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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戈里：辨析西路軍失敗原因的一封關鍵電報 ——兼駁夏宇立詆毀人民領袖的“陰謀論”

點擊：7088  作者：高戈里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7-03-12 11:37:30

 

引言：批駁“陰謀論”堅守意識形態的史學陣地

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指出：“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

半個世紀后，中央政治局這一歷史決議被推翻，史學界和輿論界關于西路軍為“獲取國際援助”“從渡河、成軍、命名到進退行止，都經中央軍委指示或批準”之結論成為主流，一些冠有“軍史專家”名號者甚至借黨報公開替“張國燾路線”翻案。

特別是紅四方面軍歷史研究會副秘書長夏宇立，于2009年在香港出版了一部徹底否定中央政治局批判張國燾路線歷史決議的《史說長征》。此前此后，夏宇立等多次借主流媒體否定黨中央在“打通國際”戰略決策上與張國燾路線的原則分歧，甚至直言不諱地將紅軍西路軍失敗原因歸咎于人民領袖的“陰謀”：“毛澤東也并非不知兵者，那么究竟原因何在呢?看來‘功夫在詩外’，一切從黨內斗爭出發，為了爭取黨內斗爭的強勢地位，不惜在決定紅軍生死存亡的戰局上出險著下險棋”，即“過分施心計于對紅軍指揮權之奪控”。

夏宇立等人在紅軍西路軍戰史上制造的“陰謀論”，如今已被境內外反共反華勢力為顛覆中國革命史收入其意識形態武庫，同時，也迷惑了一些當代中國人，并影響了主流媒體的宣傳報道，在社會上影響極壞。

對此，雙石(本名周軍)創作出版的《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根據對一千多件歷史文獻的深入研究，作了系統反駁，還原了歷史真相。

本文借助雙石的研究成果，選取一封與中央部署背道而馳、有“張國燾路線”明顯痕跡的戰史電報，擇要說明：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西進的核心意圖并不是為了“獲取國際援助”，中央批準其西進是迫于既成事實——1936年11月2日，因為“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已經西渡黃河的紅四方面軍首長致電中央，提出了與共產國際援助中國工農紅軍武器裝備的交貨地點背道而馳的進軍方向，由此透露了其西進的核心意圖并不是為了“獲取國際援助”，是次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電中共中央臨時改變了交貨地點，才補給了紅四方面軍主力“西進”的理由，也給幾十年后推翻中央政治局歷史決議制造西路軍戰史“陰謀論”者留下了一個可以瞞天過海的“根據”。

與中央部署背道而馳的“11·2”電報

這些年來，一些冠有“軍史專家”名號者不厭其煩地宣稱西路軍西渡黃河是為了“獲取國際援助”，“從渡河、成軍、命名到進退行止，都經中央軍委指示或批準”，指責“最高統帥部一連串錯誤指揮”“六誤西路軍”，其中“西路軍一誤于渡河后奉命滯留不進二十天，貽誤迅速西進的良好戰機”。

對此，“11·2”電報就是最好的反證，特別是對所謂“一誤”的反證。

1936年11月2日，率領紅四方面軍總部和直屬隊以及紅三十軍、紅九軍、紅五軍剛剛西渡黃河的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和毛澤東、周恩來，提出：

……我方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而后帶（待）必要時，再轉來接主力過河。

“11·2”電報所提出的進軍方向，與共產國際援助中國工農紅軍武器裝備的交貨地點是背道而馳的——共產國際書記處在此前不久的9月11日來電：“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在占領寧夏區域以后，將給你們幫助”。9月27日又明確電告：“蘇聯已經決定從外蒙提供援助，(中國)紅軍應當迅速奪取綏遠定遠營，并前伸至外蒙邊境接取物資。”據此，中革軍委制定了寧夏戰役部署——先“集中三個方面軍……相機消滅胡宗南西進先頭部隊”，制止南面敵人對我軍的尾追和夾擊，再以主力攻占寧夏，站穩腳跟后，派支隊依托根據地穿越沙漠，北上定遠營(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巴彥浩特鎮)，接取共產國際援助的武器裝備。

通俗地說，在“11·2”電報之前，中央明確的前進方向是北方的定遠營，而“11·2”電報提出西渡黃河部隊的進軍方向，不是北方，而是左旋90°，指向西方，即通往新疆的涼州(今武威)。

對此，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數十年后也未隱諱：

過河后，中央決定打定遠營。我們調查一下，定遠營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綠洲，地方那么小，這么多部隊到定遠營，吃、住都很困難，無法解決，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遠營是不行的。我那時是積極主張西進的。

西路軍總政委陳昌浩后來也坦承：

我們同駐會寧幾天，……表面上是照著寧夏戰役計劃去做罷了;究竟怎樣具體去做呢?沒有討論，實際上是不想去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在他人代筆的《歷史的回顧》中，這一指向更為鮮明：

……西路軍渡河后，抓住戰機，乘虛而進，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彈藥，如虎添翼，回師橫掃而東指。

對此，不帶成見能真正看懂戰史電報的人，自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紅四方面軍總部率直屬隊及紅三十軍、紅九軍、紅五軍西渡黃河的時間是1936年10月24日至28日，直到“11·2”電報之時，上級關于接取共產國際援助武器裝備的地點并未改變，還在北面的定遠營，如果“西路軍渡河后” “照直往西打”，背離共產國際指定的地點，共產國際援助的武器裝備還要不要了?

難道他們另有所圖?

