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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總書記提到的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去產能就是去掉過剩的產能，去庫存主要指房地產，杠桿就是剛才我講的企業的負債太高，降成本主要是針對企業的，補短板就是把我們市場最缺的東西補上去，這是五大任務。

把這五大任務分解到各個部門去，更具體一點就涉及這些問題：

第一，工業去產能。主要是鋼鐵、水泥、煤炭等產品，因為原來刺激出來的現在賣不掉了，因為房地產不再需要這么多的鋼鐵、水泥、煤炭。但是，去掉這些產能很難，誰也不愿意去。一個企業生產出來的鋼鐵賣不掉，他要關了行不行？第一，工人不干，第二，老板不干。工人是怕失業，老板呢？老板在想，別人怎么去產能我不管，只要我還能夠生產，銀行還得給我貸款，我還能夠在那轉；第三，政府也不干。為什么政府不干呢？因為你雖然賣不掉，但是你只要在生產，就在支撐著我的GDP，我也可以有稅收；最后是銀行也不干。企業要關張，我的銀行就成了不良資產，風險就暴露了。所以，跟它有關的所有利益相關單位的都不愿意，這件這事就難辦了。所以為什么提到去產能，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光靠市場手段不行，需要行政干預？就是因為誰都不愿意去。但是，我們不僅僅提出工業去產能，還提出要結構升級，要搞中國制造2025，還得有創新。這就意味著，工業產業不但要“除舊”，還要拿出新的東西來，這就更不簡單了，可以說是難上加難。所以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推行難度是很大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二，農業供給側改革。就是說，糧食、經濟作物、飼草料，三元種植結構要協調發展，不能光種糧食，要考慮到現在供給端這樣一些結構上的變化。國內缺什么？有些經濟作物和飼草的產量不夠，咱們畜牧業用草是供不應求的，需要從國外進口。內蒙等一些畜牧大省的草原都在退化，生態在退化，所以現在得想辦法種草，然后再與農業、旅游、減排、文教等等相融合。

第三，房地產。房地產要去庫存，我看最難。中央提出房地產去庫存的意思是要三線、四線城市的房地產庫存，一線城市比如北上廣深，就算房子沒人住也有主，真正過剩的是那些三四線城市。我看過很多縣城，有的縣城的規劃面積都達到了一百多平方公里，蓋了很多的樓，都賣不掉。一百多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在90年代，中國大多數省會城市也就是一百多平方公里，一個縣城規劃那么大的面積干什么呢？蓋了那么多的樓誰來住？有錢人都跑到省會城市、地級市去生活了，誰還在縣城買房？這些庫存怎么去？國家統計局算出來的房地產庫存是七億平方米，社科院有個專家算的是二十一億平方米，口徑不一樣，算出來的庫存也不一樣。去庫存又怎么去呢？中央政府的想法是，讓那些進城的農民工來買房，那么問題就來了。農民工是不是應該買房？應該買。但是他有沒有錢買呢？怎么讓他有錢買，來消化這個庫存呢？或者讓他租，他能不能租得起，開發商、物業公司愿不愿意以他能接受的價位租給他？政府這個補貼能不能補得起？這些都還沒有好好的設計，所以這個去庫存任務，我們看十三五期間能不能解決。上一屆政府，溫總理曾經說過狠話——我任內一定要解決高房價問題。但是直到他卸任，這個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一直留到現在。現在誰還敢說能解決高房價問題？北京的房價，四環以內至少都達到40000元每平米了。

第四，土地。現在，不論是要搞轉型升級，搞新經濟，還是要解決房地產的問題，都連帶著土地的問題。聽說，現在北京延慶的地價都達到了四萬元每平米，這是在北京的遠郊區縣。土地為什么這么貴？因為現在我們土地出讓的方法就是招拍掛。招拍掛也是被逼出來的方法。過去不是這樣，過去我們都是行政劃撥，政府定的這塊地就可以拿來蓋房子。后來叫協議轉讓，土地價格是政府跟開發商商議的結果。但是后來滋生了腐敗，官商勾結等等。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開始搞招拍掛，價格就越拍越高，實際上是把七十年的不動產的累進數全給算到了價格里。我們的房地產跟國外不一樣，在美國，買房就是買地。它有兩種模式，一個是你買了這塊地，然后自己在上面蓋房子。另一個是買房子連帶著買了這塊地，土地和房屋都是私有的，房主只需要每年繳納不動產稅，也就是土地的增值稅。而我們購買的是房屋七十年的使用權，現在還說要交房產稅，交房產稅有根據嗎？買房的人只是買了七十年的使用權，還交什么房產稅呢？然后，七十年后怎么辦呢，問題又來了。所以，土地的問題很復雜，那么這個供地方不搞招拍掛，用什么方式能行呢？怎樣能使它的價格降下來？這又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現在，全世界的大城市里，柏林的房價是最低的，德國人是怎么解決這個問題的呢？就是房子不允許空著，你必須賣出去，或者租出去，在一定時限內，如果你的房子賣不掉或者租不掉，就由政府強行收購。我們要是采取這條，立刻房價也能下來。所以德國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業就很活躍，為什么呢？這么低的房價，全世界的精英人才都跑到那兒去買房了。所以咱們這樣高的房價，對于創新、研發的危害也都很大。你想搞事業，首先要解決住的問題。住都住不起，何談創業、事業？

