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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樣一部歷史名著，對中國革命影響非常之大。毛澤東從中汲取了許多有益的“營養”，靈活運用于革命理論與實踐活動，終使“星星之火”得以“燎原”；蔣介石忽視了這部小說的社會影響力，忽視了其蘊藏在民眾中巨大的生命力與感召力，從而導致其“剿匪”越剿越多，最終黯然告別大陸。

這部歷史小說，就是作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

毛澤東一生都喜歡閱讀《水滸傳》，即使是在戎馬倥傯的戰爭年代也從未間斷。他與《水滸傳》幾乎須臾不離：在江西蘇區受到排斥、退隱讀書時的書單上有《水滸傳》；在長征和轉戰陜北的多次戰略轉移中，經過再三精簡的行裝中仍然保留著一套《水滸傳》；在延安整風中，《水滸傳》是他圈定的閱讀書目……他在寫文章和講話以及日常談話中常常引用《水滸傳》中通俗易懂的故事，以之鼓舞與教育廣大指戰員們。

“八七”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按理說須去上海黨中央機關工作，但他謝絕了這樣的安排。他說，我不愿意去住高樓大廈，我愿意上山下湖，去交綠林朋友。可見其受《水滸傳》中嘯聚山林、縱橫江湖的綠林好漢的影響之深。

秋收起義時，毛澤東率部進抵寧岡古城，巍巍井岡盡在眼前了。毛澤東風趣地對他的戰友說：“《水滸》上有個梁山泊，皇帝老子的千軍萬馬拿他們也沒法子。你們曉得不，前面的這座大山里，就有兩個綠林朋友：一個叫袁文才，一個叫王佐，反動派就是奈何不了他們哪！井岡山地勢險峻，我們可以關了東面打西面，關了南面打北面，敵人奈何我們不得。在這兒，我們可以居高臨下，看得清、打得準。”

10月6日，毛澤東親自會見袁文才，并以100條槍作為見面禮，袁文才十分高興，當即送600銀元給工農革命軍解決給養問題。不久王佐也同意工農革命軍進山。10月底，在連綿的秋雨中，毛澤東率領隊伍進駐井岡山，駐扎在茨坪。井岡山一時成了中國革命的新起點。

毛澤東對《水滸》的喜愛從迪克·威爾遜的描述就可見一斑：1930年3月，“當時毛的全部行裝有兩床毯子，一條布被單，兩套普通的灰軍服，一件銀灰色的毛衣，一件舊大衣，一把破雨傘，一個吃飯用的缸子，和一個九層的灰色掛包，他用的地圖、文件、書籍——其中有一部他少年就喜愛的《水滸傳》，都裝在這個掛包里。”（迪克·威爾遜：《歷史巨人——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頁。）

1934年紅軍被迫開始長征，途中，毛澤東談到紅九軍副軍長許世友的武藝時說，“都趕上景陽崗那個打虎英雄武松了”；在八路軍一一五師政委聶榮臻開辟晉察冀邊區時，毛澤東稱贊聶是“新的魯智深”。 1938年，在一次關于保衛工作的談話中，他說：《水滸傳》梁山上有軍隊有政府，也有保衛偵察這些特務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級將領中就有做特務工作的。梁山的對面，朱貴開了個酒店，專門打探消息，然后報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過，就派李逵去搞了回來。”“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莊沒有城市工作就打不開。”

長征途中，還發生過這樣一件趣事。有一次，因隨身帶的書看完了，到一個村子駐扎后，他對警衛員講：“你去給我弄部《水滸》和《三國》來。”警衛員找到一戶讀書人，說要借個“水壺”和“仨鍋”用。老先生看了看他，知道他是為窮人打天下的紅軍，就把自己正用的水壺借給了他，并說家中沒有三口鍋，只有一口，自家每天都得用，實在騰不出來。警衛員謝過老先生，提起借來的水壺，興奮地去見毛澤東，一進門就說：“主席，水壺拿來了，仨鍋沒找到。”毛澤東抬頭一看，禁不住笑了。他把警衛員叫到身邊，耐心地告訴他：“我要的不是燒水的水壺，也不是燒飯的大鍋，而是中國的古代名著《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這是兩都古書。”說罷，又拿來一片紙在上面寫出來，交給了警衛員，告訴他今后要注意抓緊時間學習，“干革命可不能鬧笑話呀”!（見《璀璨的星系》一書，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1939年7月毛澤東在陜北公學做題為《三個法寶》的演講時稱：自己帶隊伍上井岡山是“沒法子，被逼上梁山”。毛澤東在談到梁山第一任領導王倫時說，“白衣秀士王倫不準人家革命，結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談到戰爭的勝利，關鍵在于明了情況，方法對頭時，毛澤東在又舉了《水滸傳》的例子。他說：“《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兩次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后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并且布置藏在敵人營壘里的伏兵，第三次就打了勝仗。”由此導出了偵察敵情、分化瓦解敵人等戰術思想。可見，毛澤東從《水滸傳》中吸取了不少軍事辯證法思想。他還說：“《水滸傳》中的三打祝家莊，為什么要打三次？我看宋江這人有頭腦，辦事謹慎，前兩次是試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們干革命，就得學宋江，要謹慎。”

