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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華講長征：一部無與倫比的英雄史詩

點擊：  作者：王立華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6-09-23 09:06:31

 

　　紅軍長征已經過去80年了，經過長征的那一代人已所剩無幾。據說作為紅軍戰士參加長征、年齡最小的是一個9歲的女宣傳隊員，即使她還活著，也是近90歲的老人了。這樣一段遠去的歷史，我們今天依然隆重熱烈地紀念它，滿懷深情地追憶它，這種經久不息的紀念和追憶，甚至超越了國界、黨派和政治信仰，究竟是由于什么深層原因和內在根據？它到底能給今天、能給我們每個人帶來什么樣的啟迪和教益呢？下面，就圍繞這些問題，講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為什么要紀念紅軍長征？

 

　　如果把長征只看作是上世紀30年代一支紅色革命隊伍失敗后被迫無奈的戰略轉移，那就難以理解為此所做的一切，包括今天講的這一課。當我們認真回顧和反思那段如詩如歌的征程，并把它放到中國革命、世界歷史及人類生理極限與精神追求的大背景下審視，就會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長征偉大永恒的價值和魅力。

 

　　第一，長征是近代以來中國革命從失敗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點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由一個閉關自守的“天朝大國”，逐漸淪落為一個列強任意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幾近亡國滅種。

 

　　為了救亡圖存，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發起了一次又一次聲勢浩大的社會革命，但無一例外地都失敗了。

 

　　先是太平天國革命，洪秀全請來洋上帝搞農民革命，席卷大半個中國，提出了帶資本主義性質的綱領，但最后失敗了。

 

　　洋務運動，李鴻章、張之洞等人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制夷”，有成果但無力回天，在甲午戰爭中慘敗，割地賠款，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把臺灣送給了日本人，抗戰勝利后才收復，但日本人撤回前卻扶持起“臺獨”勢力，發展到今天，成為中華民族的心腹之患。

 

　　戊戌變法，康有為、梁啟超在光緒這個弱勢皇帝的領導下，搞君主立憲的資本主義，把慈禧太后惹火了，只百日就壽終正寢，康、梁流亡海外，譚嗣同等“六君子”飲血菜市口。

 

　　義和團運動，自發組織起來的貧苦農民，靠刀槍不入的符咒抵擋列強的侵略，結果是八國聯軍進北京，打的慈禧太后“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賠款4億5千萬兩白銀（當時每個中國人1兩），連本加息再加地方賠款，最后總數超過10億兩。

 

　　辛亥革命，孫中山發動資產階級革命推翻帝制后，建立中華民國，僅當了四十幾天的臨時大總統，位子就被袁世凱篡奪，后來袁恢復帝制當洪憲皇帝，被趕下臺后，中國進入軍閥割據統治的黑暗時期。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為中國革命開辟了新紀元，同時開始了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曲折歷程，也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慘痛失敗。

 

　　先是陳獨秀右傾領導，搞革命的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把革命領導權拱手讓給蔣介石，蔣叛變革命后，共產黨人被殺得血流成河，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慘遭失敗。

 

　　再是李立三等搞左傾盲動，發動城市武裝暴動，會師武漢、飲馬長江，要像十月革命那樣奪取全國政權，結果使僅存的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受沉重打擊。

 

　　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失敗后的革命隊伍，在朱德和毛澤東帶領下會師井岡山，開始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實踐，紅色根據地和紅軍力量迅速發展。

 

　　但到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被迫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后，王明“左”傾路線的代表人物博古和李德，排斥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導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不得不遠離根據地，開始了艱難的戰略轉移。

 

　　正是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刻，黨和紅軍才更加認識到毛主席的偉大正確。當時紅軍官兵都在想，為什么人是同樣的人，槍是同樣的槍，有了毛主席天天打勝仗，沒有毛主席天天打敗仗？這個問題成為共識，就有了遵義會議，不再讓“左”傾教條主義者指揮，黨和紅軍選擇了毛澤東做自己的舵手。

 

　　從此，中國革命的航船撥正了航向，乘風破浪走向勝利。

 

　　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沖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勝利到達陜北，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在抗戰中壯大了人民武裝力量，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最后又推翻了蔣家王朝的反動統治，建立了新中國，革命再也沒有遭受大的挫折。

 

　　有人曾感慨地說：“長征簡直是將革命劃分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條分界線，其后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要從這個舉世無雙的奇跡說起。”

 

　　這話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沒有長征，沒有那種瀕臨絕境的抉擇，對毛澤東的英明正確形成共識，或許還要更長時間，那么，“左”的錯誤領導就會延續更長時間，中國革命勝利的前途就很難預測。而毛主席能領導全黨全軍，卻是在長征中實現的。可見，長征既是一次失敗后的撤退，更是走向勝利的進軍，既是共產黨人從失敗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也是近代以來中國革命從失敗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

 

　　第二，長征是世界歷史特別是戰爭史上罕見的壯舉

 

　　關于長征，毛主席曾有一段非常動情地描述，他說，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

 

　　80年前，剛剛結束長征后，美國作家斯諾通過宋慶齡介紹到延安，在窯洞里聽毛主席介紹長征等革命經歷，很快寫出了《紅星照耀中國》，他在書中贊嘆：長征是當今時代無與倫比的一次史詩般的遠征。

 

　　當時這本書轟動世界和中國，為躲避國民黨的檢查，此書在中國譯為《西行漫記》，國統區的青年學生，包括其他階層人士，都以看到這本書為時尚，不少人特別是學生，就是懷里惴著這本書，奔向延安參加革命的。

 

　　20年前，著名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攜夫人沿長征路采訪后，寫了《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他在書中感嘆，人類的這一壯舉是無與倫比的，也許它同以色列人從埃及出走、漢尼拔翻越阿爾卑斯山、拿破侖向莫斯科進軍多少有點相仿，但把任何事件同長征相比都是不貼切的。

 

　　在中國歷史上，大小戰爭無數，但這樣的遠征前所未有，勝利者橫掃千軍的征戰，與這不是一回事，如成吉思汗西征亞歐大陸等，失敗者的流徙潰退，更不能與之相比。

 

