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題目】
大咖說兩會:中國的供給側,世界的強心針
【本期嘉賓】
司馬平邦 時事、影視、文化評論人。 李曉鵬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前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研究員,現中國人民大學城鄉(xiāng)規(guī)劃與管理中心研究員。 杜建國 經濟學者,互聯網意見領袖 。
導語
自去年11 月份以來,“供給側改革”成為中國高層講話中的高頻詞。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 次會議上強調,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十三五”規(guī)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上稱,“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fā)力促進產業(yè)邁向中高端”。 需求側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三駕馬車決定短期經濟增長率。 而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創(chuàng)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條件下所實現的增長率即中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而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yōu)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 上述種種,表面上看離老百姓生活很遠,靜心思之,它們又直接抵這我們的生活。 中國的“供給側”,將要給低迷困頓的世界經濟打一劑怎樣的強心針? 中國,也必須給低迷困頓的世界經濟打一劑強心針了。
司馬平邦:今天我們給大家?guī)砣齻€新鮮字:“供給側”,側是側面的側,中央經濟會議以后,這三個字就飛上了我們中國媒體的各個頭版。作為普通老百姓,作為我這樣比如對經濟不甚了了的普通讀者就對著三個字充滿了好奇,說實話我們中國人現在對自己國家的命運確實是非常關心,這個話題我之前是請教過李曉鵬先生,所以我們現在想讓李老師給我們說一說您對供給側的概念、事情有什么樣的認識?
李曉鵬:這個供給側啊,實際上前面兩個字大家都是很熟的。
司馬平邦:供給。
李曉鵬:經濟學其實就是兩個方面,一個是需求,一個是供給。需求就是你去買東西,當然這個買也不光是咱們自己買,企業(yè)還有政府去購買服務也是需求;供給就是生產產品和服務的這一方。
司馬平邦:提供,提供東西的。
李曉鵬:對,這一方大家覺得他可能出問題了,同樣的需求拉動不起來原來那么多供給了。你生產這方面可能就有點問題了,那么這個結構我們還就要去調整。但是現在就是說可能很多方面的很多解讀一說供給側改革呢都會把他跟美國的供給學派,甚至跟當年里根、撒切爾的改革套到一塊。
司馬平邦:就是以前美國也搞過類似的供給方面的改革。
李曉鵬:對,但是供給方面的改革,其實他是有不同的方向的,也不是說你一搞供給制改革,大家就是學里根,搞很多企業(yè)的私營化,放開市場監(jiān)管,同時呢,有一些我們該監(jiān)管的加強監(jiān)管,這個東西也叫供給側改革。有些東西你市場提供不好的,讓政府來提供,這個東西也叫供給側改革,所以說這個詞我覺得他可以理解為中性的。
