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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約10年前本人初次完成此文，當時題目為“國民黨抗戰之五大奇跡”。后因不斷得到更多資料，證據逐漸增多，并且還增加了兩則新的“奇跡”。目前這個版本是最新版的。

1國民黨抗戰奇跡之一：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

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進行抵抗，是中華民族每個成員義不容辭的責任。就算不積極投身抗戰，最起碼，不能投敵，資敵，助敵。而國民黨軍隊，這支但負著主要抗戰使命的軍隊，卻出了一個世界軍事史上令人瞠目結舌的記錄：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

不信嗎?我們先來看看侵華日軍死亡人數。日本厚生省1964年調查統計，日軍在中國大陸的死亡人數總共為43.56萬人。其中1937年起至1945年8月14日的死亡人數是38.52萬人。(詳見[日]生田惇：《日本陸軍史》表8)。美國統計為死亡44.7萬人(詳見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著：《中國戰爭發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冊，916頁注釋2)。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國統計的，兩個數字相差不大。

但是，日本戰報的水份從來很大，美國并無第一手資料。所以，也可以取近年來學術界普遍認同的70-120萬人之間（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侵華日軍中的臺灣人、朝鮮人和滿蒙士兵，在日軍統計中均未計，似乎有些“不當人”的感覺。只是，對于中國抗日軍民來說，都是一樣的服裝一樣的武器，有些甚至更加兇殘）。不過，如果按此數據統計，還得扣掉共軍在華北戰場的50-70萬數據。那么，國軍的殺敵數，實際很難超過50萬人。

然后我們再來看看國民黨軍投敵人數。據《岡村寧次回憶錄》記載“后來在我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末期，估計向我軍投誠的重慶系地方軍的兵力共約40萬人，其中華北部分即達30萬人左右。”([日]稻葉正夫編寫，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328頁)。這僅僅是岡村寧次“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末期”時的數字，而且也只包括了“地方軍”的投敵人數。故總數當大于之。

據《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如是記錄：“叛逃的將軍1941年有12個，1942年有15個，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占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游擊隊”。事實上，根據《支那事變陸軍作戰史》，在1940年以前，華北就已經有了由”中國軍“組成的15萬警察部隊和15萬治安部隊，專門用于對付共產黨軍隊。所以，這里說投敵數字共為50萬，但只說到1943年，沒有包括1944年和1945年的。投敵總人數，遠遠比這更多一些。換句話說，國民黨軍投敵人數，至少在50萬。如果加上地方軍警部隊，則有100萬以上。（當然，按現在果粉的算法，殺敵的軍隊無論哪個派系都算國軍，投敵的算雜牌和軍閥，那就只能另說了……因為國軍陣亡將領名單中倒有一多半是雜牌……算功都算的話，過也得全算，所以反不如全民抗戰倒更準確一些）

所以，無論怎么算，除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和新編第四軍這兩支沒領到多少國府軍餉（中期全斷）并且只領到象征性糧彈補給的軍隊以外，其他拿國府槍械糧彈軍餉的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投敵人數還是超過了殺敵人數，卻是不爭的事實，也是作為抗戰唯一執政黨國民黨在抗戰期間創造的第一個戰爭奇觀，國民黨軍隊也因此成為整個二戰盟軍中唯一的異類。（說明：本段由酷熱發燒友略作修訂）

2國民黨抗戰奇跡之二：給偽軍發軍餉

有人開玩笑說，偽軍沒戰斗力，只是消耗日軍的糧食，也算是樁功績。是這樣嗎?頂無極的事實是，有些偽軍(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在投敵后，仍然領著重慶的軍餉，領著非淪陷區人民的血汗錢幫日本人殺中國人。這是降將們親口告訴日酋岡村寧次的原話：“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日】稻葉正夫編寫，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翻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327頁)。

除此之外，另有臺灣方面的記錄。

“孫(殿英)投偽后，除了得到汪政權的給養外，國府仍按時發給養……”——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召開之“財政與近代歷史”研究會論文集》第619-620頁《抗戰時期關內偽軍的財源》(這一文章列該論文集第13篇)

