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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軍觀察組來了

1944年7月22日，一架灰色的美軍Ｃ47運輸機在兩架美國陸軍戰斗機護航下從重慶起飛。降落在延安，乘客是美軍延安觀察組的第一批的9名成員。從此，開始了美國和中共的第一次合作。

那時的延安是被國民黨嚴密封鎖的禁地，美國為什么要向延安派觀察組呢？事情還得追溯更遠。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偷襲了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第二天，美英等西方盟國對日宣戰。此時美國是倉促應戰。由于中國牽制了日本陸軍三分之二的兵力，在反法西斯戰略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為了更有效地協同作戰，美國政府不僅加強了對國民黨政府的軍事援助，而且也希望與共產黨領導人直接接觸。1943年，在華盟軍中緬印戰區司令官約瑟夫·史迪威將軍要求向延安派遣一個軍事觀察組，以便對中共軍隊的戰斗力作出一個正確的估計，獲取相關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氣象情報，探索與中共進行軍事合作的可能性，這項建議受到蔣介石的竭力反對。

1944年1月，兩位出生在四川，對中國比較了解的美國大使館的年輕外交官謝偉思和戴維斯，通過不同渠道同時向美國國務院遞交了內容相似的正式報告，建議向延安派遣常駐軍事和外交人員，報告上交給總統羅斯福。為慎重期間，羅斯福接見了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堅定了與中國共產黨接觸的決心，立即批示馬歇爾處理這個問題，并告知蔣介石關于美國政府對這一提議的積極態度。6月23日，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訪問，在重慶與蔣介石正式會談，向延安派遣美國使團是會談的主要議題之一。在美國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退讓了。經過重慶、延安和美軍三方面協調，這個使團被正式定名為“美軍中緬印戰區駐延安觀察組”，簡稱“美軍延安觀察組”，代號“迪克西”使團。此命名意味深長。“迪克西”的本意是指美國南北戰爭中的南方各州，后被北方擊敗，他們或許期望延安也能統一在重慶麾下。

6月28日，在重慶的林伯渠、董必武將這一訊息電告毛澤東，次日，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美軍觀察組來延安的問題，決定對美表明，我們現在需要合作抗戰；抗戰勝利后需要和平建國，民主統一。會議還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葉劍英出面接待。因觀察組名義上是由史迪威的中緬印戰區美軍總部派出的，所以由第十八集團軍總部對口接洽。具體的接待工作由新成立的軍委外事組負責，軍委秘書長楊尚昆兼任外事組組長，王世英、金城為副組長，成員有柯柏年、陳家康、黃華、凌青等，還有馬海德醫生。楊尚昆向外事組人員傳達了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第一，我們和美國是反法西斯的盟友關系，政治上是平等的，工作上既要積極幫助他們，又要堅持原則。第二，生活上要熱情周到，給予優待和照顧。第三，要廣交朋友，建立友誼。為了保證美軍觀察組的安全抵達，毛澤東親自草擬了一份電報，詳細說明延安機場的情況，包括規模、走向和各種標記。7月4日美國國慶日那天，《解放日報》還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特意發表了社論，向美國政府和人民表示祝賀。

7月4日，毛澤東特致電林伯渠、董必武，詳告飛機在延安降落時應注意事項，包括跑道長度、寬度和降落方向。為了讓觀察組吃好住好，外事組雇傭民工，燒磚箍窯大興土木，在邊區司令部的操場建了三層樓高的氣象觀察樓、包瑞德上校的獨立木屋、倉庫、餐廳和警衛室。

真誠熱烈的歡迎 

7月21日，也就是美軍延安觀察組啟程的前一天，組長包瑞德上校接到正式指令。指令詳細列出了觀察組在延安的任務，主要是收集共產黨軍隊已獲取的日軍情報和共產黨根據地的政治和軍事各方面的綜合情況，并協調營救被日軍擊落飛機的美軍飛行員。對完成這樣艱巨的任務，包瑞德心里卻七上八下。