司馬平邦:建國對供給側有什么樣的見解?
杜建國:曉鵬說的是對的,就是說供給側呢,他首先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就是說我們可以搞供給側改革,但是絕對不能學里根、撒切爾那一套。因為里根、撒切爾當時他們搞新自由主義革命或者按照現在有些中國人說的供給側改革,基本上說現在看來是失敗的,美國的經濟就是從那搞了之后,他的供給側是越改越糟,坦率的說,實體經濟越來越糟,華爾街這些搞投機的倒是越來越興盛。
司馬平邦:實際上實體經濟,比如制造業(yè)這些東西是提供商品。
杜建國:美國經濟為什么他不行了,他為什么出現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他這個根源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里根當年所謂的改革造成的。就是說鼓勵投機呀,放縱華爾街,打著市場不受監(jiān)管的幌子,由著他們去搞投機。英國呢也是這個樣子,撒切爾搞的那些當時聲勢很猛,但是今天來看,說是失敗是毋庸置疑的。英國的改革失敗他這個最典型的例子就說我們不講什么理論了,就是幾個月前習主席剛去訪問了英國,你可以看看整個這個勢,現在東西方的勢是倒轉過來了。中國跟英國簽了些合同,中國幫他們建核電站,給他們提供基礎的通訊設備,幫他們修高鐵。鐵路改革是當時撒切爾搞的改革當中當中非常有名的一項,她這個把國有化的鐵路第一私有化,第二拆分,今天來看他這個做法是完全錯誤的。
司馬平邦:最后落到了由中國人給他修高鐵。
李曉鵬:對,我們去給他修高鐵。
杜建國:所以就說美國和英國的供給側改革是個失敗的供給側改革,他的供給以后供給什么呢?他事業(yè)蕭條了衰敗了。
李曉鵬:里根改革就是說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現在咱們也同樣面對了,就是醫(yī)療改革。當時他也說供給是提供醫(yī)療服務這一塊,那就讓私立醫(yī)院去提供了,老百姓你的醫(yī)療保險交給國家,但是你去私立醫(yī)院去看病,看完之后找國家給你報銷。結果呢他這個醫(yī)療費用上升得特別厲害,現在他這個醫(yī)療保險奧巴馬又改革。
司馬平邦:要往回改。
李曉鵬:虧空非常非常厲害。我這里邊有這么一個數據,我給大家讀一段,里根革命以來的20多年,醫(yī)療保險的保費上漲速度是遠遠高于通貨膨脹速度的。2006年美國有4500萬人沒有參加任何醫(yī)療保險,有8500萬人(也就是占美國人口的三分之一)是不能夠參加醫(yī)療保險。
司馬平邦:不能夠是什么意思呢?
李曉鵬:就是他沒錢,交不起這個保費,2010年的6月,哥倫比亞大學的一項研究報告里邊指出,美國的人均醫(yī)療支出是其他發(fā)達國家的兩倍,但是他的服務質量和效率遠遜于其他國家,人均壽命在發(fā)達國家中處于墊底的位置上。那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說錢花的更多了,但是同樣的更好的醫(yī)療服務的東西沒有被生產出來,這就是供給側出問題了。那么供給側出問題,這些更多的錢花到什么地方去了?為什么別的國家用同樣的錢可以買到更好質量的醫(yī)療服務?那就是說這個醫(yī)療市場的過度市場化,政府監(jiān)管缺位導致的這個問題。其實咱們現在不是也出現這個問題了嗎?前幾天那個百度貼吧的問題,是吧。大量的一些民營醫(yī)院把這個貼吧包下來,向那些尋醫(yī)問藥的網友大量的推廣這個醫(yī)院,實際上就是讓你花同樣的錢買不到好的服務。并不是說供給側改革就是放開了讓大家干,特別是在醫(yī)療、教育這些領域的供給側改革很重要的就是要進一步加強政府的地位,完善政府的供給。你要老百姓他這個不要害怕因病致窮,不要害怕孩子上不起學,不要害怕買不起房子,他才有更好的潛力來買東西。你這個供給側改革出來你才能把社會潛在的需求釋放出來。