此乃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創造的第二個戰爭奇觀并成為盟軍中又一唯一的異類：身處盟軍陣營，卻給為日軍服務的偽軍發軍餉。難怪這些偽軍竟然也有原則：只打共產黨，不打國民黨。

“方面軍岡村司令官在京漢作戰開始前，于3月20日召集治安軍(華北綏靖軍)和在華北的南京國民政府直轄的軍隊將領龐炳勛、孫殿英、孫良誠、張嵐峰、杜錫鈞、李守信、吳化文、榮子恒、胡毓坤等開會，迫切期望為日軍后方警備努力作出貢獻。并且對改組治安軍的人事、組織作了安排。

這些軍隊保持不同重慶軍交戰的信條，專門擔任駐防地區的警備。”

——《華北治安戰》下冊第五章第一節下小標題“華北的全面治安和警備”

3國民黨抗戰奇跡之三：自己虐死的壯丁，比被日軍打死的士兵還多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準確數字絕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認，戰爭期間喪失了1867283名新兵。(國防部所屬戰史局局長1978年7月根據《抗戰史料叢編初集》第293頁，向我提供的信息。)遺憾的是，沒有對這個數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項目加以分析。國民政府的堅決支持者和蔣介石的一位知己蔣夢麟根據秘密文件估計，至少有1400萬新兵在抵達他們的部隊之前死亡。這一數字太大了，難以置信，可能是140萬(見蔣夢麟：《新潮》，第91頁)。”——《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注釋

為了給國府一點面子，蔣夢麟這1400萬我們就姑且假定是不小心多寫了個零吧。但國民黨自己編寫的官方抗戰史已經承認“戰爭期間喪失了1867283名新兵”，總不至于抹黑自己吧?所以可以認定，抗戰期間國民黨虐死的壯丁至少有186萬。

而根據1947年5月國民政府行政院賠償委員會所報數字，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受傷1769299人，死亡1328501人，失蹤422479人，被俘捕130126人，合計3650405人。(孟國祥《關于抗戰時期中國軍民傷亡數字問題》，《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3期第105頁)。而且這死亡的132萬多人并不全都是日軍打死的。

(所以這里順便說一句，那些動輒提“國軍犧牲三百萬”的人實在是令人無語。人家死亡的明明是一百多萬，你為什么那么想把剩下的兩百萬咒死?)

可見，日軍打死的國民黨官兵最多不超過133萬!而國民黨自己虐死的壯丁，至少186萬!國軍虐死的自己士兵，比日軍打死的還多!

4國民黨抗戰奇跡之四：全面抗戰已經開打，國府卻還繼續給日軍支付庚子賠款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標志著全面抗戰開始。同月蔣介石發表廬山抗日聲明，號召全國軍民奮起抗戰。8月13日，淞滬會戰開打。8月26日梅樂和致孔祥熙電：“應付日庚款及善后結款，為保持海關完整、維護稅收計，仍應暫予照付，以全債信而免糾紛。除面陳次座外，謹電請鑒核。”8月27日孔祥熙致梅樂和電：“宥電悉。月款可照議暫付。”(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資料叢編之七：中國海關與庚子賠款》，中華書局1983年版，196頁)

1937年9月7日梅樂和致關務署第11969號呈：“……至日本庚子賠款部分計英金三萬二千八百二十四磅十五先令，系于八月三十一日到期……嗣于八月三十一日奉準撥付，即于當日將款如數撥付，已由日方收訖。嗣后對于日本債、賠各款，在未奉另令以前，自應遵照此次電令，仍照向例按月到期時照撥，以全債信……”(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資料叢編之七：中國海關與庚子賠款》，中華書局1983年版，197頁)

一邊在廬山發表聲明要全國軍民起來抗戰，一邊卻給侵略者送錢“以全債信”。天底下的“運輸大隊長”，還有比這更盡職盡責的嗎?

