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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摧殘了中國信息產業
——讀倪光南《求是》新文有感

點擊：  作者：察網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6-01-09 09:38:49

 

 　　目錄

　　前言

　　一、智能終端操作系統被外國壟斷，中國怎么辦?

　　1、蘋果、谷歌、微軟三分天下，“我國被人家卡了脖子”

　　2、智能終端被外國掌控，中國的任何經濟社會活動沒有秘密可言

　　3、如何突破外國壟斷?應形成國家意志，形成合力

　　4、希望大家積極地采用國產操作系統

　　二、自主研發：外資的五大滲透手段與我們如何反滲透

　　1、知識產權(包括標準)自主可控

　　2、能力自主可控

　　3、發展自主可控

　　4、供應鏈自主可控

　　5、謹防假國產威脅國家安全

　　三、當前中國信息核心技術和基礎設施為何受制于人?

　　1、新自由主義私有化使聯想蛻變成大買辦

　　2、聯想集團的大轉變、大轉折，是中國整個信息產業的縮影

　　3、中國信息技術和計算機行業遭受新自由主義改革嚴重摧殘

　　延伸閱讀：倪光南求是刊文：核心技術不能受制于人

　　前言

　　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在《求是》2015年第20期上發表文章，文章認為，“網絡安全是在對抗狀態下的安全，存在著攻防甚至敵對關系”，所以，“信息核心技術自主可控，不受制于人就顯得尤為重要。盡管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它是網絡安全的必要條件。如果信息核心關鍵技術和基礎設施受制于人，那么由此構成的信息系統就像沙灘上的建筑，在遭到攻擊時頃刻間便會土崩瓦解。”

　　文中，倪光南批判社會上存在的一些錯誤觀點，如壟斷資本的技術不存在漏洞，如一味引進項目，倪光南指出，“如果對引進項目不作充分的評估，只圖眼前便捷省事，放棄自主創新的努力，那么若干年后我們將全盤依賴引進，完全受制于人，國家安全將遭受嚴重威脅。”

　　倪光南提出，自主可控包含知識產權、技術能力、發展主動權、供應鏈等方面，還必須防止外資偽裝成國產，擠壓我國國產的生存空間。

　　筆者發現，令人擔憂的是，目前我國智能終端操作系統被蘋果、谷歌和微軟三分天下，云計算所依托的虛擬化軟件領域，90%以上依賴外資。在發展智能終端上，尚未形成國家意志;國產操作系統和自主CPU的推進，也舉步維艱。

　　本文試圖對倪光南院士一年以來在各個場合的奔走呼吁做一個梳理，并回顧聯想集團在將倪光南院士掃地出門后的慘痛教訓，希望能給讀者在思考我國信息安全和國家安全方面做個有益的參考。

　　一、智能終端操作系統被外國壟斷，中國怎么辦?

　　1、蘋果、谷歌、微軟三分天下，“我國被人家卡了脖子”

　　全國政協委員賀強在接受采訪時介紹，2010年以來，全球智能手機市場的爭奪，已經從硬件轉向移動智能終端操作系統，蘋果、谷歌以及微軟等美國公司借助其在后臺云服務以及軟件研發方面的積累，在“強后臺”+“瘦客戶端”的云端模式下，為使用移動智能終端操作系統的用戶提供了大量服務，已經形成了先發優勢、規模優勢和壟斷格局。

　　在這種發展趨勢下，國外的移動智能終端操作系統已經在我國市場中形成壟斷。據工信部統計，谷歌Android系統、諾基亞Symbian系統、蘋果iOS系統分別占據中國移動智能終端操作系統市場份額的73.99%、12.53%和10.67%，總計超過95%，捆綁谷歌各類云服務的Android系統在移動智能終端操作系統市場已占據絕對的支配地位，極大地制約了國內相關產業和企業在移動互聯網領域的發展。

　　市場調研機構 StatCounter 公布了最新一份數據顯示，在中國操作系統市場上，Win 7的占有率超過一半，達到57.47%;其次是服役超過14年的XP，占有率仍高達22.86%，而據中科院去年報告顯示，國產操作系統的市場份額不足1%。

　　2015年5月25日，智能終端與移動應用高峰論壇在貴州召開。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指出，智能終端操作系統具有高度壟斷性，也是信息領域生態系統的核心，目前全世界被三家系統——蘋果、谷歌、微軟所壟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三家IT企業，這并非巧合。“在這個領域我國被人家卡了脖子，必須及早解決，這類系統應當發揚‘兩彈一星’和載人航天精神，發揮我國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加大自主創新力度予以解決。”倪光南說。

　　2、智能終端被外國掌控，中國的任何經濟社會活動沒有秘密可言

　　賀強委員還向媒體介紹說，移動智能終端操作系統還涉及國家信息安全——如果國外相關企業通過數據挖掘等技術，對存儲在其服務器上的海量中國用戶數據進行綜合分析，很容易獲取我國敏感信息和數據，將給我國國家安全帶來較大的威脅。

　　已有證據表明，美國的蘋果公司及谷歌公司通過手機用戶使用的iOS系統和Andriod系統收集我國用戶行蹤信息，將大量的上網信息傳送到位于美國的服務器，對我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巨大的隱患。

　　在2015中國智能終端技術大會上，倪光南指出，智能終端操作系統的特點是用戶數量極大，現在已經以“十億”計，一般提供操作系統的公司很容易獲取用戶的各種信息，包括身份、賬號、位置、聯系人、活動、愛好……所以在 “棱鏡門”之類監控計劃實施中，那些提供智能終端操作系統的公司(蘋果、谷歌、微軟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現在大數據技術愈來愈發達，如果中國數以十億計的智能終端的用戶信息都被外國所掌握，那么中國的任何經濟社會活動都沒有秘密可言了，保障網絡空間安全也將成為空談。

　　如果操作系統本身不可控，只是在計算機外圍加信息安全產品進行防護往往不管用。例如2008年微軟對其認為是使用盜版軟件的電腦實行“黑屏”，這時，不管用戶加了多少防護軟件，無一能逃避“黑屏”的懲罰。“由此可見，操作系統自主可控是保障網絡安全不可或缺的條件。”倪光南表示。