　　世界歷史上，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確歷盡千難萬險，遭受埃及人圍追堵截，浩瀚沙漠缺吃少喝，還有疾病和疲勞的侵襲，也不過走了三五百公里；漢尼拔為打退羅馬人對迦太基帝國的進攻，先發制人，從西班牙率步騎精兵6萬人、戰象數十頭，繞開敵軍主力進軍羅馬，一路粉碎土著部落的襲擊，翻越平均海拔約3000米的阿爾卑斯山，穿越難以通過的沼澤，最后重創羅馬軍隊。他的遠征連續行軍才5個月，行程也不過一千五六百公里；拿破侖于1812年率45萬大軍進攻莫斯科，失敗后逃回法國，僅剩1萬余人，來回行程也不過兩千三四百公里。這些都不能與紅軍的偉大長征相比。

 

　　正如美國著名作家史沫特萊說：“與長征比起來，漢尼拔跨越阿爾卑斯山，在歷史小劇院中失掉了光彩，拿破侖從莫斯科撤退也是災難性的失敗，而長征則是最后勝利的前奏曲。”紅軍長征引起世界性的普遍關注和高度評價，并被當作永久紀念和追憶的歷史事件，這完全是因為它在世界歷史、尤其是世界戰爭史上前所未有、難以超越的特征決定的。

 

　　第三，長征是人類智慧和力量在極度惡劣條件下迸發的奇跡

 

　　長征途中，處處是險境、步步生死關，天上每天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有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期間，

　　紅軍翻越了18條山脈，有5條終年積雪，平均海拔5000米左右，高原牦牛是非常耐寒耐缺氧的，但達到海拔4500米以上就只是橫著走，再也不往上走了，可以想見翻越它的艱難；

　　渡過了24條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洶涌險峻的峽谷大江；

　　走過了一不小心就會陷入泥淖淹沒，人跡罕至、鳥獸絕跡的松潘草地，它方圓15200平方公里，幾乎與法國面積相等；

　　平均每天要打一場遭遇戰，還要行軍37公里以上，每行進300米就有1名紅軍戰士獻出生命；

　　還有，長征是長期無后方作戰，長達幾百天的時間里，沒有最基本的槍支、彈藥、糧食、被裝、藥品及宿營房舍供給，沒有正常的作戰和生活條件，每天的吃住都成問題。

　　紅軍還要面對數倍甚至十幾倍于己的兇惡敵人，面對隨時都有陷入絕境的危險，這確實是對人類生理心理極限的巨大挑戰。

 

　　在這樣的挑戰面前，紅軍以非凡的智慧、勇敢和堅韌，創造了超越人類生存極限的奇跡，留下了永遠激勵后人的強大精神力量。我們紀念長征、追憶長征，就是為了繼承這一寶貴的精神財富。

 

　　二、長征是一個怎樣的偉大歷程？

 

　　提起長征，大家最熟悉的是爬雪山、過草地等，當我們深入學習這段歷史時，又感到它千頭萬緒、迂回曲折、紛紜復雜，幾句話難以說清。為使大家有個提綱挈領的認識，我們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做個概括，不一定很準確，但比較容易記住。

 

　　一個歷史抉擇

 

　　長征最偉大的貢獻，就是在遵義會議上，歷史性地確立了毛主席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中國革命從此走向勝利。

 

　　這個問題過去是沒有異議的，上世紀80年代以后，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認為遵義會議既沒讓毛主席當黨的總負責，也沒有明確他是軍事上的最高指揮者，怎能說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呢？但這的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為，毛主席從此進入政治局常委作為黨的決策核心發揮作用，黨和紅軍完全肯定和接受了他的軍事主張，遵義會議后黨和紅軍一系列重大決策，都是在他的主導下形成的。

 

　　據周恩來回憶，當時大家要毛主席來領導，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張聞天）做一個時期，并說服了大家，遵義會議后，在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由洛甫換下博古做了總書記，但實際是毛主席領導。

 

　　陳云在遵義會議后不久，就離開紅軍去共產國際匯報情況，前幾年我駐外人員在俄羅斯國家檔案部門發現了一份記錄稿，就是在他匯報時記下的。他說，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

 

　　當時擔任總書記的張聞天也說：“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

 

　　我們黨兩次歷史決議都認定這一事實，1945年決議有“實際上”三個字，1981年把這三個字拿掉了，直接就是“確立了”領導地位。這個結論符合歷史真實，也是準確慎重的，看問題不能只看形式。

 

　　兩場內部斗爭

 

　　一場是與“左”傾教條主義的斗爭。時間在長征初期，斗爭的主要對象是當時黨內負總責任的博古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

 

　　長征的直接起因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這個失敗與兩個德國人關系很大。蔣介石前四次“圍剿”失敗后，找了一個德國人當顧問，此人名叫西克特，曾當過德國的國防軍總司令，他的招數就是用持久的堡壘戰對付紅軍。這時，中央負總責的博古不懂軍事，一切聽任李德指揮，他也是一個德國人，身高兩米，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當時德國軍事理論在這個學院占主導地位，所以他與西克特如出一轍，他的辦法就是打正規戰，以堡壘對堡壘，“御敵于國門之外”，結果遭到了慘敗。但博古和李德不承認他們指揮錯誤，而是把原因歸結為敵人力量過于強大。

 

　　實際上，第一次反“圍剿”敵兵10萬，紅軍不足4萬，是2.5比1；第二次敵兵20萬，紅軍3萬多，是6比1；第三次敵兵30萬，紅軍3萬左右，是10比1；第四次敵兵50萬，紅軍4萬多，是12比1，這四次我們都勝利了。第五次反“圍剿”，敵兵雖有50萬，但紅軍力量增強了，有10萬人，是5比1，而且這時第19路軍在福建通電反蔣，廣東地方軍閥作戰也不積極，這是前四次反“圍剿”不具備的有利條件。所以，他們把失敗歸結于敵強我弱是不符合實際的。

 

　　另外，在開始長征后，他們的組織指揮也犯了一系列錯誤，導致紅軍陷入絕境。陳云1935年10月給共產國際的匯報中講，長征初期犯了三個錯誤：一是部隊出發西征前，在黨內、軍內和群眾間沒有進行足夠的解釋工作；二是上路時帶的輜重太多，把兵工廠、印刷廠、造幣廠的機器都抬走了，光運這些機器就用了5000人；三是純軍事性質的錯誤，仿佛總是沿著一條用鉛筆在紙上劃的路線，朝著一個方向直線前進，結果無論走到哪里，到處都遇到敵人迎擊。