5國民黨抗戰奇跡之五：山西國民黨軍(注意：是國軍，不是偽軍!)竟被日軍稱為“友軍”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下冊第一章第一節中記載41師團在1942年2月掃蕩沁河地區決死一縱隊時提到“在此次作戰中，山西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黃)以其主力，作為我方友軍參加了戰斗，此點值得注意。”

山西新軍決死隊被中共赤化后，閻錫山萬分惱怒，雙方互相攻擊。但只見山西國民黨軍作為日軍的“友軍”共同打擊共產黨軍隊，而不見共產黨軍隊作為日偽的友軍共同打擊國民黨軍隊。不也能說明點什么嗎?

當如今翻案風盛行的時候，強調國民黨軍抗日功績成了很時髦的事情。很多人振振有辭地指責中共的歷史教材隱瞞了國民黨抗日主力的真相。這些人不曾想過的是，在隱瞞這一方面的時候，殊不知中共也隱瞞了國民黨軍上述頂風臭八百里的光輝業績哩。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國民黨軍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給偽軍發軍餉，給日軍掃蕩共產黨之時作為“友軍”參加作戰之類的事情，鄙人中學歷史課本(1996年至2002年期間的浙江中學歷史課本)上是絕對沒有提到的。過去的中學教材，最多指責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但國民黨軍積極投敵，與日寇狼狽為奸沆瀣一氣共同反共之事，中共的歷史教材還是對國民黨給足了面子的。現在既然指責中共的官方歷史教材隱瞞真相，那么就得把所有被隱瞞的都列出來，怎可只揭示功績而對丑行繼續隱瞞?對那些打著還原歷史真相旗號，動輒發上國民黨擊斃日軍將領數量、自己犧牲將領數量來試圖強調國民黨抗日功勞的人來說，可別忘了從那些看起來很漂亮的數字中扣除國民黨上述對抗日的“負貢獻”，然后看看剩下來的是正數還是負數。

6國民黨抗戰奇跡之六：逼老百姓幫日軍打擊本國軍隊

這就完了嗎?不，還沒完。國民黨政府自己的軍隊自己當了偽軍、漢奸，認賊作父，賣身投敵后，似乎仍然嫌日軍所得的幫助不夠，于是還通過橫征暴斂逼迫老百姓當漢奸，為日軍服務。這是撒謊污蔑嗎?我非常希望回答為“是”，但現實就是殘酷的。

“此次會戰(即1944年豫中會戰)期間，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現象，即豫西山地民眾到處截擊軍隊，無論槍支彈藥，在所必取，雖高射炮、無線電臺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圍擊我部隊，槍殺我官兵，亦時有所聞。尤以軍隊到處，保、甲、鄉長逃避一空，同時，并將倉庫存糧搶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數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于絕對少數不肖士兵不守紀律，擾及閭闔，而行政缺乏基礎，未能配合軍事，實為主因。其結果各部隊于轉進時，所受民眾截擊之損失，殆較重于作戰之損失，言之殊為痛心。”

——《第一戰區中原會戰之檢討》的最后兩段，選自《中華民國史檔案叢刊•抗日戰爭正面戰場》，1252—1253頁

“講到這一次中原會戰的情形是怎么樣呢?有一些美國和蘇聯的軍官和我們軍隊一同退下來的，據他們所見，我們的軍隊沿途被民眾包圍襲擊，而且繳械!這種情形，簡直和帝俄時代的白俄軍隊一樣，這樣的軍隊當然只有失敗!我們軍隊里面所有的車輛馬匹，不載武器，不載彈藥，而專載走私的貨物。到了危急的時候，貨物不是被民眾搶掉，就是來不及運走，拋棄道旁，然后把車輛來運家眷，到后來人馬疲乏了，終于不及退出，就被民眾殺死!部隊里面軍風紀的敗壞，可以說到了極點!在撤退的時候，若干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于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這樣的軍隊，還存在于今日的中國，叫我們怎樣作人?尤其叫我個人怎樣對人;我統帥受到這樣的恥辱，也就是大家的恥辱。”

