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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去杠桿”變成“去國企”——嚴重質疑黃益平教授“中國杠桿平衡之術”一文表達的核心觀點
一、引言:“去杠桿”變成“去國企”的可能性
提出這個問題,是為了更好地執行中央的決定,而不是對中央決定的否定。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角度看,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指示是穩定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最為根本的決定,也具有與中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和經濟增長形勢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所有其他一切政策提法,特別是作為短期任務的提法,都應該與這個根本指示相一致。但這還不夠,還必須保證這些提法在現實的操作中不會被扭曲。然而,由于“杠桿”一詞的多義性,“去杠桿”很容易變成把“去應該去的此杠桿”變成“去那不應該去的彼杠桿”,更具體地說,就是通過把國企加上一個僵尸的修飾詞,然后,再把高杠桿加到國企頭上,從而把去杠桿變成了去國企。
黃益平教授《中國杠桿平衡之術》(《資本市場》2016年Z3期)一文就表達了這樣的核心觀點。該文摘要位置處的全部文字是:
“政府通過增加負債刺激經濟增長或者居民增加負債置換房地產市場的庫存,可能都不是上策,因為它們很難帶來可持續的增長。如果政府通過加杠桿來化解僵尸企業、確立市場制度,或者投資技術創新、克服基礎設施瓶頸,會更有意義”。
該文正文中也包含同樣意思的文字:
“既然中國高杠桿率的問題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業,特別是在內陸地區,重化產業和國有企業,其實很多已經變成了僵尸企業,它們的杠桿率高、利息備付率低。因此,去杠桿政策就應該努力把他們的債務降下來。僵尸企業占用的金融資源越來越多,其實就是‘金融不支持實體經濟’的主要原因。關閉僵尸企業就可能明顯降低企業部門的負債率,其實也是降低杠桿率分子的一條重要途徑”。
黃益平教授在把國有企業和高杠桿畫等號得出去杠桿就是去國有企業的結論之后,所關心的就是別讓“去國企”激起民憤,因此執行過程要盡力保持平穩。這讓人多少會想起九十年代的大批國有企業工人下崗。與當時領導人指示防止資產流失相反的是,大批國有資產被賤賣,被私有化了。而該文所發表的雜志名為《資本市場》似乎也顯示了這種文章的意圖。
黃益平教授不應該是這樣的水平,是否有人冒名頂替撰寫此文就不得而知了。這種文章以這樣有名的教授的身份發表在這樣的刊物上,不會是空穴來風。即使非黃教授所寫,即使作者言者無意,但考慮到中國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的當前已經得到逐步解決但還未完全解決的混亂以及中央提出的“不能犯顛覆性錯誤”的指導思想,提出警惕“去杠桿”變成“去國企”的命題應該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國企在中國經濟中的比例已經太低,可以說,中華民族又一次到了很危險的時候。有責任感、正義感和既懂理論又了解實踐的真正掌握現代經濟科學知識的政治經濟學學者不能不提起高度的警惕!
如果該文確實是黃益平教授所寫,黃益平教授本人實際上已經僅因寫作此文表達了上述核心觀點就成為政治經濟學學者了。因為該文核心觀點的政治性實在是太強了。也因此不能不用政治經濟學的文章來回應。但本文主要目的決不是針對黃教授,而主要目的是闡明“去杠桿”問題,對黃教授,本文只是希望采取“聞者足戒”的態度,畢竟,我并不確定本文是否真實表達了他的意思。而即使真實表達了他的意思,那也只是他過去的意思。中國古人“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態度也是值得每一個真正的學者學習的。
二、應該考慮去期貨保證金制度所產生的杠桿
對中國今天需要最無價值的杠桿可能是期貨保證金制度所產生的杠桿。
現代期貨制度一般被認為起源于1848年由82位谷物交易商發起組建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國谷物交易商發展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是有其道理的。這是因為直到20世紀40年代,整個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經濟管理功能很弱。因此,作為十九世紀美國最大谷物集散地的芝加哥谷物交易商谷物交易商通過建立一個交易所來實現自我管理,自我完善,自我發展。因此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是具有歷史重要意義和必然性的。
中國則不同。從秦始皇時代開始,政府在社會中的作用就非常強大。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更是如此。但有了這樣的政府,由少數資本所有者來實現所謂自我管理并在自我管理過程中不無達到其他目的之企圖的制度安排就是低效率的制度安排了。
美國經濟的一個特征是,早在科斯理論提出之前,美國人就采取了用新的市場來彌補舊的其他市場的缺陷的做法了。美國證券市場的發展也是如此。然而馬克思主義者對證券市場的態度是否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所謂證券市場就是投機市場。現代的期貨市場理論也承認投機者的存在,并認為投機者乃是這個市場存在的基礎。
然而,發展一個市場機制是有成本的。這個成本可以叫個交易成本。美國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注意到并論證了,美國的交易成本是驚人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即達到了GDP的50%。這個交易成本包括律師的收入。美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保羅?巴蘭就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多少律師發揮作用的余地。趙樹理的小說也反映了這一點:是區長審案而不是律師、法官審案。當一個國家私有化很高時,交易不得不越來越復雜,也就不得不建立更復雜的法律制度,而執法也就不得不依靠更專業的律師。而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的法學院的名聲建立的社會經濟基礎也就形成了!但擁有這樣顯赫名聲的法學院又怎樣呢?美國一部著名的多季的電視劇《波士頓法律》(Boston Legal)通過這個美國重要城市的名聲顯赫的律師事務所律師的職業實踐反映了美國律師界所存在的衰敗。在這部電視劇的結尾,這個顯赫的律師事務所因要破產而被中國的企業接管了。中國需要哈佛耶魯大學那樣的法學院嗎?習近平總書記曾說,北京大學不能建成哈佛大學,中國的金融市場就要建成美國的金融市場嗎?