杜建國:有些人把供給側改革跟發(fā)展割裂開甚至對立起來,他這第一種傾向就是說目前只講供給側改革不講穩(wěn)增長了,這種觀點是非常片面的。你看那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總都是強調了。
司馬平邦:6.5%。
杜建國:我們這幾個主要工作任務是什么呀?穩(wěn)增長,調結構,調結構指的就是供給側改革。就是說第一位肯定是穩(wěn)增長的,就像你剛才講的,習總在對“十三五”進行解讀的時候明確講,我們未來5年發(fā)展是絕對不能低于6.5%的。不低于肯定就是6.5%之上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完成我們原定于2020年的那些戰(zhàn)略目標,這都是下了軍令狀的。再一種錯誤的理解就是把供給側改革跟需求就是說只講供給不講需求了,需求跟供給都是經濟重要的不同的方面,你只講供給不講需求經濟就不增長。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講的也是很清楚,要適當擴大總需求的。
司馬平邦:需求還要增長,我們以前修高鐵,那我們可能不像那么猛修高鐵,但是還要增長。
杜建國:是啊,就說我們這個需求還是要擴大的,你需求不擴大增長就沒有了,你只講供給側改革最后不講增加需求這樣也還是很片面的。
李曉鵬:供給側改革,就是我剛才我說的同樣的錢政府現在高鐵要繼續(xù)投,可能與原來這樣投下去一個億,他可能效率比較高,現在投下去一個億呢他可能效率就比較低了。這里邊確實有一個問題是什么呢?地方政府你怎么樣給他自主授權,就是說在一定的權限范圍內,這個事你可以去干。我主要是,第一問成果,你把這個事給我干出來了;第二搞好監(jiān)督,不要出現中飽私囊、貪污腐敗的現象。主要滿足這兩條,其他的事情應該要給這個一線的工作人員,你要給他這個自主權。
司馬平邦:一線要花錢的,你花錢才能賺錢。
李曉鵬:對,重點搞好事后的監(jiān)督,事前不要訂太多的條條框框。
司馬平邦:我們在這個供給側改革的行文里頭,新聞里,經常看見這六個字“淘汰落后產能”。我覺得這些詞呢對我來說還稍微有點新鮮。
杜建國:那現在提出來結構調整,具體的方向就是淘汰這個落后產能和過剩產能。過剩的、落后的產能。過剩這個現象我們要辯證的看待,就是首先講這個市場經濟本身就是個過剩經濟,就是說你必須得有過剩你才有競爭。那需求是一百,你這供給側只提供八十,那就是說需求大于供給,這方面供給方就不存在競爭,因為需求太旺盛了,是吧。那也就是說你市場經濟為什么有活力呢,就是競爭。你競爭必然得允許有一定過剩,這樣才能賣出去。就是說我們要賣出去一百個產品,但是大家都供給了一百二,這一百二之間產生的競爭最后賣出了一百,把那百分之二十給淘汰掉了。
司馬平邦:也就說那百分之二十是合理的。
杜建國:對,過剩本身他就是一個必然存在的現象。第二點,再來看就是說具體到當前中國,就是說他這個過剩是個絕對的過剩還是個相對的過剩,是一個長期的還是短期的。就說我們中國,第一相對來講還是比較落后的,就2015年的人均GDP最多也就8000美元,是吧,這才美國的六分之一不到。按照十八大以來那個定的基調,就是說在很長的這個戰(zhàn)略機遇期,工業(yè)化、信息化、城鎮(zhèn)化、農業(yè)現代化這四化就是四大需求,擺在這兒的。
司馬平邦:還離這個距離還遠。
