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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人們一提到工農兵學員，就將其與“走后門”掛鉤。其中除有人湊熱鬧、有人心理不平衡、有人借此做別樣文章之外，大多數人是因為不了解當年招收工農兵學員的背景和程序。

　　1968年在全國各級各地建立革委會，實現“山河一片紅”之后，疾風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已進入尾聲，毛主席在著手籌備召開黨的“九大”的同時，也開始著手部署“九大”之后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事宜，以此釋放“文革”解放了的生產力，展現祖國各個方面飛速發展的新面貌。這年的7月21日，毛主席在上海機床廠工人大學培養一線工人報告的批示上肯定了該廠的做法，要求全國大專院校盡快恢復招生。此即后來啟動大學教育革命的“7·21指示”。1969年4月黨的“九大”召開之后，在“團結起來，爭取更大勝利”的鼓舞下，全國各條戰線的建設事業蓬蓬勃勃地開展了起來。

　　1970年春天，全國重點院校，如北大、清華、武大、華工等，開始試招工農兵學員，試招人數大約5萬人。1971年全國院校基本上都恢復了招生，僅武漢地區就有17所地方院校恢復招生，全國招生人數大約有15萬人。1972年之后高校在恢復的基礎上開始拓展，如武漢測繪學院由此前專招部隊學員的“軍測”恢復為地方院校，不少高校逐漸開辦了一些分校，如復旦大學分校、華中師院京山分院、黃石分院，湖醫咸寧分院等，全國大專院校招生的人數每年在16萬到17萬人以上。從1970年試招到1976年招收最后一批為止，全國大專院校共計招收工農兵學員百萬人以上（之前采用的據網友提供的95萬人的數字偏低），這還不包括部隊院校的學員。全國縣以上各類中專從1971年開始全面招收工農兵學員，其中各級師范學校、財貿學校、機械學校、衛生學校招收的人數尤多。從1979年到1976年全國共招收的大中專工農兵學員大約有2300萬人。全國縣以上的共大、全國各級各類廠礦企業的工人大學、技校共計培養的工農兵學員也不下2000萬人。

　　黨的“九大”之后，開始由疾風暴雨式的文革時期進入到繼續革命時期，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結束繼續革命，經歷了近七年半的時間。在這段時間中，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大批老干部、老知識分子奔赴五七干校學習提高，然后再根據國家需要逐漸給其分配新的工作，此即后來他們中的一些人愛說的“住牛棚”；地方各級黨委、革委會班子的組成人員為老中青、軍干群“三結合”，兩套班子，一套人馬，內設機構通常是三大組，即政工組、業務組、后勤組，干部人數不到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老干部、老知識分子等社會上層人員不可能搞特殊化，各級領導班子成員也不可能搞特殊化。當年各級各類領導班子的結構安排，既有利于班子成員之間的取長補短和班子內部的相互制約，也有利于班子外部人民群眾的大字報、群眾組織的批判會等各種“大眾民主”的方式隨時隨地的監督。

　　當年農村基層組織是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大隊是黨支部和管委會，兩套班子一套人馬，也就是黨支部書記、大隊長兼財經隊長、會計、婦聯主任、團支部書記、民兵排長幾個人；小隊是隊委會，干部有隊長、財經隊長兼倉庫保管、會計、出納、記工員。大、小隊干部都在各自所在的小隊參加集體勞動，按勞動出勤計算工分，業余時間的開會、做思想工作不計工分；大、小隊的日常工作除上級督促外，還要接受住隊干部和社員群眾的監督，毫無特權可言，按現在的說法是既累又得罪人的苦差事。各小隊都設有社員大會，隊里的大小事情都要經過社員大會同意，會議決定后由隊委會貫徹執行；隊里18歲以上、45歲以下的男女社員都是基干民兵，除是生產上的突擊隊員外，還要參加軍訓和執勤。現在再橫蠻的貪官污吏、豪強惡霸，放在當年，不但都認慫，還有“干部工作危險論”的說法；現在再猖狂的各類公知、民斗、第五縱隊，放在當年，也都是認慫的，有“文化工作危險論”的說法。這些人處處都要看群眾的臉色行事，事事都要走在群眾的前面，叫做“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的是干部”。干部只有如此這般，才能表示自己在“繼續革命”。