第五，財政。營改增的辦法是不錯的，這是其一。按道理，營改增以后，可以降低企業負擔。其二，減少行政收費。中央政府算出來的，減少行政收費以后，會減少五千億的收入，所以今年要搞赤字預算，其中有一部分是要補這個“窟窿”。但是前幾天我看的數據又讓我感到含糊，怎營改增了之后，財政存款反倒增加了？這說明稅收并沒有減少啊？那么給企業的好處在哪里呢？所以我還是沒有太明白，這個事情還得跟財政部好好討論一下。本來是要給企業減負，讓它增加一點活力的，但是從結果看，稅收并沒有減少。

第六是貨幣。貨幣、金融的情況實在是太復雜了。金融方面的供給側結構改革面臨兩個任務，一個是降杠桿（率）。所謂的杠桿率是權益資產與總資產的比率，比如說我有一百萬自有資金，通過借貸或是融資，我創辦了一家企業，后來通過評估，評估我的企業資產是兩千萬。那么，我的自有資本，也就是我的權益資本是一百萬，企業估值為兩千萬，杠桿率是20倍。杠桿率高的好處在于，經濟發展得非常快。這幾年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這么快，就是因為杠桿率很高的原因，100萬的自由資本就能搞到兩千萬的家當出來，怎么能不快呢？但是快的問題在于，企業不禁折騰，市場稍有風險，這個企業就轉不動了，壞帳一大堆，風險就累積起來了。所以為什么企業的壞賬最后會在銀行反映出來，所以為什么銀行不愿意企業去產能，道理就在于此。企業正常轉，銀行的風險暴露不出來，企業的欠款還不能算不良資產，但是企業一關張，銀行的這些風險就全部暴露出來了。因此，杠桿率高是一個“定時炸彈”，怎么去杠桿呢？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企業把一百萬變兩百萬，權益資本增加為兩百萬，那么杠桿率就變成了十倍；另一個辦法就是說，企業總資產的增長和權益資本的增長是不一樣的，如果權益資本增長快，總資產的增長慢，杠桿率也能下來。這兩個辦法可以歸納為一句話：增加權益資本的增加量。

但是，權益資本的增加量怎么增加？就要通過金融市場去改，通過股票市場或者債券市場，或者通過其它投資渠道，使這個企業的擴張不是通過融資，而是通過自有資本的增加來實現。出路就這一條，要不然杠桿是去不了的。這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也是很困難的。第二個問題，現在企業都困難，不管中央政府采取什么貨幣政策，企業都說我享受不到。尤其小企業貸款難、貸款貴更是這幾年普遍存在的問題。到底什么原因呢？因為銀行之間相互拆借，相互賣理財產品，這樣它的流動性才能出來。銀行的流動性現在也是來之不易的，賣理財產品它能多賺點錢。那么甲銀行買乙銀行的理財產品，那么乙銀行手里就有了點錢。這個錢是有成本的，然后它再拿去放貸的時候，還要在人民銀行規定的基準利率上上浮50%，那么它的年化利率就到了6~7%。然后，它貸給企業的時候不，是給現金，而是給銀行票據，三個月才能夠兌現，企業如果急著用錢就只能貼現，貼現又要加上兩個百分點，所以到企業手里，貸款利率就變成了8~9%，甚至是9%以上，它資金價格就上去了。中小企業更是這樣的待遇，大型國有企業有國家信譽作擔保，銀行相對更愿意與之合作，但中小企業沒這樣的有利條件，所以資金價格就很高。那么，現在企業做什么能夠達到8~9%的回報率呢？除了房地產還能有什么？所以問題又出來了。

