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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從大學課堂再到網絡、微信上，對毛澤東的非議甚囂塵上。但筆者認為，毛澤東這個名字，永遠與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緊密聯系在一起，是它們的歷史和發展中不可抹去的一部分。

毛澤東是什么人？是共產國際指定的領導人？不是。是上一任領導人指定的接班人？也不是。他曾長期處于中國共產黨的邊緣位置。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建黨，到1935年遵義會議選擇了毛澤東，這之中經歷了多任領導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蘇俄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導中國革命，其結果是中國共產黨撞得鼻青臉腫，磕得頭破血流。1935年遵義會議對毛澤東的選擇，不是“山頭妥協”的結果，不是利益集團平衡的結果，而是中國共產黨對勝利的選擇。

14年的斗爭實踐證明，只有毛澤東的道路才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唯一道路。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歷任領導人中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解決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這一中國革命最根本問題的人。

1，陳獨秀：被捕釋放后被迫接受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領導

當年中國共產黨建黨，對于到底是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還是與共產國際相平等，產生了很大分歧。陳獨秀說：“我們黨尚在幼年，一切工作也都未正式展開。我認為沒有必要戴上共產國際這個大帽子。中國革命運動有中國的情況，這些怕是共產國際和外人難以了解的，假如不了解，如何談領導和指揮呢？”

陳獨秀所言極是。但一個巨大的現實問題擺在面前：中共建黨沒有經費。在上海建黨時，包惠僧被派到廣州通知陳獨秀當選總書記并到上海就任。對于陳獨秀5塊錢的船費，都無力支付。最后還是陳獨秀自己出錢到上海就任。

張國燾向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報告，每月約需一千余元的經費預算。搞工人運動需要資金，而張國燾提出的經費預算已是十分謹慎。但陳獨秀知道后立即批評了張國燾，認為這么做等于是雇傭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中國共產黨人自己負責，所有黨員都應該無報酬地為黨服務。他帶頭號召大家捐獻自己的工資維持我黨工作的運轉。是否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并接受其經費、受其領導，是我黨成立后要解決的第一個難題，也是中共中央出現的第一次爭吵。

然而經費問題很快令陳獨秀也無法“無報酬地為黨服務”了。陳以革命為職業后便失去了固定的職業和收入，經濟上很不寬裕。起初商務印書館聘請他擔任館外名譽編輯，月薪300元，但這一固定收入持續時間也很短。陳獨秀大部分時間埋頭黨務，已經沒有時間再為商務印書館寫稿、編稿了。

窘迫的陳獨秀開始經常出入亞東圖書館。亞東的職員都是安徽人，與陳有同鄉之誼。其出版的《獨秀文存》有陳一部分版費。陳沒錢了就來亞東，但又從不開口主動要錢。好在亞東老板汪孟鄒心中有數，每當陳坐的時間長了，便要問一句：“拿一點錢吧？”陳獨秀便點點頭，拿一點錢，再坐一會，就走了。窘迫至此，陳獨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

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出現轉機是源于陳獨秀的被捕。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陳獨秀在家中與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等5人印刷小報時，被法租界當局逮捕。10月26日，法庭宣判陳獨秀無罪釋放，罰100元了事。陳出獄后才得知，馬林為營救他們幾人，聘請法國律師，耗費大量金錢和精力，打通會審公堂的各個關節，方才順利結案。按照李達的說法：馬林和中國共產黨共了一次患難。

這次遭遇令陳獨秀感悟到，不光是開展活動、發展組織需要錢，就是從監獄里和敵人槍口下營救自己的同志，也離不開一定數量的經費。這些現實問題的確不是僅憑書生空口的豪言壯語就能夠解決的。

陳獨秀本人極重感情，一番波折無形中增進了其對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達回憶說，“他們和諧地會談了兩次，一切問題都得到適當的解決”，不再像以前那樣一見面就吵架。

建立一個黨，鞏固一個黨，發展一個黨，需要理想，需要主義，也需要經費。富于理想的中國共產黨人，爭論了很長時間才承認了這一現實。這之后，陳獨秀同意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也同意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