　　3、如何突破外國壟斷?應形成國家意志，形成合力

　　在智能終端與移動應用高峰論壇上，倪光南表示，中國沒有自主智能終端操作系統主要存在三方面原因。首先，中國企業實力不夠強，市值只有美國同行的三分之一。第二，中國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夠強。第三，沒有形成國家意志，缺乏頂層設計：比如目前做桌面操作系統的就有15家，但都是百人左右的小公司，各自為戰，不能形成合力;在移動操作系統方面，對知識產權風險未做充分評估，就支持多家都在安卓上做定制，既是低水平重復，又做不到自主可控;不認識這個領域的壟斷性，一些計劃往往只面向政府管理應用，只著眼于幾%的市場，而忽視了公眾服務大市場;國家計劃經費分配中存在著“運動員兼裁判員”的問題;對開源軟件缺乏認識，搞拿來主義，既存在知識產權風險，也不能形成自己的社區支撐，缺乏持續發展能力。

　　倪光南表示，為解決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受制于人的問題，就要發展中國智能終端操作系統，應著眼國家安全和長遠發展，著急有關部門和單位，積極制定信息核心技術設備的戰略規劃。要吸取過去一些科技計劃“撒胡椒面”的支持方式，導致創新資源碎片化，助長內耗而不能形成合力的教訓。要以聚過之力發展一個系統，而不是分散力量搞多個系統，要是中國的智能終端操作系統成為世界上繼蘋果、谷歌和微軟之后的第四家系統。

　　4、希望大家積極地采用國產操作系統

　　在2015中國互聯網大會之國際互聯網高峰論壇上，倪光南認為，我們自己的操作系統(航天員系統)可以達到國家頂級標準，希望大家積極采用國產操作系統：

　　【“互聯網+”給了我們機會，在這樣的支持下，我們能夠把中國信息產業做起來，就在互聯網大會的信息安全大會上，我給大家介紹了我們的移動操作系統，航天員系統，這個操作系統可以從現在來看，我們覺得可以達到我們的網絡安全的要求。當然你說這個也沒用，我們交給第三方權威機構去測，它可以達到我們國家的頂級標準。我相信這個系統可以給大家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希望大家積極地采用國產操作系統，我們也要把國內的操作系統搞好，特別是把生態知識搞好，我們現在還沒有APP，我們希望能像蘋果、安卓手機一樣有幾十萬、上百萬的APP，靠什么?還是靠我們中國，我們有人才資源，我們通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我相信我們可以把黨支持的國產系統搞好，做好我們的安全支撐，我就講這么多。謝謝!】

　　今年2月28日，我國國產操作系統廠商思普集團在北京召開媒體溝通會，會上，倪光南說，在信息技術領域，推進國產化很有必要。無論中國還是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都非常重視網絡空間的安全問題。具體到推進國產化上，就是自主可控的信息技術產品。我國要成為網絡強國，那就要學習美國，在信息技術領域涉及到安全的產品，盡可能采用國產化的產品。

　　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一直致力于推動國產操作系統的市場化工作。在他看來，國產操作系統一直停滯不前，與軟件生態圈的不完善有著直接關系。他希望通過推出統一的應用商店，引導國產操作系統的眾多開發方修改各自的系統，適應應用商店的標準，從而實現不同版本的統一，最終實現豐富的軟件生態系統。

　　倪光南認為，目前國產操作系統的水平能媲美Windows XP，如果以此為突破點，再以點帶面整體推進，然后從替代桌面Windows操作系統發展到替代進口移動操作系統，最終使國產智能終端操作系統成為世界上智能終端領域中，繼蘋果、谷歌和微軟這三家系統以外的第四家系統。

　　“XP系統雖然技術優勢明顯，但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相對而言替代難度比較小，有了生態系統的支撐，希望國產操作系統在桌面領域可以在1-2年內實現對Windows的替代。”倪光南對國產操作系統的前景仍然感到樂觀。

　　二、自主研發：外資的五大滲透手段與我們如何反滲透

　　在國際競爭格局下，外國壟斷資本往往會利用各種方式限制中國的自主研發。比如把外資自己偽裝成“國產”，擠壓真正國產品的生存空間;在知識產權方面予以限制;在供應鏈的某個環節限制和破壞國產品等。

　　在2015年舉行的第三屆中國網絡安全大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呼吁加強網絡安全相關的評測認證，加強并完善信息安全等級保護工作，實行自主可控的評估標準

　　1、知識產權(包括標準)自主可控

　　在當前的國際競爭格局下，知識產權自主可控十分重要，做不到這一點就一定會受制于人。如果所有知識產權都能自己掌握當然最好，但實際上不一定能。這時，如果部分知識產權能完全買斷，或能買到有足夠自主權的授權，也能滿足自主可控。如果只能買到自主權不夠充分的授權，例如某項授權在權利的使用期限、使用方式等方面具有明顯的限制，就不能達到知識產權自主可控。

　　目前國家一些計劃對所支持的項目，要求首先通過知識產權風險評估，才能給予立項，這種做法是正確的、必要的。標準的自主可控似可歸入這一范疇。

　　2、能力自主可控

　　能力自主可控，主要指技術能力的自主可控。這意味著要有足夠規模的、能真正掌握該技術的科技隊伍。

　　技術能力可以分為一般技術能力、產業化能力、構建產業鏈能力和構建產業生態系統能力等層次。產業化能力的自主可控要求使技術不能停留在樣品或試驗階段，而應能轉化為大規模的產品和服務。產業鏈的自主可控要求在實現產業化的基礎上，圍繞產品和服務，構建一個比較完整的產業鏈，以便不受產業鏈上下游的制約，具備足夠的競爭力。產業生態系統的自主可控要求能營造一個支撐該產業鏈的生態系統。

　　3、發展自主可控

　　除了知識產權和能力的自主可控，還需要有發展的自主可控。因為我們不但要著眼于現在，還要求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里，相關技術和產業都能不受制約地發展。