 

　　博古、李德確定的目標是向西突圍后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這一目的蔣介石判斷的很清楚，調集了幾十萬大軍層層圍堵，過湘江時把8.6萬中央紅軍，打的只剩下3萬，但博古、李德還是一意孤行，堅持北上，往敵人的包圍圈里鉆。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和紅軍領導層越來越感到不能再讓他們指揮了，在遵義召開會議，把博古、李德趕下了臺，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確主張，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

 

　　另一場是與分裂主義的斗爭。時間在長征后期，斗爭的主要對象是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斗爭的焦點是南下還是北上，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

 

　　遵義會議后，紅一方面軍跳出敵人的包圍圈，北上進入四川，在川西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決定兩軍共同北上，創建川陜甘根據地，開辟抗日前進根據地，領導和推動全國的抗日民主運動。

 

　　但張國燾口是心非，表面上贊同北上，實際上卻懼怕與胡宗南部隊作戰，先是提出向青海、寧夏、新疆等邊遠地區退卻，后是公開反對北上、堅持南下，還自恃兵多槍多向中央要權。

 

　　兩軍會師后，張國燾問周恩來中央紅軍有多少人，周說可能不到3萬人，張一聽臉就變了，自恃四方面軍8萬多人，要求改組中革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自己當軍委主席，當時軍委主席是朱德。

 

　　張聞天曾跟毛主席商量，把自己總書記位置讓給他。毛主席說那不行，一是他要抓軍權，這個位置他不一定滿意，二是如果真讓他坐上這個位置，會帶來很多麻煩。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這樣軍權他就不能全都抓去。當時總政委是周恩來，他過雪山后一直病重，高燒不退，從團結大局出發把總政委讓給了張國燾。

 

　　張當上總政委后，又提出要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線，要博古退出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增補紅四方面軍9人進政治局（政治局一共8人），目的未達到便要“徹底開展黨內斗爭”。

 

　　當時兩軍合編，分為左、右兩路軍，左路軍由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指揮，右路軍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指揮，毛主席和黨中央隨右路軍走。

 

　　過草地后，南下和北上之爭更加激烈，張不但命令左路軍南下，還發密電給陳昌浩，要“武力解決中央”。譯電員送電報時，陳昌浩正在會上興高采烈的講話，便順手交給了參謀長葉劍英，葉一看事關重大，借故走出會場找到毛主席，這才有了中央帶部分紅軍秘密出走，先行北上。

 

　　后來毛主席多次說，葉劍英同志在關鍵時刻是立了大功的，他救了紅軍，救了黨，救了我們這些人，評價葉劍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

 

　　1960年，毛主席接見斯諾時說，那個時期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期，因為弄不好就會自相殘殺，使革命事業毀于一旦。此后張國燾公開分裂，率部隊南下成立“第二中央”。

　　毛主席曾多次對他們說，南下是條絕路，不出一年你們也會北上，后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判斷。

 

　　紅四方面軍南下失敗，不得不回師北上，實現了三大主力紅軍陜北會師。張國燾到延安后一直非常消極，趁祭奠黃帝陵時逃跑叛黨，當時連他的警衛員都沒跟他走，孤家寡人，1979年11月死在加拿大的一個養老院。

 

　　三次重要會議

 

　　一次是遵義會議。時間是長征開始3個月后的1935年1月，地點在貴州北部重鎮遵義。這次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軍事路線問題。

 

　　在這次會議之前，召開過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解決了湘江戰役之后，紅軍往北走還是向西走的問題，同時也為遵義會議做了準備；遵義會議之后，又召開了雞鳴三省會議、打鼓新場會議和會理會議等，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不再每天都召開20多人的會議集體指揮作戰。

 

　　當時為擺脫敵人，不能不跑些冤枉路，一些同志有埋怨情緒，林彪當時就指責毛澤東盡走“弓字路”,要求由彭德懷來指揮。毛主席曾在會上批評林彪說，你懂什么？你不過是個娃娃！前后這一系列會議，主題都是確立和鞏固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而遵義會議是個關鍵點，所以我們把它列入長征途中最重要的會議。

 

　　一次是俄界會議。時間是1935年9月，長征走了近一年的時候，地點是甘肅迭部縣的俄界。這次會議批判了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錯誤行動，通過了關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

 

　　在這之前，召開過兩河口會議、蘆花會議、毛兒蓋會議、沙窩會議等，都是圍繞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紅軍的行動方向及組織領導問題召開的，俄界會議是在這個問題上一系列會議的歸結。

 

　　還有一次是瓦窯堡會議。時間是1935年12月，在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陜北后。這次會議明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要求把國內戰爭的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猛烈擴大紅軍，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力量，這是解決黨的政治路線的一次重要會議。

 

　　四支長征部隊

 

　　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

　　紅一方面軍也就是中央紅軍，1934年10月從瑞金出發，行程二萬五千里，1935年10月到達陜北，出發時8.6萬余人，到達陜北時還剩7000余人，其長征經歷最驚心動魄。

　　紅二方面軍是由紅二、六軍團組成，主要領導人是任弼時、賀龍等，1935年11月由湖南桑植開始長征，行程近二萬里，出發時1.7萬余人，長征結束時仍有1.3萬多人，是三大主力中損失最少的部隊。毛主席接見賀龍時稱贊說，出貴州、過烏江我們付出了很大代價，你們就是沒吃虧，走時1萬多人，走過來還是1萬多人，沒有蝕本。

　　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是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1935年3月從川陜蘇區開始長征，6月與中央紅軍會師，后又南下與中央紅軍分道揚鑣，直到1936年10月才結束長征，歷時一年五個月，三過草地，行程約兩萬里，原有10萬人，長征結束時加上中央紅軍的第五軍團還剩3萬多。

　　紅二十五軍的領導人是程子華、吳煥先、徐海東，其戰士的年齡大多在13歲到18歲，被稱為兒童軍，1934年11月從河南出發開始長征，出發時2900余人，會師時3400余人，是長征到達陜北的第一支紅軍隊伍，也是在長征中唯一沒減員反而擴大了的紅軍隊伍。

 

　　五個主要階段

 

