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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戈里:當初我看毛主席像就是不順眼——原“國軍”少校楊協中的心路軌跡
點擊:6020  作者:高戈里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7-02-10 12:36:54

 

        【編者按】本文由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再版)第七章第2節改寫。作者高戈里,幾天前曾發表《警惕“紅二代”稱謂誘導的政治歧途》《紅軍后代否定毛澤東只能自取其辱》。作為與某些所謂“紅二代”的對照,本文特別展示一位原國民黨少校的思想轉變軌跡,以及他老人家對人民領袖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對共產主義事業的認識過程。

19481017日,國民黨第六十軍在長春反蔣起義后,我軍迅即派去400多名中共黨員干部,領導起義官兵開展了以控訴舊社會、控訴舊軍隊為核心內容的政治整訓,在此基礎上,該部被成建制改造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十軍。

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起義士兵的改造,側重于人權的啟蒙、人格的覺醒,從某種意義上講,其著力點在于感性的頓悟。與改造士兵相比,對起義軍官的改造,則更多地著力于理性的覺悟。在所有的政治課中,社會發展史教育對他們啟發最大。

一、我是被改造過來的

楊協中,起義時是國民黨第六十軍炮兵團少校營長。1996年在昆明接受采訪時,這位時年75歲的老人誠摯、坦蕩依舊當年:“有些人在國民黨那邊反動得很,一過來,馬上就進步了。我不,我從不隱瞞自己的真實思想。剛起義時,我的思想很反動。我是被改造過來的,是學了社會發展史才轉變的。”

“說起來,還真有點好笑。撤出長春,剛進入解放區那天,我第一次看見毛主席像就覺得很不順眼——這就是共產黨的領袖?土里土氣的,還想統治全中國?”老人邊說邊開懷大笑。

當年楊協中心中崇拜的領袖是蔣中正:身著筆挺的呢質特級上將大禮服,腰挎珠寶鑲柄的禮刀,胸佩赫赫勛章和金質寬辮飾緒,雙肩金星閃耀,儀態肅穆威武,目光炯炯銳利。再看看毛澤東:穿的是粗布衣服,胸前、肩上空蕩蕩的,沒有一點閃亮的飾物,哪像建功立業的統帥?頭上戴的帽子也是,皺皺巴巴的。尤其是帽檐,看著最不順眼,又短又軟又無光澤,扣在腦袋上,毛澤東就像個窮當兵的。還有,仰著個頭,笑嘻嘻的臉,全然沒有鷹揚虎視八面威風的領袖風采。風紀扣也沒扣。從容貌到儀態,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形象!那位朱德總司令也是一個樣子,徹頭徹尾的鄉巴佬,不折不扣的土包子!土包子農民還想坐天下?還能統治中國?

根植于楊協中心底的國民黨“正統”思想,最初是在日本鬼子鐵蹄攪起的狼煙中薰陶出來的。193610月,15歲的楊協中正在云南大理中學讀書,適逢舉國上下各界人士踴躍捐款,支援國家購買飛機,為蔣介石五十大壽獻禮。為答謝全國人民在“獻機祝壽”活動中表現出來的愛國熱情,蔣介石于1031日發表了生日感言《報國與思親》。當北方流亡來的老師哽咽著聲音為學生們朗讀《報國與思親》時,一個高高大大的民族英雄形象在楊協中的心頭矗立起來。

1939年楊協中投筆從戎,報考中央軍校昆明第五分校。從此,“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政黨(國民黨)、一個領袖(蔣介石)”的政治主張在楊協中思想深處生了根。直到起義,楊協中還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為內部一盤散沙。蔣委員長領導“剿匪戡亂,實現統一”,那是強國富民的正道。

所以,當楊協中進入解放區看到一幅“歡迎六十軍弟兄參加革命”的標語時,很有點火冒三丈:我們打鬼子不算革命嗎?國民黨喊革命,共產黨也喊革命,究竟什么是革命?從今往后,我是什么命都不革了,我當我的老百姓去!

國民黨第六十軍長春起義后,奉命開赴九臺地區,不久,多數軍官被送往齊齊哈爾東北軍政大學學習,對起義官兵的政治整訓,在九臺、齊齊哈爾兩地同時展開。

想解甲歸田的楊協中沒能回家,他被告之要進東北軍大學習。楊協中漫不經心地想,無非是洗腦、畢業、失業一類的流水程序,去就去。此時的楊協中,百無聊賴,萬念俱灰,無所皈依的心,冷得像數九天里冰封的江河、雪裹的大地。

東北軍政大學當時下設5個團,第一、二、三、四都是老部隊的學員,第五團由原國民黨第六十軍起義學員組成。第五團下設3個營,和一個女生大隊。女生大隊200余人,全部是軍官家眷。

進東北軍大之后,楊協中冰冷的心逐漸回暖了。暖流源于共產黨人與起義學員平等的人格交流。楊協中回憶說,入校第一天自己就被感動了。從齊齊哈爾火車站下車,已是深夜1點,到營房還有一里來路,大家背著行裝,踩著半尺積雪,“喀嚓喀嚓”地埋頭走著,一路猜度冰天雪地“勞改營”的滋味,情緒低極了。一進營房,卻意外看到學校的各級領導在等候從敵對營壘走來的新學員。食堂做好了熱飯熱菜,宿舍燒好了熱炕火墻,直到大家入睡,領導們才離去休息。

關心部屬生活本是共產黨各級領導天經地義的尋常職責,但楊協中卻從中看到了兩種軍隊人際關系的巨大反差,這在講究階級身份、強調階級服從、嚴格階級秩序的國民黨軍隊,是無法想象的。

二、心中的“十萬個為什么”

楊協中被編入第五團一營一連,即“將校官連”。不久,因為一次小小的誤會,楊協中引起了指導員陳田夫的注意。

一天,陳田夫找楊協中談話:“你是黨員嗎?

“是。”楊協中以平靜的表情坦然回答。

“什么時候入的黨?

“民國二十八年。”其實楊協中心里并不平靜,他時刻準備接受審查。

陳田夫很有些吃驚,繼續追問:“你的介紹人是誰?