杜建國:還遠得遠呢,你看我這前幾天剛去貴州考察當地那個脫貧,發(fā)現中國窮的地方那是太多啦。你窮的地方非常多,這就要求供給側或者要求產能來滿足這個短缺。現在中國好多縣還沒通高速公路呢,你比如說北京吧,北京現在2000多萬人在這,北京這個地鐵公交目前來講還是滯后的。這個需求就很大,北京和上海之間有了第一條京滬線了,現在好多人又要求第二條,第二條京滬線呢就不走老線,更直距離更短。走山東東營、日照,一直到江蘇連云港、鹽城、南通這一帶,直插上海,這樣距離又短了,又帶動原來這些不通高鐵的地區(qū)的發(fā)展。你像東北也是,現在又要求大連到煙臺修一條海底隧道,一個跨海通道,就我們中國這個需求大了去了,是非常大的。
司馬平邦:實際上我覺得我們中國客觀現象上來說是旺盛的需求隨處可見,只是我們要把這個供給調的更合理一些,應該是可以這樣理解。
李曉鵬:對,就像(建國)說的這個落后產能和過剩產能,你說淘汰落后產能這個事還比較靠譜,特別是污染比較嚴重的。那現在中國這個各方面的需求,你說水泥鋼鐵過剩嗎?實際上是你需求沒有充分的激發(fā)起來。咱們去重慶,重慶那個小姑娘跟我們說,說那個剛修了一個長江大橋第二天就堵上了,所以她說不能光修橋,還要限號,我說這個思路不對,你就再修一條,一直修到他不堵為止,不就行了。你這個限號是什么?就是限制了人民群眾他購買汽車出行的這種需求,對不對。所以說實際上是供給側你沒有跟上,需求被抑制了,你把這個供給跟上了,效率提高了,投資上去了,經濟也上來了,人民群眾的需求也得到滿足了,這些產能自然也就解決了。所以我就說這個過剩產能要慎重,落后產能污染比較嚴重的這個確實可以淘汰。
司馬平邦:那確實就落后了。
杜建國:你從歷史的這個經濟來看也是這樣的,就是咱們現在這幾年老是說中國的鋼產量太大了,說7億多噸太大,說這叫過剩,說西方不用這么多鋼。你看我們現在就說7億噸鋼的話人均才500公斤,人均0.5噸鋼,那美國是在什么時候就人均500公斤鋼,0.5噸鋼的?就是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時候,就是1941年,就是70多年前,也就是1941、1942、1943年的時候,人家那時候美國就全國鋼產量是一年8000萬噸,那時候美國還不到1億4000萬人口,也就說他們已經70多年前他們就人均將近600公斤。
司馬平邦:就已經超過我們現在了。
杜建國:對,就已經超過我們現在了,而美國呢這個人均0.5噸以上這個鋼產量持續(xù)了得有40年,一直到1981年里根搞改革之后,他壓制實體經濟,鼓勵華爾街搞投機。
司馬平邦:放大虛擬經濟。
杜建國:對,美國這個鋼鐵產業(yè)才走了一個比較明顯的下坡路,那時候美國的鋼產量才低于人均500公斤以下,就是低于總產量1億噸了。你再看日本也是,人均就說半噸鋼,上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的,其實即使到現在大家都說日本人總做高端,環(huán)境也好,不像中國這么粗放,總生產大量鋼鐵什么的。其實日本現在仍舊是大量鋼鐵的,日本到今天他的鋼產量仍舊是有1億噸的。
司馬平邦:仍然平均比我們還高。
杜建國:平均比我們高,日本還不到1億3000萬人就1億多點,就說人家人均鋼產量800多公斤呢。而且日本的這個水平,就是說產鋼量1億噸已經是60年代后期,到現在已經有將近50年的歷史。也就是說你看美國是40年,日本是50年,按說我們中國人要人均500、600公斤每年這個鋼的消費量要持續(xù)的話,如果我們從2007年算起得到2050年左右,就說這個階段。我們還是按照這個經驗來講,現在不都說要學習這個西方的發(fā)達經驗嘛。那就是說中國這種鋼產量達到7億噸以上還應該再延續(xù)個幾十年,我們才能在這個人均上跟美國跟日本持平,才能夠達到人家的水平。
司馬平邦:我們近期那個貴州省又新修了一座大橋,是世界第二大橋,實際第一大橋也是我們的。我就想,天啊,把這橋修到這兒,這個橋是不是能夠回來?如果按照市場經濟的這個邏輯,這個橋什么時候能夠賺回來,這是一個問題。但是呢,當地人老百姓,我也去過好幾次貴州,我覺得這個橋的修建是善莫大焉啊!
