真正掌控人民幣的匯率定價權和貨幣發行自主權。不具備這些條件，資本賬戶開放必然產生難以預想的后果。所謂資本賬戶自由化可以優化資源配置的利益之說，是畫餅，更是迷魂藥。

“畫餅”之二：“資本項目自由化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首先需要資本項目自由化”是要求資本賬戶開放的主要理由之一。因為資本項目自由化曾經對發展中國家造成過重大創傷和洗劫，因此，這一政策主張的鼓吹者不敢過分宣揚“資本項目自由化有利于資源配置和促進經濟發展”，而是以資本項目自由化來迎合人民幣國際化的要求，希望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大旗之下積極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但是，我們需要反問的是：資本項目自由化與一國貨幣國際化、與人民幣國際化究竟有沒有關系?有多大關系?

日本、澳大利亞、巴西、泰國等許多推行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國家，除了得到經濟波動與世界同步的“好處”之外，并沒有實現本國貨幣的國際化，國際原油市場的交易貨幣既不是日元，也不是泰銖，還是美元。試問：中國資本項目自由化之后，難道中國人可以使用人民幣購買中東石油、歐洲設備和日本房產嗎?顯然還不可能。

主張資本項目自由化的觀點認為，資本項目自由化之后，中東、歐洲、亞洲國家更愿意接受人民幣，有利于人民幣的國際化，原因是：中國持有近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海外機構和個人所持有的人民幣可以到中國自由地兌換成美元。在此，我們可以看出這樣一個邏輯：人民幣國際化是與資本賬戶開放(即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美元)掛鉤、而資本賬戶開放又是與中國外匯儲備掛鉤的，可見，所謂的人民幣國際化實際上是與中國外匯儲備掛鉤。如果人民幣國際化需要以外匯儲備作為前提(當然還要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外匯的資本項目開放與之配合)，那么，我們需要反問：美元的國際化是跟什么掛鉤?是跟英鎊掛鉤還是跟黃金掛鉤?今天美元持有者可以向美聯儲自由兌換黃金嗎?實際上，國際化的美元沒有跟任何實物和外匯掛鉤。正是由于美元沒有跟任何實物和外匯掛鉤，才實現了美元的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如果美元與黃金掛鉤，那么，美元國際化就是假象，實際上不是美元國際化，而是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國際化、是黃金的國際化，世界貨幣仍然是黃金本位制。因此，美元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是從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開始的。美元與黃金脫鉤，同時，美國主導著全世界各類大宗商品交易(特別是原油交易)對美元的需求，才使得美元代替黃金成為美元紙幣本位制前提下的全球貨幣。如果人民幣國際化是基于人民幣與美元的自由兌換、是基于3.2萬億外匯儲備，那么，人民幣國際化就是假象，本質上還是美元的國際化而非人民幣的國際化。再說，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值超過600萬億美元，那些企圖以基于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來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思路，當屬國際笑話。遺憾的是，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國際化正是中國央行發布研究報告主張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自由兌換的主要理由。

我們還要認識到，貨幣互換不應該視同為人民幣國際化。盡管人民幣與其它國家貨幣進行貨幣互換有利于規避匯率波動、便利于雙邊貿易和投資，值得積極推進，但與人民幣自由兌換無關、也與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幣國際化無關。俄羅斯、韓國、巴西、伊朗都可以與中國以及其它國家互換貨幣，但是，這是否意味著盧布、韓元、巴西元和伊朗里亞爾的國際化呢?顯然不是。國際上沒有人會因為與別國進行貨幣互換而興奮地驚呼本國貨幣實現國際化，但在中國，這種聲音很大。這只能說明中國還不了解世界貨幣背后的真正內涵和貨幣國際化的現實基礎和信用前提。

目前，人民幣國際化依然缺乏自主創新的產業基礎、依然缺乏引導人民幣走向世界的全球金融網絡、依然缺乏為人民幣國際化保駕護航的全球軍事力量。一國貨幣的國際化不僅僅是一個貨幣使用本身的問題，而是一個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問題。簡單地說，貨幣到哪里，利益就到哪里，產業競爭力和軍事威懾力就應該輻射到哪里。一個被跨國資本主導著國內主要產業部門的中國、一個大部分本土產業資本還缺乏國內競爭力更談不上全球競爭力的中國、一個匯率走勢由美國政府和議會調控的中國、一個貨幣發行量被美聯儲間接操縱的中國，一個金融網絡還沒有像毛細血管一樣布滿全球的中國，一個軍事投射能力還守護不住南海石油資源的中國、一個主流經濟專家沒有獨立思維能力、拿著外國機構的經費或跟著好大喜功的領導瞎起哄的中國，它的貨幣難道可以啟動所謂的國際化嗎?既然人民幣不具備國際化的基礎條件，那么，那些拿著人民幣國際化這個“畫餅”來誘導資本項目自由兌換的國內外機構和個人，其目的是什么?這就是值得警惕的地方。