“沒有介紹人,一千多人集體入黨。”

“集體入黨?在什么地方?”陳田夫詫異了。

“中央軍校第五分校。”

陳田夫笑了,他發現了彼此的誤會。原來,一天前,士兵學員連通報過來一個情況:有幾名士兵學員已經知道了共產黨的土地政策,一問都說是營長楊協中講的。這事引起了學校干部的猜測,于是有人以為楊協中是單線聯系的地下黨員,或者是以某種方式進入國民黨軍隊的解放軍干部。誰知一問才發現,楊協中仍然是一位尚未開竅的國民黨黨員。

楊協中告訴陳田夫,起義第二天,部隊撤出長春城途中在卡倫吃飯,他見到了楊濱,楊濱送給他一本小冊子。出于好奇,楊協中閱讀了其中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并摘要地在全營集合時念了一遍。他怎么也不會想到,中共“家居鄉村的國民黨軍隊官兵、國民黨政府官員、國民黨黨員及敵方其他人員,其家庭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之規定,在士兵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楊協中關注共產黨的《中國土地法大綱》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他的家庭也屬于“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楊協中的做法完全符合情感與注意的自然流動方向。陳田夫知道,國共兩黨多年惡交戰場,國民黨中央軍校畢業生對其校長蔣介石的崇拜,非三言兩語的灌輸教育所能清除。楊協中雖然起義了,但彼此的心依然隔著一道很深的鴻溝。要與楊協中溝通,就必須選擇一個能引起楊協中同感與共鳴的認知層面,作為彼此感情與思想交流的平臺。

陳田夫的思想工作是從解剖自己開始的。他告訴楊協中:西安事變時,自己也在中學讀書,聽說蔣委員長被扣,曾痛哭了一場。那時,蔣介石在自己的心目中是一個偉大的民族英雄。參加八路軍后才知道,在中國,蔣介石維護的是一種少數人剝削壓迫多數人的舊制度,它必將被一種民主與平等的社會制度所取代。

聽了陳田夫的自述,楊協中吃驚不小:怎么共產黨的團級干部也同情過蔣介石?還敢對我講?

驚異后是感動:人家信得過我楊某人,才把心里話掏出來!

將心比心,楊協中下意識地解除了設置已久的心理防線,并把自己的身世也告訴了陳田夫。

楊協中父親是位貧苦農民,因為窮娶不起媳婦,便做了一戶有錢人家的上門女婿。按當地習俗,入贅是給丈人家當兒子,等于斷自家一支香火,出門在外抬不起頭,居家過日子也一樣的命。

父親入贅后,每日披星戴月為親戚家種田,生活卻與親戚家人截然兩樣,吃的是一日兩餐,穿的是四季兩單,比長工好不到哪里。

上小學三年級時,一天,楊協中放學回家,像往常一樣,放下書包就進了豆腐房,端起一盆豆渣去馬廄喂馬。不知為啥,那天有匹兒馬(沒騸的公馬)特別焦躁,楊協中剛把豆渣盆端上馬槽,還沒來得及拌草料,它就伸過頭來搶食,楊協中端起盆子往后一閃,兒馬搶食不成,上來就是一口,咬在楊協中的手臂上。“咣當”一聲,豆渣盆被打翻,豆渣撒了一地。

見楊協中血淋淋的手臂,親戚夫婦當時都沒有說啥。然而,晚上父親收工后,楊協中卻從門縫窺見一幕揪心至極的景象,父親跪在親戚夫婦面前,低三下四地乞求:“豆渣,我當牛作馬賠你們。求求你們一定供孩子把書讀下去。”

一吐為快的楊協中正要把自己的身世講下去,不料,陳田夫的一句插話將他的思緒完全打斷:“楊協中同志,你的父親,就是你親戚家變相的奴隸啊!

盡管陳田夫的插話語氣平緩,卻像一聲炸雷,震撼了楊協中麻木的心靈。在國民黨軍隊,受尊敬的是有錢、有勢的人,窮人沒地位。楊協中從來不敢也不愿向別人提及自己寒酸的家世、貧苦的家境和屈辱的家史,怕人笑話,怕人瞧不起。可此刻,指導員不但沒恥笑自己,反而給予同情。這同情不是廉價的憐憫,是不帶銅臭、沒有功利色彩的人格尊重。楊協中用自己的良心,在道義的天平上,掂出其價值分量。特別是楊協中第一次聽到共產黨干部稱自己為“同志”時,不能不更為之一驚:我已經告訴指導員,我什么命都不革了,只想回家。他不但不斥責我頑梗不化,反而給予信任,稱為“同志”,這又是為什么?

楊協中一夜沒睡。翻來覆去輾轉難眠的楊協中,雖然對共產黨尚有“十萬個為什么”式的不理解,但他的心,已經被共產黨干部平等的人格交流感化了。

第二天,楊協中振作了精神,他決心遨游共產黨的理論海洋,去求解心中的“十萬個為什么”。

 

 

楊協中在北京天安門

三、我要徹底革命

東北軍大的社會發展史教育,是在摸準了起義學員的思想脈搏后,對癥下的藥。當第五團政委曹孟樸上課講到人類社會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這樣由低級形態到高級形態的發展過程時,一個個都聽呆了。

認同了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形態發展的必然趨勢,學員們就不能不去思索:苦難的祖國,前途在哪里?迷茫的自我,出路又在何方?

中國共產黨奮斗的目標,是實現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楊協中摸著手臂上的傷疤,想著父親屈辱的淚花,認同了共產黨的無私追求。他認同的不是一己私利,是中國數萬萬窮苦百姓生存的權利、人身和人格保障的權利,這在道義上,有著無可抗拒的精神感召力。

楊協中還記得,學到這一階段時,仍有人不服,但不服的不是共產黨的最終理想,而是實現理想的道路:共產黨說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階級壓迫,這也是國民黨的政治主張。國民黨之所以沒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就是因為外辱內患,戰亂紛紛。

這種曾經在起義軍官中一統天下的政治觀點,學習了社會發展史后,被一批又一批戰場起義者逐出了思想陣地:

國民黨“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在其統治區有過實際履行嗎?沒有!連“二五減租”都沒有兌現。廣大農民得到的,是封建地主年復一年的沉重盤剝,是貪官污吏日甚一日的欺凌敲榨!

國民黨“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在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實現了嗎?沒有!抗戰勝利后,那么多國民黨軍政大員借接收日偽財產之機,大肆貪污、侵占,發“劫收”財,由此膨脹的官僚買辦資本有幾個受到了“節制”?

國民黨關于民主自由權利為“一般平民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民權主義,兌現給誰了?遠的不說,就講國民黨軍隊,士兵的人格什么時候受到過尊重?士兵的權利什么時候有過保障?

空談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國民黨政權,必然要失去民眾,而沒有民眾基礎的政權,在抵御外來侵略的民族戰爭中只能仰洋人之鼻息。于是,九一八事變后,有了拱手相讓東北權益的不抵抗主義;七七事變后,有了戰爭初期喪師失地的單純防御,有了戰略相持階段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方針,有了敵后游擊戰的百萬國民黨大軍崩潰的崩潰,投降的投降,所剩無幾的悲劇。如此的“民族主義”又有多大實際意義?

