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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60年代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的10年。不論贊成還是反對革命的人都承認，在60年代末有兩個“革命的中心”，一個是北京，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另一個是巴黎，在1968年爆發了震撼世界的“五月風暴”，被許多人稱之為“西方的文化革命”。圖為1968年中國工農兵學游行支持法國學生運動。

　　這兩個文化革命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在中國，紅衛兵小將們高唱著法國舶來的《國際歌》，高呼著巴黎公社的口號，造反派們甚至一度把砸爛舊黨政班子后建立的行政機構也稱為“公社”;而在法國，毛主義和紅寶書成了許多激進青年的精神武裝，中國紅衛兵和造反派們的“四大”、“串連”等方式也成為他們組織和發動社會力量的不二法門。圖為中國媒體1968年宣傳世界各地均在爆發革命的新聞照片。

　　1968年5月，當“五月風暴”發展到最高潮時，中國《人民日報》幾乎每天都有相關報道，整個“紅五月”內竟多達60余篇報道、評論、社論和40余幅照片、宣傳畫和運動示意圖，高度贊揚法國學生、工人的斗爭是“巴黎公社革命的繼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偉大的人民運動”。圖為1968年中國工農兵學游行支持法國學生運動。

　　5月21日至25日，除臺灣和西藏外，全國二十多個省、自治區省會首府、直轄市都舉行了20萬至100萬人的游行示威和集會，北京群眾的游行隊伍在三天內經過天安門廣場的就有2000萬人次，一直波及到地、縣級市鎮。圖為1968年中國工農兵學游行支持法國學生運動。

　　而在遙遠的巴黎，頭戴綠軍帽、身穿綠軍裝、臂戴紅袖標的“洋紅衛兵”成為巴黎街壘上醒目的一群，毛澤東的巨幅畫像赫然高舉在一眼望不到盡頭的游行行列中，3M(馬克思、毛澤東、馬爾庫賽)成為巴黎學生們的思想旗幟

　　這兩場同時進行、卻又相距萬里的文化革命的主體都是年輕學生，他們舉著相同的旗幟，穿著雷同的服裝，彼此呼應，互相聲援，看上去便如雙胞胎一般相似。但法國社會運動研究中心負責人阿蘭。杜蘭卻毫不含糊地指出，這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圖為1968年中國媒體宣傳制作的法國革命形勢圖。

　　事實上，五月風暴的一些組織者雖然胸前戴著毛澤東像章，嘴里高呼“沿著毛澤東指引的道路前進”的口號，卻對毛、對“文革”和紅衛兵并沒有太多了解，在他們中許多人眼里，“文革”是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是人民自發起來反抗寡頭政治的斗爭，正如他們中許多人后來回憶的那樣，他們頭腦里“造反”的概念，就跟法國大革命攻打巴士底獄差不多。圖為1968年中國媒體刊登的瑞典爆發革命運動資料照片。

　　而北京街頭那些高呼“支持巴黎學生革命行動”的造反派和紅衛兵們也根本不了解巴黎街頭所發生的一切，他們不會想到，這場“法國的文化革命”起因竟然和反對女生宿舍嚴禁男生進入的禁令有關，他們更不會想到，五月風暴的支持者既有他們視為“修正主義”的法共成員，更有托派的“第四國際”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影子，當然，他們絕對無法想象，“要做愛不要作戰”的口號，居然會被“外國革命戰友”們以無比高亢的熱情一次又一次在巴黎街頭喊出。圖為當時西方媒體刊布的法國學生運動新聞照片。

　　五月風暴就是這樣的運動：以舊的形式，表達出新的東西，正如《圣經》所言，是舊瓶裝新酒。他們之所以向往中國的紅衛兵，與其說是出于對這一運動的了解，毋寧說是出于對它的無知。”阿蘭。杜蘭這樣概括道。這便如同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論述：巴黎公社的新意是工人運動的產生，但他的口號卻是法國大革命的話語。圖為學生運動領袖發表講話

　　于是在法國的“紅五月”里，我們看見了與當時的北京街頭完全不同的景象：知識和學術不但沒有被蔑視和砸爛，反倒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學者們作為整體非但沒有受到學生沖擊，薩特、米歇爾。比托爾、拉康、阿拉貢等文化名流反倒站在學生一邊，甚至親身投入到運動的第一線。圖為學生運動領袖發表講話。

　　年輕人的個性非但沒受到壓抑，反倒在“禁止被禁止”等著名口號的孤立下更加蓬勃地洋溢著;文化藝術非但沒受到抑制，從行為藝術到新的電影流派反倒在此之后變得色彩紛呈;不同的思潮和哲學流派不但沒有被統一，反倒百花齊放，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從馬克思主義到后馬克思主義，從存在主義到無政府主義，每一種哲學思潮，每一個哲學家的思想，都在這次運動中激烈地碰撞著，發展著，無政府主義者的黑旗和社會主義者的紅旗，在拉丁區的街壘上并排飄揚著。圖為學生和民眾走上街頭表達抗議。

　　雖然有暴力，有破壞，有流血，“五月風暴”給法國造成的物質損壞是微不足道的，今天甚至已很難尋覓到痕跡，然而“紅五月”卻給法國乃至西方文化和思想界造成了巨大沖擊和深遠影響，可以說，五月風暴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革命”。圖為學生和民眾走上街頭表達抗議。

　　按照法國社會學家洛朗. 若弗蘭在《五月風暴真相》一書中的概括，五月風暴的爆發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1、出生率激增，大學生人數驟長;2、大學生對大學教育和舊的教學法不滿;3、兩代人之間的鴻溝加深;4對物質消費無止境進步的憂郁;5、經濟發展了，但文化還是老樣子，它們之間的差距是爆炸性的。圖為學生和民眾走上街頭表達抗議

　　1958年戴高樂上臺執政，建立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他雖然德高望重，卻與學生組織一直關系緊張。1959年，法國學生聯合會指責當年預算中高等教育沒有得到重視，戴高樂卻告誡他們莫管閑事;總統技術顧問雅克 · 納博納在1963年就曾給戴高樂寫信，預言1968年將要爆發一場風暴，但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圖為學生和民眾走上街頭表達抗議。

　　60年代的法國大學生都西服革履打領帶，男女分班，循規蹈矩地學習和生活，1968年，這樣的大學生已有60萬人之多，占法國總人口1.2%，很多大學生對學習的目的感到困惑，對出路的渺茫和不穩定感到憂慮，對他們將來在“消費社會”中的命運憂心忡忡，他們的精神危機比物質危機更為嚴重，而他們的命運又關系到法國的千家萬戶。圖為學生和民眾走上街頭表達抗議

　　正如福柯所言，“1968年以前，至少在法國，如果要做一個哲學家，你必須是馬克思主義者，或存在主義者，或結構主義者”，左派思潮的活躍讓學生們有勇氣和依據質疑權威和秩序，而對個性解放日益強烈的追求讓他們越來越不滿法國大學中的陳規戒律，世界各地蓬勃興起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反對越南戰爭的浪潮令他們激動不已。圖為學生和民眾走上街頭表達抗議。

　　而從中國傳來的、并非真實的“文革”信息，又鼓勵著年輕人以中國同齡人為榜樣，用自己的力量去打碎舊的、不合理的統治秩序，建立起屬于他們這個時代的新秩序、新結構。對于戴高樂他們當然不失敬意，但他們認為，戴已經落后于時代，按照他們自己的話說，“已經十年了，他待得太久了”。一切看來只需要一個契機，一個小小的火花而已。圖為學生和民眾走上街頭表達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