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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典故事系列·夏商故事解讀——夏朝初建（節選）

　　（四）征伐三苗

　　大禹征伐三苗國，是中國第一次被《國語》記錄下來的將戰俘淪為奴隸的戰爭。值得注意的是，戰爭發生的時間并不在夏朝早期，而是在帝舜時代的末期，這說明中國早在帝舜原始氏族社會時代，就已經出現奴隸，應為夏朝奴隸社會產生的前奏和基礎。

　　奴隸社會屠殺戰俘逐漸減少，生產規模擴大，社會財富增加，是巨大進步。中國出現將戰俘淪為奴隸的戰爭，可能早于夏朝，是在帝舜晚期，大禹征伐三苗之后。

　　三苗部族集團是遺留于今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一帶的蚩尤九黎后人。黃帝打敗蚩尤后，把一部分蚩尤九黎戰俘流放到了今北方蒙古的不毛之地，《史記·五帝本紀》中有“（黃帝）北逐葷粥（xūn yù音同熏玉）”，葷粥即蚩尤九黎戰俘，也是匈奴祖先。大部分蚩尤九黎民眾則留在中原，與炎黃集團融合，建立起許多方國，最后成為今漢族許多姓氏的來源之一，九黎“黎民”之稱呼，也成為“庶民”的同義詞。還有一部分蚩尤九黎人，分散到南方江漢流域，《國語·鄭注》“有苗復九黎之德”，這批人建立起地域廣闊的三苗部落方國聯盟。

　　堯舜與三苗的戰爭發生過多次，《史記·五帝本紀》記載，“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于是舜歸而言于帝（堯）……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舜受命多次帶兵攻打江淮、荊州一帶的三苗，得勝后，獲得帝堯同意，把三苗戰俘遷徙到了今西北敦煌一帶的三危山，以改變西戎的風俗。

　　可見，從黃帝到堯舜時代，戰俘的處理辦法，除了殺戮之外，還有感化、融合、流放等，當時究竟有沒有將戰俘變為奴隸的情況？不得而知。

　　如果說黃帝與蚩尤的戰爭，帶有為炎帝復仇的性質，那么堯舜時代多次征伐三苗的戰爭，已體現出原始戰爭性質的轉變，不再具有復仇動機，而是為實現國家政治教令統一的征服戰爭。

　　帝舜三十五年，帝舜對大禹說：“禹，跟你商量一下，現時只有三苗不遵從我們的教令了，你去征伐他們。”于是大禹會師各邦國軍隊，作誓詞：“濟濟有  眾，咸聽朕命。”即，你們眾位士子，都要聽從我的話！《墨子·兼愛》在此句之后，增加了一句夏商周各代誓詞中被多處重復的經典句子：“非惟小子，敢行稱亂。”即，不是我這個小子敢（發動戰爭）橫行作亂……

　　大禹接著說，有苗在蠢蠢欲動，頭腦發昏，對我們不敬，輕慢我們，以自己為賢，違反正道，敗壞常德，致使君子遺棄在野，而小人竊居高位，拋棄民眾不養育，上天對他們降下懲罰，施與你們這些眾士，奉行這些理由去對他們的罪過執行懲罰。你們還須齊心合力，才能成就功勛。

　　《墨子·兼愛》解讀大禹誓詞：大禹征討有苗，不是因為看重富貴，也不是求取福祿，使自己的耳目享受到聲色之樂，而是為了追求興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禍害……

　　《尚書·大禹謨》記載大禹的戰事進行了三十天，苗民負隅頑抗，不肯聽命。林官伯益向大禹建議，只有用道德的力量才能感動天地，再遠的地方也能達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他還說，帝舜早年受父母虐待，總是誠心自責，把罪錯全部承擔，最后連頑固的父親也通情達理了。常言至誠感神，何況有苗？大禹接受意見，說：“講得對！”立即停戰，整隊班師而歸。大禹和伯益回到都城向帝舜匯報，帝舜也很贊成他們的想法，大布文德，在朝堂進門和天子座位的兩個階梯之間大規模地舉行舞蹈，舞蹈之人舉著盾牌和雉尾載歌載舞，表示偃武修文。七十天之后，有苗國終于主動前來歸附。