在反復閱讀了毛澤東的著作后,楊協中有了醍醐灌頂通體舒泰的感受,他不僅由衷欽佩毛澤東關于中國民主革命道路的理論,更為毛澤東哲學思想所折服。

在國民黨軍校,有人講授過蔣介石的哲學思想——萬變中有不變,以不變應萬變。如今與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一比,學識深淺不言而諭。重要的是,楊協中從中發現了蔣介石與毛澤東在為“中國之命運”選擇道路時,其世界觀、方法論上的根本對立:蔣介石強調事物發展的靜止狀態,毛澤東強調事物發展的運動狀態。由此,有了維護與推翻舊制度的斗爭。

成為毛澤東的崇拜者后,再看中共領袖像,楊協中有了截然相反的感受:你看共產黨領袖,那么高的地位,穿戴與普通人全無兩樣,人家沒有私利可圖,心里裝的只有普天下的窮苦百姓。那么大的學問,卻和藹平實,全無高人一等以勢壓人的架子。越看越覺得可敬,越看越覺得可親。

楊協中下決心要徹底革命,他把自己的戒指、手鐲和其他值錢的東西“全部獻給革命”,自己只留下一個裝著衣服和日常用品28斤重的小包包。在國民黨軍隊,營長是一級很威風的官了,家當自然不少,他全不要了。革命,就是要鏟除私有制,就是追求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干革命,就要獻出自己的一切,這些東西,都是在反動派的軍隊里得到的,就更不能要了!

上交東西第二天,指導員陳田夫將其中一枚戒指交還楊協中:“這個戒指是你媽給的那只吧?你拿回去。媽媽給的,家里傳下來的,革命隊伍允許留下。”

戒指在貼身衣袋里裝了一個星期后,又交了上去:“我楊協中什么都不要了,只要徹底革命。”

也有不交“財產”的——暫編二十一師某少校,起義前曾任長春警備司令部巡查隊長。起義后奉命帶一輛大汽車回長春市內接運留守眷屬時,發現很多軍官去吉林市賣東西。一位同學還提醒他:“你那個包袱還不拿去甩呀!當解放軍,可跟國民黨不一樣嘍!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里,一塵不染,說走就走,說干就干,哪讓你拖拖拉拉帶根尾巴呢!”于是,該少校留下兩皮箱隨身物品,領著傳令兵,帶上其余財物直奔吉林市。到吉林市的市場上一看,到處都是國民黨軍官的太太、士兵在賣衣服、被褥、毯子等。無奈,只好把未賣脫的四皮箱財物寄存吉林市的老房東家中。一年后,聽說這四皮箱財物被起義后離隊定居吉林市的一位中學同學全部騙走。

四、淚血大控訴

老人說,社會發展史教育對軍官們的啟迪,特別是對軍官積極分子的啟迪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就軍政大學全體起義學員,特別是對全體軍官學員而言,真正的靈魂覺悟,徹底的立場決裂,爆發于涕泗滂沱的“淚血大控訴”運動!

東北軍政大學起義學員的控訴運動,與九臺起義部隊的控訴運動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控訴運動一開始,就選取了十來個典型作為第五團2490名起義學員批判斗爭的對象,這種面對面的斗爭,發揮了事半功倍扭轉乾坤的神力。

第五團全體學員的第一次控訴大會在學校大操場上召開。主席臺上就座的,除第五團政委外,沒有一位校、隊領導,全是各連民主選舉的革命軍人委員會主任,有校官、尉官,有士兵,還有女生大隊的兩位家屬學員。

站在主席臺前接受批判的,有的是“特務嫌疑分子”,多數是軍閥作風嚴重的帶兵長官。

控訴大會由誰控訴,控訴誰,控訴了些什么,老人們記不過來了。深深印在老人們腦海里的,是捶胸頓足呼天搶地的哭嚎,是咬牙切齒咆哮如雷的憤恨,是怒不可遏不顧一切撲向主席臺的復仇!像一座座猛然爆發的火山,噴出一道道直上九霄的烈焰。

老人說,開初是哭。臺上訴苦的人先哭,哭得嗚嗚咽咽泣不成聲,隨即傳染了臺下的聽眾,由悶頭抹淚,到掩面而泣,待抽抽嗒嗒的哭泣聲連成一片時,有人便忍不住失聲痛哭。大禮堂兩千多人,什么樣的哭聲都有,甚至還有倒在地上打滾哭的。準確地說,不是哭泣,是哭喊、哭嚎、哭罵、哭吼!

當臺上臺下的人哭得天昏地暗的時候,會場上喊起了口號:

“反對剝削,反對壓迫!

“徹底摧毀黑暗的封建軍閥統治!

“向萬惡的舊社會、舊軍隊討還血債!

“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堅決跟著共產黨革命到底!

老人們說,那口號喊得“嗷嗷”的,驚天動地。

口號一喊,淚水就干了,悲與憤的轉化在一瞬間完成。

記不清是什么時候,更不知道是誰帶頭,有人沖向主席臺,非要親手痛打受批判斗爭的起義軍官。

“揍他!”“打死他們!”叫聲,喊聲,隨即而起,幾近瘋狂。會場秩序大亂。

參加控訴大會的解放軍干部都離開了座位,堵在通道上,制止著沖向主席臺發瘋似的起義學員。可是他們人太少,每連只配備一名指導員、一名文化干事,根本堵不住。緊急關頭,突然跑來一大批解放軍官兵,把沖擊主席臺的人流死死地堵在主席臺前。

第六連的士兵羅珠成說:“那個義憤呀,誰都按不下來!

第四連的中尉趙謙說:“堵在主席臺附近的八路,一個連有了,沒有一個連堵不住。”

第一連的中校王偉略說:“要是沒有八路的保護,主席臺上的那十來個人都會被打死,一個也跑不脫!

控訴大會是怎么結束的,老人們記不大清楚了,只記得人流沖過來,推過去,軍政大學的干部們一個個嗓子全喊啞了。

臺灣師范大學張春興教授所著的《現代心理學》認為:構成人的神經基本單位的神經元,其興奮性具有一種很特殊的現象,當刺激強度未達到某一程度時,即無神經沖動之發生;當刺激強度達到某種程度而能引起沖動時,該神經沖動立即達到最大強度。此后的刺激強度縱使再繼續加強或減弱,對已引起的沖動強度不再發生影響。此種現象稱之為“全有全無律”。

“全有全無律”,對改造起義部隊的教育方法具有很強的解釋力。正面教育固然能緩和矛盾沖突,但由于刺激強度不夠,很難在轉變立場上達到期望的教育效果。“淚血大控訴”的方式則不同,它刺激起來的感情波瀾,能在短暫的時間里實現階級意識和人權意識的大覺醒,并長久保持著難以消磨下去的強度。

東北軍政大學第五團的控訴大會結束后,學員們的余怒久久難消。每當士兵學員連隊和軍官學員連隊,或尉官學員連隊和將、校軍官學員連隊在校園相遇時,總有人不顧一切沖出隊列,去尋打仇人!每當全團集會,即使帶隊干部死死看住自己的連隊,不準有人越雷池半步,仍有人往軍官學員連隊,往將、校軍官學員連隊扔磚頭!