　　倪光南表示，根據我國具體情況，要著眼國家安全和長遠發展，制訂信息核心技術設備的發展戰略。如果某些技術在短期內似乎能自主可控，但長期看做不到自主可控，一般說來是不可取的。只顧眼前利益，有可能會在以后造成更大的被動。

　　4、供應鏈自主可控

　　一個產品的供應鏈可能很長，如果其中的一個或某些環節不能自主可控，也就不能滿足自主可控要求。

　　倪光南特別舉了“國產CPU”的例子，以證明供應鏈自主可控的重要性。對復雜的CPU芯片來說，即使擁有知識產權，也有技術能力掌握，做到在設計方面不受制于人，但如需依賴外國才能進行生產，倪光南認為這樣的情況仍然達不到自主可控的要求。

　　所以，應當評估一個產品的供應鏈是否能完全掌控。像上述復雜的CPU芯片，如果必須依賴外國進行生產加工，就不能滿足自主可控的要求。如果能夠依靠本國廠商生產出來，即使性能指標略低一些，還是可以容許的。

　　5、謹防假國產威脅國家安全

　　一般來說，“國產”產品和服務容易符合自主可控要求，因此實行國產替代對于達到自主可控是完全必要的。不過，現在對于“國產”還沒有統一的評估標準。

　　倪光南稱，過去有人提出的某些評估標準是不合適的。例如，認為只要公司在中國注冊、交稅，就是“中國公司”，它的產品和服務就是“國產”;或認為“本國產品是指在中國關境內生產，且國內生產成本比例超過50%的最終產品”。這里，突出“生產成本”完全不適用于高技術領域。

　　眾所周知，高技術產品和服務的成本主要是開發成本、智力成本，生產成本甚至可以忽略不計，這種“生產成本”準則是幫進口高技術產品的忙，因為它們只要用中國原材料做個包裝，就可以搖身一變成為“國貨”了。

　　美國國會在1933年通過的《購買美國產品法》，要求聯邦政府采購要買本國產品，即在美國生產的、增值達到50%以上的產品，進口件組裝的不算本國產品。美國采用上述“增值”準則來評估“國產”，比較合理。這方面我們理應學習發達國家行之有效的做法。

　　現在人們大多根據產品和服務提供者資本構成的“資質”進行評估?？疾熨Y質是必要的，但除此以外，還應采用“增值”準則對“國產化程度”加以評估。如果某項產品和服務在中國的增值很小，意味著它可能就是從國外進口的，達不到自主可控的要求。如進口硬件可能通過“貼牌”、“組裝”變成“國產”，進口軟件和服務可能通過“集成”變成“國產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如果實行“增值”估算，這類“假國產”就難以立足。倪光南建議有關方面盡快出臺合理的“國產”評估準則。

　　三、當前中國信息核心技術和基礎設施為何受制于人?

　　對于這個問題，倪光南院士自身可能更加感同身受。

　　1、新自由主義私有化使聯想蛻變成大買辦

　　作為中國信息行業的龍頭企業，聯想公司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就是一個擁有先進的自主核心技術的高科技公司，以技術研發作為核心路線，其發展路線為“技工貿”。然而進入九十年代以后，它卻改走“貿工技”路線，逐漸蛻變為一個以貿易為主，依附于美國英特爾、微軟、IBM等信息巨頭，依靠銷售“萬國牌”電腦為生的買辦性企業。進入新世紀后，業界已經普遍認為，它一直僅僅是一個“大買辦”，無任何創新可言，因此發展前景乏力。

　　社科院著名經濟學家左大培2004年11月6日文章《“聯想的路”走錯了》一文分析：聯想集團走向“貿工技”的路線，有兩個標志性的事件：一個是1995年，柳傳志撤銷了倪光南的聯想總工程師職位，另一個是1998年柳傳志公開提出“貿工技”是聯想應當走的發展道路。

　　聯想集團的路線轉變，正是新自由主義勢力推行的國退民進和產權私有化的衍生物。

　　【北京聯想集團本來是隸屬于中國科學院的國有公司。但是，1988年4月，它與國有的貿促會下屬中國技術轉讓公司(技轉公司)和香港導遠公司成立了這3家公司合資的公司——“香港聯想”公司，其中3家公司各出資30萬港幣，各持有香港聯想三分之一的股權。這里的香港導遠公司是由呂譚平等4位港商合股成立的私營公司。

　　1992年香港聯想公司進行了增資擴股，股本金增至1億港元，1994年其股票在香港上市。在香港聯想1992年的增資擴股中，中國技術轉讓公司拒絕增資，結果增資后的香港聯想股權結構變為北京聯想占股份的53.3%，香港導遠占43.3%，技轉公司只占3.3%。而在1994年香港聯想在香港上市之后，香港聯想總共發行了6.75億股，其中北京聯想持有2.618億股，占38.785%，呂譚平等4位港商持有2.08億股，占30.819%。

　　顯然，呂譚平等4位港商之所以能在上市后的香港聯想占有足以與最大股東北京聯想集團相抗衡的股份，是因為他們在1992年香港聯想的增資擴股中已經得到了與北京聯想集團相差無幾的股權。但是在這次增資擴股中，北京聯想集團投入了9,890萬港元，而呂譚平等4位港商卻僅僅投入了象征性的10萬港元。如果只按實際出資的比例，增資擴股后北京聯想集團本應占香港聯想股權的93%，呂譚平等4人則只能和技轉公司一樣占3.3%的股權。而呂譚平等4人之所以取得了與北京聯想集團相近的股權，只是因為北京聯想通過其下屬的全資子公司(南明公司)于1992年10月15日借給了這4位港商4,310萬多港元(552萬美元)，其中呂譚平一人即借得1,680萬港元，這4位港商就是利用北京聯想集團借給他們的錢向香港聯想增資擴股，一轉眼而成了上市公司香港聯想的大股東、億萬富翁!依靠這樣的投機性的私人資本，是無法發展高科技行業。

　　北京聯想集團是國有公司，它借錢給4位港商購買香港聯想股權，等于將國有資金借給私人購買國有控股公司的上市原始股(每股成本只有上市發行價1.33元的1/6)。這種行為稀釋了香港聯想的股權，一方面使香港聯想中的國有股減少了將近一半，另一方面也使國有財產每年可以從香港聯想得到的股息減少了將近一半。這是地地道道的國有財產流失，而且是白送國有財產。而從這種白送中獲利的只是4個港商，特別是呂譚平，他們由這種借錢買股中一下子變成了億萬富翁，靠犧牲國有財產而致富!