如果在中國建立期貨交易所,不管是商品期貨交易所還是金融期貨交易所,都沒有如美國那樣的必要性(這一點我是堅信的),那么,建立在保證金基礎上的期貨的杠桿交易就同樣沒有如美國那樣的必要性了。老實說,美國人的期貨杠桿交易是在美元極度稀缺的條件下形成的。杠桿交易因此節省了資金,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今天,在中國貨幣供給超過美國(中國的M2/GDP大于美國的M2/GDP)的情況下,中國為什么要降低期貨交易的門檻讓更多的人從事更無用的期貨交易呢?我相信,中國金融界的有識之士和中國經濟學界的有識之士很多人都同意,中國的許多金融交易是空轉,與實體經濟嚴重背離,甚至根本脫節。
比如,許多股票發行變成圈錢的工具。如果這個看法成立,去杠桿要不要去金融領域的保證金杠桿呢?答案不言而喻。事實上,中國在九十年代中期,就把在九十年代初建立的十幾家商品交易所取消了很多。后來對剩下的商品交易所又繼續精簡,連北京商品交易所都被精簡了?,F在只剩下上海、鄭州和大連商品交易所了。這是很徹底的去杠桿措施。當然,隨著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上海金融期貨交易所掛牌,杠桿又增加了!在此聲明,本文并不涉及評價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上海金融期貨交易所通過掛牌加杠桿是否合理,因為作者對此并沒有研究。但本文的分析提出的問題確實值得相關領域的管理者思考!畢竟,陳云把“反復”(思考、衡量)作為其哲學思想的一個要點。這是有道理的。因為事物在變化,過去合理的現在不一定合理!本文提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上海金融期貨交易所,是基于哲學角度的思考,而不是基于對其細節進行系統研究后做出的具體結論。
三、中國應該去房地產按揭杠桿
按揭本身就是一個杠桿。比如,一個人付20萬按揭買了60萬的房子,一年后房子升值為200萬,這個人就用20萬賺到了200萬。杠桿比例是十。但這個杠桿比例是隨著房子的價格變化而變化的。從整個國家的角度看,給個人以這種賺錢的機會是鼓勵投機,是把房地產市場變成投機市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房子是用來住的。當中國的政策和銀行按揭制度合作使得中國的少數人可以通過推高房價來得到這種快錢的時候,中國企業的經營者的思緒就完全被打亂了,中國國有企業的許多管理者也不例外。這比西方的尋租行為更壞。這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奪。不加限制,它必然把整個國民經濟體系引導到經濟泡沫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崩潰之中。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的概念說,中國房價越高,中國房地產的交易成本就越高。這樣來看,所謂北京寸土寸金、上海寸土寸金、深圳寸土寸金的說法從微觀上看從現實即絕對合理的庸俗哲學上看是對的,但從客觀、長期后果看,對整個國家是有害無益的。
房子是用來住的。中國在住房科技上的許多進步對于整個社會所創造的價值是有限的。特別是,只有那些最有錢的人才能住上使用了最奢侈科技的房子。而他們的錢的來歷可能是不明的,可能是不合理的,甚至是極不合理的。當然,如果房子的科技進步是讓最廣大人民群眾住上了質優價廉、節能環保的房子,那是有價值的。但就是這種房子的科技進步速度和程度與按揭也沒有關系。中國應該把房價大大地打壓,使房價反映建造房子的真實成本。打壓房價,就會去除中國經濟中的危害銀行安全的由住房抵押貸款所產生的杠桿。如果考慮到執行的平穩性,在無法迅速或不宜過快打壓房價的情況下,應該對所有的房地產企業征收利潤特別稅。中國已經不需要再用高杠桿支持下的高利潤鼓勵房地產企業的發展了!對于在中國的外資、港資房地產企業,中國也應該限制他們的利潤空間和利潤轉移。只有這樣,中國的資金才能真正轉入到實體經濟之中。在高房價的條件下,本屬于實體經濟的房地產產業已經過度虛擬化了。這種實體經濟轉化為虛擬經濟的案例是辯證法原理的又一體現。中國的房地產產業發展的現狀已經與中國原來發展房地產產業的初衷背離了!有報道說,德國人就不炒房子。在這點上,中國人應該向德國人學習。