于是,校方采取措施,盡量避免有關的學員連隊相遇,凡是看電影、看戲或是集會,指導員先一個個搜身,檢查口袋里有沒有磚頭、石塊,再另外安排人員,將會場附近磚頭撿干凈。很快,又規定集會不準穿大衣,怕磚頭藏在大衣里面檢查不出來。然而,還是有人在看電影的時候用小板凳砸了一位軍官。后來,校方又規定,小凳子也不準帶了,看電影一律背背包,以背包代板凳。

學員們的怒氣依然不消。一次看劇,看了一半又躁動起來了。從前是指導員、教導員帶著呼口號,這次是學員自己呼。呼著呼著,一幫士兵學員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要沖過去尋打仇人。沖到過道一看,早已坐滿了“八路”。氣得一個個跳著腳罵!那場面,哭的哭,鬧的鬧,叫的叫,跳的跳,亂得一塌糊涂,就像發瘋似的。這事,現在說起來覺得好笑,可當時誰都笑不出來。

五、洗心革面脫胎換骨

那時,學員中要求槍斃幾個以平民憤的呼聲很高,指導員有針對地疏導大家:“只要參加起義,就一個也不能殺。殺一個,國民黨就要大造輿論,以后誰還敢起義?

共產黨不知哪來那么多辦法,先發動控訴運動,把基層群眾的階級覺悟激發起來后,再搞一個內部官兵團結教育,化解個人矛盾。指導員給大家上課:舊社會窮人受剝削,舊軍隊士兵受壓迫,不是個人造成的,根子在社會制度上。只要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在,叫我們在座的人去當官,平心而論,恐怕也要學壞。所以,要把仇恨記到舊的社會制度上,記在國民黨反動政權上。這些軍官,只要放棄過去的立場,共產黨還用他們。

不少學員都說:“我們那個時候,共產黨的什么道理聽著都新鮮,都入耳。文化教員的畫,一看就懂。指導員的話,一講就通。”

道理懂了,思想通了,士兵和軍官恢復了來往。士兵奪回了個人尊嚴,放棄了個人仇恨。軍官則放下了架子,謙虛多了。起義官兵中一種全新的官兵關系、上下級關系開始形成。

控訴運動之后,是土地改革教育,校方組織起義學員到農村實地考察“土地還家”。楊協中所在連隊被帶到一個村子,指導員宣布:“大家隨便走走,愿去哪家考察,就去哪家。”

共產黨的方法真絕。在舊軍隊,國民黨對共產黨攻擊最多的就是土地改革,什么“共產共妻”,“掃地出門”,“殺人滅族”,等等。往日耳聽是虛,如今共產黨讓你眼見為實。大家都是土地養育出來的農家子弟,對中共謎一樣的土地改革,誰不想一睹“廬山真面目”?更重要的是,出于切身利益的考慮,每位學員都格外關注自己家庭的未來。

這是對學員階級覺悟的實踐啟蒙,也是對學員階級立場的實地考察。中共的土地改革運動有著層次豐富的景深,參加實地考察的起義學員就像焦距不一的鏡頭,在拍攝同一對象時,根據不同的取景需求,選取不同的清晰與模糊。

果然,有的學員扎到貧農、雇農堆里,有的鉆進了地主、富農家中,還有人專找中農、富裕中農。

回到軍政大學,熱鬧了。一些鉆進地主、富農家庭的學員成了眾矢之的:考察農村土地改革是為了讓我們了解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革命,轉變我們的階級立場。你不關心廣大貧下中農如何徹底擺脫剝削和壓迫,卻一頭扎在地主、富農家里,安的是什么心?我們都參加革命了,你為什么還念念不忘老家的那份田產,難道你還想繼續剝削農民嗎?從前你是假進步!

認識提高之后,是“自報公議”劃階級成分。每位學員都要自報家中有幾口人、幾畝地、幾間房、雇沒雇工等生活狀況和生活來源情況,而后以班為單位對照土改政策評定個人成分,再報上級審批。這時,又有人糟了,原因是“對組織不老實”,犯了隱瞞成分的錯誤。于是,在批判斗爭會上受到了嚴厲的斥責:

“你家里的田不止十畝,五十畝也有了。誰不知道,你們連的士兵就有幾個是你家佃戶!

“在舊軍隊,你吃喝嫖賭花錢像流水,貧農家庭?不可能!

“參加革命前,你到處吹噓家里雇了多少個長工,如今怎么又成了中農?

因隱瞞成分被批判斗爭的學員中,也有大呼“冤枉”的:“我家確確實實沒有幾畝地,在舊軍隊我是亂吹的。你們不是不知道,不這樣吹,自己沒面子!

東北軍大的每一個教育階段,都有少數學員成為大家批判的對象。今天的積極分子,明天就可能成為批判的靶子,過一段時間,搖身一變,走馬燈似的又成為更積極的積極分子。往往搞一個教育階段,就得撤換幾個班、排長,然后在積極分子中重新選舉班、排長。楊協中是第二班班長,班里學員軍銜最高的是少將。別看是個小班長,能像楊協中那樣連任到畢業的不多。

從東北軍政大學畢業后,楊協中被分回解放軍第五十軍。楊協中說,起義前,自己雖然沒有打過士兵,但存在軍閥作風,對士兵態度粗暴。他怕回原單位,卻偏偏被分回原來的炮兵營。

出乎意料,士兵們對老營長很友好。楊協中十分感動,主動在全營軍人大會上反省、匯報了自己的歷史及學習和改造的情況。

楊協中除了參加過“各為其主”的反共戰爭外,沒有什么個人罪惡。他從此只有一個念頭:“立功贖罪,徹底革命。”他真心實意這樣想,腳踏實地如此干,一如既往幾十年。根本原因還是東北軍大刻骨銘心的思想改造!