循著西路軍主帥此番坦言，深入研究一系列歷史文獻，也就不難發現西路軍西進在“獲取國際援助”名號背后的本質問題。

“11·2”電報緣何“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

要說明“11·2”電報何以“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有必要先弄清什么是“張國燾路線”。

近年來，不少西路軍史研究者及著述者都將“張國燾路線” 簡單化地歸結為“分裂路線”。

而這，正是一些史學工作者這些年來研究西路軍歷史誤入歧途的一個錯誤的認知起點。

應該承認，“分裂紅軍”“另立中央”確確實實是“張國燾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絕不是“張國燾路線”的全部，更不是“張國燾路線”最本質的內涵。

早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就對“張國燾路線”有過經典的概括：

張國燾的機會主義，則是革命戰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其內容是他的退卻路線、軍閥主義和反黨行為的綜合。

理解“張國燾路線”上述三大內容的核心問題，是把握“張國燾路線”的實質。

西路軍失敗后的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讓人感慨萬分的是，盡管因“張國燾路線”毛澤東經歷了他一生“最黑暗的時期”，但對“張國燾路線”本質內涵的把握，當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沒有糾纏于狹隘的“權力之爭”，他們把總結失敗教訓的視野投向了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形勢”之中，進而，得出了那高屋建瓴大氣磅礴卻又被當下小雞肚腸的“陰謀論”制造者、鼓吹者們屏蔽了的歷史結論：

張國燾同志由于對于中國革命形勢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估計(否認中國革命的高漲、兩個高漲之間的理論)，因此產生了對于敵人力量的過分估計(特別在蔣介石主力的前面張惶失措)，對于自己力量的估計不足(對主力紅軍的突圍表示悲觀失望，對全國人民抗日的民族運動表示不信任)，因此喪失了紅軍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西北部戰勝敵人創造新蘇區，使蘇維埃紅軍成為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張向中國西部荒僻地區，實行無限制的退卻。這是張國燾同志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實質。

張國燾在兩河口、蘆花、沙窩等地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表現出來對中國革命形勢的悲觀判斷，自然決定了其背道而馳的戰略方向——主張退卻到“遠離敵人政治、經濟、軍事中心”的“偏安”之隅，以求得“今天的革命形勢應該保存四方面軍”。

與張國燾“面向西方來布置工作”相關的是，西路軍首長在西進途中動員：“再過兩個來月你要坐汽車就有汽車，你一個月要用三十元錢就三十元，要用四十元就用四十元，新式武器子彈都可補充。”   與張國燾相反，毛澤東在紅軍最困難的時候，看到了即將到來的中國革命高潮。早在紅軍一、四方面軍“草地分裂”前的1935年8月20日，在毛爾蓋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就明確提出：“我們的行動方向，一是向東(陜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紅軍主力應向東，向陜、甘邊界發展，不應向黃河以西。”

時任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多年后回憶，毛澤東在“沙窩會議”后修改政治局會議決議草案時曾對他說過：“我總想，這個根據地要在黃河以東，不能在黃河以西，這樣才好和群眾結合。”對此，劉伯承十分感慨：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毛主席說：唯物主義徹頭徹尾，徹里徹外，徹始徹終，就是領導群眾斗爭。他說：“我提出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給群眾辦好事，不領導群眾斗爭，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根據地放在河東，以后抗日東進，就看出主席這個思想來了。

這，就是咱們的領袖毛澤東!

中央批準西路軍命名及西進是迫于既成事實

本來，西路軍西進的歷史責任是很清楚的，但在“11·2”電報的次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電中共中央，補給了紅四方面軍主力“西進”的理由，也給幾十年后推翻中央政治局歷史決議制造西路軍戰史“陰謀論”者留下了一個可以瞞天過海的“根據”：

在詳細研究之后，我們堅決認為從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㈠在嚴冬和沙漠的環境之下，你們派數千紅軍到外蒙邊境護送運輸是不可能的;㈡日本飛機有對紅軍及汽車轟炸的可能;㈢有引起日本與蘇聯嚴重沖突的可能。因此，現在已經決定目前不采用從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同時，我們正在研究經過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如果我們將大約1 000噸物資運到哈密，你們能不能占領甘肅西部前來接運?并請通知我們接運的辦法以及你們準備采用什么樣的具體的運輸方式?

11月4日8時，尚不知“重大變故”的“徐陳”(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張”(朱德、張國燾)，在報告了一大堆“滯留現地”的困難后，再次提出“惟有放棄現地區，集兵出大靖、涼州方面”，要把原擬執行“寧夏戰役”的方向整個左旋90°，而對毛澤東、周恩來日前要其保持東返余地的重要指示，未作只字應答。

11月5日，共產國際改變武器裝備援助交接貨地點的消息應該已傳達到了已轉移至同心城的朱德、張國燾、林育英等人。這個“重大變故”正好給了張國燾一個堂而皇之再張“西進”之旗的理由。于是，當日14時，“朱張”致電“徐陳”，對其行動方向左旋90°的提議完全予以確認，并強調了“獨立”、“不受一切牽制”、“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

11月6日，“徐陳”按此電示，擬定并上報了《平大古涼戰役計劃》。

同日，“徐陳”致電中央，請求成立“西北前委”和“軍委西北分會”之“獨立”行動的“名份”。

而此時，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改變援助地點接貨的電報指示并未同意。11月8日，中共中央復電共產國際書記處執委會：

從哈密輸送物資的辦法對于我們主力紅軍已沒有用處了，這個改變已經大遲了。已經過河的紅軍有大約21 000人，我們可以命令他們向哈密方向前進，但要通過5 000余里路程，戰勝這一帶敵人與堡壘，需要許多時間，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了。而且，除非你們能用汽車將物資送到安西，否則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為哈密、安西之間是1 500里荒無人煙的沙漠。

由于中共中央以嚴峻口氣電陳上述理由，物資援助接運地點被東移到了安西。

面對共產國際對交貨地點的突然改變以及“徐陳”已率部西進的既成事實，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直至11月11日，才正式為紅四方面軍渡河西進部隊授名“西路軍”。

此時，距紅四方面軍主力開始西渡黃河的10月24日，正好20天。

這，就是所謂“西路軍一誤于渡河后奉命滯留不進二十天，貽誤迅速西進的良好戰機”的歷史真相。

說到這里，針對當下一些冠有“軍史專家”名號者指責“最高統帥部錯誤指揮”西路軍“誤于渡河后奉命滯留不進二十天”，我們有歷史依據、有充足理由反問：“11·2”電報之前，共產國際指定的物資援助接運地點在北面的定遠營，“最高統帥部”沒有“指揮”西渡部隊背道而馳西進，“錯誤”在哪了?11月3日共產國際指定的物資援助接運地點被移到西面的哈密后，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改變援助地點接貨的電報指示并未同意，在共產國際沒有將交接貨地點由哈密東移到安西之前，若“指揮”西渡部隊西進，別的不說，光兩萬大軍進入“哈密、安西之間1500里荒無人煙沙漠”后的生存問題，能解決嗎?