　　一是長征準備階段。這個階段，先是派出紅七軍團，以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名義向皖南進軍，后又到方志敏創建的閩浙贛蘇區與紅十軍會合，合編為紅軍第十軍團，主要是通過威脅國民黨統治的心臟地區，配合中央紅軍戰略轉移。這支部隊有兩個大家比較熟悉的人物，一個是方志敏，一個是后來成為十大將中第一大將的粟裕。

 

　　這支部隊后來在江西東北部的懷玉山被敵人包圍，大部分壯烈犧牲，只有粟裕帶的先頭部隊一個團，在大部隊夜晚休息時繼續前進，越過封鎖線跳出了包圍圈。領導人方志敏被捕，當時抓他的敵士兵以為大官身上有錢，搜了半天只找到了一只懷表，蔣介石曾用高官厚祿引誘他，方不屑一顧，又用銅烙等酷刑，也毫不屈服，在監獄中關了6個月后，被蔣介石秘密處死，年僅36歲，在獄中留下了《可愛的中國》、《清貧》、《獄中紀實》等充滿無產階級革命者堅定信念和崇高境界的不朽文章，今天讀起仍讓人禁不住熱淚盈眶。

 

　　在長征準備階段，還派出任弼時、蕭克、王震領導的紅六軍團，去湘西與賀龍的紅二軍團會師，實際上是中央紅軍長征的先遣隊。長征準備的很倉促，而且一直猶豫不決，出發時除了博古、李德等幾個人外，其他都不知道下一步的行動是什么，要到哪里去。

 

　　二是長征失利階段。這個階段主要是沖破敵四道封鎖線，由于采取“大搬家”式的甬道行動，幾千名挑夫挑著印刷機、車床、X光機、文件箱、銀圓、金條、大米及大量備用物品，中央機關和軍委兩個縱隊在中間，兩個軍團在左，兩個軍團在右，一個軍團在后，就像抬轎子一樣，行軍速度極慢，每天只能前進十幾公里，錯過了擺脫敵人的有利時機，過湘江封鎖線時使中央紅軍損失了三分之二。

 

　　三是長征轉折階段。過湘江后，在通道會議轉兵向西，改變李德與二、六軍團會師的北進方向，到遵義會議趕李德、博古下臺，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到跳出敵人的包圍圈進入四川西部，在這個階段毛主席高超的戰爭指揮藝術，紅軍將士英勇無畏的戰斗精神，都表現得淋漓盡致。

 

　　四是長征分裂階段。從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到紅四方面軍南下失敗回頭北上，主要是同張國燾的斗爭。

 

　　五是大會師階段。從1935年9月紅25軍到達陜北，1935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到達陜北，到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將臺堡會師，標志著歷時兩年的長征勝利結束。

 

　　六道天險屏障

 

　　為了避開敵人的圍堵主力，紅軍走了許多險路，其中最著名的有六處：

 

　　一是烏江。這是貴州的第一大江，兩岸懸崖峭壁，江面波濤洶涌，水流每秒2米多，自古就有天險之稱。

 

　　二是金沙江。此江在長江上游，上接通天河，落差大，水流急，江上沒橋，渡河非常困難。

 

　　三是大渡河。河寬100多米，水深流急，渡口對岸高山聳立，川軍已構筑工事、憑險防守。太平天國的石達開就是在此全軍覆沒。

 

　　四是雪山。長征路上有夾金山、夢筆山、長板山、打鼓山、鷓鴣山、黨嶺山、折多山等多座雪山，夾金山主峰海拔5100多米，終年積雪，空氣稀薄，氣候惡劣，變化無常，翻越夾金山，早晨、黃昏絕對不行，必須選在上午9時以后下午3時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帶上烈酒、辣椒御寒壯氣。

 

　　五是草地。在川西北高原，海拔3500米至4000米，由于河叉眾多、排水不暢，形成大片的沼澤，在色彩絢麗的野花叢中，到處都是深不可測的泥潭，人走在上面，極易陷溺而亡。

 

　　六是臘子口。是四川通往甘肅的重要隘口，素稱“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七個主要對手

 

　　這里是指長征中對紅軍威脅最大的幾股力量，主要有蔣介石的中央軍、何健的湘軍、李宗仁和白宗禧的桂軍、王家烈的黔軍、龍云的滇軍、劉湘和劉文輝的川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此外，還有陳濟棠的粵軍、楊虎城的西北軍、馬鴻逵和馬鴻賓的馬家軍，以及少數民族中的反動土司、頭人的隊伍等，這些敵人大都交戰規模不很大，所以沒把他們列為長征中的主要對手。

 

　　八位紅軍領袖

 

　　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朱德、王稼祥、博古、李德、張國燾。這幾位是長征不同階段，紅軍在中央層面的主要決策人物。

 

　　九大戰役戰斗

 

　　紅軍長征中共進行近600次戰役戰斗，師以規模的120多次，其中最著名的戰役戰斗可講9個。

 

　　一是湘江之戰。這是長征中最慘烈的一仗，也正是因為有了這一仗的慘痛教訓，為選擇毛澤東領導黨和紅軍提供了思想基礎。

 

　　二是強渡烏江。當時紅軍沒有船沒有橋，突然發現江上漂來一根竹桿受到啟發，砍來竹子扎成竹排偷渡過江，后又將竹排連成浮橋。開始架橋時，用幾百斤重的石頭固定，但扔到水中就被沖走，一名戰士說“水打千斤石，難沖四兩鐵”，劉伯承聽后，隨即讓找些鐵匠用的鐵墩，兩個捆在一起扔下河，果然管用，架起了浮橋，使紅軍順利通過。

 

　　三是四渡赤水。這是中央紅軍長征中最驚心動魄、最精彩的軍事行動。1960年，蒙哥馬利來華訪問時對毛主席說，您指揮的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偉大的戰役相媲美。毛主席回答：三大戰役沒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筆。通過這一仗，紅軍巧妙地跳出了蔣介石苦心經營的包圍圈，使紅軍長征從被動走向主動。

 