然而，事情大大出乎他的預料。

一個月來，毛澤東多次過問接待美國觀察組的準備情況，并親自到延安機場視察安全保衛工作。7月22日，中共中央為美軍觀察組舉行了熱烈的歡迎儀式，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張聞天、博古、賀龍等人親臨機場迎接。延安軍民敲鑼打鼓，把美國客人迎進了延安城。為了修復跑道，以便觀察組第二批成員能盡快到達延安，當天下午，一支部隊進入機場開始平整跑道。隨后趕到的葉劍英將軍在問候了觀察組成員后，擼起袖子就加入了平整跑道的人群里。這一舉動讓觀察組的成員們倍感驚訝，因為在國民黨的軍隊中，不用說葉劍英這樣的將軍，即使是普通的營長或連長也不可能與士兵們一起勞動。將軍的舉動感染了在場的美軍軍官們，他們也興致勃勃地加入進來。4天后，毛澤東在他的窯洞中為觀察組成員舉行了正式晚宴，朱德總司令也參加了宴請。面對這群遠道而來的美國年輕人，毛澤東幽默地說，你們知道你們自己有多重要嗎？你們的副總統都要親自來中國說服委員長為你們放行呢。毛澤東的幽默打消了美國客人一時的拘謹，他們爭著向毛澤東和朱德敬酒。觀察組成員全部是第一次到延安。與燥熱和多霧的重慶相比，延安厚實的黃土和清澈的藍天讓美軍成員們耳目一新。整個美軍觀察組由18人組成。一周后，觀察組第二批9名成員也到達延安。當時正在延安訪問的一位外國記者岡瑟·斯坦記述了當時的觀感：“延安人民也沉浸在極度的歡樂之中。兩個月之內，他們被封鎖被嚴禁的地區的大門又一次打開了。延安盡管對我們那么尊敬，但這些客人顯然比世界上最重要的報紙的代表重要得多。”

延安盡管物質條件較差，仍為觀察組提供了清潔舒適的工作和居住場所與豐富可口的飲食，配備了服務人員，并迅速修復了延安機場被損壞的跑道，幫助觀察組架設了與重慶美軍總部通訊的電臺天線。包瑞德由衷地稱贊說：你們的工作效率真高，這是重慶沒有法子比的。在歡迎宴會上，朱德總司令向觀察組成員親切致意，接著周恩來、葉劍英會見包瑞德和謝偉思，討論了觀察組的工作任務。看到中共的真誠，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開始了每天早餐晚餐前的“操練”。他敞開軍外衣，微微凸起的肚子上斜插一支“加拿大櫓子”，挺胸甩臂，目不斜視，一會兒健步急走，一會兒緩步慢跑，跑到北門，出南門，繞回東關，過延河，經清涼山、王家坪，再從王家坪過延河，經“韜奮書店”回到觀察組，引起大家的好奇。

觀察組第二批人員抵延后，《解放日報》于8月15日正式公布了美軍觀察組全部到達的消息，并發表《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的社論。這篇社論是經毛澤東改定的，標題上“戰友們”幾個字也是他加上的。社論說，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是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對于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實有重大的意義”。

全力支持美軍觀察組工作

美軍派觀察組常駐延安意味著美國政府事實上給予中共以某種官方的承認。8月初，中共和美軍觀察組進入實質性會談。美方提出了一個他們所需的各種情報的清單。為此，十八集團軍總參謀長葉劍英向各根據地下達了詳盡指示。毛澤東還起草電報給太行、山東、華中三地區的負責人鄧小平、羅榮桓和張云逸，請他們選擇適當地點開辟飛機著陸場。中央還致電山東軍區和新四軍軍部，希望他們盡快搜集日本海軍在青島、煙臺、連云港的情報，以便向盟軍提供。