六、堅守信念

楊協中后來參加了抗美援朝,在戰場上被提升為第一四八師炮兵主任,由師長趙鶴亭、師參謀長呂兆宣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5年從部隊轉業回云南,離休前為云南省鐵路建設工程公司副經理。楊協中離休后,擔任云南省黃埔同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

晚年的楊協中寫了一本回憶錄《熔爐生輝——我的生命足跡》,記載:有一次,當聽到曾在昆明某中學任教的某黃埔同學宣稱“中國最好的時期就是抗日初期”時,楊協中當即理直氣壯地批駁:“好壞要看全國人民,而不是看少數人,抗日初期你是地主家庭,當然生活好,貧雇農在過困難日子,你不了解,你立場還沒有轉到廣大群眾立場!……建議你加強學習,改造思想,要與人民大眾在一起。”

 

 

作者求助:本文講到的三八式老干部陳田夫,據說定居上海一帶,或在海軍,有知其下落者,請通過本網站轉告作者,謝謝!

【高戈里,察網專欄作家】 

延伸閱讀1

警惕“紅二代”稱謂誘導的政治歧途

作者:高戈里

 

 

“紅二代”稱謂,是一個政治偽稱!

為什么?這要從回答以下問題說起——所謂“紅二代”,其父輩的官職或軍銜需要定位在那一級別上:

是開國將帥?那么,開國校尉就不“紅”了?他們的子女就不是“紅二代”啦?

是改革開放前行政級別在13級以上的“革命干部”?那么,14級以下的“革命干部”就不“紅”了?他們的子女就不是“紅二代”啦?

是所有“革命干部”?那么,曾為新中國浴血奮戰的普通戰士就不“紅”了?他們是流血犧牲最大的群體,他們的子女就不是“紅二代”啦?

是所有“革命干部”和“革命軍人”?那么,三大戰役的支前民工就不“紅”了?勒緊褲帶吃糠咽菜支援前線的根據地“堡壘戶”“老房東”們就不“紅”了?看看粟裕1948924日發給中央的的電報吧,如果不“能得到交通運輸供應的方便和爭取華中人力物力對戰爭的支持”,粟裕敢“建議進行淮海戰役”嗎?他們的子女就不是“紅二代”啦?

特別是那些豁出自家性命、豁出自家孩子的性命去保護子弟兵后代的根據地老鄉,哪個沒頭沒腦沒肝沒肺沒良心的敢說他們不“紅”?

接下來還要追問:跟著共產黨翻身解放的億萬勞苦大眾“紅”不“紅”?大寨、沙石峪、紅旗渠改天換地的農民,“寧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進喜們,還有掏大糞的時傳祥們,等等等等,他們就不“紅”了?

如果他們都“紅”,那么,“紅二代”這一政治偽稱就多此一舉了:

因為,他們早就有了最神圣的稱謂——人民!

因為,所謂“紅二代”的父輩打天下的時候,早就昭示天下——中國共產黨人打天下不是為了“封妻蔭子”,而是為了人民!

因為,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民領袖生前曾多次警告當時的“干部子弟”——不要脫離人民群眾,成為給人民事業帶來“災難”的“八旗子弟”。

“紅二代”這一“政治偽稱”問題,不僅僅在于多此一舉,其本質和要害,在于誘導這幫“后代”沉浸于父輩的功勞和榮耀,留戀于老爹的地位和待遇,進而脫離養育他們的人民群眾,并迷失于為草根大眾還是為權貴為資本謀利益的征途。

對此,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張鼎丞的女兒張九九大姐在微信上曾一針見血地批評道:

如果“二代”們真的紅,就應當旗幟鮮明地宣傳“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但是,我參加過幾多二代們的“紀念”活動,很多都隱隱散發著“打江山,坐天下”的封建腐臭氣味,就連座次都要按老爹的地位安排。沒見過一次是檢討進城以后做了許多對不起老百姓老戰友和革命先烈的錯事的,都是在那里沉浸在父兄的榮功簿上享受精神會餐,更不見有人提議要面對現實,努力于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所以,這些活動,在社會上并不能得到廣大群眾的贊許,而且非常脫離群眾,只有某些承辦人和參與者自已沾沾自喜,自我欣賞自我陶醉而已。

“紅二代”這一“政治偽稱”的要害,還在于束縛了一些“后代”解讀歷史的視野,誤導其無視革命事業曲折跌宕的艱難性,無視革命隊伍內外斗爭的復雜性,小家子氣地去糾結歷史的恩恩怨怨及老爹個人的功過得失,甚至因此而公開詆毀人民領袖毛澤東。

更為險惡的是,與否定人民領袖毛澤東的政治邏輯連環套著的,是否定中國革命歷史的意識形態政戰陷阱。這其中所制造、傳播的政治謠言和反共謬論,有的已經被收入西方反共反華勢力的意識形態武庫,進而成為否定中國革命歷史的一大殺器。比如,在西方敵對勢力的支持下,定居英國的原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張守愚之女張戎與其丈夫喬·哈利戴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就收入某些“后代”鼎力支持的軍史“研究成果”及“陰謀論”結論。該書廣告詞狂妄宣稱:“一本注定要改變歷史的書,摧毀中國制造之紅色神話,張戎新書透穿毛澤東魔障!”據百度介紹,該書于2005年出版后,已被譯成三十多種文字,世界各地銷量超過百萬冊。

對此,著有《開國第一戰——抗美援朝戰爭全景紀實》《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非常軌跡——中央紅軍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之戰》《非常突破——1935年大渡河之役詳考》《非常抉擇——紅軍北出陜甘的前前后后》《紅軍長征過草地行軍路線詳考》《紅軍長征過雪山行軍路線詳考》等書,自費實地探險踏勘紅軍三個方面軍穿越水草地的全部路線,前期自費、后期在四川省委宣傳部和新華文軒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的資助下實地探險踏勘紅軍三個方面軍翻越的全部72座雪山的雙石(本名:周軍),在《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中有一段苦口婆心的規勸﹕

毛澤東的名字是代表中國革命歷史的一個巨大政治符號,從某種意義而言,否定了毛澤東也就否定了上個世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毛澤東都十惡不赦了,當年他麾下那些百戰名將不也就淪為了助紂為虐的打手了么——這跟當年那些對手們還有什么區別?有些紅色后代熱衷于為自己的父輩們評功擺好,斤斤計較父輩個人的“名份”及恩怨得失,卻對為自己父輩們開創了表演舞臺又帶領自己父輩們蹚過了鐵馬冰河的最高統帥極盡詆毀之能事,實在是讓人匪夷所思且心寒齒冷﹗如果人們的選擇性失憶癥都能達到了這般程度,那么他們自己父輩們的英名也就極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被附上“共匪暴徒”之標簽,淪入萬劫不復的阿鼻地獄而不得超生。

試想,真要是“還鄉團”殺將回來,屠戮“共匪”還需要先認認是哪個“山頭”么?