在國內產業領域搞“洋躍進”，損失的只是某些產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搞“洋躍進”，損失的將是整個外匯儲備、整個國家經濟甚至執政黨的政權。

“畫餅”之三：資本項目自由兌換有利于實施“企業和個人走出去戰略”

中國只有三大類企業：外資主導型企業、民資主導型企業和國資主導型企業。外資企業不存在“走出去戰略”問題，它們本身就是跨國資本，擁有強大的國際金融市場的支持，處于“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即資本主義高級階段”。民營資本有“走出去”的想法，但普遍沒有能力。中國民營企業總體上還處于數量多、規模小、技術創新不足、缺少市場主導能力的“自由資本主義競爭階段”。“山寨”和殺價是民營企業主要的競爭手段。因“改革”所形成的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的民營資本與因“開放”所引誘進來的市場經濟高級階段的國際壟斷資本，在中國本土展開了世界經濟史上獨一無二的“非對稱經濟戰”。這場“非對稱經濟戰”的結局沒有懸念：國內民營企業或者被外資收購(如日化、食品、商業流通領域的諸多企業);或者到海外上市加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美元陣營，成為中國經濟的買辦力量(如新浪、百度、新東方等);最后剩下的就是正在努力成為前者的民營企業，或者破產和逃債。中國民營企業生存狀況沒有樂觀的理由，更沒有“走出去”的管理能力和經濟實力。當國內民營企業茍延殘喘地活著都成為問題的時候，哪有能力和資金“走出去”沾洋葷?因此，把資本項目自由化跟民營企業“走出去”拉扯在一起，說資本賬戶開放可以促進民營企業“走出去”，實在牽強附會。

人民幣自由兌換倒是有利于煤老板和地產商的資金以及其它灰色收入的資金“走出去”，并成為高盛、摩根、花旗、匯豐的私人理財客戶，但是，這一點恰恰是需要防范和限制的。對于第三類國有資本而言，資本項目管制不僅沒有影響國有資本“走出去戰略”的實施，而且還有利于外匯儲備的集中使用，有利于保障國有資本開拓國際市場的資金需要，同時，也有利于中投等主權基金的投資運作。如果中國企業需要集中資金優勢與國際壟斷資本展開實力對等的國際競爭，那么，外匯資金必須集中使用，資本項目必須管制。

二、資本項目自由化主張集中出現的背景分析

如果現階段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都不需要資本項目自由兌換，那么究竟是哪些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需要中國徹底開放資本項目呢?答案是：國際資本及其背后的政治集團。

資本的特性在于運動，國際資本的特性在于跨國運動，在于通過跨國運動制造不同國家和不同地區的實體經濟波動、資本市場波動和匯率利率波動來完成全球財富向資本強勢國家集中。國際壟斷資本的本質是謀求全球經濟控制和政治控制。國際資本運動的結果是瓜分資源、掠奪財富并形成國家之間的兩極分化。這正是南美洲、東南亞、中東伊斯蘭世界對于美國和美元資本愛恨交加、恨大于愛的原因。資本沒有慈悲，資本需要波動、動亂甚至戰爭。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名言是：當巴黎街頭血流成河的時候，正是它們播種和收割的季節。

當中國各級政府以開放為旗號、以政績和GDP為導向瘋狂招引國際資本之時，國際資本在九十年代末已經完成了在華的產業布局和主要產業核心環節的控制。2001年之后，跨國資本的目標開始升級為謀求金融機構控制、貨幣定價權(即人民幣匯率)控制和貨幣發行權控制。人民幣的持續被迫升值，吸引著更多的熱錢涌入中國，人民幣基礎貨幣被迫超量發行。在人民幣超量發行并引發通貨膨脹的壓力的情況下，中央銀行并沒有向海外資本征稅以阻止垃圾美元狂潮，而是選擇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方式剝奪國內實體企業的流動資金，以此維持貨幣供應量的表面數量平衡，從而將國內企業置于流動性窒息的狀態之中。從2008年初開始，民間資金年利率始終高居30%以上，海外資金只要把美元換成人民幣然后在民間放高利貸就可以輕松獲利。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的現實狀況是：一方面，跨國資本在人民幣單邊升值、房地產泡沫、民間利率飆升以及資本市場套利中大幅度增值;另一方面，本土企業出口乏力、產業競爭力下降、人民幣購買力降低、資源和勞動力成本被動提高，人民幣顯現出嚴重高估的狀況。