被一些不全面研讀歷史文獻卻要冠上“軍史專家”名號者遮掩的重要史實還不止這些。

在西路軍西進既成事實之時、之后，中央于11月3日、11日、20日曾多次電示河西部隊安排東返退路，“徐陳”首長不但置之不理，反而“主張主力速來”。

而此時，黨中央正率紅軍主力占據陜北這一重要的戰略位置上，準備抓住前所未有稍縱即逝的戰略機遇，迎接即將到來千載難逢的革命高潮。

正是基于這高瞻遠矚氣吞山河的戰略布局，西安事變后，黨中央根據東北軍的提議以及東北軍關于西路軍可在蘭州得到糧彈補充的承諾，再度動議西路軍東返，但“徐陳”回電卻提出了中央當時難以滿足的條件：西進無問題，東進則需東北軍和新疆方面同時各出六個團的兵力前往策應。

由此，西路軍踏上了不歸之途。

歷史局限一：共產國際有關部署缺乏對中國國情的深刻把握

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西路軍失敗主要原因的歷史結論，既沒有用“執行張國燾路線”，也沒有用“堅持張國燾路線”，而是用了“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種有區別、有分寸的措辭。

似乎，當年的歷史結論有著為西路軍首長作適當解脫的暗示。

其實不然，當年西路軍首長確有其難以克服的歷史局限。

這局限，首先來自于共產國際。

不容否定，在漫長的中國革命斗爭史中，共產國際給予的援助是巨大的，廣大紅軍將士對共產國際的信賴也是至高無上的。但是，由于共產國際領導機關遠在異鄉，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主觀主義的問題。

比如，在1928年6月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共產國際領袖布哈林就曾對中國工農紅軍的生存、發展如是判斷：新生的中國紅軍只能在分散和游擊中生存，今天在這里吃雞，明天到那里吃雞，以免把一個地方的母雞都吃光了。

又比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對共產國際的誤導——毛澤民1939年6月赴蘇聯治病、學習期間發現，米夫、王明等人有可能依據叛徒李竹聲提供的材料嚴重夸大了中國革命形勢，其聲稱：“在1934年1月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前，中國蘇區，即穩定的地區和有游擊隊行動的地區，面積總計為135萬平方公里。……紅軍正規部隊已經超過35萬多人，非正規部隊，即武裝支隊有60萬多人，此外，還有數百萬各種半武裝的群眾組織。”毛澤民等還發現，“1936年黨中央專門派方林(鄧發)將遵義會議的決議案送交國際，時已三年卻沒有到達共產國際主席團”。

既然中國工農紅軍有如此雄壯的實力，共產國際在部署或變更部署“打通國際”時，自然而然地可以較少考慮中國工農紅軍的實際困難，于是：

——1933年3月提議：“盡可能在通往新疆的地區擴大蘇區根據地。”

——1935年底林育英奉派回國后向中共中央傳達：“斯大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和北方發展，并不反對靠攏蘇聯。”

——1936年9月11日和27日來電變更部署：“同意你們占領寧夏區域和甘肅西部的計劃，同時，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蘇聯已經決定從外蒙提供援助，(中國)紅軍應當迅速奪取綏遠定遠營，并前伸至外蒙邊境接取物資”。

——同年11月3日再次變更部署，并詢問：“如果我們將大約1000噸物資運到哈密，你們能不能占領甘肅西部前來接運?”

當年的中國工農紅軍只有區區幾萬人馬，既然不能“脫離中國主要區域”，那么，只能派出“支隊”西進“打通國際路線”。

雖然，共產國際的上述指示均有其基于現實主義的合理性，但問題是，“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的方針與“物資運到哈密”具體部署之間的矛盾，畢竟給了“張國燾路線”得以通行的理由，這樣一來，別說西路軍首長“克服張國燾路線”難，就是中央，也難。

歷史局限二：前方將領難以企及的戰略視野

在“打通國際”問題上，毛澤東作難的地方多了。

最突出的，是提出并堅持“打通國際”的正確方針。

早在1935年12月1日中央紅軍主力與陜甘紅軍在陜北實現會師，真正開始接近“打通國際”目標的時候，毛澤東就在與時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的張聞天的通信中，明確表示了對“組織遠征軍打通國際路線”的真正態度：

關于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因為這個方針是使中國革命戰爭，尤其不久就要到來的反日民族戰爭，取得更加有力量與更加迅速發展的正確方針。我不同意的是時間與經路問題。第一，紅軍目前必須增加一萬人，在四個月內，我們必須依據陜北蘇區，用空前努力達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是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陜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

對毛澤東提出的“打通國際”方針，雙石是這樣解讀的：

這是比較典型的毛氏思維：求人不如求已!既或是要求人，也得先求已!也得攥牢自己的本錢!赤手攥空拳上門投親，是很難遭人待見的;手頭攥著的本錢越多越厚，得到的幫助才有可能越重越大——銀行家只會給擁有還貨能力并充分展示了這種能力的人貸款!而逃難式躲災式的投親靠友，是展示不出這種“還貸能力”的!從“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到“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陜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打通國際”之“根本方針”在認識上的更新和升級——這句話的廣義延伸，就是“用戰爭用發展用不與根據地脫離的方針”去“打通國際”。而這一關鍵性信息的深刻內涵，應該是非常值得黨史和軍戰史研究者們留意和關注的——至少是不應該忽視、漠視甚至直接無視的!