所以，在金融領域，供給側改革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兩個，一個是去杠桿，一個是降低資金成本，使資金能夠支持新經濟的發展。那么，這兩個任務仍然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并且難度很大。就是現在可以說都在這么喊，但是從基本面還看不出什么苗頭，你看地王的價格不斷出現，這些都不是好事。

第七，要發展公共產品、公共服務，補短板，這也是難度最大的一塊。比如在現在這種供需錯配的情況下，社會最缺的是什么？是城市生活缺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無法滿足人們社會生活的需求。我們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一方面是不夠，一方面是質量不行。并且，只有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是城市區別與農村的重要標志，城市跟農村除了是否有耕地之外，就要看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完善程度了。現在，城市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怎么樣？完善不完善呢？可以說，全中國的公共事業都不完善，諸如環保這一類問題就更不用說了。比如前文所述的醫療問題、教育問題、環保問題等等。諸如北京的霧霾，垃圾處理方式，都是城市嚴重的問題，全國所有的城市都已經被垃圾包圍了。所以廣州市市長說他要當垃圾市長，就是說要解決垃圾圍城的問題。因為垃圾要進行清潔處理是要焚燒的，要建焚燒廠進行高溫處理，溫度非常高，要幾千度，但是誰去建呢？建完以后怎么處理？因為垃圾得分類，我們也喊了很多年，但都無疾而終，為什么難度這么大？因為我們不像國外都是獨門獨戶，一家一個house，誰家的垃圾沒分清楚，非常好識別，也好處罰。但是我們的居民都住在大居民樓里，過去是大雜院，都是公共垃圾桶，分不清楚是誰的責任，所以咱們做這個事情難度要比國外大。另外，我們的文明程度還不夠，大家從觀念上就不重視這個問題，不覺得是個問題。

那么，要解決這些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問題，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如果按社會資本來投資，那么就存在股權結構問題，最后應該由誰來控股，政府要回答這個問題。然后，公司治理的問題，政府也要回答，能不能按照董事會的結構進行。第三，如何定價？公共產品定價在全世界都是最難的。“公共產品”四個字的意思就是不能完全以盈利的方式定價，不能因為城市里缺少這項服務，就放任投資方賣高價，那就不符合公共產品的定義了。但是如果讓投資方它回收不了成本，讓它虧損，當慈善家，那么誰來投資？所以有關公共產品的定價問題，應當設定一個合理的回報區間，但不能高盈利。這樣一來就非常難了，公共產品定價是全世界最難的問題，包括水價電價，包括地鐵票價。北京的地鐵過去是2塊錢，后來因為補貼打不平成本，只能漲價。我聽說，地鐵票價要打平成本，就要提到16元。但是誰敢漲到16塊錢？不能，因為它是公共產品，是大眾交通工具。但是一直實行2塊錢也不是辦法，所以北京市政府進行了折中，現在是按照距離，大概是從2塊到6塊。我估計將來還得調整，因為它的補貼是有限的。

這樣的問題都屬于現在要破題的，包括垃圾處理的問題，包括醫療、教育的問題，都是一樣的。比如我們鼓勵民間資本投資醫院，但是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醫生、護士能不能夠用境外的人？因為國內的醫護人才不夠，學醫學很苦，大家都去學金融、財經，誰也不愿意念那些最苦的專業。醫學院最苦，時間又長，畢業以后干活兒又累，所以人才短缺。那么，是否允許民營資本建立的醫院從國外聘請醫護人員？假如政府不得已同意了，又存在一個管理問題，外國人員的居留管理問題，又要涉及到公安部的審核。還有，能不能從境外進口藥品器械？現在中國實行的是政府藥品器械集中采購，如果民營醫院可以，那么國內的醫院行不行？這都是醫療、藥品流通體制里現成的矛盾。如果國內的醫院不行，那就是兩種體制，如果都不行，那么民營資本就不會往這個方向投資。第三個問題，民營醫院能不能覆蓋醫保，如果不行，就不是國民待遇，如果行，醫保能不能控制得住？我們現在的醫保資金都是赤字，情況很復雜。

可以說，每一件事都很復雜，用習總書記的話來說，好改的都改完了，剩下的全是硬骨頭，都不好改。包括現在說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讓北京人走出去。北京人誰走出去？他為什么都愿意扎堆在這里？不就是因為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做得比較好、比較多嗎？這個道理很簡單，這就是公共產品、公共服務。這些沒跟上，叫人家到河北去，他怎么會去呢？而且醫療、衛生、文教等等，都不是一天能夠解決的，也不是拿錢堆出來的，這里面含有歷史的積淀。所以，個個問題難度都很大，這個任務在十三五期間都未必能完成，但是方向一定是正確的。

