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推薦應屆高中畢業生直接上大學的事兒,至今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令人不解是,這么多年來無論是紙質媒體還是網絡傳媒,還從來未有過只言片語的提及。當年鬧得沸沸揚揚的反“回潮”事件,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失在了歷史的塵埃中,思量起來不能說不是一件怪事。照以后的思維,當年這個極為罕見的“回潮”事件,應該是對“極左”行為的一個“對抗”,這些“對抗”的主角也應該享受到像張志新、遇羅克那樣的“英雄”待遇才對,怎么還生怕外人知道捏?這里面的玄機至今仍無人關注乃至無人知曉,說白了其實就是個一弊一利的問題:提了反倒會間接地說明工農兵上大學期間還是在探索提高大學教育質量的途徑的;不提則可以暗暗地將這些人塞入“走后門”之列,這個數量大呀,以此足可以證明推薦工農兵上大學是天怨人怒的“荒唐”之舉。
事情的緣由還得從當年的中學教育革命說起。
1967年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發表以后,根據就近辦學,方便工農子女上學的原則,全國各地城鄉原市、縣舉辦的初中均下放到各區的街道、公社舉辦;小學均下放到生產大隊舉辦,原先沒有小學的大隊一律新建小學,有的大隊小學還辦起了戴帽初中班;生產小隊辦育紅班(相當于幼兒園)和耕讀小學班。
1970年元旦之后,農村各區公所駐地的初中開始試辦高中班,1971年開始普遍招生,1972年之后大多數區公所駐地的初中成為完全高中,區公所駐地的原初中隨之也搬到了相應的公社駐地。1975年撤區并社以后,區高中下放到公社舉辦,每個公社辦起了一所高中、一到兩所初中,有的公社還辦起了兩所高中,如鄂城縣左嶺公社就辦了泉井、新橋兩所高中。
根據毛主席的“學制要縮短,課程要精簡”的精神,全國各地農村小學、初中、高中的學制分別縮短為5年(城市仍為6年)、2年、2年,課程除語文、數學、外語等主課外,其他科目都進行了合并、精簡,去掉了一些蕪枝蔓葉,保留了原先課程中的精華,增加了一些聯系實際的內容和前瞻的內容。根據毛主席的“教育要革命”的精神,取消了小學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入學考試,不講成分,不要束脩,實行真正的“有教無類”,所有適齡青少年,只要不是個人為了擺脫學習的壓力而逃學,都能讀到初中畢業和高中畢業。
據統計,從1966年到1976年,全國的中學數量比1965年增長了10.3倍,初、高中就讀人數空前絕后。湖北省在此十年間初、高中的發展尤為迅速,到1976年,初中發展到17949所,比1965年875所增長了20.5倍;高中到1976年發展到4029所,比1965的147所增長了27.4倍。僅到1974年,我國城市就普及了從小學到高中的十年制教育,農村大部分地區普及了從小學到高中的九年制教育。
當年這樣的辦學思路和前進方向表明,這是一個真正的從精英教育向人民教育回歸的大轉折時期,是我國基礎教育特別是中等教育直接面向工農兵子弟的一個改天換地的發展時期。
后來,一些帶著有色眼鏡的人以“質量不高”為由,全盤否定這一時期的教育成就,只留戀于過去培養極少數人的應試教育;一些人還倒打一耙,說這一時期是“教育荒廢的十年”;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祖祖輩輩都是文盲,自己享受免考免費讀到初中、高中畢業的人,也跟著鸚鵡學舌地說自己是被耽誤、被損害的一代人。筆者曾經氣憤地質問過這樣的一些人:“什么叫白費神?什么叫被耽誤?學與不學是一樣的嗎?初中與小學的知識眼界是一樣的嗎?高中與初中的知識眼界是一樣的嗎?讀書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質還是為了成為人上人?哪個時代能保證每個人讀書都成為人上人?沒有成為人上人的就是受害者嗎?”