截至2011年12月底，外匯占款余額是25.36萬億人民幣，而外匯儲備是3.18萬億美元，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是6.3009。如果按照6.3的匯率計算，那么，25.36萬億人民幣的外匯占款應該對應4.02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實際外匯儲備僅3.18萬億美元)，二者相差8453.96億美元(相當于5.32萬億人民幣的潛在虧損)。換句話說，只有人民幣貶值到7.9748的水平，外匯儲備和外匯占款余額才能平衡。顯然，人民幣存在貶值的內在需求。

當中國經濟增長、貿易狀況、經濟結構、貧富差距和社會穩定都開始走向惡化之時，人民幣貶值預期產生了，隨之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呼聲開始集中爆發。中國央行和世界銀行幾乎同時分別發布研究報告，內外呼應，極力主張和推動中國資本項目自由化。

在人民幣存在高估、外資需要在匯率高位逃離的情況下，中國央行不是順勢大幅貶值人民幣，減少賬面虧損，而是在人民幣匯率被高估的情況下拋售數百億美元來維持不合理的匯價。中國央行不僅升值積極、貶值消極(從而客觀上配合著熱錢的套利和撤離)，而且在理論上制造輿論，推出了《我國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基本成熟》等的專題報告，以官方的身份與美國政府和世界銀行的戰略思路遙相呼應。

美國政府和參議兩院及其控制的世界銀行為什么如此一致地要求中國解除資本項目管制?它們的槍口究竟對準了哪些獵物?答案是復雜的。美國瞄準的獵物既有經濟目標，也有政治目標，其中體現著美國全球戰略布局的忍耐、堅持和深謀遠慮。

中國開放資本賬戶有利于美國及其主要盟國的跨國壟斷資本獵取中國的儲蓄財富、外匯儲備和國有企業。我們可以設想外匯儲備消失、國內儲蓄蒸發、國有企業消亡、投機資本橫行的亂局嗎?只要中國開放資本賬戶，跨國資本可以輕松實現上述目標。

國際資本只有完成了二個階段的運動，才能完成對財富的轉移。國際資本以美元方式進入中國，換取了中國廉價的資源、廉價的股權和廉價的商品;相應地，中國形成了儲蓄和外匯儲備。這是國際資本運動的第一階段。然后，國際資本必須以某種方式進行一次反向運動，形成資本的回流，才能最終達到轉移中國財富的目的。國際資本在中國形成的本金和利潤需要自由地、快速地兌換成美元流到境外，這需要資本賬戶開放的配合。南美、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都是發生在國際資本運動的第二階段，即國際資本回流階段。

在美國對華施壓并實際控制著人民幣匯率走勢的情況下，國際資本的大進大出，必然導致中國貨幣政策的失控、必然導致外匯儲備和人民幣供應量的大起大落、進而必然導致人民幣匯率、資金利率、商品價格、資產價格和股市期市的大幅度波動。中國經濟必然陷入于極度不穩定的狀態之中。這正是跨國資本施展拳腳的洗劫中國儲蓄和外匯儲備的時刻。當外匯儲備和銀行儲蓄被跨國資本席卷而去，伴隨的是企業倒閉、稅收驟降、赤字激增、通脹惡化、民怨四起，大危機爆發了。到這個時刻，中國只有一條路可以走：變賣最后的國有企業。世界銀行為什么要把國有企業私有化和資本項目開放放在一個報告里?因為二者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

在中國的經濟體里，儲蓄是經濟體的血液、外匯儲備是經濟體的肌肉、國有企業是經濟體的骨架。當外匯儲備和銀行儲蓄遭遇洗劫，并導致國有企業破產或變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已經被國際資本的巧實力和軟實力摧毀了。