　　《竹書紀年》的記載與《尚書》一致：“帝（舜）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但事實似乎并非如此：大禹攻伐之后，中國古籍再也沒有出現過三苗國名稱，可見為了國家穩固，大禹徹底消滅了江淮、荊州一帶三苗國，而前來歸附的，有可能是遠在洞庭、鄱陽兩湖一帶的三苗部族。

　　《墨子·兼愛》描述了這場戰爭，說三苗國先是遭受了地震、水災等巨大的自然災害：有青龍出生在寺廟，有狗在市井大哭，天上下了血雨，夏天出現寒冰，裂開的土地往外冒泉水，五谷變種，鬼魅哭郊，三個月時間黑白顛倒，白天不見太陽，夜里不見黑暗，太陽在夜里出現，人心惶惶。大禹乘此機會出兵，作誓詞之時雷電大作，就像得到了天帝的認可。禹師士氣大振，在戰場上射殺三苗首領，苗師大敗潰退，三苗國就此衰敗。

　　關于三苗人的結局，《尚書·呂刑》說：“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juān音同捐），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認為當時三苗國有許多庶民非常兇悍，搶奪財貨，用五刑來斷案裁決，結果卻是胡亂判罰，傷及無辜。上帝不愿赦免他們，降天災于三苗國，苗民卻沒有理由為自己申辯而解除懲罰，所以三苗后代沒有一個留在世上。而事實上，苗族、瑤族、羌族等少數民族均以蚩尤為祖先，且民族文化留下了避禍遷徙的歷史記憶。也許江淮、荊州一帶的三苗國雖然滅亡，但南方三苗人和被流放到西北三危山的三苗人并沒有滅絕，他們分別從西南向西北、從西北向西南遷徙，躲進了今四川、云南、西藏一帶的深山老林……

　　大禹打敗三苗之后，究竟如何處理戰俘？《國語·周語下》有間接記載。周靈王二十二年，谷水與洛水爭流，水位暴漲，即將淹沒王宮，周靈王打算堵截水流，太子晉勸父王不要截流傷民，說：“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下夷于民……”意思是，父王是不是也可以借鑒于九黎三苗君王，以及后來的夏商歷史呢？這些末代君王，上不取法規于天，下不取禮制于地，中不安和民眾，不順應時節，不尊奉神靈而蔑視拋棄五德的準則，所以被他人鏟平了宗廟，焚燒了祭器，子孫成為被抓住的罪犯奴隸，民眾下淪為夷人（戰俘奴隸）。

　　由此可見，大禹并沒有將三苗貴族和民眾俘虜殺掉，而是將他們淪為了罪犯奴隸。

　　有奴隸并不是奴隸社會的定義，大部分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者是奴隸，才叫奴隸社會。帝舜時代雖已出現奴隸，但天子也是參加勞動的，別說帝舜耕厲山、漁雷澤、陶河濱，就連大禹也沒有脫離過勞動?！墩撜Z·憲問》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韓非子·五蠹》云：“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這樣一個官員貴族與庶民奴隸并耕的帝舜時代，即便有奴隸存在，也許還保留著原始氏族社會的相對平等。

　　大禹征伐三苗國，是中國第一次被《國語》記錄下來的將戰俘淪為奴隸的戰爭。值得注意的是，戰爭發生的時間并不在夏朝早期，而是在帝舜時代末期。這說明中國早在帝舜原始氏族社會時代，就已經出現奴隸，應為夏朝奴隸社會產生的前奏和基礎。

　　主要參考文獻：

　　【先秦《尚書》、先秦《山海經》、先秦《左傳》、先秦《國語》、先秦《孟子》、先秦《呂氏春秋》、兩漢《史記》、兩漢《尚書大傳》、兩漢《帝王世紀》、兩漢《淮南子》、唐《通典》、清末《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今《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簡本）》、今《朱紹侯主編·國家高校教材·中國古代史》】

　　（作者系南京市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現代文學研究會會員；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來稿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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