　　聯想集團的主要支柱之一、總工程師倪光南不同意柳傳志的上述作法，并按組織程序逐級上告，使倪光南與柳傳志的關系由此破裂。】

　　然而，在關鍵時刻，在新自由主義反共勢力的干擾下，中國相關部門沒有支持倪光南，而是支持了柳傳志和港商。

　　【柳傳志雖然(在上級的支持下)壓倒了倪光南，于1995年免去了倪光南的總工程師和董事職務，并于1999年將倪光南由聯想解聘，但是卻由此對聯想的技術研發造成了巨大的損害。特別是倪光南去職之后，柳傳志為抹煞倪光南而采取了一系列打擊與倪光南有關系的項目和人的行動，這在客觀上變成了消滅聯想的技術研發力量的行動，其最終后果是扼殺了聯想的技術升級，降低了聯想發展的后勁。

　　柳傳志1998年正式提出“貿工技”發展路線之后，聯想集團在從1998年到2003年的5年中年銷售額只增加了1倍多一點，而在這之前從1993年到1998年的5年間，聯想集團的年銷售額卻增加了將近5倍?！?span lang="EN-US">

　　2、聯想集團的大轉變、大轉折，是中國整個信息產業的縮影

　　【倪光南院士在2004年9月17日的一封信中說：“聯想作出的重大創新大多是在企業100%國有時取得的，而變成‘民營’后反倒缺乏重大的創新。我在聯想任職的前10年(1984-1995)，企業100%國有時，我們自主開發了聯想式漢卡、聯想系列微機等拳頭產品，得了兩個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但‘國退民進’后，聯想的重大創新反而很少了，后10年只得過一個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實踐表明，柳傳志搞的‘國退民進’除了造就了呂譚平等幾個數十億元等級的超級富翁之外，并沒有幫助聯想高技術的發展”。

　　聯想集團是1989年由中科院計算所公司改名而來，中科院計算所公司成立于1984年11月。計算所公司是由計算所11名科技人員組成的，成立后一個月，王樹和等請倪光南擔任總工程師。公司成立初期依托計算所，轉化該所的科技成果。1985年上半年計算所公司銷售產品目錄中第一項就是LX-PC聯想式漢卡，其它28項也都是計算所成果。當時，這個聯想式漢卡使微機擁有強大的漢字處理功能，滿足了市場的迫切需求。1988年底聯想式漢字系統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計算所公司成立后的頭3年產值以年平均500%的速度遞增，1987年就產值近億元，進入中關村大公司的行列。而在計算所公司成立后的這頭3年(1985-1987)中，光聯想漢卡本身就占了公司總產值和利稅的38.1%和45.6%。柳傳志自己在1988年3月說，計算所公司以“聯想式漢卡作為拳頭產品，作為龍頭，帶動起整個經銷”。計算所公司1988年開始代理銷售AST微型計算機，但是這個商業“貿易”是靠附加的聯想漢卡帶動的。

　　1989年11月14日計算所公司改名為聯想集團，總裁柳傳志在成立大會上說：“聯想集團以開發成功聯想漢字系統起家并由此而得名”，集團的前身“已經形成了技工貿立體結構”;計算所公司“在北京新技術開發實驗區700多家高技術企業內，……成為拳頭產品最多，也是唯一獲得國家科技進步最高獎的公司”。柳傳志當年的這些話本身就說明，聯想集團是靠“技工貿”而非“貿工技”起家的。1992年中科院發文重獎聯想集團及其總工程師，也肯定了聯想集團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發展“成為一個技工貿一體化的外向型產業集團”的道路。

　　就在改名為聯想集團前后，聯想的總工程師倪光南主持研制了聯想微機。這個研制從1988年開始，1989年3月推出聯想Q286微機(主板)，1990年在國內推出聯想系列微機，都在市場上獲得成功。

　　聯想集團于1989年開始自主生產、銷售和出口微機板卡，1990年推出了聯想系列微機。這兩個重大的技術突破，特別是聯想系列微機的推出，大幅度提高了聯想集團銷售額的增長率：聯想集團銷售額的增長率1991年回升到50%以上，1992年更達到一倍多，1993年和1994年也都在50%以上，只有到1995年才降低到40%多。

　　本來倪光南已經在1992年開始組織研制程控交換機，1994年聯想程控交換機已取得入網證，該部發展成為僅次于微機部的聯想第二大部。倪光南也早已組織設計芯片，在聯想的漢卡、微機和激光打印機等產品中大量應用。但是，1995年柳傳志撤銷了倪光南的聯想總工程師職位，同時就在聯想集團中撤銷了總工程師的職務崗位。此后他就不斷刁難聯想內部的程控交換機和芯片研制，使這些研制項目無法正常進行，結果迫使研制這些項目的技術骨干不得不離開聯想，從此聯想集團的技術發展放慢。1999年柳傳志竟把他的作法進一步上升到路線高度，說設總工程師是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流毒。聯想局限于十幾年前就開始的微機生產和銷售，競爭慘烈，失去了發展的后勁，現在已落到靠政府采購支撐業績的地步。】

　　3、中國信息技術和計算機行業遭受新自由主義改革嚴重摧殘

　　左克2006年9月8日的文章《中國計算機事業回顧》則比較全面地回顧了中國整個計算機行業的發展歷程：

　　【中國電子計算機的科研、生產和應用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后期開始的。1956年，周總理親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中，就把計算機列為發展科學技術的重點之一，并籌建了中國第一個計算技術研究所。

　　以邏輯電路器件作為標志，到目前為止的電子計算機可以分為四代。每一代計算機，都比前一代更小、更快，技術工藝要求更高，價錢也更便宜。中國科學家研制從第一代到第四代計算機的工作，幾乎貫穿于整個毛澤東時代。