　　四是巧渡金沙江。紅軍四渡赤水后，緊接著兵臨貴陽逼昆明，通過一系列的行動把敵人遠遠甩在了后面，也把防守金沙江的滇軍調離開了。紅軍2萬多人僅有7條船，渡了9天9夜，敵追兵直到紅軍渡完兩天后才趕到。這里還有一個插曲，渡金沙江時，因為沒有大比例地圖，不知渡口在哪里。正在到處搜尋地圖時，截獲了滇軍的一輛汽車，車上除準備送給中央軍的宣威火腿、普洱茶、云南白藥等地方特產外，還有20余份十萬分之一比例的軍用地圖。他們本來準備用飛機送，但機師突然生病改用汽車，沒想到途中被紅軍截獲，幫了大忙。毛主席高興地說，當年劉備入川張松獻圖，如今我們過云南入川，是龍云獻地圖，好兆頭啊！

 

　　五、六分別是強渡大渡河和飛奪瀘定橋。都是過大渡河，當時楊得志率紅1團突然出現在安順場渡口，繳獲了守敵沒來得及撤走的1條小船，17勇士冒著槍林彈雨成功過河。但安順場渡口架不了浮橋，船又少，紅軍無法在短時間內渡過去，于是命林彪和劉伯承帶領部隊分別從左右兩岸向上游挺進，奪取瀘定橋，這意味著要用兩天半時間，趕340里崎嶇山路，還要跟路上的敵人打仗。結果林彪部隊先到，立即組織22名突擊隊員，冒著對岸守敵的密集火力，把著鐵索攀過去，占領了瀘定城，保證了紅軍主力通過。毛主席到達瀘定橋時，一位紅軍戰士對他說，如果我們有一個班守在對岸，誰都不用想過去。毛主席笑一笑說，敵人嘛畢竟是敵人，哪能與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比。

 

　　七是包座戰役。包座是紅軍走出草地后的第一個攔路虎，如拿不下紅軍就要折回草地。徐向前主動請纓，指揮紅四方面軍部隊全殲其守敵5000余人，繳獲了大批物資，打開了北上通道。

 

　　八是激戰臘子口。這是紅軍北上一個重要關隘，兩側絕壁峭立，仿佛大山被劈開了一條30多米寬的縫隙，臘子河從谷底流過，河上有道木橋，要過臘子口，必須先過這道木橋，當時有一位外號叫“云貴川”的苗族戰士自告奮勇，用一根竹桿綁上鐵鉤，鉤住懸崖上的樹根、石縫和突出部，攀登到敵人工事的上方，突擊隊跟上后出其不意地襲擊敵人，奪占了這道幾乎難以逾越的險關。

 

　　九是直羅鎮戰役。這是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的關鍵一仗，當時蔣介石調集東北軍5個師3萬余人，企圖趁紅軍立足未穩消滅紅軍，毛主席親自指揮這一仗，乘敵109師孤軍冒進之際，打了一個漂亮的殲滅仗。敵師長牛元峰被紅軍擊斃，死在老牛灣，后來國民黨中的一些人編排說，牛元峰本姓牛，又偏偏跑到老牛灣，犯了姓，這是天意注定、劫數難逃。這一仗毛主席評價很高，說它是為黨中央把中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的奠基禮。

 

　　轉戰十四個省

 

　　長征中，中央紅軍經過了11個省，從江西出發，過福建、廣東、湖南、廣西、貴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肅，最后到達陜西。紅二方面軍有部分從湖北開始長征，還到了青海，紅25軍是從河南出發的，共14個省。

 

　　中央紅軍行程最長，一直講兩萬五千里，現在對這個距離有些爭議。2003年底，有兩位英國青年重走長征路后聲稱，長征不到官方說的2/3，大約只有6000公里。他們的這種說法不符合實際，當時紅軍行軍路線迂回曲折，按現在的道路和地圖標記是算不出來的。在計算紅軍長征行程時，還必須考慮到走什么樣的路、打運動戰、籌糧籌款、擴紅、做群眾工作、走錯路等因素，加上這些，二萬五千里是符合歷史事實的，有許多還超過了這個路程。朱德就曾說過，長征二萬五千里，我多走了1萬里。要這樣算的話，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紅一方面軍跟著朱德編入左路軍的第5、第9軍團，南下失敗又回頭北上，大都多走了這1萬里。

 

　　三、長征留給我們哪些寶貴的精神財富？

 

　　通過紀念長征，我們決不僅是喚起人們對先輩豐功偉績的記憶，更重要的是發掘和理解長征蘊含的普世哲理，繼承先輩留下的寶貴精神遺產。無論我們從事什么職業，做什么工作，處在什么樣的狀態，都可從長征的寶庫中汲取奮發進取的精神力量，獲得成就事業的智慧啟迪，感悟價值追求的崇高境界，提升我們生命的質量和品格。長征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至少有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百折不撓的理想信念

 

　　長征的全過程，是在革命事業遭受重大挫折甚至瀕臨絕境的情況下進行的。長征之前的一段時間，革命形勢發展很快，較大的革命根據地就有10多個，中央蘇區鼎盛時有5個省級、60多個縣級政權，面積8.4萬平方公里，總人口453萬，全國紅軍數量達30萬，黨員發展到30萬，白區地下工作也蓬勃開展。但后來，紅色根據地幾乎喪失殆盡，白區黨和有組織的革命力量幾乎全部喪失，革命形勢急轉直下。面對隨時都有可能被圍殲的險惡處境，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挫折和內部斗爭，紅軍能夠克服重困難，創造長征這樣的人間奇跡，靠的是什么？

 

　　1938年4月，張聞天在給陜北公學作演講時，學員曾向他提出這個問題。他回答說：原因就在于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理想信念，那時候我們只有一個思想，就是無論如何要克服困難，為自己的理想奮斗到底，沒有理想，不用說萬里長征，紅軍連一千里都走不了。

 

　　有一位被迫參加長征的瑞士傳教士，在自己的書中也談了這樣的感受，他是在貴州被紅軍當間諜扣留，隨紅六軍團一起參加了長征，被釋放后回國，寫了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紹長征的著作《神靈之手》，他講：“許多報導因紅軍抓了我們這些人的舉動，而將他們稱為匪徒和強盜，實際上紅軍領導人是堅信共產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徒，并在實踐著其原理。”

 

