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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

       人們在談及蘇聯的歷史時，經常引用的一個例子是：蘇共在20萬人的時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在200萬人的時候，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在2000萬人的時候，卻迎來的是蘇聯的解體。人們在為之扼腕嘆息的同時，也對蘇共倒臺、蘇聯解體的原因作了諸多的分析，但有一點人們或許沒有注意到，在整個蘇聯時期，存在著一條蘇共干部的特權利益遞增現象，正是這一現象，使蘇共背離了自己的宗旨，背離了人民，最終葬送了自己的執政地位。

      革命尚未成功之時，蘇共確實如自己所宣傳的那樣，除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外，沒有一點兒自身的私利。十月革命勝利后，內有敵對勢力的反撲，外有帝國主義的封鎖，形勢非常緊張，物資極度匱乏。當時擔任糧食人民委員（相當于糧食部長）的瞿魯巴在一次人民委員會議上因饑餓而暈倒。在饑荒時期，他擁有調撥幾千萬普特糧食的權力，但卻從沒有截留過一粒糧食。他的崇高品質為大家所動容，列寧親自倡議為病弱的國家機關人員設立“療養食堂”。這樣做，是在饑荒年代保障黨和國家領導人員承受超負荷工作重壓的必要措施，也得到了廣大人民的理解。

      但是，蘇聯經濟形勢好轉后，“療養食堂”并沒有取消，反而逐漸演變為蘇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給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再后來，特殊待遇慢慢蛻變為特權，一種根據級別不同而待遇不同的特權，并向社會的其他階層保密。由此，不但導致黨內“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識，而且逐漸把黨和人民隔離開來。

      斯大林時期，蘇共又專門為中央機關干部設立了一套特權制度，其中包括：給負責干部發放相當于工資一二倍的“錢袋”（類似于“紅包”）；在克里姆林宮設立“醫療餐廳”，中央干部可以在里面購買物美價廉的商品，供全家享用；為中央干部設立特殊的醫療條件；建立療養院，供中央干部免費休養。上行下效，逐漸地，蘇共干部開始演化為一個特殊的利益群體。

      赫魯曉夫當政時，他已經看到斯大林時期一些弊端，也進行了一些改革，但他把這些弊端歸罪于斯大林一人，也僅僅是取消了“紅包”。盡管如此，他仍受到利益被削弱的蘇共高官的反對，加之他的其他失誤，蘇共內部對他進行了“倒閣運動”。只反個人，不反制度，最終自己也成為制度的犧牲品，這是赫魯曉夫悲劇的原因，也是未能防止蘇共干部繼續滑向利益特殊化泥潭的原因。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內部已經形成一個明顯的官僚特權階層。勃列日涅夫與中央部門和地方干部之間，在保持穩定的口號下和維護各自權力利益的基礎上形成某種“社會契約”關系：勃列日涅夫允許這些干部擁有更大的權力和利益以取得他們對自己的支持；后者需要勃列日涅夫這樣“愛護干部”的領袖在臺上以維護自身的權力和利益。于是，在勃列日涅夫干部政策穩定改革的保護下，這些干部成為各部門、各地方的“領主”，他們下面又有若干級的“小領主”，他們和他們周圍的人形成一個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特殊觀念、特殊生活方式的、同群眾越來越疏遠的社會集團――權貴階層。

      權貴階層的形成是蘇共干部特權利益膨脹的必然結果，它直接導致了蘇共形象在人民心中一落千丈。權貴階層的形成也使黨內普通黨員邊緣化，蘇共失去了凝聚力和戰斗力。在1991年的“8?19事件”中，當蘇共的幾名中央委員成立“緊急狀態委員會”想力挽狂瀾時，蘇共上下基本無人響應。

      美國學者弗蘭克?奇福德說：“蘇共是唯一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權貴階層意識到，如果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成功實現了民主化，就會減少自己的特權與利益；不能積累過多的財富，更不能把特權和財富傳遞給子孫后代。因此，只有蘇共垮臺能夠為他們提供最大的機會，不但可以控制財富，而且可以完全占有財富。蘇聯解體后，一些原蘇共政企高官迅速占據了權力和財富，成為俄羅斯政界和經濟領域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蘇共干部特權利益遞增現象的最終結果，就是蘇共在內部培養了自己的掘墓人，個中教訓，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