　　第一代計算機采用電子管。美國研制出第一代計算機用了4年(1943-1946，標志：賓夕法尼亞大學莫爾學院的ENIAC)，而中國通過學習蘇聯的技術，僅用3年就完成了(1956-1958，標志：中科院計算所的103機)，并生產了50臺左右[周蕾，中國計算機產業發展大事記。]。

　　第二代計算機采用晶體管。美國從第一代計算機進入第二代計算機花了9年時間(1946-1954，標志：貝爾實驗室的TRADIC)，中國用了7年(1958-1964，標志：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即國防科技大學前身的441B機)，生產了約200臺[周蕾，中國計算機產業發展大事記。]。

　　第三代計算機采用中、小規模集成電路。這段發展過程美國用了11年(1954-1964，標志：IBM公司的IBM360)，中國用了7年時間(1964-1970，標志：中科院計算所的小規模集成電路通用數字電子計算機“111機”[孫凝暉，計算所高性能計算機的研究，2004年第2期，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 ])。我國研制的第三代計算機品種非常多。例如，北京大學、北京有線電廠和燃化部等單位聯合研制的150機于1973年完成;借鑒美國IBM公司16位小型機技術的DJS-100機也于該年(1973)研制成功，它的硬件為自行設計，軟件兼容;1976年11月，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研制成功1000萬次大型電子計算機“013機”;等等。這里不再一一介紹。

　　這一時期的1973年1月，四機部召開了電子計算機首次專業會議(即7301會議)，總結了60年代我國在計算機研制中的經驗和教訓，決定放棄單純追求提高運算速度的技術政策，確定了發展系列機的方針，提出聯合研制小、中、大三個系列計算機的任務，以中小型機為主，著力普及和運用[李國杰，從103機到曙光機——中國高性能通用計算機研制歷程回顧。]。從此，中國計算機工業開始有了政策性指導，重點研究開發國際先進機型的兼容機、研制漢字信息處理系統和發展微機[董光璧，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第四代計算機采用大規模和超大規模集成電路，今天的計算機都屬于第四代計算機。這個過程美國用了9年(1964-1972，標志：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規劃署與伊利諾斯大學聯合研制的ILLIAC-IV)，中國用了8年(1970-1977，標志：航天部陜西驪山微電子公司的77型機)。77型機是中國第一臺自行設計研制的，采用大規模集成電路的16位微型計算機[黎言，前進中的驪山微電子公司，p.VIII-56，中國經濟年鑒，1984年刊(北京版)，經濟管理出版社，1984。]。另外，參照美國Intel 8008機型的國產DJS-050微機，也于該年(1977)由清華大學等單位仿制成功并通過鑒定[董光璧，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

　　通過以上數據可以看到，中國計算機事業的起步比美國晚了13年，但是經過毛澤東時代老一輩科學家的艱苦努力，中國與美國的差距不是某些人所歪曲的“被拉大了”，而是縮小了，從12年縮小到10年，再縮小到6年。到毛澤東離開我們之后不久，中國的計算機水平僅比美國落后5年。

　　制造第四代計算機的基礎部件是大規模集成電路。有人認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不能制造大規模集成電路，成為導致計算機事業后來出現停滯的主要原因。這種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1965年，中國自主研制的第一塊集成電路在上海誕生，僅比美國晚了5年。在此后的歲月里，盡管國外對我國進行技術封鎖，但這一領域的廣大科研工作者和工人階級，發揚自力更生和艱苦奮斗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中國早期的半導體工業，掌握了從拉單晶、設備制造，再到集成電路制造全過程，積累了大量的人才和豐富的知識，相繼研制并生產了DTL、TTL、 ECL等各種類型的中小規模雙極型數字邏輯電路，支持了國內計算機行業。當時具備這種能力的國家除中國外，只有美國、日本和蘇聯[董玉振，建國后中國經濟發展的艱難歷程——反思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

　　中國從小規模集成電路經過中規模集成電路，再發展到大規模集成電路，僅用了7年時間，這以1972年四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現電子工業部24所)研制成功的我國第一塊PMOS型大規模集成電路為標志，而美國用了8年。也就是說，到文革中期，我們在制造大規模集成電路上與國外的差距縮短到4年。

　　這一時期，由于受國內外微電子業迅速發展的影響，加上集成電路的利潤豐厚，國內出現一股電子熱潮，全國建設了四十多家集成電路工廠，為以后進行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研究和生產提供了工業基礎。

　　通過對比會發現，美、日等國的大規模集成電路從實驗階段到定型，再到批量工業生產，通常用4、5年時間。到我國第一塊大規模集成電路誕生的時候，這些國家已先后進入大規模集成電路的規模生產階段。參照這個速度，可以預計，我國到70年代中期就可以實現大規模集成電路的批量生產，即使考慮到國外封鎖和工業基礎薄弱等不利因素，也不會晚于70年代末，這已經被歷史所證實。某些人說什么“文化大革命耽誤了大規模集成電路的工業生產”，是站不住腳的。

　　在此之后，我國在大規模集成電路工業方面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繼續加強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研制和生產工作。1975年，上海無線電十四廠又成功開發出當時屬國內最高水平的1024位移位存儲器，集成度達8820個元器件[上海科學技術志，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達到國外同期水平。另一方面，在那個據說是“閉關鎖國”的時期，我國通過購買國外單臺設備，自己組建了三條生產線，以緩解國內制造計算機的迫切需要。

　　當然，在這一時期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科研與生產聯系得不夠緊密，一些科研成果未能及時轉化為商品。二是生產線過多，國家投資分散，沒有發揮計劃經濟的優勢，一些地方難以形成規模生產效應。[兩院院士展望新世紀，上?？茖W普及出版社，2000]

　　即便如此，到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又陸續研制出256和1024位ECL高速隨機存儲器，后者達到國際同期的先進水平;可以生產NMOS 256位和4096位、PMOS 1024位隨機存儲器;掌握了對于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起著重要作用的無顯影光刻技術，可用于制造分子束外延設備[李少白，科學技術史，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4];中科院上海冶金所還獨立發展了制造集成電路所需要的離子注入機，并出口到日本[董玉振，建國后中國經濟發展的艱難歷程——反思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