早在江西革命根據地的時候，紅軍游擊隊里有些干部不注意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往往離開實際情況去估量政治形勢，指導工作，因而出現了許多問題和錯誤。毛澤東批評這種人是“李逵式的官長”：那些李逵式的官長，看見弟兄們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亂處置一頓。結果，犯事人不服，鬧出許多糾紛，領導者的威信也喪失干凈，這不是紅軍里常見的嗎？（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12頁）《水滸傳》中的李逵樸實豪爽，對農民革命事業很忠誠，但頭腦簡單行事魯莽。毛澤東將紅軍中“懵懵懂懂”處事的干部比做“李逵式的官長”，是批評他們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同時也肯定了這些人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因而使被批評者心悅誠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以林沖打翻洪教頭為例，說明戰略退卻的必要性：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辟頭就使出全部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03頁)“兩個拳師放對”，在戰場上屬于單兵動作，是士兵個體的戰斗行為，可是毛澤東卻從中發現了戰略退卻的大問題。用《水滸傳》的小故事來說明大道理，顯得生動、具體，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戰士也一聽就懂。

在《論人民民主專政》這篇著名的文章中，毛澤東將反動派比做吃人的野獸。他告誡人們，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崗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73頁)

解放戰爭勝利前后，毛澤東又多次談到《水滸》一書。

1947年8月，在陜北沙家店戰役結束后，毛澤東和警衛員李銀橋說：“小時候看《水滸》，只知道殺富濟貧，不懂得反封建；大點了，看《盛世危言》，以為有了外國的技術、機器和槍炮就行，還是不懂反封建。”（權延赤：《衛士長談毛澤東》，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頁。）

1949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蘇聯訪問。他在處理完一些事后，走進會客室里散步。他推門出來，看到汪東興在看書，便問道：“又在看什么書?”汪東興說：“在中國大使館借了一部《水滸》。”毛澤東說：“《水滸》這部書有一百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你看的是哪種?”汪東興回答說；“我借的這部書是一百二十回的線裝本。”毛澤東說：“有時間就看點書是增加知識的辦法之一，孔子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汪東興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頁。）

上世紀60年代，正是亞非拉許多國家的民族革命風起云涌的時候。不少國家和政黨的領導人來中國“取經”，他們除了向毛澤東請教武裝斗爭的辦法外，還常常問起毛澤東是如何成為戰爭大師的。毛澤東的回答是四個字：逼上梁山。他進一步解釋說，我沒有準備打仗，是一個小學教師。干革命后也沒想到槍桿子。沒有想到蔣介石那么厲害，到處抓人殺人，不要我們活了，一下字把我們打入地下。這七逼八逼，把我們逼上了梁山。

毛澤東晚年還評過《水滸》。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接見部隊領導的談話中，勸人們讀古典小說，他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與毛澤東相比，蔣介石在傳統文化為我所用方面就差遠了。兩人之高下，稍比立見。劉繼興前一段細閱了陳人康口述的《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一書。陳人康在此書中說，父親陳士榘曾親口告訴他，蔣介石禁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等革命書籍，他犯了個大錯誤就是沒有禁《水滸傳》等書。

該書中有這樣的話：“談到這里父親特意說，如今井岡山在幾代人眼里都是和神圣的，因為這里的星星之火燎原了全國革命的熊熊大火。但是，井岡山根據地成立也的確帶有很濃重的農民氣息，其實很多參加革命的人都受到了《水滸傳》等古典小說的影響，因為這樣的書宣傳的一個宗旨就是‘殺富濟貧’。

父親還笑著說，蔣介石禁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等革命書籍，他犯了個大錯誤就是沒有禁《水滸傳》等書，因為很多農民根本接觸不到馬克思主義的書，而且你給他看他也看不懂，如讀天書。而《水滸傳》通俗易懂，情節吸引人，人物栩栩如生，又特別符合中國貧富差別大、廣大農民仇恨為富不仁的國情。我們很多將軍、士兵都是看了《水滸傳》才想到上山的。袁文才、王佐就是對《水滸傳》非常熟悉的，他們在山上實施的許多戰略乃至江湖義氣都來源于《水滸傳》。”

上將陳士榘是我軍高級領導人，身經百戰，對中國革命的認知十分深刻，他對蔣介石的這一評價可謂切中了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