在蘇聯解體之前，美國戰略家基辛格曾經說過：“除了全面戰爭以外，中蘇集團只有在兩種情況下后退：自動讓步或內部分裂。前者不太可能并且決定于我們所不能控制的因素，而后者則值得仔細地研究。”其實，針對中國和蘇聯“內部分裂”的方案早已仔細研究完畢：針對蘇聯的方案已經成功實施，針對中國的方案正在實施之中。如果中國像蘇聯一樣瓦解，那么，跨國資本及其背后政治勢力的政治目的也就達到了，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以及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將更加穩固。

世行的報告不乏閃光的建議和美好的祝愿，但是，綠葉和鮮花的堆積是為了隱藏花籃下面的毒刺。

三、中國應該怎么選擇？

摩根大通曾經宣稱國際資本市場準備了10萬億美元伺機淹沒中國。如果沒有資本賬戶管制這一金融防線，那么，不受黃金儲備約束的紙幣美元必將淹沒中國，擁有絕對優勢的美元必將打垮弱勢的人民幣。屆時，人民幣不僅無法國際化，甚至在中國本土也難有立足之地：人們寧可接受美元而不接受人民幣。1948年國民黨統治區經濟潰敗的場景將在全中國重演。

也許人們會問：難道中國的央行不會扭轉乾坤嗎?未免太悲觀了吧?是的，千萬不要把中國央行的理論素養和操作水平想象得太樂觀。僅僅一項匯率改革就引來美元狂潮并導致貨幣供應結構性失控，外匯占款就擠占了中國基礎貨幣發行的80%以上，本土經濟實體被擠壓在不到20%的基礎貨幣投放空間里。今天，中國大部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經營困難有目共睹，造成這種現狀的貨幣結構性根源一目了然。如果資本項目管制的最后防線拆除了，我們難道還可以指望中國央行等政府機構的官員能夠有思路、有能力、有魄力跟海嘯般的跨國資本及其背后強大的政府力量搏斗嗎?他們能守住中國金融的底線、保證國家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嗎?我們究竟是相信那么一群立場不明、思路不清、書本模型一堆、實戰經驗沒有、歷史知識貧乏而又高高在上的書呆子們，還是相信中國資本項目管制這項制度?這是一個事關中國經濟政治大局的選擇。

根據“三元悖論”理論，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性和資本賬戶完全開放三大目標，只能取其二而舍其一。中國應該如何“取”和“舍”？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經濟發展必須服從于大眾利益和穩定大局，必須兼顧就業、環境與社會的平衡發展，必須在國際政治、軍事、外交等領域保持自主性和獨立性，必須在世界舞臺上扮演正義、制衡、平衡的國家角色，因此，中國必須確保經濟自主獨立。經濟要自主獨立，貨幣政策必須自主獨立；沒有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就沒有中國經濟的自主性和獨立性。這是市場經濟的常識，而且是為政者必須牢記的常識。為此，在上述三大目標中，必須選擇和保證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并且把保證貨幣政策獨立性放在第一位。

同時，中國的產業體系已經嚴重依賴于出口貿易，經濟增長和社會就業受制于出口狀況。盡管中央強調調整經濟結構，但是，經濟結構調整需要時間，也需要資本投入。為了完成經濟結構的平穩調整和產業體系的逐步升級，中國需要維持出口貿易的穩定。這就要求人民幣匯率必須相對穩定，不可大起大落。因此，從中國現實的經濟結構出發，必須選擇并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并通過執行嚴格的資本項目管制來確保匯率穩定。

人民幣從“匯改”時的8.11升值到目前的6.30是錯誤的。人民幣應該通過貶值，維持在8.11上下的水平上。人民幣只有貶值回到2005年“匯改”之前的水平并保持在此基礎之上的匯率穩定，才能重新形成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消除貶值預期，才能提高人民幣的國際認可度，才能有利于人民幣走出去。

為了有效地取得貨幣政策獨立和匯率穩定這二大目標，中國只能舍棄資本賬戶自由化的追求，實行嚴格的資本項目管制。從現實經濟條件出發，中國應該把目前已經過分開放的資本項目重新嚴格地管理起來。只有實行嚴格的資本項目管制，提高資本管制效力，才能控制國際資本流動對匯率穩定的沖擊，才能避免國際資本對中國貨幣供應總量和供應結構的干擾，才能保證中國經濟作為大國經濟體所應有的獨立自主與平穩發展。

央行報告中把規避管制的金融工具增多、資本管制效力下降作為“最終選擇”擴大資本項目開放的理由，這是站不住腳的。魔高一尺，應該道高一丈，而不該解除管制、自毀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