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8日-星期四
毛澤東與耿飚將軍之間的情誼,可以追溯到1922年水口山工人大罷工運動。后來,耿飚受黨指派,回到了醴陵組建了醴瀏游擊隊,帶領游擊隊員追上了毛澤東的隊伍,上了井岡山。在井岡山,在長征路上,在陜北,耿飚多次見到毛澤東,聽從毛澤東的指揮與教導。準確的說,耿飚是毛澤東在水口山工人運動與醴陵農民運動時期起親自培養出來的解放軍高級將領。解放后,又被毛澤東派往了瑞典,成為了中國派往駐西方國家的第一位大使。
毛澤東夸獎耿飚: “對,打仗就是要事先進行偵察、調查。”
井岡山時期,第一次反圍剿之后,即 1931年4月,蔣介石又糾集20萬兵力,以何應欽為總指揮,在七百里戰線上,分兵四路,發動第二次“圍剿”。
5月16日拂曉,在徐彥剛師長和劉英政委率領下,耿飚所在的九師奉命沿東固通往中洞的大路強行軍。途中,忽然聽到遠處傳來槍聲,估計前面兄弟的部隊已和敵軍交上了火。徐彥剛師長立即下令跑步前進。這時,總部的一個通信員迎面跑來,大聲說:“叫你們幾位師領導到前面去!”
耿飚和徐師長、劉政委即刻策馬飛奔,拐過一個山嘴,看見了毛澤東總政委和黃公略軍長。毛澤東一手拿著指北針,一手拉著一位老倌子,正對著一條山間小路指指點點。在他身旁,黃軍長蹲在路邊,把那條小路標在地圖上。耿飚等滾鞍下馬,毛澤東便迎上來說:“朱總司令和總部特務連已經在前頭打響了,你們改走這條小路,直插中洞,聚殲敵人!”
對這條小路,耿飚并不陌生。在龍岡大捷后,他帶著幾個參謀曾經在那一帶調查地形,聽向導說,這里有條小路,是通往中洞的捷徑,比那繞個大圈的大路要近得多。但是這條小路荊棘叢生,崎嶇難行,只有獵人、藥師和販私鹽者才肯走。聽了向導的介紹,耿飚意識到這是個有用的信息,于是就把它標在地圖上。此時,耿飚拿出地圖與黃軍長的地圖一對,正是這條小路。
毛澤東見到這樣細致的戰前準備,夸獎耿飚道:“對,打仗就是要事先進行偵察、調查。”接著又說:“你們快去吧,我上白云山去,等候你們的捷報。”
耿飚等率部從這條小路插了過去,和紅七師、紅八師一道包圍了敵人。紅軍如神兵從天而降,槍炮齊鳴,彈雨猛瀉,一下子把敵人打得暈頭轉向,驚呼:“娘呀!難道他們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呀?”
關于這次反“圍剿”戰爭,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這樣寫道:十五天中(1931年5月16日至31日),走七百里,打五仗,繳槍二萬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圍剿。當打王金鈺時,處于蔡廷鍇、郭華宗兩敵之間,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謂我們“鉆牛角”,但終究鉆通了。
強渡烏江,毛澤東連聲稱贊耿飚“了不起呵,了不起呵!”