李曉鵬:你說的那個呢是從社會公平的角度來看,但實際上這個投資呢咱們從效率上來看呢,也有可能也是核算的。就是說你這個基礎設施一定要適度超前,不是說像我說重慶那種,修完以后第二天就堵上,那就說明基礎設施你嚴重落后了。
司馬平邦:還應該再修再修。
李曉鵬:有的路是修起來前幾年就是沒什么車,隨著經濟發(fā)展,大家買車的越來越多,這個地方運輸量越來越大,他就會飽和。咱們前幾年以前90年代的時候,廣州要修二機場的時候,當時就一片反對聲,說原來那個機場都沒有修好,現在這個機場修起來怎么行?結果,不到十年,兩個機場全部都爆滿,還必須要修,完全不夠,所以說現在看起來,咱們先把這個提前量打下去,當時拉動現在的經濟增長,但是經濟社會效益的回報,可能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你才能夠顯示的回來。相反,你現在覺得這個東西投下去不掙錢,你不投了,你不投了那個地方的經濟就永遠發(fā)展不起來,永遠發(fā)展不起來那個地方任何人修橋他還是湊不夠。你只有先把橋通了以后,他這個地方經濟發(fā)展起來了,十年二十年之后,自然這個橋的收益肯定是會大幅度上升的。
杜建國:現在比如說要供給側改革,是吧,結構要升級,升級不一定意味著非得淘汰產能。像習總前不久剛視察了重慶,重慶也很巧,市長黃奇帆,習總視察之前剛講了一個話,說“有些人老認為我們這剛才產量太多,我們沒地方用,這種觀點是片面的,我怎么沒地方用呢?我們完全可以提高我們的建筑,提高我們橋梁的質量。”怎么提高質量啊,多用點鋼材唄,多用點鋼材這樣的建筑,使用壽命就上去了,建筑質量也更好了,我們需求也擴大了,產能問題也解決了。這個供給側改革產能方面還有一個片面的認識,就是中國的產能不光過剩,而且落后。就說中國過去這個高速增長呢,是光有速度沒有質量,光有規(guī)模沒有效益,是粗放低效的,這種說法很有市場,但是我認為呢,并不符合事實。你比如說大家一提到鋼就說,中國就光產7億多噸鋼,但是都是一些低端貨,高品質的鋼材還是得嚴重依賴國外,這個說法是非常片面的,中國當然有些優(yōu)質鋼材是需要從國外進口的。全世界每個國家都需要從國外進口優(yōu)質鋼材,但是優(yōu)質鋼材方面,中國產量是非常大的,技術而且是非常好的,全球公認的鋼材對工藝要求最高的一種,就是核電站里邊,核電站里邊有個重要的設備叫蒸汽發(fā)生器,蒸汽發(fā)生器里邊有個水在循環(huán),叫U型管,U就是英文字母U,U形管。U形管既要求鋼材材質得非常好,因為他的工作條件是非常惡劣的高溫,高腐蝕性,而且他又在里邊一用就得用幾十年。你也不能說把這個核電站停了,進去檢修一下,也不允許這樣。同時這個加工工藝,也要求非常高。你像中國現在都能生產,過去就只有兩三個國家,好像就是日本,法國和瑞典。我記不準確了。反正只有個別國家個別企業(yè)能生產。那中國,現在都能生產,你能說中國這個鋼鐵工業(yè)水平不高?你在看這個高鐵,我們知道現在中國這個高鐵總的來說應該是世界第一了水平。高鐵你像他這個車輪,他這個車軸,用他的術語來說叫輪對。中國這個輪對就是自己生產的。也需要非常強悍的技術。所以說,中國你呀,都是些落后產能,我認為這是不對的。中國其實在全球各個產業(yè)鏈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尤其是,中國有個特殊項,越是在高端的,非這些普通的日用消費品,這些領域中國的水平都是非常高的,都是世界一流。有的是世界領先的。當然不是說中國沒有落后產能 ,但是中國這個落后產能方面恰恰不是實體經濟,而是其他方面的。
