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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輝：改革的主線、底線和紅線——兼談改革要高度警惕“卡瓦略式”人物

點擊：  作者：余云輝    來源：草野思想庫  發布時間:2017-01-16 12:15:51

 

  

 

改革不是宗教，也不應該成為宗教。因此，改革不能宗教化。

 

改革的輿論導向已經違背了“知止可以不殆”的常識，改革求變的思維反而成為一種危險的思維定勢，成為迷信和宗教式崇拜。其實，改革僅僅是一種動作，是經濟社會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顏色革命”。

 

我們需要從改革開放初期那種朦朧詩歌般的激情和浪漫中走出來，徹底拋棄改革開放的理想主義甚至幻想主義，回歸社會經濟現實，看清國家和民族復興的偉大使命和實現途徑，明確改革的主線，樹立改革的主線意識；同時，需要看清改革的底線和紅線，必須堅守底線，不碰紅線。

 

中央成立改革領導小組是改革開放以來一次重大的組織創新，全國上下對此寄予了厚望，從此，中國的各項改革包括曾經改錯而重新回歸正道的改革，可以在組織層面上自上而下地體現改革的主線意識、底線意識和紅線意識。

 

什么是改革的目標主線？

 

這是一個首先需要討論和回答的問題。

 

沒錯，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主線是發展生產力。但是，必須明確，中國的經濟改革是為了發展“中國的生產力”，而不是為了發展“美國、日本、歐洲的生產力”，不是為了使中國成為經濟金融殖民地。因此，經濟改革和發展生產力需要確立自主意識和獨立意識。

 

就發展生產力本身而言，這里還需要進一步討論：發展中國生產力的具體內容究竟是什么？是發展GDP、城鎮化、城市化、房地產化、世界工廠化、信息化還是工業化？

 

從生產力發展狀況的角度看，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只能劃分為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而不存在超越工業社會的“城市化社會”、“城鎮化社會”、“信息化社會”、“后工業化社會”之說。因此，發展生產力的內涵必須是也只能是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并在此基礎上實現科技、農業和國防的現代化。這是自洋務運動以來幾代中國人所追求的“中國夢”。

 

但是，工業化不是“工廠化”、“代工廠化”、“開發區化”、“世界工廠化”、“房地產化”。工業化是打造“工業之虎”，而不是培養“工業之貓”。

 

按照美日歐等國的工業化標準，工業化意味著：（1）本國資本（而不是外國資本）主導著國內主要的產業部門；（2）本國企業（而不是外國企業）主導本國乃至全球的技術創新；（3）本國公司（而不是外國公司）擁有上游原材料供應的控制權和下游產品銷售的定價權；（4）本國的裝備工業可以武裝國內大部分產業并達到世界先進水平；（5）本國的工業體系擁有強大的國防轉化能力；（6）社會財富工資、福利、利潤和稅收的方式由本國社會成員分享而不是通過跨國資本和海外移民等途徑轉移出境；（7）本國政府擁有獨立的貨幣發行主權、匯率定價主權和資產定價主權，而不是受制于外國政府、外國央行和外國資本集團。根據上述標準，中國與工業化國家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

 

毫無疑問，中國在發展生產力和追求工業化的征途中被西方經濟理論誤導了。如果這一根本目標被誤導了，那么，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就被誤導了。

 

改革必須按照工業化的內涵和標準，以實現中國真正的工業化作為目標主線。為此，一切改革措施必須圍繞著中國實現工業化這一目標主線，打造出實現中國工業化的制度優勢、市場優勢、金融優勢和生活成本優勢。

 

中國的經濟面臨四大攔路虎：

 

（1）制度攔路虎：工業和農業領域一系列“去組織化”的改革使得工農業生產經營活動陷入嚴重的無序和混亂狀態。當下中國的理論界、企業界和各級政府還有人講產業布局和經濟規律嗎？沒有。

（2）市場攔路虎：以開放促改革的思路導致各地展開引進跨國壟斷資本的大躍進，國內市場缺乏類似于美國和日本等國在工業化初期的那些必要保護，國內市場成為跨國資本欺行霸市的、開展不對等競爭的國際市場，而海外市場對于中國本土資本和企業依然是銅墻鐵壁、壁壘重重。

（3）金融攔路虎：人民幣匯率改革使中國喪失了匯率定價權，近10年的人民幣單邊升值，使得跨國公司可以憑借進口零部件的成本優勢絞殺國內本土實體企業，同時把國內出口導向型企業逼上絕路。迄今為止政界和學界對此現象始終視而不見，任憑實體經濟持續惡化。