扔掉了毛澤東的旗幟,也就丟失了你們的父輩和你們自己。

延伸閱讀2

紅軍后代否定毛澤東只能自取其辱

作者:高戈里

 

 

前些天,我寫的《警惕“紅二代”稱謂誘導的政治歧途》(http://www.cwzg.cn/html/2017/guanfengchasu_0112/33676.html)

曾被猛轉,才三四天點擊量就突破了十萬。一位老紅軍后代甚至轉發了兩個小時(估計這老兄比我還“菜鳥”,可能是一個人一個人地轉發)。這說明,在毛澤東時代干部子弟中,捍衛毛澤東旗幟的占絕大多數,毛澤東時代對他們的培養、教育和警示有了歷史見證的成效。在我另一篇文章《毛澤東時代的烈士遺孤和八一同學》中,就講述了當年“克服優越感”“不要當八旗子弟”的民本主義教育如何在他們當中刻骨銘心。

然而,與毛澤東時代的各階層在改革開放后都發生了分化一樣,在眾多的紅軍后代中,確有極少數人多年來否定甚至肆意貶損人民領袖毛澤東,個別人還走上了“挖祖墳”的反共歧途。

真有否定中國革命并宣稱要“挖祖墳”的呀!

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是歷史的結論。

師哲,曾專職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任弼時的秘書,從蘇聯回國后,又專門負責中共與斯大林的聯系。晚年在病床上接受電視臺采訪時,說起人民領袖毛澤東曾老淚橫流:我們黨在建黨初期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沒有自己真正的領袖,曾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康克清回憶錄》記載,長征前夕,朱德對夫人康克清說:“這一次,他們總算讓毛澤東一起走啦。只要有毛澤東,我們總會有希望的。”遵義會議結束后的1935118日,“在遵義天主教堂召開中央、軍委直屬黨的活動分子大會,……聽周恩來傳達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情況。他講到……會議決定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這,仿佛是陰沉的天空響起了驚雷,跟著是暴風雨般的掌聲,一陣陣經久不息。狂熱的難以抑制的高興,簡直把小小的天主教堂給掀翻了。”

1944722日,綽號“迪克西使團”的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當其中的美國國務院代表約翰·斯圖亞特·謝偉思向所接觸的中國朋友打聽,為什么毛澤東能夠成為共產黨內公認的領袖時,回答都是一樣的:“他目光遠大。”

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撼得動不,中國共產黨的“祖墳”挖得動不,姑且不論,眼前的問題是,紅軍后代否定毛澤東,挖共產黨的“祖墳”,又怎能繞得開他自家老爺子的墳頭?

不信?咱們就掰扯掰扯——自家老爹終身追隨的人民領袖毛澤東若真是那般“可惡”,自家老爹又是什么……

追問一:如果毛澤東是“陰謀家”, 

追隨毛澤東打天下的紅軍老爹又是何品行?

最典型的,是“紅四方面軍歷史研究會副秘書長”夏宇立在境外發表《史說長征》等作品,肆意歪曲紅軍長征史,極力貶損批判過叛徒張國燾的中共領袖和紅軍將領,并將西路軍的失敗歸咎于毛澤東“為了爭取黨內斗爭的強勢地位”之“陰謀”后,少數紅軍后代跟著盲目附和。

對此,我的朋友雙石(本名周軍)在其著作《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中,作了基于歷史文獻的系統批駁。該書出版后,相關省的黨史研究部門不但給予了高度評價,還要求所屬市、縣黨史研究部門購買此書,把被顛倒了的歷史恢復過來。

此事,此處按下不表,回到本文的主題——將毛澤東貶損成“陰謀家”,能否繞過自家紅軍老爹的墳頭。

熟悉這段軍史的人都知道,紅西路軍多數指戰員是徐向前等紅四方面軍將領們從鄂豫皖根據地和川陜根據地帶出來的,他們之間有著鮮血凝聚的感情。西路軍出征2.3萬人,石窩山分兵突圍后,僅四百多人抵達新疆的星星峽。當西路軍失敗的消息傳來時,由原紅四方面軍紅四軍﹑紅三十一軍組成的援西軍的將領們,曾哭聲一片。據雙石綜合各方面的資料,截止1938年底,西路軍被俘和失散流落民間的指戰員有1.1萬余人,這其中,有四千余人在黨的營救下陸續回到了延安,被敵人殺害的在四千人以上。

面對如此慘烈的損失,如果毛澤東真是夏宇立說的“陰謀家”,害死了他們那么多親如手足的戰友,從一般邏輯上看:

曾跟隨毛澤東南征北戰維護毛澤東領導權威的廣大紅四方面軍幸存者,就愛憎情感而言,不是“薄情寡義的打手”,或者不是“助紂為虐幫兇”,又能是什么?

曾高舉毛澤東旗幟指揮部隊放聲“歌唱英明的領袖毛主席”的百戰將星,就品行德操而言,不是“口是心非的騙子”,或者不是“阿諛奉承的奴才”,又能是什么?

曾由衷欽佩“毛澤東的遠大戰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并在戰爭年代“一聲毛澤東,思想全都通”的紅軍老爹,就政治素養而言,不是“沒有政治頭腦的庸人”,或者不是“鼠目寸光的小人”,又能是什么?

那些歷經千難萬險九死一生百折不撓的紅軍老爹為人處事能如此“失節”嗎?

個別紅軍將領的后代在附和夏宇立詆毀人民領袖毛澤東耍“陰謀”的時候聲稱,他們是“代表”廣大紅四方面軍指戰員及其后代,但我了解的情況,卻是他們“代表”不了的:

1959年將軍業余合唱團中,有不少紅四方面軍將領,他們放聲謳歌的,是“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是“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從勝利走向勝利”!

某開國中將也是西路軍幸存者,文化大革命期間曾被下放到某農場“勞動改造”。那一年,當他的兒子來到農場看到從尸山血海九死一生闖過來的老爹如今卻“落魄”到田間地頭時,情不自禁地發了一句毛澤東的小牢騷。萬萬沒想到,為老爹打抱不平的牢騷話音未落,老爹勃然大怒,一個“結結實實”的耳光扇了過來,打得兒子兩眼直冒金星,耳邊隨即響起老爹擲地有聲的怒斥:我們這些將領,誰服誰呀?但在毛主席面前,我們都自動停止思考!

 

 

在戰爭年代,開國大將陳賡曾對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六旅的老部下們不無風趣地“抱怨”:“一聲毛澤東,你們全都通。我陳賡就在這個地方講得口干舌燥,你們就是聽不進!