  8月23日，毛澤東與謝偉思進行了將近八個小時的長談。談話圍繞如何避免國共之間的內戰展開。毛澤東向謝偉思指出：國共兩黨關系的狀況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我們共產黨人深知內戰的慘痛經驗。對中國說來，內戰將意味著長年累月的破壞和混亂，中國的統一，它對遠東的穩定作用，以及它的經濟發展，統統會推遲下去。中國防止內戰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外國的影響。在這些外國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國，國民黨在今天的處境下必須看美國的臉色行事。國民政府應該立即召開一次臨時(或過渡的)國民大會，必須有全權改組政府并制定新的法令──保持有效到憲法通過之時為止。它將監督選舉，然后召開國民大會。我們現在只是要求：美國政府要努力引導國民黨改革自己。如果取得成功，就不會有內戰的威脅。當談到雙方的軍事合作時，毛澤東指出：你們美國人和我們共產黨的任何一次接觸都是愉快的。當然，我們高興美軍觀察組的到來，因為它會幫助打敗日本。我們的部隊目前包圍著漢口、上海、南京和其它大城市。我們是內線，而國民黨在更遠的后方。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易于合作。我們不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愿意歡迎它。我們關心的是在建設和生產性的方針指導下，使國家得到最快的發展。美國無需害怕我們不愿意合作，我們必須合作，我們需要得到美國援助。謝偉思為毛澤東在談話中表達出的希望美國與中共友好合作的真誠愿望和對中共政治前途的高度自信而“感到驚訝。” 他積極建議美國政府同中共合作，認為向中共提供援助有助于早日打敗日本。他在報告中盛贊中共領導的地區，他寫道：“我們全體成員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好像我們進入了一個不同的國度和遇見了不同的人民。在這里，有一種生氣勃勃的氣象和力量，一種和敵人交戰的愿望，這在國民黨中是難以見到的。”

對于美軍觀察組的工作，中共全力配合。44年夏秋，除延安的美軍觀察組外，在華北的各主要根據地、華中新四軍五師的控制地區，華南的東江縱隊，都留下了美軍人員活動的蹤跡。據黃華回憶，包瑞德向各抗日根據地派出了三個小組。第一組由高林上尉率領，于9月初出發，過黃河后親眼看到晉綏軍區呂正操司令員指揮的八路軍和民兵，用繳獲的日軍爆破器材摧毀了一個日軍碉堡。他們在晉察冀邊區，目睹方圓幾百平方公里的地區，成為日寇搶光、燒光、殺光后的無人區。這個小組的行程長達二千公里，于11月初返回延安。10月2日，盧登、彼得金、惠特爾西等五人前往晉察冀根據地，沿途由八路軍與地方部隊護送。他們參觀了根據地的兵工廠、藥廠和醫護學校，于1945年1月23日返回延安。不幸的是，惠特爾西在太行山的榆社縣堡下村與日軍的遭遇戰中被日寇殺害。為了搶回惠特爾西的遺體，八路軍付出了很大的傷亡。朱德總司令親自到美軍觀察組慰問，并親自題寫了匾額，將觀察組的餐廳命名為“惠特爾西紀念堂”。第二批觀察組人員于10月初出發，赴晉察冀敵后根據地，最遠到達河北的阜平，見聞十分豐富。他們曾在近處觀察我軍同日軍交戰并俘虜日本士兵的情況。四個月后回到延安，他們向美國政府和軍方寫了詳細的報告。與第三批觀察員同行的還有三個西方記者：沃陶、福爾曼和愛潑斯坦。他們于10月9日出發東渡黃河，訪問了晉綏邊區，深入敵后直到離日軍占領的汾陽城只有幾公里的地方。他們目睹八路軍攻入汾陽城和俘虜日軍的情況。11月下旬返回延安。

此時，中國共產黨與美國官方，以及八路軍與美軍的友誼達到了頂峰。

合作進入蜜月期

多年后，當年的當事人回憶往事，都認為那時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

搜集軍事情報。中共方面把自己搜集到日軍情報提供給觀察組，并為觀察組收集美國空軍和海軍所需要的氣象情報提供便利。八路軍總部與觀察組共同組成空軍小組，負責處理有關空軍的情報。觀察組的日語專家埃默深訪問了延安的日本工農學校，搜集關于日軍的各種情報。埃默深與日軍戰俘接觸后認為，八路軍改造日俘的經驗對美軍也是十分有用的。到抗戰結束，中共方面提供給觀察組的情報書面報告多達120多份。包瑞德對此有過公正的評價：“他們熱情地竭盡全力地幫助我們做一切事情，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的各種有價值的材料，這些材料正是我們希望得到的。”