雙石的上述解讀，在《師哲回憶錄》中有這樣的印證——1942年夏，蘇聯組織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期間，由于擔心日本配合德國進攻蘇聯，斯大林曾三次致電毛澤東，主動提出給予八路軍武器裝備援助。對此，毛澤東表現了腳踏實地堅持“實事求是”“自力更生”方針的鮮明態度及掌控全局著眼未來的非凡戰略遠見：

在第一封電報中，斯大林要求我們抽調八路軍一兩個師的兵力到內蒙和外蒙邊境地區，接受蘇方提供的可裝備一兩個師的新式武器。

毛澤東研究后回電說：武器，我們自然是需要的。但調一兩個師的兵力通過蒙古草原到達邊境去接受武器是不可想象的，因為敵人有空軍，我們沒有。這樣，我們的部隊在未到達目的地之前，就會被敵機消滅掉。這個方案恐怕難以實現。

過了一段時間，斯大林第二次來電報說，可否派出較小型的游擊部隊到滿蒙交界地區輪流接收較小批量的武器，以加強抗敵力量。

毛主席否定的第二個方案。

1943年初，斯大林第三次來電建議我黨中央考慮調若干師團部署在長城內外一線，雖然不是為了進行大戰役，但也能牽制日軍力量，或增加它的后顧之憂。

……毛澤東猜測到斯大林的意圖后，就開始把羅瑞卿、楊成武，以及呂正操等部部署在長城內外一線，準備伺機向東北腹地滲透。形勢的發展證明了毛主席的這個戰略思想是正確的、很有遠見的。它既未暴露自己的目標，沒有打草驚蛇，又占據了重要的戰略位置。進可以幫助蘇聯牽制日軍，退可以依托敵后抗日根據地，避免我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而且還為抗戰勝利后迅速進入東北，收復失地做好了準備。

抗戰勝利后的關鍵時刻，毛澤東“打通國際”方針中體現的思想精髓又被他老人家再次強調：“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么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因為，毛澤東深刻洞徹到“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而非外援武器之中。

而回到當年，別說前方將領難有如此腳踏實地高瞻遠矚的“遠大戰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就是中央其他領導，認同毛澤東“打通國際”戰略方針也要有一個過程。

比如，當年在中央政治局負總責的張聞天就曾提出過“與根據地脫離”的主張，他甚至在1936年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似乎不無所指地批評：“打通蘇聯是目前基本任務，不應有任何動搖。”

毛澤東“打通國際”的方針，與他開辟的中國革命道路是相通的。

大革命失敗后，共產國際指示中國共產黨高舉“武裝斗爭”的大旗沒有錯，但是，中國革命武裝斗爭若走“城市暴動”或“攻打大城市”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實踐證明，中國革命只能走 “建立農村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井岡山道路。

同理，“打通國際”必須立足于自己的力量——先打掉屁股后面的追兵，再在接近國際援助交貨地點之處開辟一塊根據地，屁股坐穩了，再派“支隊”越過戈壁沙漠，取回共產國際援助的武器裝備。萬一取不到武器，有根據地作依托，就有回旋余地。

從西路軍西進的實際情況看，也確實如此——共產國際最后確定的交貨地點安西，如今是“安西極旱荒漠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當年的自然、人文條件更差，新疆那邊共產國際又不準去，兩萬大軍窩在安西“吃、住都很困難，無法解決”，沒有根據地，只能完全依賴外援。共產國際要考慮復雜的地緣政治和國際形勢，新疆的盛世才又是個翻云覆雨的混世軍閥，如果“照直往西打”不留后路，就算能沖破馬家軍的圍追堵截，外援的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也都有可能給西路軍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在全國“一盤棋”中，中央不僅要在接受共產國際領導和支援的過程中充分預想西路軍西進之地緣環境和地緣政治的復雜性，充分考慮有求于人時盡量避免孤注一擲的萬無一失之策，還要面對河東即將到來的抗戰高潮賦予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責任以及由此帶來巨大的歷史機遇。

當年在井岡山，中央紅軍將領心服口服地接受毛澤東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反對流寇主義，以及強調官兵平等、注重支部建在連上、堅持“黨指揮槍”等“政治建軍”方針原則，有一個付出了鮮血代價的過程。

當年在長征路上，張聞天等中央領導接受毛澤東軍事路線和戰略思想，也有一個慘痛的過程。正如張聞天在長征結束后所說：“澤東所講的作戰原則，我同意。這些原則過去未能采納，現在證明很重要，這個問題現在要同干部進行解釋。”

同理，由于紅四方面軍建軍史上缺少古田會議那樣徹底的政治改造，即朱德總司令后來指出的“不像毛主席那樣從政治上建軍”，所以，其將領像徐帥后來撰文所述心悅誠服地認定“走毛澤東的道路就是勝利”，也不可能不經過一個歷史過程。

美軍抗戰末期駐延安觀察組(迪克西使團)中的美國國務院代表約翰·斯圖亞特·謝偉思后來回憶，當年他打聽“為什么毛澤東能夠成為共產黨內公認的領袖”時，回答都是一樣的——“他目光遠大”。

戰爭年代，各路紅軍將星璀璨，幾乎個個都是基于現實主義合理性的天才，但毛澤東不是，毛澤東是洞徹并力求把握更遙遠未來的超級天才，由此，才逐漸成為眾將星拱衛的“北斗”!

