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導，與西方新自由主義的供給學派劃清界限，是正確施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前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結構性改革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十三五”的一個發展戰略重點。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從本質上講，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外乎經濟結構調整的一種表達方式，是中央“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總體部署的組成部分，其基本思路體現了對供給與需求關系的辯證把握，強調“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作用有機結合，從出發點到舉措都是彰顯社會主義價值取向的。但目前流行的一些觀點，卻把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讀為西方供給學派的“現代版本”，政策主張上照搬里根和撒切爾的改革，篤信市場萬能，反對政府的必要干預，通過推動國企私有化和一系列“劫貧濟富”政策設計來滿足資本利益訴求，以求刺激私人企業增加有效供給和平衡政府預算。這種新自由主義改革，不符合中國國情。今天必須厘清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的根本區別，決不能把適應需求的供給結構合理調整，演繹成新自由主義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的體制改革，引發動搖制度根基的“顛覆性錯誤”。

　　對“過剩產能”要有正確認識

　　按照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辯證關系的科學原理，相對于資本需求的過剩不等于勞動人民實際需求的絕對過剩。生產過剩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無論是新自由主義政策還是國家宏觀調控政策，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內在矛盾，從而也不能消除周期性經濟危機。但過剩又是市場經濟的常態，沒有過剩就沒有競爭，沒有進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解決市場經濟的過剩問題，不存在需求與供給不可調和的矛盾，完全可以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自覺調節處理社會主義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的矛盾，來避免造成生產力嚴重破壞的災難性后果。13億人口的中國需求體量大得很，但情況千差萬別，發展很不平衡。對城里人過剩的供給，對農村人并不過剩；對東部過剩的供給，對西部并不過剩；對富人過剩的供給，對窮人并不過剩。關鍵是不能忘記，滿足人民群眾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我們不能總是從資本所有者的利益擴張需求來評價供給過剩，如果真正從老百姓的實際需求來評價，現在很多所謂“過剩產能”實際上可能還是短缺的。比如，我國西南地震多發地區，由于居民住房簡陋，遇有中小地震也會造成人員死傷嚴重災情，讓海外不可理解，連臺灣人都笑話。就是像江蘇這樣富裕的省份，蘇北廣大農村也普遍房屋質量很差，幾乎沒用什么鋼材，這是小康水平嗎？當年搞“彩電下鄉”，就是解決彩電產能過剩的兩全其美的好辦法，現在就不能搞“鋼材下鄉”，讓農村普遍蓋起具備抗震能力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標準房？再說，我國鋼產量才人均500公斤，還不如70多年前美國的人均水平（近600公斤）。中國好多地區好多縣還沒通高速公路，現代化的橋梁隧道也不多，水泥鋼鐵過剩嗎？如果真正把需求充分激發起來，會產生多大的帶動效應？當然需要從供給側調整結構，發展高新尖產能，但也要看到不同檔次的產品適應不同檔次的需求，市場都是有限的，都去搞也會過剩。比較合適的提法，“去產能”不該是破壞生產力的摧毀過剩產能，而應是“化解滯銷產能，改造落后產能，淘汰危害產能”，這應是常態化任務。中國市場是梯次化的，且容量和潛力巨大，完全可以用梯次化的辦法來化解產能矛盾，帶動產業結構有序調整轉換，有步驟可持續地實現轉型升級發展，避免災難性后果。