觀察組到延安后，曾提出要在各根據地設置觀察組。葉劍英和楊尚昆答復說：你們要到前方了解我敵后戰場的實際情況，我們是歡迎的。但前方是戰爭環境，沒有延安這樣安定。你們認為需要去前方，可隨時派人去，我們會給予積極的協助和熱情的歡迎。隨后中共方面為觀察組安排了一系列考察活動。8月24日，包瑞德一行到南泥灣觀看八路軍359旅的軍事訓練，內容有步槍、輕、重機槍和迫擊炮的瞄準射擊，以及投手榴彈的表演。隨后又觀看359旅718團的實地演習。10月9日，觀察組醫生卡斯伯格與三名美英記者前往晉北，考察當地部隊和地方的醫療狀況，親睹了八路軍攻擊日軍據點的戰斗。1945年1月，杜倫上尉前往冀中考察平原游擊戰的情況，在任丘縣的皮里村，負責護送的八路軍官兵與前來圍捕的日軍周旋，杜倫對地道戰也有了切身體驗。此外，包瑞德和謝偉思還曾計劃通過空降訪問蘇北根據地，但因困難太大未能成行。

營救美軍飛行員。當時正值豫湘桂戰役期間，美軍戰機加強了對日本占領的華北、華東和東北地區的轟炸，飛機墜毀事件時常發生，營救飛行員成為觀察組的重要工作之一。延安專門成立了由各根據地代表組成的空地救援委員會，負責協調墜落飛行員的營救工作。美國飛行員巴格利的戰機在山西太原附近被擊落，跳傘后得到當地民兵搭救，由地方黨組織先送至晉察冀軍區所在地阜平，于1944年9月初被送到延安。9月，7名美空軍人員在河北省的昌黎獲救。12月，美空軍第二十轟炸大隊3363號飛機在執行轟炸沈陽任務的歸途中被擊落，11名機組人員跳傘降落在晉東南山區，駐潞城的日偽軍千余人前來搜捕，八路軍部隊全力阻擊，地方政府組織大量人員搜尋，機組人員全部得救。1945年2月，第二十轟炸大隊的漢姆比機組在飛往朝鮮執行偵察照相任務的歸途中發生事故，機組人員得到晉察冀根據地軍民的救助，順利抵達延安。新四軍和東江縱隊也營救了多名美國飛行員。到日本投降時，根據地軍民共營救盟軍人員主要是美軍人員102人，并為此犧牲了110多人。美軍第十四航空隊司令陳納德和美國駐華大使高斯，都曾致函朱德和彭德懷，對中共營救美軍飛行員表示感謝。

美軍觀察組也為八路軍的軍事訓練提供了指導和幫助，如包瑞德、彼得金曾給八路軍總部的干部講授美軍的訓練方法，科林上尉做了美國爆破器材使用方法的演示。觀察組的外界渠道暢通，把他們的《中央日報》、《掃蕩報》、《大公報》等大后方的報紙和一些外國出版物提供給中共方面，對拓寬中共的信息來源很有幫助。

1944年夏末，美軍觀察組出于工作的需要，氣象臺開始工作，五六個美國人一天到晚忙來忙去，放探空氣球，搞航站預報，為來往延安的飛機提供氣象保證。當時美軍在成都、昆明和衡陽等地設有空軍基地，美軍的B－29轟炸機經常從基地起飛，轟炸日軍控制的華東、華北和東北地區，因而急需華東、華北等地的氣象情報。美軍要求派人去各地的解放區設立氣象觀測站，經與中央軍委談判，就此事達成了協議。由中方舉辦氣象測報人員訓練班，美方派教員為八路軍培訓了一批氣象、雷達、通訊方面的技術人才，并幫助在延安和根據地的邊緣地區設立了氣象站和小型電臺，配備了氣象觀測人員。經過培訓的中方氣象人員也陸續來到美軍觀察組，基本接替了美國人的氣象觀測工作。據后來美軍總部評價，延安氣象站提供數據的可靠性，在中國十個氣象站中名列第一。他們是紅色軍隊的第一代氣象兵，在以后接收國民黨氣象機構和組建新中國氣象事業中成為骨干。