也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只有一個毛澤東，其麾下將領很少有人能企及他那超越時空高瞻遠矚洞徹未來的非凡視野，很少有人能企及上他那超越現實縱橫捭闔氣吞山河的大手筆思路，紅四方面軍將領于“將在外”的北上、西進途中，有著難以逾越的歷史局限，也就可以理解了。

歷史局限三：難以判讀的歷史電文

西路軍首長“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其難以克服的歷史局限性還在于歷史電文判讀難。

而這，又源于“張國燾路線”克服難。

雙石辨析在此期間的歷史電文是從梳理紅軍指揮系統下筆的——為了團結廣大紅四方面軍指戰員，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前后，黨中央犯了兩個“不得不犯的錯誤”：一是會師前，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會議上達成了對張國燾“組織上可以讓步到不一定受我們指揮”之“遷就”意見;二是會師后的1936年10月10日20時，中央致電各方面軍首長：“擬請朱(德)、張(國燾)兩同志以總司令、總政委名義，依照中央與軍委之決定，指揮三個方面軍之前線作戰事宜。”

授權之后，中央的“遷就”并沒有帶來所期盼的結果。張國燾執意西進，除了基于悲觀判斷革命形勢而主張退卻到“遠離敵人政治、經濟、軍事中心”的“偏安”之隅，以求得“今天的革命形勢應該保存四方面軍”外，還有自己的“小九九”——畏懼“到陜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籍”，而西進，不僅可以避免“交出兵權”，而且還“可以避開胡宗南這股強敵”。

本來，中央根據共產國際關于“在占領寧夏區域以后，將給你們幫助”的指示，制定了寧夏戰役部署——要“打通國際”，必須以主力攻占寧夏，站穩腳跟后，派支隊依托根據地穿越沙漠北上定遠營(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巴彥浩特鎮)，取得共產國際援助的物資。實現這一戰略意圖的關鍵，在于“我處南北兩敵之間，非擊破南敵無法向北”，當務之急是“集中三個方面軍全力選擇有利機會，給南敵以打擊”，“相機消滅胡宗南西進先頭部隊”。

可張國燾，表面上承認中央的領導，暗地里卻置中央寧夏戰役兵力部署重點是“首先擊破南敵”而不顧，屢屢釜底抽薪，欲增兵西渡黃河。鑒于張國燾是“紅軍總政委，中央對他也沒有辦法”，中央又不得不于10月28日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兼政治委員，直接指揮河東三個方面軍。

這種因“張國燾路線”干擾而不得不疊床架屋建立的指揮系統，營造了特殊語境下的特殊語義和特殊語言表達方式：

——彭德懷曾抱怨“商量態度不便作戰”，甚至痛恨張國燾“陰謀強奸式”的電報署名方式。

——毛澤東則批評彭德懷電報措辭“過于刺目”。為了維護團結，毛澤東的態度更多地表現不得不做的妥協和讓步，以及“追認”既成事實的“遷就”。

——就連與張國燾同在紅軍總部的朱德，也時常不得不“遷就了他(張國燾)的意見”，即使是針鋒相對的時候，也是小心翼翼地維護來之不易的三軍團結和統一指揮，把握電文用語的分寸。比如，1936年10月 28日16時至20時四個小時內，紅軍總部連發了四封作戰部署完全互相抵觸的電報，署名都是“朱張”。這其中，有兩封電報堅持中央關于先集中兵力“相機消滅胡宗南西進先頭部隊”的部署，另外兩封電報則對中央的這一部署釜底抽薪。

當年的“徐陳”，因所處地位和環境，不但讀不到共產國際、中央和軍委、紅軍總部的全部電文，還要面對多重的指揮系統。不同的指揮系統發來的電報，又未能“暢所欲言”。上級來電出現中央一套，紅軍總部“朱張”一套，朱德與張國燾以“朱張”名義發的電報在戰役部署上有時又互相矛盾，前方“徐陳”如何能全部看得明白?

西路軍失敗后，陳昌浩曾說：“我們當時是以為總部命令是在軍委指示之下的……”這應該是實話，而非推卸責任。

中央政治局歷史決議被何以被顛覆

解開歷史的謎團，需要打開歷史的“黑匣子”。

改革開放后，徐帥等歷史當事人雖然有了不同于幾十年前的地位和環境，但年事已高，要翻檢浩如煙海的歷史電文，力不從心。耄耋之年，他們看歷史電文，只能靠秘書選擇提供，受制于他人解讀歷史文獻的能力，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排除主觀故意的前提下，這里所說的“解讀歷史文獻的能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片面選呈電文

比如，西渡黃河部隊本來的任務是北上奪取寧夏，再派支隊到定遠營取得國際援助的武器。為此，共產國際1936年9月11日曾來電指示：“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占領寧夏區域以后，將給你們幫助。”三天后中央的電報中還特別強調：“至于占領甘肅西部，候寧夏占領取得國際幫助后，再分兵略取之。”然而，徐陳于西渡黃河之后的11月2日卻致電中央，執意西進。是次日共產國際來電將交貨地點從北面的定遠營臨時變更到西面的哈密，才補給了西渡黃河部隊西進的“理由”。

雙石的研究成果表明：1983年2月 25日李先念副主席送中央各位領導傳閱的《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所附的52封電報，是《歷史的回顧》執筆人朱玉“在檔案館里查閱了三個月的文檔資料”后，有選擇呈送的，在此基礎上，作了違反史實、斷章取義、向中央推卸責任的曲解。

這其中，“11·2”電報之前的9月11日、27日和10月8日共產國際有三封明確交貨地點在北面的定遠營的電報被“選擇”掉了，此后的11月3日共產國際通知交貨地點由北面的定遠營改為西面的新疆哈密的電報也被“選擇”掉了。這四封電報被屏蔽后，“11·2”電報所體現的執意西進之核心意圖并非翻案者所說的“執行寧夏戰役部署”北上定遠營“接取國際援助”，也就被悄然掩蓋了過去。