這些問題都解決了，還要解決觀念的問題。不要以為老百姓的觀念都是對的，特別是中國的醫療。中國的教育資源太少，包括美國都不夠，但是醫療卻是過度醫療。如果不這樣，患者家屬可能還不愿意。前幾年我在英國訪問，我們代表團團長一到倫敦就開始拉肚子，吃了帶去的藥和在倫敦同仁堂買的藥，都沒管用。到了曼徹斯特，還不好轉，沒辦法了，去了曼徹斯特大學的附屬醫院。這那所公立醫院里，分為三個區，分別是紅燈區、綠燈區、黃燈區。其中，紅燈區是收治瀕死的患者的，并且不分國籍。綠燈區通常收治普通的感冒、發燒，并且需要預約。預約的時間往往很長，一般來講，等約上了醫生，患者往往病都好了。黃燈區就是患者需要馬上處理一下，不處理可能會導致更嚴重的問題，比如傷口、流血，至少需要包扎處理的這種。那么拉肚子也屬于這一類，所以他就被收在了黃燈區。經過了一系列的檢查，醫生說，你的身體機能很正常，你可以走了。隨行人員就問，要不要開點藥？醫生說不用，雖然很難受，但是會好的。同樣的情況，如果在北京，肯定至少是兩瓶點滴掛上了。事實上，那個人雖然沒有再吃藥，但是過了幾天確實好了起來。這就是國外的醫療觀念，他們鼓勵你調動自己的身體機能去對抗一些疾病，而不要依賴藥物。類似的觀念，中國人可能很多都不能接受，這也需要一個觀念的轉變過程。

第八，消費環境，主要考慮產品質量的信譽優化。這一問題涉及到行業標準、產品標準。產品質量標準怎么定？標準定太高，大部分企業都要出局，并且中國消費者的分化也很嚴重，簡單地劃分，一部分消費者只在意價格是否便宜，質量的優劣他不太在乎，另一部分消費者是寧缺勿濫，追求品質的。而且中國產品的“山寨”能力極強，任何新產品出來都能“被山寨”，這就涉及到產品質量標準怎么制定、怎么執法的問題。這個事情仍然是復雜的，標準很嚴很高，不符合中國國情，標準定低了，就是現在中國這個狀態，劣幣驅逐良幣。當然，還有一個政府管理的問題，如果是國際標準，有ISO9000認證，有的是國標，有的是韓標等等，政府得按照這個標準來檢查。國家質檢總局要在今年九月份召開第三十九屆世界標準化大會，我作為專家委員會成員參加過幾次他們的討論，大家也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國在總的趨勢上是要提高標準、提高質量、加強執法的，但是呢，還不能一步到位，因為還存在消費環境的問題。

第九，價格改革。價格改革就是市場化機制，應該說只要跟公共產品沾邊的都存在這個問題，現在的水、電價格都已經實行了階梯制。南水北調的成本是很高的，而我們實行的是補貼制，但是補貼都去了哪里？只有有錢人才住大房子，他的用水量更多，補貼的最大受益者反而是這些人。所以階梯水價、電價就是考慮到收入的不同階層，這個做法是正確的。而價格改革應當是將來我們增加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當然，這需要有一個過程。

第十，進口，擴大進口。現在有關貿易政策已經沒有什么空間了，通過降一點關稅，或者去掉非關稅壁壘之類的，都沒有什么空間。有兩個最大的問題，一個是中國自己的市場管理，要讓國外優質的產品在國內有市場，我們自己的劣質產品就要想辦法讓它消失。不然的話，優質產品反而可能賣不掉；再一個就是政府采購，我們的政府采購量很大，特別像環保部門，很多與環保有關的產品都是政府采購的，政府采購是在保護中國自己的企業，但這些企業的產品相對人家是落后的，所以在本質上，這是利益的沖突。國外的政府采購都是招標的，比如德國的政府大樓，電梯不是本國的產品。政府大樓怎么能用外國的電梯？因為那是招標的結果。我們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差，基本上政府采購目錄都是國內的產品，那就意味著你的市場不夠開放，所以就帶來了競爭不夠等等的問題。

這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涉及到的十個大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