毛澤東與耿飚有史料記載的第二次見面是在遵義會議之后,中央紅軍在赤水、土城一帶與敵軍展開了激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黨中央領導都親臨現場指揮。鏖戰一天后,鑒于敵援兵將至,軍委和毛澤東當機立斷,下令連夜撤出戰斗,渡過赤水河轉移。當時耿飚任紅一師參謀長,軍團長林彪打來電話,要他到渡口去指揮部隊渡河。耿飚指揮工兵分隊架起兩座浮橋,部隊在浮橋上整整過了一夜,才全部渡過赤水河。這就是歷史上的“一渡赤水”。
當耿飚回到師部,才知道就在他指揮部隊過河的時候,毛澤東派人通知,要紅一師的幾個領導同志到他那里去。由于耿飚不在,只有李聚奎等三位師領導去了。他們回來后告訴耿飚,毛主席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還講了戰略戰術和部隊整編的一些問題。令耿飚感動的是,毛澤東發現耿飚沒有來后,親自寫了一封信要他們捎給耿飚。信中表揚了耿飚和紅四團的同志們幾次架橋任務完成得好,保障了大部隊通過。
毛澤東表揚的“架橋任務完成好”主要有兩件事,第一件是在瀟水上架橋。長征初期,耿飚任紅四團團長,率領全團作為前衛團,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并消滅守敵,為大部隊和中央縱隊開道。當到達道州時,受阻于城外的瀟水河,紅四團在敵人火力下架好浮橋,沖過河去,攻占了道州,接著布置警戒,掩護中央縱隊渡過了瀟水。
第二件是在烏江上架橋。1935年的新年剛剛過去,團長耿飚與政委楊成武就率紅四團趕到烏江。只見滔滔江水翻著白浪,呼呼的吼叫聲回響在兩岸刀切般的懸崖峭壁間。別說渡過去,就是站在岸邊也會給人一種顛簸不寧的感覺。從偵察得來的情報知道,江對岸有當地軍閥侯之擔的一個團防守。耿飚與楊成武一起來到附近的村莊,想看看能不能找些渡河器材,順便再了解一下烏江的情況。調查發現,敵人早有準備,他們逃跑前對村莊進行了嚴重的破壞。村子里別說沒有船,就連一支木漿,甚至一塊像樣的木板也難找到。作為開路先鋒,耿飚十分清楚突破烏江的意義。當時,被紅軍甩掉的敵軍主力部隊數十萬人已經緊追上來,中央紅軍的領導機關和主力部隊都集結在烏江西岸,因此能否突破烏江,關系著全軍的生死存亡。在集思廣益的基礎上,耿飚決定組織人扎竹排、搭浮橋。在這樣一條水深流急的大河上架橋,是一項既危險又需要較高技術的艱巨任務。
強渡烏江的戰斗無比激烈,與此同時,水上作業也爭分奪秒地進行著。經過36小時緊張的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難,橫跨烏江的浮橋終于搭起來了。耿飚立即請劉伯承、張云逸等首長前來驗收。劉伯承到達時,看見紅四團的后續部隊正從橋上走過,連聲說:“好!好!你們立了功了。”隨即用電臺通知林彪和聶榮臻,大部隊按順序過江。
1月3日黃昏,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也隨著中央縱隊來到浮橋邊。這時,江對面的敵軍已經被紅軍趕出很遠,江面上晴空白云,江水在橋一側涌起一道翻騰的白花。當毛澤東走上橋頭那用作跳板的門板時,耿飚的心“通通”地跳了起來。毛澤東一邊聽劉伯承介紹架橋的經過,一邊點頭稱贊。這時,周恩來看見了耿飚,便拉了毛澤東一起朝他走了過來,微笑著問:
“團長同志,可以過橋了嗎?”
耿飚舉手敬禮,大聲報告:“請首長通過。”
但中央首長們似乎不愿意匆匆地走過去,他們這里站站,那里看看,仿佛欣賞一件從來沒見過的藝術品,還不時用手撫摸一下,慨嘆一番。毛澤東連聲說:“了不起呵,了不起呵,除了我們紅軍,世界上哪里有人架起過這樣的橋呢!”
毛澤東在通渭對耿飚說:“就在這兒站穩腳跟,再打出去”
長征快結束的1935年9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哈達鋪后,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耿飚所在的紅一師縮編為第一縱隊第一大隊,僅有一個加強營的兵力。耿飚在一縱一大隊任參謀長,大隊長是楊得志,政委是肖華。
不久,第一大隊奇襲了通渭城,占領了這座萬余人口的城池,部隊就地休整。
10月初的一天下午,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葉劍英、博古、王若飛等騎馬來到通渭城內的大隊部。當晚,他們就住在一大隊的駐地。為了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耿飚沒敢休息,與哨兵一起警戒在首長的住處周圍。
五更時分,連續緊張工作數小時的毛澤東披衣走出住處,伸手做了個擴胸動作,然后把左手叉在腰里,仰望著夜空中璀璨的繁星。耿飚不敢驚動毛澤東,悄悄地跟在后面。誰知毛澤東一回頭,看見了他,便說:“那不是耿飚嗎。”
耿飚連忙上前敬禮,問候道:“主席,這么早就起床了?”