除“片面選呈電文”外，翻案者們治史手法上的問題還有：

1.在代筆或整理的署名徐向前的著作中，所引用或敘述戰史電文的內容與原始電文多處不符(詳見國防大學馬秀山教授《〈徐向前回憶錄〉關于西路軍歷史回顧的若干“硬傷”》)，能掩蓋或扭曲歷史真相。

2.徐向前逝世后，其回憶錄被后人以“經軍史專家十余年精心校核”之理由修改，并宣稱該版本是“國內唯一權威版本”(詳見2016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歷史的回顧》封面)。言外之意，徐帥生前出版的回憶錄屬于非“權威”版本。

(二)缺乏判圖技能

比如，某“西路軍軍史研究家”稱，“150天苦戰中，張國燾只有兩封電報，告誡陳昌浩、徐向前嚴遵中央指示，不得心存異議，不許重犯過去錯誤。西路軍失敗，與‘張國燾路線’毫無關系”，就是缺乏識圖繪圖判圖用圖基本技能、缺少判讀戰史電文基本分析能力稀里糊涂為“張國燾路線”翻案進而貽誤于讀者、貽笑于歷史最經典的一例。

因為，紅軍總部以“朱張”名義發出的一些電報，只要在地圖上一標注出來，其部署與中央的戰役部署相背離，便清晰可見。缺少圖上作業的基本技能，不可能有辨析復雜戰史電文的本事。特別是1936年10月 28日16時至20時四個小時內，紅軍總部以“朱張”名義連發的四封電報，如果不進行判圖作業，很難看出其中作戰部署完全互相抵觸，朱德對張國燾有節制的斗爭自然也就看不出來了。

(三)缺失歷史視野

比如，在他人代筆的《歷史的回顧》中，就有這樣的“事后諸葛亮”假設：“……西路軍渡河后﹐抓住戰機﹐乘虛而進﹐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彈藥﹐如虎添翼﹐回師橫掃而東指。……西路軍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開戰局﹐控制河西地帶﹐那就不單是一時策應河東局勢的問題﹐對整個抗日戰爭的進程﹐亦必將發生積極的影響。八路軍就不止編制三個師。盛世才后來也不一定敢叛變﹐叛變了我們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

顯然，這是典型的“唯武器論”，因為，復雜的歷史人物、錯雜的歷史環境和曲折的歷史過程，被代筆人“假設”得異常簡單——“取得武器、彈藥”就能“包打天下”，可以不顧共產國際禁令及相關準備﹐可以不顧新疆方向惡劣復雜的氣候﹑地理﹑人文環境﹐可以不顧新疆混世軍閥盛世才翻云覆雨的政治態度﹐可以不顧黃河以東已經開始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正在興起的全民抗戰高潮，可以不顧全民抗戰給中國共產黨人帶來的歷史機遇。

(四)秉持封建貴族立場

毛澤東確定戰略方向的立場基點是：“中國共產黨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給群眾辦好事，不領導群眾斗爭，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與毛澤東不同，當下一些被媒體冠以“軍史專家”名號者研究戰史，無視中國革命中廣大人工農群眾的基本需求，無視中國工農紅軍戰略方針的立場基點，醉心于窺視猜測君臣將相間的“權力之爭”，不但陷入了為“張國燾路線”翻案的泥潭，有的甚至墮落到公開為叛徒張國燾翻案的地步。

比如，冠有“紅四方面軍歷史研究會副秘書長”名號的夏宇立在香港出版的《史說長征》一書中，先講了這樣一個“故事”——1937年在延安時，曾任紅四方面軍警衛團政委的“錢鈞揭發張國燾在川陜蘇區時如何搞一個16歲的女孩子，還向她陰道里面塞梨子，那女孩子痛哭，求饒，等等，……結果激起眾怒，錢鈞又跳到臺上去打張國燾，連眼鏡都打掉了……”然后，夏宇立毫不掩飾地為叛徒張國燾鳴冤叫屈：“一個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在自己的戰士面前遭受如此奇恥大辱，這本身就是紅軍史上絕無僅有的。”真不知道這位“16歲的女孩子”(網上有人說這位“16歲的女孩子”是一位紅軍戰士，似乎還有姓名，此處存疑、待查)如果是夏宇立的母親或外祖母，夏宇立還會這樣說嗎?夏宇立為張國燾打抱不平，其流露的感情皈依，其推崇秉持封建“君臣舊禮”替叛徒張國燾爭“面子”的腐朽貴族立場，以及對“那女孩子痛哭，求饒”無動于衷的冷漠心腸，夏宇立的支持者追隨者們還愿意認可嗎?

夏宇立如此治史，本意是想詆毀1937年時期的中共中央領導，妖魔化人民領袖毛澤東，并為叛徒張國燾翻案，但卻事與愿違——秉承如此腐朽的封建立場，秉操如此極端的情感皈依，秉持如此愚蠢的道德評判，又如何讓人相信他能“秉筆直書”紅西路軍史?

蠢到家了!