　　不應把國企當“僵尸企業”處理

　　現在通常講的清理“僵尸企業”，有兩個誤區，一是矛頭直指實體經濟，有“去工業化”之嫌，其實那些金融領域里包括易租寶、P2P等在內的非法集資企業以及種種玩“空手道”的公司，才是最該清理的；二是把“僵尸企業”等同于國企，好像私企外企沒有僵尸問題，這不符合事實。僵尸者，毫無生命價值也。一些輿論鼓吹供給側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處理“僵尸企業”，要沖破阻力，把國企賣了，不要怕大批工人失業?！敦斀浻浾邎蟮馈饭_發文，鼓吹供給側改革可參照的樣板是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英國私有化涉及了國內2/3的國企，經過一輪大刀闊斧的改革，英國經濟整體效率得到顯著提升”。問題是，如果國企是“僵尸”，變成“私企”就不是“僵尸”嗎？如果變成私企就能搞好，國企自己為什么就不能搞好？道理講不通嘛！歷史證明，以處理“僵尸”為名賣國企，不但會帶來大量失業問題，而且一旦開了口子，好國企也會“被僵尸”，為私有化創造條件。試想，華為碰到這種情況會怎么辦？肯定不會說自己是“僵尸企業”，因為企業是大家的，大家都是股東，只會團結一致，艱苦奮斗，共渡難關。國企就更沒有理由說自己是“僵尸”了，如果國家有難，能說自己是“僵尸國家”嗎？國企是全體人民的國企，是全體勞動者的國企，遇到困難不能出賣國家和勞動者的利益，走私有化道路，要依靠工人階級力量，發揮主人翁積極性，同舟共濟，集智聚力，發奮圖強，主動實現轉型升級目標。就像習總書記講的，“國有企業要激發內生動力”，政府也要“更多體現在支持、扶持、杠桿作用”，這與“甩包袱”似的“清僵尸”顯然是不同的供給側改革思路。道不同，國企命運就不同！

　　調整經濟結構不能只靠市場     

　　政府引導，國企領頭，市場大海上的中國經濟船隊才能朝著轉型升級的新航向前進。習總書記講兩只手的作用都要發揮好。但有專家認為，供給側改革就是完全市場化的體制改革，只要政府調結構，就是走老路，就不是供給側改革。然而恰恰相反，從供給側進行結構調整不能完全靠市場！市場調節總是被動的、滯后的，要付出痛苦的代價，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不可或缺，在經濟困難時期往往更具決定意義。回顧資本主義發展史，真正被證明比較成功的是30年代大危機后的羅斯福新政，那就是政府主導的供給側改革，加強金融監管，興建公共工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為戰后幾十年美國經濟繁榮奠定了堅實基礎。我們今天應該研究中國進入信息化社會、老齡化社會、生態化社會，以及全面小康和共富社會帶來的居民新消費需求，把網絡信息產業建設、新技術裝備產業建設、節能產業和環保工程建設、老年社會化保障建設、城鄉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多震地區抗震房建設、新農村標準化建設、城市綜合服務保障現代化建設、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等擺上突出位置。有很多公共工程建設項目雖然近期資本效益不高，對私資外資吸引力不強，但對滿足社會發展需求意義重大，對相關產業發展的連帶效應是巨大的，對刺激需求增長有后續長遠價值，那就應該發揮政府投資和國企支柱作用，帶動和引領整個國民經濟轉型升級和穩步發展。何況中央是把“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作為一個整體，要穩增長，需求側和供給側政府都得調控。如果政府撒手不管，中國經濟發展還有什么希望？

　　必須真正落實共享發展理念

　　與供給側改革相聯系的是社會有效需求的提高，這就要求收入分配公平化。有一種論調認為，在經濟增速減慢的情況下，只能降低勞動者收入，為企業減負，以保護和刺激資本的積極性，不能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縮小貧富差距。如果按這種理論，只要有一天新常態，就一天談不上縮差共富、共享發展，那還是人民希望的經濟常態嗎？其實，即便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調整累進稅制和征收遺產稅，提高工資福利水平，縮小社會貧富差距，并不是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而恰恰是在經濟蕭條時期，國家為恢復經濟發展才出面采取緩和勞資矛盾的手段。每一次社會收入公平化調節，都為下一輪經濟增長提供了新的動力，這也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我國事實也證明，越是經濟擴張高速發展時期，貧富差距擴大越厲害。現在經濟緩速后的結構調整，必然也是分配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如果沒有分配結構調整，就沒有真正的經濟結構調整。過去那些年經濟結構惡化是與社會分配結構的失衡直接相關的，從而導致資本的盲目擴張生產與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嚴重脫節；今天轉方式、調結構，只有相應調整收入分配結構，讓大多數勞動群眾的收入多起來，支付能力提高了，市場消費需求才能真正提高，投資和生產才能在有效的消費需求引導下良性增長。否則，資本所有者口袋里的錢再多，沒有勞動群眾的購買力，市場也不會有出路。馬克思揭示的資本運動及其經濟危機的一般規律沒有過時，財富分配不公平，經濟發展就沒有可持續的效率。到2020年我國要實現全面小康，不能指望用“平均數掩蓋大多數”，必須真真切切把“共享發展”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