　　正因為有堅定不移的信念，紅軍在挫折、失敗和困難面前，能有強大的精神支柱，始終頑強不屈地奮斗。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本準備前往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在遇敵圍追堵截傷亡巨大的情況下，就調整方向，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準備創建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新蘇區；到遵義后，看到那里自然條件非常不好，加上國民黨40萬大軍已經逼近，就再次調整方向，準備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創建川西或川西北根據地；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鑒于川西和川西北的地理、經濟、人文等因素不利于建立根據地，又制定了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創建川陜甘蘇區根據地的方針；到甘南小鎮哈達鋪后，在一張報紙上得知陜北還有一塊蘇區，便決定在陜北保衛和擴大蘇區，一直走向勝利。

 

　　紅軍從來沒因為某個階段性目標沒實現，就動搖灰心，而是愈挫愈勇、愈挫愈堅。

 

　　二渡赤水打下婁山關時，毛主席眺望剛剛散去硝煙的巍巍群山，寫了一首動人的詩詞，其中有幾句是他詩詞中的經典：“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經過長征的紅軍將士，就是這樣一代不屈不撓的英杰，雖然人數極大減少了，但留下的都是信念堅定、對黨無限忠誠的精英，所有部隊都成為千錘百煉的鋼鐵部隊。

 

　　周恩來說：“我們紅軍像經過了一場暴風雨的大樹一樣，雖然失去了一些枝葉，但保存下了樹身和樹根。”

 

　　長征勝利后，中央專門作出決定，經過長征斗爭的指戰員，要更寬廣地吸收入黨，而且一律免除候補期。一些從國民黨軍隊俘虜過來參加紅軍和有特殊背景的人，凡是經過長征的，只要本人提出申請都可入黨。這樣一些大浪淘沙后留下的骨干，在此后革命和建設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支撐起了共和國的大廈。

 

　　第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

 

　　遵義會議后，毛主席重新掌握了紅軍作戰指揮權，與李德那一套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通過四渡赤水等一系列精心謀劃的作戰行動，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把敵人遠遠甩在后面。

 

　　當時18歲的紅軍少共國際師政委、后任總政主任的肖華，在他創作的《長征組歌》中，寫了這樣的歌詞：“戰士雙腳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烏江天險重飛渡，兵臨貴陽逼昆明。調虎離山襲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這是真實的描述和由衷的贊嘆。

 

　　長征出發前，博古、李德想把毛主席留在根據地，讓他到于都去搞調查，是周恩來力爭才一起走的。如果當時真的把毛主席留下了，也就沒有人類戰爭史上這些神妙的篇章，長征的歷史乃至中國革命的歷史就極有可能改寫。

 

　　今天我們學習回顧那段歷程，在禁不住拍案叫絕的同時，也可從中領悟梳理出一些鮮明的特點。

 

　　一是行動目標的靈活性。紅軍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不只是戰術行動的靈活機動，也包括戰略目標的靈活機動。

 

　　毛主席指揮紅軍后，一改李德那種僵化的思維方式，在情況發生變化、原定目標和計劃難以實施時，就果斷地作出調整，從而使敵人的判斷總是不準、企圖總是落空，使紅軍在變化中獲得主動和活力。

 

　　紅軍二渡赤水前發布過一個口令：我們必須準備走大路，也必須準備走小路；我們必須準備走直路，也必須準備走彎路；我們決不能損壞財物，因為我們還可能回來。

 

　　紅軍的指揮變了，變得高度靈活機動，而蔣介石的思路卻沒變，他是以不變應萬變，要求各地加緊構筑碉堡工事，像五次“圍剿”那樣把紅軍困死，結果可想而知。

 

　　二是系列連環的聲東擊西。紅軍到達遵義后，蔣介石對紅軍北渡長江的戰略意圖是清楚的，所以設了重兵圍堵。要想實現北渡目的，必須調開蔣介石的沿江駐防部隊，還要把他甩得遠遠的，才有從容的渡江時間。為了搞亂蔣介石的判斷，讓他上當，毛主席實施了一系列聲東擊西、指南打北的連環計。

 

　　先是一渡赤水到扎西，把敵軍主力吸引到赤水河以西；然后迅速轉兵東進二渡赤水，再次向敵防守薄弱的黔北地區進軍，這個出其不意地行動，不但擺脫了川軍、滇軍的夾擊和國民黨中央軍的追擊，還趁機消滅了中央軍的2個師8個團，繳獲了大批物資，打了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仗，更重要的是造成了蔣介石判斷紅軍有可能東進與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覺；等到敵人從四面八方跟到遵義地區后，紅軍又向北向西，大張旗鼓地從茅臺附近三渡赤水，蔣介石判斷紅軍又要北渡長江，急忙調整部署，向川南急進；這時，紅軍1個團偽裝主力繼續誘敵西進，而主力卻秘密回師向東，四渡赤水，接著又南下向遵義逼近，蔣介石又調集部隊趕往遵義，自己親自飛往貴陽督戰；紅軍派第九軍團偽裝主力向北行動，而主力紅軍卻南渡烏江，巧妙地跳出了蔣介石苦心設計的包圍圈。但僅此實現北渡長江的戰略目標還不行，為了調虎離山，毛主席先是直逼貴陽，把蔣介石嚇得驚惶失措，當夜上吐下瀉，要求各路部隊火速增援。當各路敵軍紛紛趕往貴陽“救駕”時，毛主席又搞了一次聲東擊西，主力擺出向東的架勢，實際卻西進云南，直逼昆明。當時滇軍大部都已調往貴陽，龍云為保昆明，不得不把防守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力量調來，紅軍趁機巧渡金沙江，實現了渡江北上的戰略方針。

 

　　蔣介石是個老奸巨滑，那么多軍閥都敗在他手下，但毛主席領導的紅軍智高一籌，他的聲東擊西是系列連環動作，終于把蔣介石“忽悠”昏了頭。

 

　　三是通過指揮紅軍指揮敵人。毛主席軍事指揮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讓敵人聽指揮，從某種意義上講，他指揮紅軍的每一步行動，都是在按照自己的意圖調動敵人，從而使敵人疲于奔命、被動挨打。

 

　　四是充分利用敵人的矛盾和弱點。博古、李德他們不懂得我軍的長處，也不善于利用敵軍的矛盾和弱點。

 

　　當時，蔣介石與地方軍閥都在各打各的算盤。蔣不但要消滅紅軍，還要排除異己。在圍堵紅軍的過程中，如果地方軍閥能把紅軍消滅，他求之不得，但憑他多年的經驗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如果兩敗俱傷，他就可乘虛而入；如果紅軍將軍閥消滅，他也可來收拾殘局，無論如何他都是有利的。