這一絕大多數人應該感恩的人民教育時期,也正值筆者的青少年時期。當時發生的一件件、一樁樁的事項,至今仍像過電影一樣在筆者的腦海中回放。
1968年8月初,筆者初中畢業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真心實意地回鄉務農,由于勞動積極,不久被選為生產隊會計;1970年春辭職進入鄂城縣廟嶺區高中讀書,被選為學校團委書記。
廟嶺區高中的校址位于廟嶺區公所駐地,校舍是原鄂城縣第六中學的校舍,之后這所中學下放給廟嶺公社辦以后稱為廟嶺中學。1970年春區高中開辦時,只是在廟嶺中學里面開設一個高中班,相當于一個初中戴帽高中班。
1970年初春,這個班在廟嶺區所轄的卸甲、廟嶺、吳屴三個公社共招收了48名學生;1971年初春又在這三個公社各招了一個班,接近200人;1972年初春第一屆高中生畢業后,再在這三個公社各招一個班,至此已成為擁有六個班、近400名學生的完全高中;以后還發展到每年招收四個班的學生。原廟嶺中學的初中班全部搬遷到廟嶺公社駐地毛嶺街新建校舍。
當年的廟嶺區屬鄂城縣的偏遠區,區高中的規模小;相鄰的華容區高中的規模要大得多,1970年就招收了三個班的學生,以后每年招收六個班的學生。
第一次恢復高中招生之時,城市高中和農村高中的招收對象是有區別的。其中,城市高中只招收應屆初中畢業生就讀,因為往屆初中畢業生都下鄉了;農村高中的招生對象則比較寬泛,不僅招收回鄉知青和應屆初中畢業生,在本地“插隊”的下鄉知青愿意讀的也收。廟嶺區高中這年招收的學生有66、67、68、69四屆初中畢業生,同學之間的年齡相差四、五歲。
1969年4月黨的“九大”之后,正值工業大上馬時期,農村初中畢業生能吃苦又有文化,且年齡也不大,是工礦企業招工的“搶手貨”。這些人如果留在生產隊里勞動,只要表現好,大都有希望通過招工“跳農門”。當年廟嶺高中的這個首屆班的同學大都是愛學習才來讀書的。筆者進校不久就發現,在這個班的48名同學中,約有三分之一的同學的自學能力相當強,知識面也比較寬,其中有些年齡小的同學還相當聰慧。從筆者后來教過的77年應考的社會青年考上大學的考生基礎來看,當年廟嶺高中班的這部分人就是不讀這個高中,不被推薦上中專、大學,在以后恢復高考時也能考上中專、大學。此是后話。
當時的學校是名副其實的“清水衙門”,老師的生活比較清談,但有理想、有追求,校園里的民主風氣和教研風氣比較濃厚。學生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事宜,老師不再整天板著面孔訓人,也不再用偏題怪題刁難人,而是與同學交朋友,做無聲的向導。他們不僅在課堂上營造輕松愉快的學習氣氛,在課下的文體活動中與學生打成一片,還在教學之余搞教研、寫文章、創作書畫作品,帶領同學參加社會調查和社會實踐。如在本地的一些中學教師中,一位化學老師發明了利用廢油渣制作油漆的技術,一位生物老師發明了從中草藥中提純針劑的技術,幾位語文老師寫作的《春滿鄂城》《楠竹扁擔》等散文作品,還被選入了中學語文課本。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當年廟嶺高中這個班的學生雖然在初中畢業屆次、經歷、年齡等方面有著較大的差異,但由于去掉了各種清規戒律的束縛,沒有了以升學考試為目的心理壓力,各個同學在這樣的寬松氛圍中如同魚兒得水、牛兒得草,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各顯其能,相處融洽、相得益彰。僅僅兩年時間,不但學完了過去三年高中的主要課程,還通過豐富的第二課堂學到了一些社會知識和實踐經驗,更重要的是培養了同學們獨立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習慣。