此外，人民幣被迫升值還引來美元熱錢狂潮，美元資本完全主導了中國基礎貨幣的發行，稀釋著中國國民的儲蓄財富。匯率制度改革和央行公開市場操作把中國實體經濟逼到錢少、錢貴甚至無米下鍋的境地。中國實體企業陷入在融資低效率、貸款高利率的雙重困境之中。在此背景之下，央行居然還要推出所謂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使高利貸合法化。中國的金融改革嚴重偏離了中國追求工業化的目標主線。

（4）生活成本攔路虎：醫療改革、住房改革和教育改革并沒有形成低成本的醫療、住房和教育，沒有形成中國實現工業化所必須的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的低成本優勢，而是成為推高勞動力成本的三只老虎。醫療、住房和教育的市場化與商品化改革意味著這些行業必須存在利潤甚至暴利，意味著中國工業產品競爭優勢和創新優勢的喪失。

 

可見，未來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明確目標主線，這就是：一切改革必須聚焦于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聚焦于實現中國人自己的工業化、并為實現工業化創造出制度優勢、市場優勢、金融優勢和生活成本優勢。這是衡量一切改革政策和措施正確與錯誤的首要標準。

 

什么是改革的制度底線？

 

改革不能突破制度底線。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

 

中國經濟改革的制度底線是什么？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工業領域的全民所有制和農業領域的集體所有制。經濟體制改革只能改變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實現形式，使之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好地實現共同富裕、消滅貧富差距，而不能改變所有制本身。

 

要防止借用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名再次瓜分全民財富和削弱全民所有制。必須強調：在發展所謂的混合所有制過程中，國家資本、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應該發揮主導性、骨干型作用，應該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有擴張性，并承當起更多的組織經濟的責任、科技創新的責任。國有經濟的壟斷地位不能動搖。壟斷是市場經濟的高級形式，代表著組織化和有序化。如果中國經濟進一步被外資所控制，那么，中國的工業化之夢必將破滅。這樣的改革顯然違背民族意愿和歷史潮流。

 

中國需要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導的基礎上發展市場經濟，因此，中國的經濟制度必須旗幟鮮明地強調以下三大內容、突出三大特征：

 

（1）是市場經濟而不是計劃經濟。這意味著：市場體系特別是資本市場要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同時，以法制維護市場秩序，以公平維護有序競爭。

 

（2）是“有組織的市場經濟”而不是“無組織的市場經濟”。這意味著一切“去組織化”的改革、一切可能導致條塊分割的改革、一切可能導致無序競爭的改革都必須堅決制止。

 

中國農村的“去組織化”改革實屬發展“無組織、無序化的市場經濟”，最終導致“三農問題”、農村環境危機和食品安全危機，還導致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基層經濟組織消失和基層政權黑社會化，從而成為非法組織和恐怖組織生根發芽的土壤。農村改革的后果需要認真反思。

 

為了提高國際競爭力，與國際壟斷資本開展平等競爭，中國經濟必須走有序化、組織化的道路。發展“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只能依靠國家資本。國家資本不僅要充當工業化的組織者，還要承擔起農業組織化的責任，承擔起國防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和網絡信息安全的責任。這是歷史賦予國家資本的責任。國家資本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

 

（3）是“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壟斷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不僅意味著體現全民所有制特征的國家資本在發展經濟過程中需要發揮主導作用，而且意味著教育、醫療和住房等領域必須具有明顯的社會主義特色。應該通過開征資本利得稅、財產贈與稅和遺產稅等措施，優化稅賦結構，提高全民醫療、教育和住房的保障水平，消除城鄉差別和兩極分化。

 

總之，中國的經濟改革需要劃出改革的制度邊界，需要有底線意識，需要防止體制改革變成不自覺的“顏色革命”。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而不是將國家資本和國有經濟貼上低效、壟斷、不道德的標簽然后由外國壟斷資本和國內私人資本（主要是權貴資本）進行切塊、分割、占有和“混合”。

 

“三大紅線”不能碰

 

什么是經濟改革的安全紅線？

 

任何改革不能危及金融、經濟、社會和國家的安全。這就是改革的紅線或高壓線。如果沒有改革的紅線意識和安全意識，那么改革將可能導致中國經濟金融體系撞上深水炸彈，導致社會動蕩，危及國家安全。

 

在現階段，中國經濟領域的改革必須劃出三大紅線：即，在農業領域，要堅守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被破壞的紅線；在工業領域，要堅守國有資本不被削弱的紅線；在金融領域，要堅守資本項目和貸款利率繼續實行嚴格管制的紅線。

 

中國農村的“去組織化”改革是產生“三農”問題的制度根源。中國的農業、農民和農村必須重新組織起來，發展“農村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如果鼓勵國內外資本下鄉，把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改變為私人資本所有和海外資本所有，那么，資本追逐利潤甚至超額利潤的天然屬性必然造成農民的貧困和城市居民生活成本的提高，這將動搖中國經濟社會穩定的根基。