——蔣介石：《對于整軍會議之訓示——知恥圖強》(1944.7.21)《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20卷，445,446頁

“軍風紀敗壞不堪，招致民怨，為中原會戰(1944年豫中會戰)失敗的主因。”

——蔣介石：“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黃山整軍預備會議講”，摘自《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0,443頁

“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萬軍隊對中國這個鬧饑荒的省(河南)發起了進攻……而當地的農民用草耙就把5萬中國軍隊解除了武裝。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時間，擊潰了30萬中國軍隊，控制了到漢口的鐵路。”——【美】布賴恩·克羅澤：《蔣介石傳》第十八章“戰爭結束”

“1942—1943年冬天發生了全面的饑荒，許多人吃樹皮、草根和牲畜的飼料。據報道有吃人肉的。大約有兩三百萬人死于這場災難;另外有300萬人逃難到省外。隨后，有幾十萬河南農民被趕到一起，讓他們用馬車和手推車把糧食運送到征糧中心，為軍馬找尋飼草，修筑公路，和開挖一條300英里長的巨型反坦克壕溝——最后證明這是完全無用的。將近100萬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黃河的堤壩。對于這樣的勞動，農民得不到工錢，他們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備飯食。1944年春，他們深沉的忿懣變得表面化了。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號作戰面前撤退時，農民們兇猛地攻擊他們。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5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有時甚至把他們活埋了。”——《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

“從政治上看，一號作戰對國民黨人也是一場災難，因為不論是在重慶還是在戰場上，不稱職和腐敗(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戰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幾達半年之久。沒有比一號戰役開始階段這場災難更令人觸目驚心的了，當時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饑荒。無論重慶政府，還是河南軍政當局，對這場饑荒都毫無準備，盡管災情的發展已能明顯地看出。當饑荒襲來之時，當局遠沒有提供任何救濟，橫征暴斂一如既往。投機活動極為普遍。當中國軍隊面對一號作戰逃跑之時，長期受壓的農民奪取他們的槍支并向他們射擊，然后歡迎日軍。”——《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二章第十四節

“國民黨由于它的普遍腐敗和有如脫僵之馬的通貨膨脹而不孚民望，不能表現出與日本人有根本的不同。官方的無能，谷物屯積和投機倒把加重了1942至1943年期間的饑荒，據估計有200萬農民死于饑餓。1944年日本人攻入河南時，沒有遇到農民的抵抗。相反，農民在某些場合卻攻擊國民黨軍隊，繳他們的械，甚至把他們殺死。”

——[美]斯塔夫里阿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651,652頁

本國老百姓自發冒著生命危險給敵國軍隊送慰問品，這在中國歷史上不是第一次。《資治通鑒》第三卷記載過，公元前314年齊國攻打燕國。燕國政權極不得民心，燕國自己的士兵無心作戰，連城門都懶得關。而燕國百姓竟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結果齊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進展順利得令齊宣王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人力所能為。但是當時畢竟還只是兩個同屬諸夏的諸侯國之間的戰爭。而抗日戰爭則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兩個完全不同民族的殊死較量。在這種場合政府仍然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的地步，不得不承認國民黨政府還是創造了一個中國歷史上的記錄的。

看到如此令人心酸的事實，難道我們能責怪那些中國農民不愛國嗎?恐怕很難。當自己的國家對待他們還不如敵國，當“國民待遇”逼死活人而亡國奴待遇下尚有一線生機之時，誰還能指責一個人在求生本能之下做出的無奈抉擇?這些農民當了賣國賊，這是不容否認的，這是因為他們對本國軍隊的痛恨超過了對敵人的痛恨。本來這些善良的老百姓無疑是不想當漢奸的。他們是被逼著當了漢奸的。誰逼的?不是日本人，是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軍隊。何其諷刺?