兩年學習時間行將結束,己經是1972年初春時節。根據周總理請示毛主席同意,當年中央、國務院的招生文件規定,在全國大專院校中需要連續學習的數理化等理科專業和工科、醫科的前沿專業,以及外語、藝術、體育等學員年齡小有學習優勢的專業,直接在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推薦優秀畢業生上大學。在實際操作中,各地按這一文件的精神,擴大了地(市)級、縣級中專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的專業和名額。當年上級分配給廟嶺高中的是四個上縣師范中文專業和數學專業的名額、兩名上咸寧地區師范政史專業的名額、兩名上華師數學系和外語系的名額。按照上級分配的專業和名額,這個班的同學在畢業前夕進行了推薦工作。
當年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推薦優秀學生上中專、大學的程序,與從工農業生產第一線推薦工農兵上中專、大學的程序差不多。基本原則是全班學生和科任老師公認,學校推薦,學生所在大隊、公社鑒定,招生院校老師考核確認,區委研究決定初選人,然后填表政審,并與基層第一線推薦出來的初選者一道,到與廟嶺區相鄰的葛店區衛生院接受體檢。有政審或體檢不合格者,仍由推薦上的備選者頂上,然后再重新對其進行政審和體檢。
當年的學生推薦工作比社會上的推薦工作要單純一些。一個班的同學在兩年的時間內,吃飯、住宿、學習、勞動、打球、辦專刊、排練文藝節目,天天在一起,誰不知道誰呀!如同學們的政治面貌、日常表現、學習成績、工作能力、業余愛好和個人專長等都是明擺著的,其中團員、干部較為出色一些。當年入團不像現在這樣的走過場,是要有一個培養、考察過程的。在同學中的積極分子填寫完入團志愿書后,學校還要派人到該生所在的原籍調查其在農村的一貫表現和社會關系。入團后的同學則要發揮模范帶頭作用。推薦同學上中專、大學時,這些入團的同學肯定有優勢,但也不盡然。有的團員表現雖好,但平時學習成績不夠突出的,也不在推薦之列,如校團委的一位組織委員就沒有被推薦上;有的不是團員但平時學習成績比較優異的,也在推薦之列。
當年在廟嶺高中推薦的四名女生上縣師范的人選中,有一位不是團員也不是干部;推薦兩名男生上地區師范的人選中,都是團員;推薦一男一女上華中師院數學系、外語系的人選中,也有一位不是團員也不是干部。在這八名被推薦的學生中,除一位上縣師范的聰慧、漂亮的女生是公社副社長的女兒外,其他七人都是地道的農村社員的子女,其父母連小隊干部都不是,有的同學的父親甚至早已亡故。
廟嶺高中推薦的這八名同學畢業后,縣師范的四名同學分配到初中教書,地區師范的兩名同學分配到高中教書和做團的工作,華師的兩名同學分配到城關高中、縣師范教外語和從事高師數學的教學工作。余下沒有被推薦上的同學,有一部分后來在農村被推薦和考上中專、大學,有的畢業后當上了大學教師;有一部分當了農村基層干部和民辦教師;有的做生意發財當了老板。
都在一個窩里廝混了那么多年,以后不少人還當過這些人的老師,算是捏過寵兒泥娃的人,誰還不清楚這些寵兒娃娃是哪塊地里的泥呀?這些所謂的天上來客的本事是從玉帝老兒那里偷來的,還是從這十年的初、高中教育中學過來的?就是老三屆的初、高中畢業生,沒有這些年在實踐中的學習提高,能夠達到考上大學的高中文化?第七個脹飽肚皮的餅子再偉大,能離開以前的六個餅子的墊底?可好多人的腦子里愣是不明白這個“源”與“流”的道理,娶了媳婦后直到現在老球了,還在不停地數落著娘的不是。