中央政治局歷史決議被錯誤顛覆的政治危害

從組織原則上看，要否定中央政治局1937年3月31日關于西路軍失敗原因的歷史結論，只能通過組織程序，由中央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重作決議。改革開放后，黨內對這一歷史結論雖有不同意見，但中央至今并未行文重作結論予以否定，鄧小平同志對反映不同于中央歷史結論的意見之最后批示，也只是“同意全件存檔”。

可如今，否定中央政治局歷史決議的論調一統史書論述，強霸學術論壇，充斥主流媒體，對反對意見，則予以封殺、打壓。

這種嚴重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做法，為妖魔化我黨領袖提供了顛覆歷史的“話語權力”。比如，“紅四方面軍歷史研究會副秘書長”夏宇立等，就多次借黨報等主流媒體肆意歪曲西路軍史，此人甚至還公開宣稱：

紅軍西路軍的失敗，正是在毛澤東一再藐視和排斥徐向前的正確作戰主張，一意孤行地按自己脫離實際的主觀臆想指揮，加上擺不上臺面的另類心理，終于一手造成了這支占紅軍總人數五分之二強的主力精銳部隊最后幾乎全軍覆沒的慘敗。……這天字號的重大責任，毛澤東實難逃避。盡管在紅西路軍失敗之初和以后的相當漫長的時期內，毛澤東處心積慮地作了全面的真相掩飾和根本的是非顛倒的結論，但是，大約是紅西路軍的陰魂不散，毛澤東仍然難說問題已了，仍然感覺眼前陰影幢幢。

更為險惡的是，這些“陰謀論”制造者和鼓吹者提供的“史學依據”，如今已被反共反華勢力顛覆中國革命史收入其意識形態武庫——在西方敵對勢力的支持下，定居英國的原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張守愚之女張戎與其丈夫喬·哈利戴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就收入了夏宇立等關于西路軍史的“研究成果”及“陰謀論”結論，甚至引用了原話。“陰謀論”始作俑者還接受了張戎的采訪。該書廣告詞狂妄宣稱：“一本注定要改變歷史的書，摧毀中國制造之紅色神話，張戎新書透穿毛澤東魔障!”據百度介紹，該書于2005年出版后，已被譯成三十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銷量超過百萬冊。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雙石為廓清西路軍戰史中的一個又一個歷史謎團，拆除西路軍戰史領域的“陰謀論”陷阱，頂著巨大的壓力，創作了他辨析西路軍史的力作。

雙石對軍史的貢獻

針對這些年來歪曲西路軍失敗原因的種種謬論，雙石在《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作了如下撥亂反正的辨析：

(一)在戰略分析層面

雙石糾正了改革開放后史學界對“張國燾路線”的誤判，用歷史文獻系統還原了作為“張國燾路線”實質的“退卻路線”表現形式、產生過程及思想根源。在此基礎上，厘清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路線”在“打通國際”上的戰略分歧：

1.在戰略方向上，毛澤東堅持“根據地要在黃河以東，不能在黃河以西，這樣才好和群眾結合”，才能“擔負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領導責任”;“張國燾路線”堅持渡河西進，其本質意圖是尋求逃避民族革命斗爭大方向的偏安、托庇之所。對此，張國燾曾直言不諱：“打日本不是簡單的。我們現在的力量是再增加十倍，也不見得一定能打贏它。我們只能將西方變為蘇維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日紅軍的后備軍。”

2.在戰略方針上，毛澤東堅持“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陜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打通國際”;而西路軍“照直往西打”的主觀設想，完全不顧共產國際的禁令及相關準備，不顧新疆方向惡劣復雜的氣候、地理、人文環境，不顧新疆混世軍閥盛世才翻云覆雨的政治態度，不顧河東已經開始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正在興起的全民抗戰高潮。

3.在戰略依托上，毛澤東反對片面依賴外援，基于嚴酷的自然環境和復雜的民情，主張先建根據地作為依托，再“派支隊”穿過戈壁沙漠，取回共產國際援助的武器物資;而西路軍在西進中，先是信心滿滿地向中央打包票要“建立根據地”和“打通國際”一肩挑，受挫折后又提出“創建根據地”與“打通遠方”的“先后次序”問題，進而放棄了根據地的建設，致使其籌糧、御寒、擴紅、安置傷員、爭取群眾支持等生存困境越來越嚴重。

(二)在戰役分析層面

雙石通過對一封封歷史電文的深入考辨，系統梳理了西路軍西進各階段“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主要問題：

1.西渡黃河階段(1936年10月)——由于共產國際指定的交貨地點定遠營“四面都是沙漠”，只能派支隊前往，因此，需要紅軍主力先“占領寧夏區域”，作為支隊北上定遠營的戰略依托。鑒于“我處南北兩敵之間，非擊破南敵無法向北”，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中共中央、中革軍委于10月10日部署寧夏戰役時，特別強調必須先“集中三個方面軍全力選擇有利機會，給南敵以打擊”，“相機消滅胡宗南西進先頭部隊”。然而，張國燾“畏敵過右”，置“先打南敵，后攻寧夏”的戰役方針而不顧，屢屢違背中央意圖：先是將“一軍西渡”變作“三軍西渡”，并力主“全軍西渡”;繼而對中央“先打南敵”的部署釜底抽薪，將正在執行這個部署的紅四方面軍部隊調離戰場，致使聚殲胡宗南先頭部隊的戰役計劃流產。在此期間，本來中央只批準了紅三十軍一個軍西渡黃河，但紅四方面軍首長卻在戰役第一階段尚未“擊破南敵”之時，提議紅四方面軍全部西渡黃河，并在“朱張”一五八號電令批準后，率領方面軍總部和直屬隊以及紅九軍、紅五軍先斬后奏“跟進渡河”，迫使中央不得不追認既成事實。

2.掉頭西進之初(1936年11月初)——按照中央的戰役部署，紅四方面軍已經西渡黃河的部隊，其戰役方向是打通與北面與外蒙接壤的國際通道，并“以一個軍攻取戰略要地定遠營”，然而，在共產國際還沒有將交貨地點從北面的定遠營改到西面新疆哈密之前的11月2日，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置中央“攻取戰略要地定遠營”的戰役目標而不顧，提議河西部隊行動方向左旋90°。隨后，在中央尚未答復共產國際變更交貨地點、尚未批準河西部隊“行動方針”之時，按“朱張”“不受一切牽制”之電示，西進甘肅西部，迫使中央追認其已經西進的既成事實。