與他們的紅軍老爹不同,如今這些紅軍后代“聽不進”的,是維護毛澤東的聲音——有人手頭明明有雙石的《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辯》,就是不屑一顧,還固執己見。有些人即便是翻閱過,也不愿(也許是不能)對雙石的核心論點、論據做任何回應。

這樣不好!

追問二:如果毛澤東“賣國”,  

在毛澤東時代鎮守邊陲的紅軍老爹甩得脫責任嗎?

再說某紅軍后代,曾在網上貼出誣蔑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府“出賣國家領土”的政治謠言。

對此,我曾轉發多篇文章予以駁斥,此處按下不表,再回到本文的主題——誣蔑毛澤東為“賣國賊”,能否繞過他紅軍老爹的墳頭?

因為,他紅軍老爹當年鎮守的邊陲,就是他這個做兒子的誣蔑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府“出賣國家領土”的地方。如此說來,當他這個做兒子的把“賣國賊”的帽子扣在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頭上的時候,他老爹跑得脫嗎?

因為接下來的需要追問的是,如果他老爹鎮守邊陲之地的國家領土真的被出賣,他老爹是“知道”,“裝不知道”,還是“真不知道”?

如果是“知道”并且“裝不知道”,那他老爹的政治品行就大有問題了——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府如此“賣國”,他紅軍老爹還帶頭高呼“毛主席萬歲”,還指揮所屬部隊高歌《東方紅》,這是什么行為?是明哲保身,趨炎附勢?還是為虎作倀,助紂為虐?

如果是“真不知道”,那問題也不小——作為身經百戰的開國將軍,負有鎮守共和國一方疆土的神圣職責,卻不去了解邊疆的歷史和現狀,有這么懵懵懂懂不學習,渾渾噩噩不思考,庸庸碌碌不作為的嗎?

他紅軍老爹的政治品行有這么壞嗎?政治素質有這么低嗎?

沒有!

實際上,他紅軍老爹不是跟在“大賣國賊”屁股蛋后面的“小賣國賊”,是他這個紅軍后代認識上出了問題。這種認識上的差別,也折射了他父子倆在胸襟、學識、視野上的天壤之別。因為,接下來這位紅軍后代指責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府沒有收復南沙群島就是“垃圾政府”之言論一展開,他在“胸襟、學識、視野”上遠不如他紅軍老爹,就得到了有力的證明(顧及對方的情面,此處刪去初稿的四百余字)

每一位紅軍后代在評價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時,都繞不開自家老爹的墳頭,沒有足夠的學識、學養,還是謹言慎行為好!

追問三:如果毛澤東真的“誤國誤民”, 

宣傳貫徹毛澤東思想的紅軍老爹豈不也是“騙子”?

接下來要說的某紅軍后代,曾在網上發帖如此否定毛澤東時代:

“……改開讓世界看到了中國的真正掘起,讓西方害怕。嘴上的強硬,是毛時代的特征,但西方從末害怕過!……解放的新中國從未強大過。改開才使中國強大起來!解決毛粉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只要在中國開發幾個類似毛貧窮的省,也畫個實驗區,讓毛粉們重新回到那個年代,工資在38元至52元之間,實行三十年一貫制不漲工資,生活要證制,3兩油,半斤肉,3O斤月糧佃糧白面4斤大米4斤。糖票蛋票火柴票,總之灰復過去的一切,凡是下過鄉的一律回農村,無論年齡大小,應為毛是讓他們扎根農村改造,凡是不尊從的一律按反革命論處,和黨不能保持一致的,按反黨論處,總之一切回到毛點時代。”

這個邏輯是荒謬的。照這位紅軍后代的說法,如果肯定毛澤東時代就應該恢復憑票供應,那么,他本人頌揚“父親留下的紅軍精神”是不是就應該回到雪山草地去啃草根嚼皮帶?

對于這位紅軍后代否定毛澤東時代的言論,我在《毛澤東時代的烈士遺孤和八一同學》一文中有過委婉的反駁和規勸,此處繼續按下不表,再回到本文的主題——紅軍后代否定毛澤東時代,能否繞過他紅軍老爹的墳頭?

因為,這位紅軍老爹長期從事政治工作,他在毛澤東時代傳達部署的政治工作,布置部隊的“社會主義教育”,向部隊指戰員作形勢報告,主持批評“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民主生活會”,以至于教育子女,指示部隊子弟學校的教育方針等,都不可能不涉及如何認識毛澤東時代的問題。

不信?咱們就擺幾件關系到他紅軍老爹的事兒看看:

第一件事情,在建國初期就業難的背景下,他紅軍老爹傳達“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國家就業方針,以部隊干部的工資比地方高為由,部署、動員一些部隊家屬辭去公職,以緩解社會上的就業壓力,改善地方群眾的生活。這其中,軍、師、團、營干部家屬都有,還有這位紅軍后代熟悉或應該知曉的老八路、功臣家屬。60多年過去了,相關在世的“遺屬”老阿姨這些年來的生活待遇,這位紅軍后代不會不知道,顯然,這比“三十年一貫制不漲工資”,對家庭生活的影響更大。

 

 

在創作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過程中,我曾先后采訪230多人,讓我感慨萬分的是,受此影響的長輩無一人對此抱怨。他()們的視野比那位紅軍后代深遠,沒有鼠目寸光;胸襟比那位紅軍后代開闊,沒有小雞肚腸。

我們的長輩林家保,1942年被國民黨抓壯丁當兵,1946530日隨部參加海城起義。195113日晚,擔任志愿軍第五十軍一四九師四四五團一營教導員的林家保率部與本師第四四六團二營協同,以血肉之軀拼坦克,兩個步兵營僅憑爆破筒、炸藥包和手榴彈,就聚殲了英軍第二十九旅“皇家重坦克營”,創造了空前絕后的戰爭奇跡。