72級被各條戰線推薦來的學員進入華師沒幾天,經過各系組織的一場正規的專業基礎考試之后,按考試成績進行了編班。華師數學系這一屆的學員與上屆一樣,編為六個班,每班三十余人,筆者被編在數學系7205班。這個班共有學員32人,近半數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和代培生。其中代培生是武漢市過去的一些重點中學,如華師一附中、漢陽鐵中等,為解決師資緊缺和老化問題,報請省招辦同意,選拔本校部分優秀應屆高中畢業生到高校培養,專業不限于理工、外語,文科也有。其他大型科研文化單位也有類似的代培情況。這些人不在工農兵學員的正式編列,但學籍、待遇均與工農兵學員一樣。當時的數學系7205班就有3名代培生。
當年的大學校園生活既緊張又愉快。每天早晨六點鐘廣播里的起床號一響,同學們就去各班集結的位置上做廣播體操,而后漱洗晨讀,吃完早飯后到教室上課。其中主要專業課程和需要有實驗手段與掛圖演示的物理、地理課程是小班上課,哲學、政治經濟學、黨史、數學史等公共課是大課堂上課。星期四下午安排政治學習,除開全院大會聽取院領導和歷史系教授的報告之外,一般以班、小組為單位進行學習和討論。星期五下午到學院南湖農場參加勞動,順便觀看將軍村的女兵操練和排演文藝節目。每天下午課外活動的氣氛最為熱烈,有的打球、跑步,有的唱歌、吹拉樂器和排練文藝節目,有的搞教室、寢室和校園衛生,有的到食堂去幫廚。晚上到圖書館自習和鉆研各自喜愛的學問。每個星期天放假自由活動。暑期放一個月的假,春節放十天的假,有的留在校園里攻讀,有的回隊參加農業勞動,有的做社會調查。
1974年元旦剛過,南京大學哲學系72級學員鐘志明爆出了一個要求退學的新聞,人民日報刊載的鐘志明要求退學的文章一發表,立刻在全國鬧騰了起來。各地大專院校組成了有各系工農兵學員代表參加的三結合清查班子,一個一個地翻開學員的檔案查學員的家庭背景,看其是不是干部家庭出身。當時的“左”傾思潮認為工農兵學員只能是清一色的普通的工農兵及其子女,不能有干部的子女,如果有就是“開后門”。清查運動展開以后,校園里的氣氛頓時緊張了起來。
據劉亞洲回憶,在武大讀外語的李小林嚇得跑回家去躲了起來。查來查去,干部子女倒是查出了一些,但占的比例很小,華師也就百分之一、二,華農的比例更小,武大、華工多一點,也不過百分之四、五;更要命的是,這些干部子女大都是從基層工農兵中推薦上來的,表現不錯,素質也高,符合招生條件和招生程序的要求,沒有其父母的干擾因素。誰走后門?要退誰?當時上大學的政策還規定要推薦一定比例的“可教育好子女”,難道僅僅因為他們是干部家庭出身,就要不明不白地將這些人全部退回到連隊、車間、礦山和生產隊?
有人想出了一個另辟蹊徑的主意,現在還有在校園里就讀的72級應屆高中畢業生群體,可都是沒有經過實踐鍛煉就進來讀書的學生,他們進校不符合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精神,是十七年的舊教育制度的“回潮”,應該算作是“走后門”進大學。這批“走后門”的數量大呀,據說某人的筆記里記的是“何止百萬”,但據筆者推算,僅大專院校就有四、五萬人,再加上全國各地縣以上的中專學員,不下七、八十萬人。筆者老家流傳至今的兒歌:“曹操人馬,下江南,八十三萬,地動山搖。”這里面的八十三萬是虛張聲勢,實際上只有二、三十萬人,卻張揚了一千幾百年。這次一下子就查出了七、八十萬人“開后門”進大學、中專,把張揚了一千幾百年的數字都比下去了,足見這次反“開后門”反得正確,成效顯著,功莫大焉!