　    1944年10月的一天，久違的日軍轟炸機飛臨延安，專門轟炸美軍觀察組。清涼山上響起尖厲的防空警報，中美雙方人員都躲進窯洞。炸彈在觀察組周圍猛烈爆炸，聲波和氣浪震動窯洞的門窗。窯洞頂的黃土刷刷地落下來。

美軍觀察組在根據地的所見所聞，同國民黨統治區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令他們深感振奮和鼓舞。根據自己的觀察，觀察組成員向重慶美軍總部和華盛頓發回大量報告，到9月27日止，兩個月中就發出各類報告112份。作為觀察組中的外交官，謝偉思撰寫的政治性報告數量最多，如1944年7月至11月有51份，1945年2月到4月有26份。包瑞德、盧登、戴維斯也寫了不少政治性報告。在這些報告中，他們對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日斗爭作了極其生動的描述，也根據自己的觀察得出一系列重要判斷和認識。觀察組的報告不僅得到史迪威將軍的肯定和贊許，在華盛頓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在那一階段時間，觀察組和中共的關系象親戚一樣。觀察組住在陜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專門騰出來的窯洞里，生活上有專人料理。曾經擔任觀察組后勤管理員的李耀宇回憶說：為了給美國人改善伙食，我們“把一只汽油桶改造成烤爐，烤起了羊肉和整雞。延安無鴨，我們就用烤鴨和脆皮雞的混合工藝，烤出皮脆肉嫩、純香四溢的‘延安雞’。大廚把豬肉剁碎，加入調料，放入烤爐，烤成外脆里嫩、味道鮮美的碎肉餅。‘延安雞’和烤肉餅餐餐都被美軍官兵吃得一干二凈。”毛澤東等領導人多次在家中招待包瑞德等人，朱德也曾到觀察組住處同他們一起就餐。觀察組成員還經常被邀請出席各種聯歡會和舞會，觀看魯藝學生演出的《黃河大合唱》、《日出》等劇目和群眾表演的秧歌舞。觀察組也用重慶送來的美國電影招待延安軍民。朱德、葉劍英、楊尚昆還時常陪著觀察組的人到延安周圍的山上打獵，打回來的野雞被用來改善生活。1944年10月25日，包瑞德因工作成績顯著被中緬印美軍總部授予軍功章。當天在延安舉行了隆重的授勛儀式，毛澤東、朱德等出席，朱德夫人康克清給包瑞德獻花，葉劍英在講話中高度評價了包瑞德和美軍觀察組的工作。《解放日報》也對此事作了詳細報道。

總的說來，在美軍觀察組到延安的前八個月里，中共方面與觀察組已經建立起了“真誠合作，友好相處，協商共事”的關系。楊尚昆在晚年回憶美軍觀察組時說：“美軍觀察組在延安住了兩年多的時間，應當說在羅斯福總統任期內，雙方的合作是比較順利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日本國內無線電廣播中宣布無條件投降。忽然，延河兩岸人聲鼎沸，鞭炮聲陣陣，許多人擎著火把跑來跑去。美軍觀察組的院子里燈火通明，人們手持卡賓槍對空射擊，一串串曳光彈劃破夜空，他們和延安人民一起慶祝這偉大勝利，舉杯暢飲，徹夜狂歡。

一個大膽的決策

1945年日本投降，蘇聯紅軍8月9日出兵我國東北，我黨我軍各大戰略區的領導同志和高級將領們因參加黨的“七大”還集中在延安。蔣介石正在調兵遣將，向我各個解放區進攻，全國七大解放區前線都要求領導盡快回到前線指揮自衛作戰。

國共兩軍爭奪的第一個焦點是平津地區。蔣介石急于強占平、津兩大城市，正在從平漢、津浦、綏遠、正太鐵路幾個方向向平、津緊急運兵，企圖以平、津為樞紐，再強占東北。我軍必須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從這幾個戰略方向堅決堵住國民黨軍隊北上，不讓蔣介石把軍隊運到平、津。只有如此，我黨我軍才能確保華北、爭取東北。可是，各大戰略區的領導同志和劉伯承、鄧小平、陳毅、賀龍、聶榮臻、林彪等高級將領都還滯留在延安。