　　毛澤東時代給我們的微電子業留下了一筆豐厚的家底。

　　從文革結束到80年代初的這段時期，我國科研隊伍基本上繼承了毛澤東時代的傳統，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同時，還積極引進先進技術、進口成套件或關鍵件的組裝，并積極開展引進技術本土化的工作，在計算機事業和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方面繼續取得一系列成就。

　　在1977年4月的全國微型機專業會議上，確定了中國微機今后的發展方向為參照Intel 8008的DJS-050系列五個機型，以及參照Motorola 6800的DJS-060系列四個機型。這兩大系列的樣機于1980年前后陸續研制成功。[董光璧，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在1979年11月陜西的微型機交流會上，參展的國產微型機有六十多個品種，包括我國當時速度最快、外部設備最齊全的微型機DJS-061-1。[李少白，科學技術史，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4]

　　1982年，參考DG公司NOVA 16位小型計算機，采用國產中大規模集成電路的DJS-153小型計算機研制成功。同時，與NOVA-3機兼容的DJS-185機也由上海電子計算機廠完成。[周蕾，中國計算機產業發展大事記]

　　1983年，中國國防科技大學自行設計的“銀河I”巨型計算機通過鑒定。它是一個每秒向量運算1億次的巨型計算機系統。成為我國第四代計算機中的巨型機代表機型。

　　同年，南京的734廠研制成功紫金1號，這是美國蘋果公司的仿制機;裝有中文操作系統CCDOS的16位長城0520-A誕生;浪潮公司通過采用英特爾8088芯片，以進口元散件為主，組裝的0520微機在濟南誕生。

　　在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方面，截止到1983年，16K MOS動態存儲器研制成功，8位機用大規模集成電路品種基本配套，4K MOS靜態存儲器進入小批量生產，高性能4位處理機集成電路批量生產，電子器件工業總公司研制成功6800八位微處理器(仿制美國Motorola公司1974年推出的6800)，甘肅天光電工廠生產出64位、256位、1024位雙極型ECL存儲器，上海無線電十四廠生產出CMOS大規模集成電路(1981年)，等。另外，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關鍵設備研制工作也取得一定的進展，不少基礎材料基本達到生產要求。[中國電子器件工業總公司辦公室，中國電子器件工業，p.IV-79，中國經濟年鑒，1983年刊(北京版)，經濟管理雜志社，1983]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元件五廠和上海無線電十四廠于1979年研制成功單片8080八位微處理器[上?？茖W技術志，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8080為美國Intel公司1974年的產品，西德仿制出該類產品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 SAB 8080 A-C)，蘇聯是在1986年(Eastern Bloc 8080 KP580BM80A)。這標志著我們此時與美國的差距只有5年。

　　這個時期，國際計算機行業出現兩個新的變化。一是美國IBM公司于1981年推出了個人計算機(PC)，從此計算機開始進入家庭。第二個變化是微處理器(CPU)的研發成為一個專門的行業。PC機的出現得益于CPU的價格不斷下降和速度不斷提高。PC機出現后，國外一些從事計算機研制的科研人員逐漸獨立出來，專門從事CPU設計。

　　我國及時注意到了第一個發展趨勢。1983年2月召開的全國計算機協調工作會議上，把生產IBM PC兼容機定為發展方向，提出“照著IBM的PC做”。所謂“照著IBM的PC做”，并不是現在電腦市場上的攢機，實際上當時沒有任何設計圖紙可供參考，完全靠自己摸索。但是對第二個變化，我國沒有注意，雖然此時已經可以仿造出8080、6800等CPU芯片，沒能及時將CPU的研究獨立出來，專門培養，這為日后中國微機的發展埋下了隱患。

　　在對待技術引進和發展高端計算機方面，當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以“銀河I”巨型計算機為例，這項工程耗費1億元人民幣，由于片面追求國際最先進技術，忽視了國內相關部門的協調、促進和合作，硬件大量從國外購買，沒有使我國的整體技術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步。此時國內一些具有實力的集成電路科研和生產單位，由于得不到足夠的經費進行技術開發和設備改進，生產的計算機硬件沒有得到一展身手的機會。這樣，國際上早在1978年就已經開始出現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而我國卻在邁向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路途中慢了下來。

　　1984年，鄧小平在上海說：“計算機普及要從娃娃抓起。”也是在這一年，鄧小平訪問美國。這一年成為中美關系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也為我國的大量技術引進提供了機遇。在大量進口汽車、彩電、冰箱生產線的同時，各科研、制造單位和大專院校大量引進半導體器件生產線。從1984年到“七五”末期，先后共引進33條集成電路生產線。由于當時“巴統”的禁運政策，引進設備基本上都是國外已淘汰的[高粱，挺起中國的脊梁]。

　　雖然引進技術會受制于人，容易造成“引進一代，落后一代”的被動狀態，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堅持過去的方針，用已有的技術力量實現引進技術的本土化，中國的集成電路產業邁上一個新的臺階仍然是有希望的，同時這也會對中國的計算機工業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促進作用。日本、韓國就是成功的例子。但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的計算機和半導體電子器件工業的發展模式從過去的“創新為主，引進為輔”和重視基礎研究，轉變為單純的引進，放棄了在通用電路方面的追趕[高粱，挺起中國的脊梁]。這種對改革開放的片面理解，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后果。

　　首先，我國自廢武功，停止了半導體研發計劃，天真地幻想依靠市場能自動生成和換取技術。[鐘慶，中國彩電業的危機、機遇和出路]

　　第二，一味地強調技術引進，促使集成電路企業急功近利，很少有明確的消化吸收方案，最后都虧本了，引進的33條集成電路生產線絕大多數沒有發揮作用。[高粱，挺起中國的脊梁]

　　第三，對洋技術、洋理論的無限美化，使國內出現了一種崇洋媚外的風氣，國產技術被貶為垃圾，科研單位和企業生存面臨困境。在生存壓力和崇洋媚外風氣的雙重影響下，原有的計算機和微電子科研隊伍流失嚴重，很多科技人員流到國外。[鄒世昌。摘自李尚志等，兩院院士展望新世紀，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2000]