　　當年取消了各級檢察院，縣以上公安、法院雖然保留，人數則極少，因社會上的違法亂紀的事情少，基本上沒有公安、法院的什么事。現在的貪官、公知、民斗們倘若依仗權勢和美國的支持，在那時開后門、搞腐敗、欺男霸女、顛倒黑白、造謠惑眾、否定黨的領導、挖社會主義墻角，以及吃中國上等人的飯，一門心思為美、日說話辦事，“群眾專政的鐵拳”可不是鬧著玩的！

　　當年推薦工農兵上大學有著嚴格的工作程序。每到招生時節，先成立各級由地方、院校、部隊的相關領導和工作人員構成的專班，然后層層下發招生文件，規定招生院校及名額、招生對象及條件、招生工作要求、領導責任、違規處分等，報紙、廣播配合宣傳招生意義、政策、要求等。其中招生條件具體明確，主要是：工作三年或在實踐中鍛煉三年以上（1972年招收的部分應屆高中畢業生除外），高中文化或同等學力（初中畢業通過實踐鍛煉和自學達到高中文化），本人政治面貌、一貫表現（有劣跡者一票否決），家世清白（招收一定比例的可教育好子女除外），身體健康（體檢不合格者淘汰），年齡在25歲以下（先兩屆年齡要寬松一些），業余愛好和特長。招生指標層層分解到公社為止。

　　實施推薦時先由公社召開全社大、小隊干部會議，傳達招生文件和部署推薦工作；然后各小隊根據公社的推薦指標及要求召開各自小隊的社員大會推薦本隊合格青年，沒有就不推薦；大隊黨支部開會對各小隊報來的青年比較擇優選拔上報公社；公社黨委再在各大隊報來的青年中進行比較擇優，定出被推薦人和備選人上報區黨委；區委比較研究確定后，組織對初選人員進行政審和體檢；政審、體檢中如有落選人員，由區委在各公社報來的備選人員中比較擇優補上，再對這輪初選者進行政審和體檢，有不合格者仍照上述要求辦理；直到推薦的人員都合格后，報縣招辦審查公布，接受舉報，無異議后報地區審定；各地、市招收的人員均確定后，匯集到省招辦審核、備案。其間招生院校參與層層推薦人員的業務及能力考核，還有最后的決定（錄取）權。

　　工礦企業和部隊的推薦工作也按照這樣的程序從基層層層往上推薦。

　　當年工農兵學員的招生工作是一項政治任務，各級黨委層層把關，誰敢馬虎？至于說到“開后門”的事情，現在的人都見得多了，暗箱操作，偷偷摸摸，權錢交易，權色交易，自家優先、七大姑，八大姨。當年的推薦工作都是正大光明地在群眾中進行的，光天化日之下的推薦誰敢偷偷摸摸的亂來？聽都沒聽說過！就是有干部子女被推薦上會的，與會者大都會慎之又慎，不是特別優秀的誰也不敢再往上推薦，怕擔責任。各級招辦在研究招生人選時，凡與研究對象有瓜葛的人都要遠遠地避開。當時的干部真的要是有一點點徇私枉法的事情，會像禿子上的虱子一樣，立馬就會暴露出來，一封信，一張大字報就會了結這樣的人的政治生命；群眾意見大的，還要他在“斗私批修”的大會上接受批斗，不死也要他脫層皮！誰愿意去干這種“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傻事？現在的“民斗”們不是一直在鼓吹“程序正義”嗎，在當年這樣的一套嚴密的推薦程序下，能輕易地讓你去夾帶一個私貨？

　　當然，任何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現在看來，當年的推薦工作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如過多地考慮地區平衡、男女比例平衡、各類群體之間平衡的因素而造成的工農兵學員“文化不齊”的問題，也存在著“反潮流”后一概排斥試卷而遺漏了一些賢才的問題。之外還有一條重要的教訓是沒有分階段地總結教育革命的成果，沒有形成像文革前“高教六十條”那樣的有權威性的文件來鞏固和不斷地擴大這一時期的教育革命的成果。這些筆者在前幾年發表的《文革中的高教改革是社會進步的里程碑》《五七道路是教育改革的光明正道》中有過深入的探討，現在在網上還能搜到。

　　（【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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