毛澤東指指別的領導住的地方,示意耿飚不要聲張,接著,他從衣袋里摸出香煙,拉著他說:“走,我們走遠點。”
兩人邊遛達,邊說話。毛澤東問:“你怎么沒有休息呀?”
“首長都在這里,我們得負責啦!”
毛澤東用夾著香煙的手來回擺擺說:“嗨,沒什么大不了的。你們有一個大隊嘛,敵人不敢來!”
“名義上是大隊,可總共才四個連那!”耿飚答道。
毛澤東聽出了一絲悲觀的情緒,就笑著說:“怎么?嫌少啦?以后再擴大嘛!”他那夾著香煙的手向露出曙光的原野上劃了個大圓圈,然后堅定地說:“就在這兒站穩腳跟,再打出去!”
毛澤東善于在革命力量弱小和革命艱難的時刻,撥開迷霧看到光明的前途,并能指出通向勝利的道路。這令耿飚欽佩不已,信心倍增,他似乎察覺到:一個以陜甘地區為根據地,壯大革命力量,東進抗日的偉大計劃,已在毛澤東的胸中醞釀并逐漸形成。
毛澤東交代耿飚 “事在人為,參謀長也能完成政治任務!”
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耿飚奉調到紅軍大學學習。“紅大”畢業時,軍委副主席周恩來通知他,軍委要調他到紅四方面軍的紅四軍去任參謀長,問有什么意見。耿飚不愿意離開與自己朝夕相處的戰友,又見周恩來是征求自己的意見,便說:“如果征求我個人的意見,還是留在一方面軍好,四方面軍我不熟悉。”
過了幾天,周恩來告訴耿飚:主席要和你談話。耿飚想:大概是因為不愿去紅四軍工作的事,因此心中難免有些忐忑不安,并有挨批評的思想準備。 到了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笑著對耿飚說:“耿老鄉,我們到外面走走吧!”
那是個陽光和煦的冬日,他們沿著保安城墻邊的一條小河,邊走邊談。
毛澤東說:“這個河像不像你們醴陵那條河?”
耿飚說:“你講的淥江吧?夏天像,冬天不像。”
他們又回憶了許多往事,談了當年醴陵農運和水口山工運的情況。好久沒有與毛主席這樣談話,耿飚心里覺得暖洋洋的。
接著,毛澤東看著耿飚說:“哎,叫你到四方面軍去哩。”
“周副主席已經和我說過了,但是我覺得還是留在一方面軍比較合適。”
毛澤東和顏悅色地說道:“已經決定了嘛,不愿意也得去喲!”
“請示主席,叫我去干什么?”耿飚問。
“去當參謀長。”毛澤東說。
耿飚又問:“有什么任務?”
毛澤東停下腳步望著耿飚說:“政治任務,具體地說,就是反張國燾路線。”
一聽說讓他搞政治任務,耿飚有些奇怪說:“既然是政治任務應該派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去嘛,派參謀長去似乎不合適。”
毛澤東笑了:“嗨,你這個同志喲!一個河你分出冬天夏天,一個任務也分出政委參謀長。四軍只要參謀長嘛,事在人為,參謀長也能完成政治任務。”
聽毛澤東這么說,耿飚只有表示愿意去紅四方面軍工作了。
就這樣,在笑談中,毛澤東說服耿飚。
接著,耿飚又請示道:“我到四方面軍,怎樣開展工作呢?”
毛澤東說:“送你兩句話:開始跟著走,然后趕上去。”一邊說,一邊用右手在胸前做了個一推再一推的手勢。
耿飚明白了毛澤東的意思,堅定地說:“我一定按主席的指示辦!”
不久,耿飚愉快地趕到四方面軍的駐地鹽池,就任參謀長。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耿飚團結廣大干部戰士,大膽工作,與四軍軍長陳再道、政委王宏坤等一道,在部隊中開展清算張國燾路線運動,提高了干部和戰士的思想覺悟,使紅四軍的戰斗力大大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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