老實說,從西方的機會成本的概念看,在整個國家的層面,住房投資的收益率遠遠低于國家投資于基礎科學的進步和研發。中國人不可能把房子建好了出口到美國去賺美國人的錢,但美國人可以把蘋果手機在美國或中國制造出來來賺中國人的錢。單個房地產企業的高收益高利潤只不過是把其他人的口袋里的錢包都拿出來。有人利用西方的壟斷理論把這解釋為從消費者剩余轉化為生產者剩余。其實沒有一個理性的消費者愿意為房子付出那么高的價格,更沒有一個普通的消費者愿意把自己的半輩子的財富用于買一處哪怕是多好的房子。人生的價值不在于住多好的房子!可以說,中國的住房價格越高,中國的價值觀體系就越扭曲,中國的意識形態就越危險。這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表現。所以,去杠桿必須去房地產杠桿。至于怎樣去是另外一個問題。
四、辯證看待實體經濟中國企杠桿和私企杠桿
中國國企即使是高杠桿,即使處于虧損狀態,也不能被去掉,因為國企的功能無法被私企替代。國企在人力、信息、資源、技術、資產、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等領域都具有私企做不可比擬的優勢。有的國企的虧損完全可能是內外勾結想要達到國企私有化的目的所造成的。因為只有這樣,少數人才能用極少的錢在一夜之間得到富可敵國的財富。而得到富可敵國財富的人是否會有政治陰謀呢!沒有人能夠排除這種可能性!這種人如果有政治陰謀,其危害是最大的!因為它會導致顛覆性后果:即社會主義中國解體!而社會主義中國如果解體,整個中國就可能分裂為幾個小國!
當然,一些國企的虧損或盈利能力降低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而出現的??梢酝茰y,中國電信固定電話業務的盈利能力由于無線通信技術的發展而大大降低了。但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中國電信是私人企業經營的,私人企業的盈利能力會降低更多。實際上,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美國對私人企業壟斷抱有極強的警惕。這是美國人能夠通過反壟斷把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分拆為可以分而治之的公司的原因。美國人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把傳統的私人壟斷給反掉了,這是可喜可賀的。但這個成就是否來得太晚了呢?這個成就是否對于新興的私人壟斷無能為力呢?中國怎樣真正吸收美國的真正的可取經驗呢?
中國私企的領導人物中不乏杰出之士,這一點必須承認。但同時也必須承認,這些杰出之士是在中國發展私有企業的大背景下涌現出來的。如果沒有這些大背景,這些杰出之士的用武之地本來是在中國國企之中。同時還必須承認,在私人企業經營中,有不少私人企業是通過向國有銀行貸款,即通過杠桿來賺取私人利潤的。更有不少所謂原罪,是通過向國有銀行貸款,即通過杠桿來把原來的國企私有化。還應該有數不清的私人在向銀行借款以后,把銀行的借款轉化為私有財產的。那么,去杠桿去什么呢?對這些過去的杠桿兒怎么去呢?一句赦免原罪就解決問題了嗎?是簡單的馬照跑舞照跳的問題嗎?中國資本市場的這個系那個系、中國暴露出來的某些官員組織的這個會那個會應該怎樣向勤勞的、勤勉的、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每周工作七天月薪只有幾千塊錢的廣大大學新老畢業生和未來的畢業生以及更為廣大的普通工人和農民交代呢?中國的去杠桿還應該是去國有企業的杠桿嗎?
五、結語
本來,“杠桿”一詞對本人很是隔膜。但由于本人正在編寫一本經濟學原理的教材,感到應該把這個問題講一下,因此不得不查閱一些文獻。正是在查閱文獻過程中,看到了黃教授的文章。黃教授的本意也許是好的。正如中國許多學習新古典經濟學的學人一樣,本意都很好。然而,辯證法告訴我們,只有本意好是不夠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好的本意最后演變為一個不好的結果,甚至災難。本文對杠桿問題的研究還有未盡之處,但本文所提出的問題對于當前中國的經濟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本文引起了相關決策者的注意,或者引起了更進一步的研究,本文的目的就達到了。請允許我就此擱筆,不要讓人感覺“下筆不能自休”了。還有許多重要的問題要研究。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經濟學系教授;來源:“產業人網”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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