李曉鵬:首先那這個產能落后不落后啊,你得看市場需求,像你說那種高端的鋼材,核電站需要的那個,他一年就需要那么一點嘛,大量的修樓房,修橋梁那普通的鋼材,普通的鋼材就能滿足了。那就是有這個需求量,那你不能說把這塊淘汰,大家都拿核電站鋼材拿去造房子修橋去,這個是不行的。落后不落后主要看他是不是符合市場需求。經常出現那種有些企業(yè)他生產的那種產品,嚴重超出了市場需求,成本太高,他被淘汰的情況也是有的。所以說我覺得鑒定這個落后產能,我在想很重要的方面是看什么那。不是看你這個東西是不是價格便宜,甚至不是說利潤高不高,低不低,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環(huán)保可能是重要的標準。生產過程當中如果你的排放嚴重不達標,污染很嚴重,這個給你關了,這個是可以的。這個你可以說他叫落后產能。但是你說這種生產出來的鋼材,日本他不生產這種鋼,那我們也不生產了那就是落后的,這種提法肯定是錯的,肯定是荒謬的,我們國家十幾億的這么一個大國自己要需求,而且要為全世界提供鋼材,肯定是從高端到中低端都要有,而且,一定是中低端占絕大多數的比例,高端的就這么一點點。
司馬平邦:所謂高端他一定是頂尖的。
李曉鵬:他需求量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
杜建國:你比如說一個先進的企業(yè),正因為他技術好,銷路廣,他就貸款,投資擴大生產,這時候你為了淘汰這些落后企業(yè),你一下緊縮銀根,壓著經濟發(fā)展,那他正在處在擴張期的先進產能,技術先進的企業(yè),他可能首當其沖,比所謂的落后產能死的還要快。
司馬平邦:因為他造價成本比較高,市場比較窄。
杜建國:對,最近這么多年來,這種例子是非常多的,好的企業(yè)遇到這個壞的經濟形勢他一樣完蛋。不光壞的企業(yè)。
司馬平邦:實際我覺得按照建國這樣的解釋,整體的經濟形勢是個非常重要的環(huán)節(jié)。你要說為了所說的有些概念犧牲了整體經濟形勢的增長,那可能大家都沒有粥吃。
杜建國:目前對這個處置僵尸企業(yè),也有好多人有錯誤的解讀。第一,有些人擴大了僵尸企業(yè)的面,現在好多企業(yè)人人自危了,按照他們的說法,我是不是在僵尸企業(yè)我是不是要被關掉啊。這是打擊一大片。第二,那就是說他把一些非僵尸企業(yè),說成是僵尸企業(yè)。你比如說這里邊就存在兩方面的誤讀,第一方面僵尸企業(yè)就是實體經濟好多人都在講。
司馬平邦:僵尸企業(yè)就是實體經濟。
杜建國:他們只講實體經濟里邊的僵尸企業(yè),而非實體經濟,尤其是工業(yè)之外的僵尸企業(yè)他們不講了,你比如說現在動不動就說,好多鋼鐵廠得關了。其實我認為中國目前最該關的是什么,就是說僵尸企業(yè)就是存在的,但是說哪個是僵尸企業(yè),我認為首當其沖就是目前泛濫的這些打著互聯網金融創(chuàng)新的幌子,類似易租寶,泛亞、P2P,這些非法集資企業(yè),你像在這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總都明確講了,要堅決遏制非法集資泛濫的這個苗頭。目前世界上也在處置了。前幾天剛出了一個什么暫行條例之類的,就是說P2P在各地已經這些他們在申請的時候已經不批準了。輿論還沒形成,但是事實上已經悄悄的做了,實際上就是一種處置僵尸企業(yè)的做法,對處置僵尸企業(yè)的做法我是堅決支持的。
司馬平邦:這種是不是也算一種供給側呢?