日本這個敵國的侵略軍在中華大地上燒殺淫掠無惡不作，制造了不計其數的慘案，其禽獸不如的罪行罄竹難書。國民黨軍隊再壞，畢竟也是自己本國的軍隊。就算老百姓痛恨國軍，至少在國民黨軍和日軍交戰時保持中立總辦得到吧?而國民黨竟然能逼得自己本國人民連這點都做不到，導致在國民黨軍潰退時農民自發組織起來幫助日軍攻擊本國軍隊。也就是說，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禍害中國老百姓的程度——至少在河南一帶——竟然遠遠超過了日本人。我們在惋惜之余，也不得不對國民黨禍國殃民的本事表示十二萬分的拜服。

7國民黨抗戰奇跡之七：之所以能堅持到最后竟然是因為表現太差

那些還在不斷強調國民黨抗日功勞的人，相信自己還有一條底線：如果沒有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抗戰，中國就會被全部占領，僅存敵后戰場;而沒有正面戰場，敵后戰場必然支撐不下去，那么中國就滅亡了。所以不管國民黨有千般萬般不是，保證了中國沒有滅亡的成就足以抵消一切。

是這樣嗎?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五節這樣說過：“事實上，日本人停止西進是因為一號作戰的任務——摧毀美國的轟炸機基地——已經完成。到1944年，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為什么“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侵華日軍的華北方面軍是這樣看的“華北方面軍則認為……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于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肅正工作》第一節《大本營對華處理方案》下小標題《對華積極作戰的研究》)而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許說得令某些人更加驚訝：“攻占重慶后，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如果沒有充分可靠的估計，攻占重慶就只不過是極端危險的投機……” (出處同上)

這是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依照自己對侵華戰爭局勢的分析得出的結論。他似乎認為，徹底擊敗國民黨軍隊，未必就能戰勝中國。和現在網上臆斷敵后戰場的中共武裝依賴正面戰場而存在的人不同，這位第一部長并不認為失去正面戰場后中共武裝會被消滅，恰恰相反，“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而且從他的口氣來看，中共掌握抗戰的中國，比起國民黨，對日本而言可能還是前者更可怕一些。

對抗戰期間的敵后抗戰事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此人并非杞人憂天。在敵后戰場，常常出現日軍趕走了國民黨軍后共產黨軍隊立刻進來填補真空的事。而日軍要想再把共產黨軍隊趕出去，可就沒那么容易了，共產黨一旦落地生根便注定要讓日軍永無寧日。比如日軍在中條山會戰后發現“中條山會戰以后，在新占據的地區內，以前的不安定勢力即重慶軍，被中共勢力取而代之，逐漸浸透到各個方面，治安反而惡化了。”(日本防衛廳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3卷第2分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135頁)

而那些地方如果日軍不進攻，中共軍本來礙于統一戰線劃界抗戰的約定是不敢隨便進入的。日軍消滅或驅逐了當地國民黨軍，則剛好幫中共軍打掉了負擔，可以大搖大擺地進去擴張勢力。如1942年華北日軍進行的“晉冀豫邊區肅正作戰”，事后檢討作戰缺陷時這樣說：“追求表面上的武功戰果，討伐易于捕捉的重慶軍殘部……削弱了阻止中共勢力南進的重慶軍，反而讓中共坐收漁翁之利。”(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2章第5節)

等到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建立起來之后，無論國民黨還是日偽要想把中共趕走可就難于上青天了。“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種各樣的中國武裝。日本人只試圖掃蕩或擊潰他們，不管他們性質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認識到，這樣的掃蕩只會使中共更加容易擴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變得比較有辨別力了。當日本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地方武裝時，中國的非共產黨武裝袖手旁觀。日本人對非共產黨人也提出了更為肯定的要求。據日軍統計，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間的18個月中，僅華北一地約有70000人從正規程度不一的國民黨軍陸續投奔日軍。日本人也與幾位地方司令官達成非正式的“諒解”，他們的總兵力約30萬人。當然，這就是中共猛烈抨擊的“曲線救國論”。”(《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二章第十一節“日本的強化治安”)