 

農村土地確權不應該向農民個人確權，而應該向農村集體確權。土地確權應該旨在保護種地農民的利益，而不是保護不勞而獲的收租者利益和圈地者利益。現在，土地確權和土地流轉的諸多改革正在把中國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變得有名無實或名不符實，中國農業和農村進一步向危機的懸崖邊緣滑行。必須認識到：中國農村改革已經觸及紅線。

 

在城市經濟領域，要防止以發展所謂的“混合所有制”的名義觸及改革的紅線，必須警惕“混合所有制”變成“混水摸魚制”，從而進一步削弱國有經濟的規模和主導作用。那些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知識恐怖分子”炮制了“混合所有制”這一新概念，其目的就在于蠶食中國國有經濟的最后陣地（如鐵路、石化、電網、軍工等），有步驟地瓦解中國經濟制度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此必須高度警惕。

 

國有企業的壟斷利潤具有國家稅收的性質，出讓國有壟斷企業的股權意味著外資和私人資本參與征稅，這將加劇社會的不平等和不穩定。

 

全民所有制和國家資本管理體制的改革思路是：在所有權與經營權適度分離的基礎上，對資本管理權和經營權進行市場化授權，通過組建專業化的資產管理公司，改變現有的行政化授權的方式，使國有資本主導的企業更快地適應市場變化、更具市場活力、更好地完成市場的組織化和有序化。

 

在金融領域，要堅守資本項目管制和利率管制等紅線。資本項目自由化、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美元可以自由進出中國是目前國際資本最大的訴求。國際資本這一訴求被巧妙地包裝為以下漂亮的謊言：資本項目自由化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國內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有利于對外開放、有利于……似乎資本項目自由化可以使中國迅速成為美國、可以使人民幣迅速成為美元、中國只要印刷人民幣就可以到國外購買能源和原材料。這些謊言掩蓋著國際資本洗劫中國財富的真實目的。

 

改革要高度警惕“卡瓦略式”人物

 

中國央行領導人不知出于什么動機和目的也同跨國資本一樣急于推動資本項目自由化和利率市場化，其行為讓人們想起了那位將國家推下懸崖的阿根廷前經濟部長卡瓦略。

 

卡瓦略曾在美國名校接受新自由主義教育（對比：中國央行大批官員有著與卡瓦略類似的教育背景和洗腦經歷）；任職之后卡瓦略竭力主張銀行私有化、全力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對比：中國央行領導也曾竭力主張商業銀行必須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不承認商業銀行股權被賤賣的事實，而目前則竭力主張資本項目自由化）；在阿根廷金融危機前夕卡瓦略協助西方金融資本外逃（對比：在中國經濟持續下行、外資開始逃離中國之際，中國央行繼續推動人民幣升值的基本趨勢，并在上海自貿區實行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美元的政策，可見，中國央行具有協助西方金融資本外逃的嫌疑）；后來卡瓦略以出賣情報破壞金融安全的罪名遭到逮捕（對比：如果中國像阿根廷一樣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和持續的社會動蕩，那么，那些推動資本自由化、利率市場化、企業私有化、股市衍生品化的官員們也可能會得到與卡瓦略類似的下場）。

 

在中國經濟結構處于嚴重失衡的狀態和諸多不利的前提下，中國央行等金融管理部門竭力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存貸款利率市場化、資本市場高杠桿化（即推行融券做空、股指期貨、國債期貨等衍生品化大躍進），看似是要給中國經濟帶來改革的光明，其實是在火藥庫里玩火。無知者無畏。當前中國經濟最可怕的東西不是地雷，而是那些把地雷當西瓜的改革設計者：他們沒有經濟和政治的全局觀、沒有經濟金融的預見性、沒有與國際資本博弈和對決的能力，一句話，他們沒有真正懂金融，更不懂國際金融和國際政治，但他們手握金融改革的方向盤，而且腳踩油門。中國改革必須高度警惕這類身居高位的“卡瓦略式”人物。為了中國改革不走邪路，這些“卡瓦略式”人物必須盡快調離經濟金融體系。

 

當前，中國應該把資本項目自由化、利率市場化和股市衍生品化列為金融改革不可觸摸的帶電的高壓線或改革的紅線。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中國成為阿根廷或希臘。如果說改革依然可以代表著建設國家的進取精神的話，那么，我們需要繼續保持這種進取精神，同時把一切改革的政策和設計放置于主線意識、底線意識和紅線意識的三維坐標之內進行選擇、平衡和判斷，從而防止改革的結果事與愿違、與國家發展方向相矛盾、與人民利益相對立。拯救中國經濟的時間已經不多了，10年來一系列錯誤的經濟金融政策必須馬上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