　　在這個階段，雖然我國也仿制或研制出了幾種機型，如1984年的2780機，1985年的銀河超級小型機，1986年的HN-2730超級小型機，1987年的太極2220[董光璧，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但由于缺乏微電子工業的支持，加上國家戰略決策的失誤，與國外產品的差距略有拉大。例如，2780機比DEC公司的原始機型VAX-II/780 32位小型機落后6年，太極2220比DEC公司的原始機型MicroVAX也落后6年。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計算機的主要硬件完全依靠進口，我國這個時候單憑自己的技術已經很難生產出一臺計算機了。

　　這一時期又出現兩個極其錯誤的政策，給我們的計算機業和半導體集成電路業雪上加霜。

　　1984年，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聽信一些智囊和洋專家的建議，未經科學論證，在違反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的情況下貿然實行“撥改貸”，從過去國家向企業撥款作為流動資金和設備更新改造基金，改為銀行向企業貸款，企業不僅要償還銀行貸款，還要付高額利息。而政府不僅不投一分錢，反而像從前一樣抽走企業的大部分收入。這樣一來把大部分國營企業搞虧損了，為以后的“產權”改革和公開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實。然而，“撥改貸”至今沒有被政府公開否定，趙紫陽的錯誤也一直沒有得到清算。

　　正是由于“撥改貸”，使得我國當時的集成電路工業遭到嚴重打擊，企業只能忙于解決生存問題，沒有精力和經費去消化引進技術和開發新產品。這就是企業急功近利的根源。當時曾有一些專家警告說：“計算機工業投資不足，資金分散的問題仍然沒有很好解決”[丁詩武，中國電子計算機工業，p.VI-87，中國經濟年鑒，1987年刊(北京版)，經濟管理出版社，1987]，但始終沒有引起重視。

　　另外一個失誤，是當時的決策者在進入了“科學的春天”后，并沒有真正重視科學技術。

　　國際上，通常把科技經費中用于研究和開發的部分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稱作“R&G/GDP”，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以及這個國家對科技的重視程度。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我國用于科技研發的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平均在1.28%，達到當時幾個初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到了毛澤東時代后期，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這個指標增加到2.32%，達到同期幾個最發達國家英、法、西德的水平，僅比當時的美國、日本低一些(美國長期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進入70年代后與美國接近)[科技部副部長程津培院士在中國化學學會年會開幕式上的講話記錄，2004，長沙。梁戰平，《各國科技要覽》，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1]。這個數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發達國家的平均值2.2%還要高[世界經合組織(OECD)，主要科學技術指標，2004]，可見毛澤東時代對科學技術的重視程度。有些人指責文革時期或者毛澤東本人不重視科學技術，完全是睜眼說瞎話。

　　進入上世紀70時年代以后，特別是到了80年代，由于電子、計算機等新興產業的興起，世界各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發達國家的政府、企業等部門紛紛增加對研發經費的投入。這個時候，如果我國對科學技術有起碼的重視，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真正落到實處，即使我們能保持毛澤東時代后期那個據說是“不重視科學技術”、“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時期的2.3%的水平，中國的微電子業和計算機業的情況也會好很多。但是從80年代開始，我們的決策者卻把R&G/GDP大幅度往下砍，到了80年代中期，全社會對研發經費投入的R&G/GDP值不到0.7%。1984年以后由于“撥改貸”造成了的困境，使企業基本無力進行研發投資，R&G/GDP驟然降到0.6%以下[梁戰平，《各國科技要覽》，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1]。

　　由于研發經費縮水，我國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主研制的計算機項目，與集成電路和半導體研發一起，都以“沒錢”為由停掉了。這些科研隊伍解散后，除了出國的以外，有的下海經商，有的回高校教書，更有甚者竟然被調去看機房。

　　這一時期，我國的半導體領域從爭相引進、無所建樹到人財兩空，以致到后來誰都說“半導體不是好玩的”，“幾十億扔進去聽不到響”，“上頭一聽半導體就頭大”[高粱，挺起中國的脊梁]。由于失去了基礎，我國此時的計算機工業，只能靠0520等舊機型、千元的中華學習機、長城286等組裝PC機維持。

　　進入90年代，我國仍然延續了研發經費的低投入，除了1993年之前的幾年受國際封鎖的影響有了點緊迫感，R&D/GDP略微超過0.70%以外，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80年代的水平，其中1995和1996連續兩年下跌到0.60%[國家統計局和科學技術部，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05)，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

　　1989年中美關系的蜜月期結束，美國政府嚴格限制對中國出口高性能計算機，除了要付出高額的采購費用外，還要把服務器放在一個透明的玻璃房子中，由洋人監控，以防止用于其他目的。中國因技不如人而飽受屈辱的情形可想而知。痛定思痛，國人自主研發高性能計算機的激情終于被喚醒。

　　1993年，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曙光一號誕生;1995年曙光1000誕生，它與美國Intel公司1990年產品的技術相近，標志著我國高性能計算機與國外的差距縮小到5年左右;1997年國防科大研制成功銀河-III百億次并行巨型計算機系統，系統綜合技術達到90年代中期國際先進水平[李國杰，從103機到曙光機——中國高性能通用計算機研制歷程回顧]。然而，由于國內微電子業近十年的技術停滯，這些高性能計算機沒有實現完全國產化，技術上仍然受制于人。例如，曙光一號采用美國Motorola公司1989年底推出的M88100商業微處理器，操作系統移植了美國IBM公司的AT&T UNIX。后來的國產計算機，也都沒有“中國芯”。

　　盡管如此，我國的高性能計算機與國外的差距并沒有被拉得太大。這要感謝國外對高性能計算機技術的封鎖，使我國不能買到相關技術，不得不自行研究。相比之下，我國的微機業由于沒有遭到封鎖，在“造船不如買船”的洋奴哲學指導下，日子反而不好過了。