3.西進甘西階段(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西路軍西進甘肅西部后，鑒于西安事變前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逐步形成、抗日民族運動正風起云涌的國內形勢，以及西面惡劣的生存環境，中央曾多次提議西路軍“堅決保持東邊回旋地區”，甚至還在西安事變后安排了西路軍東返，但西路軍首長“算定了‘東渡的犧牲必大于繼續西進的犧牲’”，不但屢屢拒絕，還多次置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局及抗日民族運動興起的大好形勢而不顧，“主張主力速來，黃河結冰迅速向甘北古、大、涼、民進”。

針對近些年來國內外妖魔化紅軍長征歷史的一系列歪理邪說，周軍(筆名“雙石”)系統反擊歷史虛無主義的紅軍史研究，不僅有深度，而且有廣度，還有腳踏實地的力度——這些年來，周軍自費探險踏勘了紅軍三個方面軍過草地的全部路線，前期自費、后期在四川省委宣傳部和新華文軒出版傳媒股份公司的資助下踏勘了紅軍三個方面軍翻越的全部72座雪山，在此基礎上，除《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已由大風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外，這兩年還有五部紅軍史著作已經或即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

《紅軍長征過草地行軍路線詳考》，2017年1月出版

《紅軍長征過雪山行軍路線詳考》，預計2017年出版

《非常軌跡——中央紅軍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之戰》，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首次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再版

《非常突破——1935年大渡河之役詳考》，2017年1月出版

《非常抉擇——紅軍北出陜甘的前前后后》，預計2017年出版

在當下全國的紅軍長征史研究者中，有此非凡付出非凡著作成就的，唯有周軍!

在當下全國的紅軍長征史著作者中，有此實地制圖精準判圖技能治史功底的，唯有周軍!

也正是在厘清上述歷史問題的基礎上，雙石(周軍)寫出《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后，獲得了不少黨史軍史專家的好評，相關省的黨史研究部門不但高度評價，還要求所屬市、縣黨史研究部門購買此書，把被顛覆了的歷史恢復過來。

耄耋之年的中央檔案館黨史專家耿仲琳老先生看到雙石的《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后，甚至動情地說：“我可以瞑目了!”

厘清西路軍失敗原因的學理意義

中央政治局1937年關于西路軍失敗主要原因的歷史決議被顛覆的政治危害是嚴重的，然而，咱們的領袖毛澤東是這樣看問題的：

壞事有兩重性，……壞事里頭包含著好的因素。把壞人壞事只看成壞，是片面地形而上學地觀察問題，不是辯證地觀察問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壞人壞事一方面是壞，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像王明這樣的壞人，就起著反面教員的好作用。

就“反面教員”而言，中央政治局1937年關于西路軍失敗主要原因的歷史決議被顛覆，可以轉化為多方面的“好作用”。

此處，筆者有必要將這段歷史向中國社會科學界特別是社會心理學界鼎力推薦，因為，社會心理學有一個重要的學理闡述，即“歸因理論”，中央政治局1937年關于西路軍失敗主要原因的歷史決議之結論，以及該決議結論被顛覆的過程中，各種“歸因”內容的豐富性，不同歷史階段“歸因”環境的客觀性，各種“歸因”結論成因的社會復雜性，各種“歸因”折射社會心理的多樣性，紅西路軍史研究者“歸因”之處顯現的立場、世界觀、方法論等思維軌跡，紅西路軍史研究者“歸因”之時袒露的胸襟、視野等心理特征以及判讀歷史文獻繪圖用圖之功底對史學研究的影響，等等等等，足以成為當代社會心理學“歸因理論”研究豐富的思想資源。

這一思想資源不僅彌足珍貴，而且還具有服務當今走向世界的宏大現實意義。我在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再版)中曾如是呼吁：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制定國家發展戰略，不能不考慮本民族的認知模式、心理特征、價值取向及行為規律，不能不遵循其內在的必然邏輯。

遺憾的是，我國社會科學不少學術領域長期籠罩在歐美學術霸權的陰影之下。比如社會心理學教科書，“內容幾乎只能算是用中文轉述美國和歐洲社會心理學的理論及研究成果”(方文：《社會心理學的演化：一種學科制度視角》)，以至于將底層民眾貶斥為“烏合之眾”的西方“大眾心理學研究”以“經典讀本”或高校社會心理學教科書“推薦閱讀書目”的“身價”，在學術界流行，并向社會廣為傳播。而這，正是中國心理學界、社會學界守著珍貴的思想資源卻至今出不了中國版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癥結所在。

值得警惕的是，美國自1951年起就一直將“利用社會科學家的專業知識使美國的冷戰心理宣傳更見成效”作為心理戰略“學說宣傳項目”中的重點項目執行(于群：《社會科學研究與美國心理戰略——以“學說宣傳項目”為核心的探討》)。

中國的社會科學需要全面吸收外來營養，但是，如果我們不盡快實現社會科學相關學科的本土化重建，任由西化理論掌握話語霸權，危及的將是我們整個民族的百年命運。

正是基于這些年來不少意識形態陣地相繼淪陷的嚴峻現實，不難看出，厘清西路軍失敗原因，完全可以為中國社會科學的本土化學理創新服務，特別是能直接為創立中國化的社會心理學“歸因理論”提供極為豐富的思想資源，由此，還能打開沖破西化理論學霸天下的學術突破口，進而帶動整個中國社會心理學學科的本土化創新。

這些年來，歷史虛無主義者顛覆中國革命史的一個重要手法，就是將復雜的歷史曲折從歷史的大背景中游離出來，進而簡單化地歸因于黨內外的“權力之爭”，甚至想當然地歸咎于領袖們的“個人品質”。

而一旦創立以中國革命史豐富思想資源為理論基石的本土“歸因理論”，反過來又能舉一反三，指導史學研究，為反擊顛覆中國革命史的翻案妖風，為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提供強有力的學理支持。

注釋：86條(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