 

　　而各路軍閥也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既要防紅軍，又要防中央軍。如在湘江戰役中，桂系的白崇禧判斷，紅軍只是路過廣西，而不打算在廣西立足，桂軍只有2萬余人，去堵截8萬多紅軍，弄不好就會被消滅，即使打得好也會兩敗俱傷，不論出現哪種情況，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都會以追擊紅軍為名乘虛而入，廣西就會成為蔣介石的地盤，所以有匪有我，無匪無我，不如留著朱毛，還有自己的發展機會。他的對策是：在紅軍入境之前，將部隊布防于湘桂邊境，擺出決戰的架勢，這樣一則可應付蔣介石，二則讓紅軍知道，廣西早有戒備，不要輕易進入。如果紅軍過境勢不可免，就將部隊擺于南側，讓出桂北道路給紅軍通過，原則是不讓紅軍進廣西腹地，紅軍通過時，可以相機進行側擊和追擊，既可促使紅軍快走，也不會遭到紅軍主力殺回馬槍的風險。

 

　　在紅軍過湘江時，桂軍看到紅軍過境勢不可免，便本著事前的既定方針開始讓路，先以李宗仁的名義給蔣介石發電，說紅軍主力到南邊去了，他的主力也要南移，蔣只好回電同意，這就在湘江防線讓出了60公里的口子。但當時博古、李德未能抓住這個有利時機，使紅軍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

 

　　毛主席與博古、李德不一樣，他把軍閥之間的猜疑和矛盾，當成紅軍化被動為主動的突破口。如紅軍二渡赤水后，集中兵力打擊王家烈部，中央軍薛岳部按兵不動，想在兩敗俱傷后出來收拾局面。紅軍再占遵義后，又集中兵力打擊薛岳部，地方軍閥也不動，以致順利消滅中央軍兩個多師，蔣介石大罵這是“追剿以來的奇恥大辱”。

 

　　毛主席的軍事思想，從井岡山根據地總結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開始，靈活機動是貫穿始終的。有人問毛主席，你軍事思想的核心是什么，他說很簡單，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蔣介石失敗逃臺后，痛定思痛，深入研讀毛主席軍事著作，既恍然大悟，又后悔不已，感到那些對付自己的辦法都寫得很清楚，主要有兩條：一條是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總是先退一步再出拳；另一條是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柿子撿軟的捏。想來想去，自己與毛打仗的經歷就是吃了這虧。

 

　　第三，堅韌無畏的英雄氣概

 

　　紅軍在長征中表現出的英雄氣概是驚天地、泣鬼神的。一般人看那段艱苦卓絕的征程時，很難想象紅軍在犧牲和困難面前是什么樣的精神狀態。

 

　　今年我們觀看紀念長征的文藝演出，一些作品把那段歷史寫得很悲苦甚至很壓抑。但從過來人的回憶錄中我們看到，紅軍官兵對待犧牲和困難非常通達樂觀，戰斗精神也是很高昂的。

 

　　比如強渡大渡河，面對那樣的天險，用一只小船冒著敵人的密集火力渡河，戰士們不但沒有畏縮，而是爭相報名參加突擊隊，實在爭執不下，最后由聶榮臻授權營長孫繼先挑選。本來是選16人，但一名叫陳萬清的新戰士哭喊著非要參加突擊隊不可，最后得到批準，所以留下了17勇士的故事。

 

　　飛奪瀘定橋時，鐵索上的木板已被敵人撤走，把著鐵索過河，不用說還有敵人阻擊，即便在沒有任何干擾的情況下，要爬過去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面對生死考驗，幾個連隊卻為哪個連當突擊隊爭得不可開交，各連都給團部送去突擊隊名單，最后全團干部召開會議做出決定，一連因過烏江時已經立了功，確定由二連擔任突擊隊，三連沒當上有意見，團政委楊成武就讓他們跟在后面，往橋上鋪木板，這才算擺平了。

 

　　過大渡河決不比一條小溪，那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要之地。今年3月，一位名叫武大衛的以色列老兵，從瑞金出發走長征路，走到大渡河，他不敢相信紅軍爬著鐵索沖過去是真的，認為靠小木船和竹筏子渡過去也是不可思議的。他說，這比二戰時期的諾曼底登陸還經典，按照他們的戰爭理論，如果沒有先進的武器和強大的火力支援，沒有渡河工具，是不可能在這里發動攻擊的，而且是在上午9點鐘攻擊，這時太陽剛好照著河里的靶子，敵人就是閉著眼都能打到你，這樣的戰例超越和改變了他一生積累起來的戰爭哲學和理論。

 

　　實際上，他做的只是常規理解，是紅軍將士超凡的戰斗精神創造了奇跡。紅軍還憑著鋼鐵般的意志，克服了長征路上的重重困難。過草地時糧食不夠吃，能從干馬糞里找到沒有消化的青稞大豆，都成了幸運的事。尤其后面的部隊，找不到吃的東西，犧牲了很多，草地上有的烈士口中，還含著未能咽下去的草根。

 

　　曾任總政主任的獨臂將軍余秋里回憶長征時，濕紅著雙眼說：“進入草地后，所到之處草根、樹皮、植物莖塊，能吃的東西都被一掃而光。戰士有的把機槍帶、皮腰帶、皮革都煮著吃了，甚至連宣傳員背的鼓，也被拆掉后撕成若干小片，給饑餓至極的戰士每人分一塊。把牛皮放在臉盆中煮得又黃又軟時，空氣里散發出烤肉的香味，讓紅軍戰士在最艱難的日子里，打了一次牙祭。”

 

　　面對這些艱難困苦，紅軍將士不僅沒有被嚇倒，反而充滿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編快板、演節目、講故事、唱歌、打球，甚至在行軍途中把字寫在背包后貼的白布上，開展識字活動，規定每天必須學會3個字。

 

　　后來當了海軍司令的肖勁光，能歌善舞，多才多藝，擅長洞簫、二胡，長征途中攜一管洞簫前行，常于人困馬乏之際吹奏，給紅軍官兵以難得的精神享受。

 