部隊回國后,林家保與駐地一位教師相識、相戀后結為伴侶,但婚后不久妻子就被動員辭去公職當“家庭婦女”了。對此,林家保夫婦始終給予了正能量的理解,沒有怨天尤人。

因為,老人家把視野投向了歷史的縱深——回顧舊社會時,他說:“唉!說起來,連我兒子都不信。我9歲才穿上哥哥穿小了的褲子,襠還是破的。9歲以前,不管天多冷,一直光屁股。冬天太陽一出來,我們這幫光屁股的放牛娃特別高興,可以烤太陽了!”回顧舊軍隊時,他說:“當國民黨兵苦啊!吃飯要搶,吃不飽不說,還常常吃不上鹽。鹽貴著吶,一斤鹽要用一斤鴉片來換。睡覺沒有被子,更沒有褥子。夏天好辦,冬天只能靠在地上鋪點稻草來取暖,說一句不好聽的,當兵的就像一窩沒娘的小豬在稻草上擠成一團,你拱我,我拱你。”如果僅僅是生活苦還將就,窮人苦慣了。難以忍受的是挨打受罵。第一次挨打,因為地沒掃干凈。班長大發雷霆,讓林家保平伸手掌,掄起扁擔,左右手各打三扁擔,兩只手都打腫了,痛了一個多星期。第二次挨打,是因為一次全團集會,正在打擺子發高燒的林家保不但得不到治療,還不能休息,偏偏長官講話又臭又長,講了一個多小時,林家保站得兩腿發抖,渾身直冒虛汗,一陣天昏地暗的眩暈后,不由自主地癱了下去。“狗×的起來!”排長壓低嗓門吼了一聲,揪著林家保的衣領,把他提了起來。散會后,排長集合全排,將林家保拽出隊列,按在地上,然后,照著林家保的屁股上,“噼噼啪啪”地打了十扁擔,屁股都打破了,痛了一個多月。

還因為,老人家的胸襟裝著國家強盛——我在《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一書中記載了晚年林家保的感慨:不是我們愿意用血肉之軀拼坦克,是我們不得不以血肉之軀拼坦克。我們沒有現代化的武器裝備,更沒有生產現代化武器裝備的重工業。在前線作戰的日子里,雖然生死難卜,但沒有一個指戰員不心懸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大家都有一個共同心愿,為了不再受帝國主義的欺負,為了不再以血肉之軀拼坦克,我們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建立自鴉片戰爭以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重工業,哪怕勒緊褲腰帶也在所不惜!

順便說一句,這位紅軍后代認定“嘴上的強硬,是毛時代的特征,但西方從未害怕過!……解放的新中國從未強大過”。這句話,他依然繞不過他紅軍老爹的墳頭,因為,他的紅軍老爹當年曾以志愿軍將領身份向所屬部隊激情宣講過1953101日志愿軍統帥彭德懷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如下一段話:“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跨萬水千山經千錘百煉曾九死一生的紅軍老爹不是“政治騙子”,不是“政治應聲蟲”,更不是“糊涂蟲”,因為,帝國主義侵略的鐵蹄、反動派屠殺的血跡,以及一百多年來中國人被幾百個不平等條約壓彎了腰桿帶來的恥辱,都在紅軍老爹們的心靈深處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

第二件事情,是上個世紀50年代末期,各部隊都抽出大批指戰員勒緊褲腰帶幫助地方修水庫,紅軍老爹將軍們不但“下連當兵”,還經常下工地參加義務勞動。當年,在他紅軍老爹的部署下,在丹東鐵甲水庫、黑溝水庫的工地上,在興隆山圍海造田的工地上,我們的父輩漫山遍,紅旗獵獵,人抬肩挑,打夯的號子此起彼伏聲響徹云霄,干得熱火朝天,因為,毛澤東時代“勞動最光榮”,因為,在資金技術匱乏的條件下,齊心協力的苦干實干確確實實改造了一窮二白“靠天吃飯”的舊中國!如今,保證全國糧食生產免遭旱澇災害的8萬多座水庫,多是毛澤東時代紅軍老爹們帶領全國人民大干苦干修建的。

第三件事,是他紅軍老爹任職期間,曾調動、轉業、復員多批指戰員到生產建設兵團,讓他們帶領退役軍人和知識青年開墾北大荒,為國家貢獻大量新增的商品糧。

第四件事,是他紅軍老爹的戰友在文化大革命“支左”過程中,按照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對外開放部署,在本地引進了大型化肥成套設備,進而帶動了各地化肥廠的遍地開花。

如果沒有第一件事情所體現的干部群眾同甘共苦的建黨治國原則,中國人口增長不會在停滯一百多年后的毛澤東時代猛增以至于接近翻番,中國人均壽命也不會由三十幾歲猛增以至于接近翻番。繪制中國人口千年增長曲線和人均壽命增長曲線,就不難發現毛澤東時代的陡然增長。這在人口學上,被稱之為千古奇跡的“毛澤東階躍”。

如果沒有這后三件事,即舉國上下的農田水利建設、組建生產建設兵團大規模墾荒、引進化肥生產成套設備帶動全國化肥工業體系的建成,再加上毛澤東時代雜交育種技術的突破和推廣,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要解決“吃飽飯”問題,在土地資源稀缺、人口劇增的中國,是不可能的。

我們的父輩,一輩子吃幾輩子的苦,不僅給我們奠定了改革開放得以騰飛的堅實的農業基本建設基礎、完整的工業體系基礎、先進的科技基礎、堅強的國防基礎、穩定的社會基礎等物質基礎,還給后代子孫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數典忘祖要不得!

數典罵祖更要不得!

追問四:紅軍后代否定毛澤東甚至否定中國革命, 

繞得過去你自己嗎?

魯迅曾說:“論時事不留面子,貶錮弊常取類型。”此處,選取若干事實繼續追問:

作為紅軍后代,如果否定中國革命,宣稱“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基礎上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是“鬼話”“假話”,當他留在中國共產黨內,繼續以“紅二代”身份參加根據地父老鄉親舉辦的“座談會”“交流會”,“介紹自己父親參加革命的戎馬生涯和崢嶸歲月”,并表示“父輩忠誠共產主義,為了新中國建立,流血流汗,歷經千難,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時,又如何能自圓其說?

作為紅軍后代,如果繼續附和夏宇立等污蔑毛澤東“為了爭取黨內斗爭的強勢地位”耍“陰謀”,在參加“將軍后代合唱團”的時候,又如何調整自己的心態,去謳歌“咱們的領袖毛澤東”,并接受廣大群眾的熱烈掌聲?

看看改革開放后的傳記回憶錄吧——毛澤東麾下的將帥幾乎個個都是“千古完人”。接下來的問題是:有著一大堆“缺點”“錯誤”乃至于“罪過”的最高統帥,如果確實是坑害自己戰友和部屬的“陰謀家”,又怎能使一大群被后人歌頌為“千古完人”的百戰將星們心悅誠服地接受統領,去奪取一個接一個堪稱奇跡的偉大勝利?

歷史表明,每到時代的轉折關頭,總有一批人落伍。在中國共產黨經歷的曲折中,這種落伍者,有叛變的,有變節的,有消極的,還有一時犯糊涂的,這不奇怪。黨的十八大已經迎來了一個新時代,“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2017.2.7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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