　　1990年，中國大幅降低了關稅、取消了計算機產品進出口批文、開放了國內微機市場。頃刻間，國外的286、386電腦如潮水般涌入，長城、浪潮、聯想等國內公司潰不成軍;1991年由英特爾和AMD掀起的“黑色降價風暴”，更是讓中國計算機產業雪上加霜。由于絕大多數整機企業積壓了高價買進的芯片，從而背上巨額虧損的包袱，一家家整機廠商前赴后繼般悲壯地倒在了血雨腥風之中。長城、浪潮和聯想也都元氣大傷;1992年，國家實施控購，進一步使中國PC整機制造業進入發展的低潮[肖平，二十年回顧：中國計算機產業寫就宏圖大業，《國際電子商情》網站]。此后，國內的計算機企業只能從事低附加值的微機組裝。相比之下，同樣是面對外國計算機企業的競爭，由于日本非常注意對本國企業的保護，規定進入日本市場的微機必須支持日語環境，從而使美國微機難以進入日本市場。

　　在微電子集成電路方面，國內企業繼80年代中后期陸續虧損后，90年代紛紛倒閉，國內集成電路工業逐步變為三資企業為主的局面。據專家估計，到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國微電子科技水平與國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胡啟衡，兩岸三地信息產業發展研討會紀要(半導體篇)，產業論壇，1998年第16期]。

　　其實我們還可以假設一下，即使沒有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失誤，即使我國的計算機和集成電路技術能做到世界一流水平，到90年代中后期，這些工業也會被龍永圖這類敗家子們賣掉，成為他們與國際接軌的政績。這樣看來，中國計算機業的提前死亡，死得干凈，沒有落得個“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做嫁衣裳”的結局，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件好事。

　　1999年，美國為首的北約侵略軍悍然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美帝國主義的暴行，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人們逐漸認識到，國家安全是花錢買不來的。中國政府在這個時候，似乎也意識到了自主科技研發的重要性，有了危機感，增加了科技投資。2000年，中國的R&D/GDP比例首次達到1.00%，2003年增加到1.31%，首次達到毛澤東時代的平均水平，但是離毛澤東時代后期的水平仍有一段距離?！?span lang="EN-US">

　　延伸閱讀：倪光南求是刊文：核心技術不能受制于人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在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強調，互聯網這塊“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同樣要講法治，同樣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和“互聯網+”的推進，網絡安全、信息安全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

　　網絡安全，既包含實體物理空間的安全，也包含虛擬數字空間的安全(信息安全也在其內)。網絡安全是在對抗狀態下的安全，存在著攻防甚至敵對關系。所以，重要信息領域必須做到沒有后門。這里要說明的是，后門與漏洞是有區別的。后門是指那些人為設置的、能繞過安全性控制而獲取對系統控制或訪問權的秘密機制。設置方可以隨時利用后門更改系統設置，使用方很難發覺。后門的危害很大。它就好像是被人埋下的“定時炸彈”或“特洛伊木馬”，隨時會造成嚴重損害。后門又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是由可信賴的人員，用可信任的軟硬件在嚴格管理下構成的系統，就可以保證沒有后門。“漏洞”是由于系統存在某種缺陷，從而使攻擊者能夠在未被授權的情況下進行訪問或破壞的機制。漏洞不同于后門，它難以避免，只能在被發現時予以修補，在被攻擊時予以加固。

　　基于上述原因，信息核心技術自主可控，不受制于人就顯得尤為重要。盡管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它是網絡安全的必要條件。如果信息核心關鍵技術和基礎設施受制于人，那么由此構成的信息系統就像沙灘上的建筑，在遭到攻擊時頃刻間便會土崩瓦解。

　　目前，社會上有一些模糊觀念需要澄清。有人認為，市場上占據壟斷地位的信息核心技術不可能存在后門。但“棱鏡門”等事件告訴我們，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也有人認為，可以通過引進技術實現更快的發展。事實上，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固然是一種發展途徑，然而有的引進項目并非是先進的、有長遠前途的，有的是短期里我們消化不了的，有的是我們不能完全掌控的。如果對引進項目不作充分的評估，只圖眼前便捷省事，放棄自主創新的努力，那么若干年后我們將全盤依賴引進，完全受制于人，國家安全將遭受嚴重威脅。

　　我國《國家安全法》第24條規定，“國家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加快發展自主可控的戰略高新技術和重要領域核心關鍵技術”。第25條規定，“實現網絡和信息核心技術、關鍵基礎設施和重要領域信息系統及數據的安全可控”?？梢?，強調自主可控是有法可依的。當然，在自主可控的基礎上，我們還需要實現安全可控或者自主可控安全可信這樣更高的要求。

　　自主可控包含知識產權、技術能力、發展主動權、供應鏈等方面。在當前的國際競爭格局下，知識產權自主可控十分重要，做不到這一點就一定會受制于人。技術能力自主可控，意味著要有足夠規模的、能真正掌握該技術的科技隊伍。技術能力可以分為一般技術能力、產業化能力、構建產業鏈能力和構建產業生態系統能力等層次。發展主動權自主可控，是因為我們不但要著眼于現在，還要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里，對相關技術和產業而言，都能不受制約地發展。供應鏈自主可控，是指一個產品的供應鏈可能很長，如果其中的一個或某些環節不能自主可控，也就不能滿足自主可控的要求。例如對于復雜的CPU芯片，我們擁有知識產權，也有技術能力，能夠在設計方面不受制于人。但是，如需依賴外國才能進行生產，那么仍然沒有達到自主可控的要求。

　　令人擔憂的是，目前“國產”產品還沒有統一的評估標準。人們大多根據產品和服務提供者資本構成的“資質”進行評估，包括內資(國有、混合所有制、民營)、中外合資和外資等，還包括近來出現的“VIE”等?？疾爝@類資質是必要的，但除此之外，還應采用“增值”準則對“國產化程度”加以評估。這是發達國家的經驗。美國國會在1933年通過的《購買美國產品法》，要求聯邦政府采購要買本國產品，即在美國生產的、增值達到50%以上的產品，進口件組裝的不算本國產品。采用上述“增值”準則來評估“國產”，比較合理。因為如果某項產品和服務在中國的增值很小，意味著它可能就是從國外進口的，達不到自主可控的要求。如果實行“增值”估算，貼牌、組裝、集成等“假國產”就難以立足。對于保障網絡安全、信息安全而言，制訂自主可控的評估標準意義重大，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