在大革命期間，陳獨秀多次提出警告：國共合作不能再搞了，非常危險。但蘇俄、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卻非常堅持。最后大革命失敗，陳獨秀于1928年離開了黨，并這樣說：“我們中國人一定要找一條我們中國人自己的道路”。這是非常深刻的教訓。

2，李立三：試圖號令莫斯科配合中國革命，自己下臺革命受損

中國共產黨追求獨立自主，陳獨秀是第一人，但沒有成功。李立三是第二個，也是試圖以中國革命號令莫斯科的人。

1930年蔣馮閻大戰，李立三認為國民黨的統治正在崩潰，中國革命必將發展為全世界最后的階級決戰。于是要求“蘇聯應放棄五年計劃必須積極準備戰爭”“蒙古在中國暴動勝利時，應在政治上立即發表宣言，與中國蘇維埃政權聯合，承認蒙古是中國蘇維埃聯邦之一，緊接著大批出兵中國北方”“西伯利亞十萬中國工人迅速武裝起來，加緊政治教育，準備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作戰，從蒙古出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在這一暴動藍圖中，中國革命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共產國際成了執行這一計劃的配角。這觸犯了共產國際的根本利益。

共產國際和聯共指導中國革命，其出發點和目的從來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的利益為核心，在中國尋找到能夠與蘇聯結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國主義壓力，保護蘇聯的安全。1920年4月，維經斯基來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政治局給他指示的第一條，即“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沖突，要采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沖突”；其次才是支持中國革命。即使是給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提供幫助，推動了北伐戰爭的有力發展，同樣也是出自蘇聯國家利益的需求。

對此，共產國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進行了干預：停發中共中央的活動經費。這是中共自建黨以來所受到的最嚴厲制裁。李立三黯然下臺。

3，毛澤東：“打土豪分田地”，憑歷史自覺走出獨立自主之路

陳獨秀和李立三都想走獨立自主的道路，但均以失敗而告終。而毛澤東則成功引領中國共產黨走出了獨立自主之路。毛澤東提出“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在政治上創造了中國共產黨人獨特的理論，在軍事上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的武裝，在經濟上也完全擺脫了對共產國際的依賴。在筆者看來，第三條尤其重要。任何政黨、國家、民族乃至個人，沒有經濟獨立，其他都是無米之炊。

毛澤東從來不使用共產國際的資金。毛澤東的路是“打土豪分田地”，這不但成為了紅色政權政治動員的基礎，更成為中國共產黨經濟獨立的基礎。只有獲得獨立的經濟來源，才能建立獨立的政治和軍事基礎，才能自主地選擇自己的領袖、制定自己的路線。而之前慘痛的經驗教訓就是明證。

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論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中國找尋到了經濟、政治、軍事上的獨立自主之路，才能走上完整的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由此，毛澤東也為中國革命做了最大的貢獻。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為中國革命武裝奪取政權開辟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直至全國勝利的正確道路。

   圖為井岡山的毛澤東故居——茅坪八角樓。

毛澤東獲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犯過錯誤。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說，“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高興圩打了敗仗，那是我指揮的；南雄打了敗仗，是我指揮的；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茅臺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

毛澤東坦率承認自己的錯誤，并能在跌倒后再爬起來。毛澤東一生幾經沉浮，但依然為中國革命殫精竭慮。他身上有著珍貴的品質——有深刻的歷史自覺。

何為歷史自覺？第一，是對社會運行規律的深刻領悟；第二，是對歷史發展前景的主動營造。毛澤東終其一生都不相信命運的擺布，主張“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不安于現狀并要改變之。就是這種強烈的歷史自覺，使他從一個普通的湖南農家子弟，成長為建立新中國、暨建黨建軍于一身的歷史巨人。這種歷史自覺不但極大地改變了毛澤東本人的命運，也極大地改變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而中國共產黨擁有這樣一批抱有極大的歷史自覺的領導者，毛澤東是其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