有了這個發現之后,校園里的風向立轉,比干部子女“走后門”更為嚴重的“回潮走后門”一下子成了這次運動關注的中心問題。各大專院校的大字報欄上貼的都是批判這類問題的文章,連一些應屆高中畢業的學員也加入了批判行列,聲勢越來越大。反應快的學校,如武大,在這年的二月初,就開始對這批72年應屆高中畢業進校的學員做出了下放農村鍛煉的安排,下一步看情形是扎根一輩子的事情。
工農兵“上、管、改”是一件前無古人的大事業,以前人們沒有見過,興奮之余自然還會有一些疑慮。正確的方法是乘風頭正勁之時,通過不斷完善的途徑來不斷地消弭這些疑慮。可一些庸碌的執行者的作為卻恰恰與此相反,仗著風頭正勁之時,把自己看成是永遠打不敗的超人,不顧及任何前因后果,不斷地往已經顫顫巍巍的駝背上增添壓垮這匹駱駝的最后幾根稻草。如若沒有一個科學的機制管住這樣的非理性行為,任由這樣的怪圈循環往復,你方唱罷我登臺,何年是個頭啊!
大學的專業結構比沒有對此深入研究過的人的想象要復雜得多,大多數專業適合于工農兵學員就讀,有些有年齡段要求和連續學習要求的專業則適宜于從學校直接招收的學員就讀;再者,為避免“文化不齊”的問題,除進校后的編班考試外,有些對數、理、化和外語要求較高的專業,還應該在推薦的基礎上進行這方面的知識測驗。這就有一個分類管理的問題。
1972年春季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直招的辦法是成功的,可惜沒有堅持、完善下去;1973年秋季在推薦的基礎上恢復文化考試是對的,但沒有進行分類管理,其中一條重要的教訓是沒有排除文科、農林水醫等大部分專業的免考問題,搞得全社會都很緊張,不利于當時上山下鄉工作的開展。本來這些枝節問題都不難得到解決,可偏偏要乘興來個上綱上線的一刀切。
2月15日,學院各系傳達了中央文件精神,其中有毛主席的一句:“后門進來的有好人,前門進來的也有壞人”話,這場鬧劇才得以在全國各地落下帷幕。以后,有人借這個話證明當年推薦上大學存在“開后門”的問題,甚至說毛主席縱容開后門。這句話其實是毛主席不滿意當時一些人借批“走后門”反對工農兵占領上層建筑領域,從而有針對性地發出的“脹人”的話。自此之后,再也沒有人提起1972年推薦應屆高中畢業生上大學是“回潮”的事兒,這些同學畢業走上工作崗位后,同工農兵學員一樣的待遇,沒有區別誰正宗誰不正宗的問題。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年的這場反“回潮“的風波,也是有其歷史背景的。當時的社會大勢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張旗鼓地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上大學,并將其學制由三年改為四年,對上山下鄉會有一些負面的影響,那時不提這個事兒還情有可原;可以后取締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恢復大學直接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生了,也一直只字不提這個事兒,不但不提,還偷偷地把這批人打入了“走后門”之列,確實有些令人費解。
當年推薦應屆高中畢業生上大學,與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性質是一樣的,都是在探索適應現代化需要的人民教育的改革之路。這些改革措施雖然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遭到極大的非議,但在一些有遠見的人的手中,它仍然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其中除在我國恢復高考后仍在一些重點中學保留過推薦部分優秀畢業生直接上大學的舉措之外,國內外教育界、實業界也在不知不覺地創新當年“七·二一指示”的一些做法。
據美國《財富》雜志統計,在世界500強公司中,大多數都建立了各種各樣的內部大學,如美國的摩托羅拉大學、德國的大眾汽車集團大學。國內的一些改制企業,也大都在2005年前后建立了自己的大學,如海爾大學、春蘭大學、吉利大學、聯想商學院、華為大學、新希望商學院、蒙牛商學院、美的學院、金意陶商學院、東菱學院、格蘭仕學院等。這些企業大學的主要職能是對其內部職工進行業務培訓。英美近幾十年迅速發展起來的職業教育,印度的赤腳學院,我國近十幾年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的職業技術學院,也有著我國當年大學教育改革的影子。
就連莫言都發現了現行初、高中學制的不合理的問題,提出應將初中、高中的學制縮短為兩年,理由是現在無論是初中或高中的第三年都是在復習備考,純屬浪費學生的時間……閃亮的糟糠終究是糟糠,蒙塵的真理畢竟是真理。
(【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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