李曉鵬:這種可以算。結構調整嘛,抑制金融炮火。
司馬平邦:你這泡沫調整了,你的實體就得到增長。
杜建國:像曉鵬講的這些,技術又差,污染又嚴重,這類企業(yè)是要處置掉的,但是這里邊還摻雜著另外一個誤區(qū),就是說有些人一講處置僵尸企業(yè)就是指的是國企,就把這個存在一 種很強烈的輿論導向,說國企就等同于僵尸企業(yè),就是說僵尸企業(yè)里邊全是國企,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因為經過改革之后中國幾乎所有的國企都是自負盈虧的,早就市場化了,有些人動不動說:“你看國企就是指望著政府給你補貼他才能生存。”這些都是胡說八道的,政府還指望著國企給他貢獻稅收那,是不是啊,他怎么給你補貼那。這很不合邏輯的。比如說現在,山西的鋼鐵煤炭啊,他的困境比較受社會關注。山西曾經有一個,不光是山西最大,還是全國最大的一個私營鋼鐵企業(yè)叫海鑫。他這企業(yè)現在不行了,他完全符合僵尸企業(yè)的標準。
司馬平邦:國家不得不給他貸款,養(yǎng)人。
杜建國:但是他是個私企他不是個國企,企業(yè)老板又不好好的干,天天出去搞資本運作去,一直搞資本運作,最后把自己的實體經濟,把自己的工廠給玩砸了。你只要一到這具體的領域,你就會發(fā)現現在當前,有些輿論宣傳的這些概念第一是混亂的,第二是不符合實際的,把國企等同于僵尸企業(yè)這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國企里邊肯定有僵尸企業(yè),我們不否認,但是僵尸企業(yè)并不只是國企。現在有些人對這個供給側改革還有一個錯誤的理解,他們就是認為,一講供給側就是讓工人下崗,降低工人收入,為了給企業(yè)減負,可以什么手段都用。坦率的說這種理解也是偏頗的。你看習總前不久剛剛講:“我們有五大發(fā)展理念,其中一點就是共享, 我們是共享發(fā)展成果的。”習總前段時間還又強調一下,我們還是要共同富裕的。不能讓富者田田阡陌,而貧者拾糟糠。習總講的都是說很清楚的,我們還是要共享的。這個供給側改革,這應該是來促進我們這個五大發(fā)展的,促進人民共享這個改革與發(fā)展的成果。
李曉鵬:咱們現在還是很多人說供給側都喜歡往里根身上靠,其實我們光說美國,美國歷史上的改革也并不是說就里根這一回。之前比他改革好的,其實我們真正應該去了解的羅斯福那次改革,還要更重要一點。羅斯福那次是美國經濟陷入嚴重的蕭條,那個時候他的前任,那個胡佛總統那是一個典型的需求側改革,政府當時是拿出五億美元出來,設立一個開發(fā)銀行,這個銀行那政府不管,交給那個華爾街的銀行家,你們去管你們去創(chuàng)造需求,不干預經濟結構,結果這些錢那就被那些華爾街銀行大量的又用來解決他們自己的資金短缺,問題是落入他們個人的腰包了,后來這個羅斯福上臺以后,他進行的改革那,這次可以說是比較大規(guī)模的供給側改革,包括加強金融監(jiān)管,金融結構,然后修建了大量的公共工程,水壩,鐵路等等。還有一點那建立了美國歷史上社會保障體系。美國以前他是純粹的自由市場,沒有社會保障體系的,所以他通過加強監(jiān)管,通過政府大量的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然后通過建立社會保障體系,讓美國他的經濟體系更加完善,為這個美國戰(zhàn)后五十年的大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個也是一種供給側。而且是真正來說比較成功的,尤其是肯定是比里根的那次改革要成功的多的這個改革。我們應該是充分吸取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什么樣的產品服務由誰來提供,怎么提供,這個問題去思考,不要先預設一個這么一個立場,這是我們對待供給側改革的一個很重要的最基本的態(tài)度。
司馬平邦: 不只是中國,到現在為止全世界經濟也都進入一個我覺得不是特別樂觀的這種事態(tài)中吧,不是特別樂觀,但是正因為這樣,中國的這么大經濟體的一舉一動,一個小名詞,我覺得不只是引起我們中國人的注意,全世界也都在注意,都在關注。我自己的感覺,從一個外行角度,我覺得好像中國在世界上在扮演一個制造新的產業(yè)模式、新的經濟模式,這么一個角色,所以我覺得我們中國經濟應該用具體的行動,中國企業(yè)應該用具體的自己的奮斗,包括我們了解經濟的人,我們媒體人,也應該用自己合理的解釋,來解釋我們自己中國經濟的一舉一動,每個動向。實際這也是不只對中國負責,也是對全世界負責。我覺得這個世界實際上是需要一個新的模式了,一定要有一個新的榜樣站出來。我覺得中國人應該有一個舍我其誰的氣勢。(完)
(來源:大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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