　　后來擔任過外交部副部長、文化部長的黃鎮，當時任紅三軍團宣傳部長，在紅軍過金沙江后的戰斗間隙，編了個活報劇《一雙破草鞋》，贊揚紅軍的英勇機智，諷刺蔣介石幾十萬大軍追到金沙江邊，只撿到了一雙破草鞋，結尾是蔣介石拿著破草鞋，望著滔滔的江水哀叫。

 

　　毛主席的不少詩詞，像十六字令三首《山》、憶秦娥《婁山關》、七律《長征》、念奴嬌《昆侖》、清平樂《六盤山》等，都是在長征最艱苦的時候寫的，張揚著革命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以至于建國后毛主席曾感嘆，安逸的日子寫不出詩來了。

 

　　第四，生死與共的團隊精神

 

　　長征的歷史表明，團結協作、團隊精神是勝利的保證。從長征一開始，紅軍各路部隊就主動把困難留給自己、把方便留給兄弟部隊。血戰湘江時，擔任后衛任務的一個師加一個團，為掩護主力過江，幾乎全部壯烈犧牲。為配合中央紅軍長征，紅二、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積極組織大的戰役戰斗，牽制敵人。為策應中央紅軍北上川西，紅四方面軍離開自己的根據地，向川西岷江挺進，阻擊敵軍，迎接中央紅軍。

 

　　紅25軍在與中央長期脫離聯系的情況下，獲悉中央紅軍北上的消息后，立即決定西進陜甘，策應中央紅軍抵達陜北。徐海東在向部隊動員時說，即使我們3000人都犧牲了，也要把黨中央和一、四方面軍接過來。中央紅軍剛到陜北時，供應很困難。他得知中央需要經費，即把僅有的7000元現金中的5000元，還有一批物資送給了中央。

 

　　國民黨軍隊就做不到這一點，蔣介石的不少圍堵部署，本來想得也算周到嚴密，但因為相互勾心斗角和拆臺，最后使一些防線形同虛設。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突破的第一道防線，就是廣東軍閥陳濟棠的部隊，他為了保存實力，預先跟紅軍達成協議讓開道路，但他沒有傳達到下面，部隊打了一陣，找他后便馬上派人傳令撤退，紅軍比較順利地過去了。類似情況一路遇到了不少。

 

　　團隊精神還表現在長征途中深厚的戰友之情，把生的希望留給別人、把死的危險留給自己。紅軍過雪山時，一位司令員看到雪地里有位同志凍僵，摸摸他穿的衣服，原來里面填的都是稻草。他生氣了，讓警衛員去找這個部隊的供給處長，要責問他為什么用這樣的衣服來糊弄部隊，一位知情的同志對司令員說，你不要找了，他就是供給處長。過草地時，有位女同志臨產，而后面又追兵緊逼。董必武對紅五軍團長董振堂說：“一定要頂住敵人，打出一個生孩子的時間。”整整過了兩個多小時，小生命才姍姍來到人間，而為阻擊敵人的部隊犧牲了好幾個戰士。向云南進軍時，毛主席的妻子賀子珍因剛生過孩子，隨休養連一起行動，敵機來轟炸掃射，擔架員被打死，一位傷員掙扎著躲避，為救傷員她撲了過去，身上17處受傷，頭部受重傷陷入昏迷，毛主席看她傷成那樣，難過的掉淚，賀直到去世身上還有殘留的彈片。

 

　　第五，摯愛人民的魚水深情

 

　　紅軍是工農的子弟，是窮人的隊伍，是為人民謀利益、求翻身、得解放而戰斗的。盡管國民黨反動派對紅軍造謠誣蔑，甚至在紅軍路過的地方放火燒山、燒村，嫁禍于紅軍，但人民群眾還是歡迎紅軍的到來。因為紅軍每到一地，都要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給人民群眾帶來切實的利益，而對人民群眾卻秋毫無犯。

 

　　長征撤離前，為避免敵人迫害使用蘇幣的群眾，蘇區銀行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用實物、銀元或國民黨的鈔票，把市場上流通的蘇幣從群眾手中兌換回來，當時毛主席的弟弟毛澤民擔任銀行行長，通宵達旦地為群眾辦理兌換，辦完后才挑起擔子踏上長征路。

 

　　1934年11月，紅軍長征路過湖南汝城沙洲村，三位女戰士借住在村婦徐解秀家中，看到她家窮得連條被子都沒有，臨走時把自己的被子剪開，留下了半條。解放后，徐解秀直到臨終還念叨這件事，說什么是紅軍？紅軍就是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隊伍！

 

　　過草地時，紅軍戰士謝益先碰到一位面黃肌瘦的婦女，帶著兩個因饑餓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孩子，就把自己僅有的一袋干糧悄悄送給了他們。往后一到吃飯時，他就避開大家去找野菜，遇到沒有野菜的地方，他就喝點涼水充饑。母子三人得救了，他卻餓死在草地。

 

　　長征途中，紅軍群眾紀律非常嚴格，賀子珍的弟弟賀敏仁是個紅小鬼，到藏區后沒飯吃，餓得實在受不了，就和幾個戰士跑到喇嘛寺找吃的，沒找到吃的看到有銀元和銅板，就違反紀律擅自拿了一些買吃的，被發現后執行紀律槍決。

 

　　連蔣介石在給川軍的電報中都說，據報朱毛紅軍對人民毫無騷擾，有因餓取食土中蘿卜者，每取一頭必置銀元一枚于土中。他說紅軍是借此煽惑民眾，要求川軍也嚴飭部屬，學會愛護民眾。但軍隊皙性質不同，他怎么能做到呢？

 

　　在雪山草地附近地區，由于受敵人蠱惑，許多老百姓逃避一空，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紅軍收割了當地將要成熟的青稞，將所收數量和原因，用墨筆寫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老百姓回來后可拿這木牌向紅軍領錢，但紅軍很快就走了，沒地方去要錢。毛主席到延安后說，長征在川西北，我們欠了藏民、羌人的債，這是我們惟一的外債，也是不得不從他們那里拿走的，有一天我們必須向他們償還。全國解放后，毛主席還牽掛這件事，指示川西和西康地區的領導向當地百姓做了補償。

 

　　這就是紅軍，這就是人民軍隊，它以對人民的無限摯愛和忠誠，贏得了人民的高度信賴和支持，從而保證了長征的勝利，保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保證了我軍無敵于天下！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副院長兼秘書長、保定狼牙山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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