而中共軍隊是怎么樣一支軍隊呢?這支軍隊在日偽的后方活動囂張到什么程度?囂張到能讓日軍對一半以上的占領區失去控制。“1941年底治安地區為10%,準治安地區為40%，未治安地區為50%”(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五章第三節)，導致1941年華北日軍出現糧食接濟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滿蒙、華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內，即使調用現有庫存糧食，并且嚴格執行配給及調整消費，米到1941年底，小麥到第二年青黃不接時，估計就要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同上書，下冊第一章第二節)。1942年至1943年，日軍的殘酷掃蕩將八路軍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但是“自1941年以來，逐漸好轉的華北的治安，至1942年底又趨惡化。本年(1943)夏季以來，中共的活動再度激化，致使治安急劇顯著變壞。”(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四章第五節)到1944年秋，中共軍勢力復振，“在方面軍占領的三個特別市，四百個縣當中，治安良好的除三個特別市以外，只有七個縣(占總數的1.4%)。有一三九個縣(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聽任中共活動。還有相當于66.9%的二百九十五個縣(包括華北政務委員會直轄行政區的四個縣)，屬于中間地區。在該地區彼我勢力浮動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貫徹執行。其中大部是以縣城為中心，只將兵力分駐幾個鄉村，民心多傾向共產覺。”(同上書下冊第五章第三節)

而日軍對中共游擊軍的掃蕩結果如何?日軍對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的剿共作戰這樣總結：“治安肅正作戰，因情報不確實，對中共地區的實際情況完全不能掌握，從而使討伐徒勞無功，幾乎是毫無成效的，幾十次當中，可能僥倖碰到一次。各部隊為了取得成果，東奔西跑，迄無寧日”(同上書下冊第五章第一節)。

這就是中共在敵后戰場的游擊作戰。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中共不同于國民黨——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幾乎沒有收到任何外國援助(除去白求恩等個把外國醫生外)。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軍隊仍然能將敵占區攪得雞犬不寧，而“討伐徒勞無功，幾乎是毫無成效的”。如果抗戰的中國真的落入中共之手，中共軍即有可能獲得像國民黨那么多的外援，那對日軍來說意味著什么可想而知。拿著小米加步槍尚且如此囂張，如果再由外國人給他們機槍大炮，幫他們訓練軍隊，對日軍來說絕對后果不堪設想。曾經在八路軍根據地生活過多年的英國教授林邁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氣地對一個前日本軍官斷言：如果八路軍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樣數量充足的外援，“他們就會在一年內把你們趕出中國。”(【英】林邁可：《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一個英國人不平凡經歷的記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21頁)足見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所說“極端危險的投機”絕非危言聳聽。

這就是個對國民黨而言極其可悲的現實：它得以堅持到抗戰結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人沒有下定決心消滅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毀它，原因竟然是害怕“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國民黨所謂避免中國亡于日本的“功勞”的來源，竟然是因為日本人覺得國民黨比較好對付，而且與日本侵略軍“有能夠共存的性質”;而 “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如果徹底消滅國民黨，則“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這對日軍來說是個“極端危險的投機”。因此，“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這是否讓大家想起一個軍旅笑話?——

軍官：“把敵人的狙擊手找出來!”

士兵：“我們知道他在哪兒。”

軍官：“那為什么不把他干掉?”

士兵：“幾個星期來，他總是把子彈打在這個土堆上。如果干掉他，換一個槍法好的來，我們不是全都要完蛋了?”

正如那個狙擊手之所以沒被干掉是因為槍法臭一樣，國民黨堅持到抗戰勝利竟然是因為它菜，所以日本人舍不得干掉它，以免換上更令日軍頭痛的中共。聽起來簡直不可思議，但事實資料在那兒擺著，有什么辦法?誰想得到，某些人吹得震天響的國民黨抗日功績的來源竟會如此可悲呢?而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為漢奸偽軍發軍餉，把老百姓逼得幫助侵略軍攻擊自己國家的軍隊……這些對抗戰的“負貢獻”說起來倒是那么貨真價實，不折不扣……只有弄清楚了這些以后，我們才會明白如何穿透盲目翻案的迷霧來評價國民黨可悲可憐的抗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