情況萬分緊急。這些領導同志如果騎馬或者步行到各戰略區，有的需要3個月到半時間。時不我待。8月24日晚間，黨中央、毛澤東作出一個重大決定:秘密讓黃華與美軍駐延安觀察組鮑瑞德上校聯系，讓他派一架運輸機，然后又秘密通知在延安參加“七大”的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滕代遠、薄一波、張際春、陳賡、蕭勁光、楊得志、鄧華、陳錫聯、陳再道、李天佑、宋時輪、王近山、聶鶴亭、江華、傅秋濤、鄧克明20位我黨我軍高級黨政領導和高級將領，次日上午9時到延安東關機場，不帶參謀和警衛員，不準其他同志送行。

這是黨中央、毛澤東為了爭取先機，冒著極大風險，以非凡的膽略和智慧采取的非常措施。各大戰略區的軍政一把手，一方面惦記著戰火燃燒的前線，一方面對蔣介石邀請我黨的領袖毛澤東到重慶去擔心憂慮。

臨行的前一天，賀龍、陳毅、劉伯承、鄧小平、林彪等領導同志都在棗園參加會議，他們對黨的領袖毛澤東的安全很關切。這些將領跟隨毛澤東南征北戰，感情篤厚，另外大家也覺得黨和軍隊離不開他，有了他，大家心里才覺得有依靠。

  毛澤東理解將領們的心情，在戰場上拼搏近30年，怎么能沒有感情呀！他磊落地用湖南話對馬上要離開延安的這些領導同志和高級將領擺手說:“沒得關系。沒得關系。蔣介石那樣熱情，一而再、再而三，邀請我去做客，我若不去，就會失掉人心，正中蔣介石的詭計。此次去重慶，談成了對人民有利，對中國的和平建設有利。萬一談不成，蔣介石把我扣起來作為人質，他堅持內戰的嘴臉便暴露無遺。最壞的情況無非像歷史上明英宗土木堡之變。反正我毛澤東既不是多列士，又不是陶里亞蒂，我與他們不一樣呀！”

  毛澤東說:“我們的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首先立足于爭取和平、避免內戰。我們要接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經驗教訓，在我黨提出的條件中，要求蔣介石承認解放區和我們的八路軍、新四軍是中心的兩條。其他條件都可以讓步，這兩條堅決不能讓步。說什么都不行！”他的煙癮很大，點了一支煙又說:“這中間可能要經過打打談談的情況，逼蔣介石承認這些條件。你們各戰略區的任務是堅決向日軍和偽軍的占領區進軍，堅決消滅不放下武器的日偽軍，收復失地，迅速擴大解放區，爭取取得我們在同蔣介石談判中的有利地位。”

  他最后告訴大家:“你們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擔心我在重慶的安全問題。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談得就越好。諸葛亮在東吳，身在虎口，安如泰山。你們放心好了。別的法子是沒有的！”  

  飛機在太行山南麓黎城縣的長凝臨時機場降落了，晉冀魯豫軍區的參謀長李達帶一個排的騎兵到機場迎接。然后，李達把這批首長護送到了河北涉縣西側依山傍水的一個十分隱蔽的小山村赤岸。

難忘的記憶

新中國成立后，美軍觀察組中的一些人又來訪問，盛贊毛澤東延安時期預言的實現，成為推動中美友好關系發展的積極分子。美軍觀察組成員西蒙·希契之子詹姆斯·希契說，有趣的是，每當我和美軍觀察組的成員們談起他們在延安經歷的艱苦，他們總是帶著欣喜去回憶那段往事，回憶本身就是快樂的。我想中國人民對他們表達了真誠的善意，這樣就沖淡了延安環境上的艱苦。許多年后，美軍延安觀察組成員科林出版了他在延安拍攝的大量珍貴照片，謝偉思在這本書的扉頁上寫下了這樣的話：我們這些美國人在延安見證了正在孕育的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