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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論新常態下的五大發展理念

點擊：3412  作者：程恩富    來源：《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  發布時間:2016-03-02 08:06:44

 

 

　　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學部主席團成員兼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博士生導師，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會長。研究方向為中外馬克思主義及其經濟學。

 

　　【摘要】中央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要在新常態的背景下進行分析才能準確把握其內涵和關節點。創新就是要在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之外，發展出自主知識產權優勢。協調的關鍵是理順各領域各方面發展關系，而不是僅關注GDP。綠色就是要建設生態制度體系，避免和消除妨害生態安全的各種隱患。開放則應借鑒德日等國的經驗，堅持有序開放、雙向開放。共享首先要解決貧富分化問題。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開啟了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意義深遠的變革。雖然這五個理念在過去的工作中都有所體現，但在目前的經濟新常態方針下，理念的內涵有了重要的發展。十八大以后，以習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立足于我國改革開放事業新的發展階段提出了新常態這一新的執政方針，指出新常態的特征就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發展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2015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仍然重申要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因此理論工作者要重點研究經濟新常態下五大發展理念的相應內涵和關節點。

 

　　一、創新發展

 

　　創新有廣義和狹義之分。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創新發展，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這里的創新主要指廣義的創新。

 

　　科技創新就是狹義的創新。不管是廣義還是狹義的創新，都十分重要，但由于篇幅限制，本文重點討論科技的自主創新問題。

 

　　當前，特別要強調以科技創新為動力來突破經濟發展“瓶頸”。動力不足是當下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突破“瓶頸”唯有創新。用創新培植發展新動力，就是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發揮科技創新在全面創新中的引領作用，加強基礎研究，強化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我國以往的發展基本上靠要素投入、低成本勞動力拉動，屬于典型的數量規模型粗放式發展。粗放式發展造成產能嚴重過剩，資源環境約束，創新能力不足，經濟大而不強。今天靠要素投入已難以為繼，憑低勞動力成本競爭時代已經過去，單靠傳統需求側的“三駕馬車”拉動明顯不夠。當下必須著力進行供給側的“新三駕馬車”（要素質量、結構優化和科技創新）的改革發展。可見，經濟發展對創新的需求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強烈而緊迫。只有創新才能從根本上突破發展動力不足“瓶頸”制約。將創新驅動發展作為我國面向未來的一項重大戰略，一方面需要著力推動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讓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另一方面，政府在關系國計民生和產業命脈的領域要積極作為，加強支持和協調，總體確定技術方向和路線，用好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和重大工程等抓手，集中力量搶占制高點。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關鍵在于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努力掌握關鍵核心技術。

 

　　改革開放以來比較流行的一個錯誤觀點和政策，就是強調市場換技術，強調所謂造不如買、買不如租。實踐證明，這個戰略是不成功的。一個明顯失敗的例子是轎車工業的對外開放，更為失敗的例子是大飛機工業。八十年代初我國大飛機研發已經相當成熟，飛機制造廠也建立了，但一搞開放，領導層力排眾議讓“運十”大飛機下馬。前幾年才在上海搞了商飛公司，大飛機研發和生產才又上馬，足足推遲了約30年。如此折騰的原因在于誤讀開放，以為開放就不要自主創新了，以為通過合資合作能換來核心技術。與錯誤觀點反向而行的成功案例是高鐵研發和生產。當時鐵道部主動設法打破西方幾家大公司的技術壟斷，成為中國制造的一張“國際名片”。

 

　　錯誤的政策往往源于錯誤的理論導向。吳敬璉先生認為，制度重于技術，這種不分時點的表述，是背離經濟學和哲學的常識的。我們知道，生產力中最重要的是由人掌握的技術，而制度是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問題。如果籠統地說制度重于技術，那就是說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總是比生產力重要，顯然是不對的。

 

　　我國經濟開放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強調“引進來”的單一戰略，單純追求對外國的資本和技術等引進。第二階段強調“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的戰略，在繼續追求“引進來”的同時，實施中國企業走出去投資的舉措。1998年，江澤民總書記總結自己的工作時，認為過去只講引進來是不夠的，今后應當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此后中央貫徹進出并重戰略，開放進入第二階段。第三階段強調“自主創新”的新戰略，實施自主知識產權和創新型國家的舉措。十六大以后，時常有材料上報跨國公司實行“斬首行動”，胡錦濤總書記批示強調自主創新。后來國務院搞了一個機械工業振興計劃，實際上就是這個批示的結果。

 

　　但學術界和政界仍然有不同意見，林毅夫先生提出要防止陷入“自主創新陷阱”，認為自主創新的成本收益有時候不合算，不如引進技術。針對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機構，《光明日報》曾發文認為這是帶動我國企業技術進步的良好機遇，中國的技術創新有了希望。人們不禁要問：西方跨國公司難道是來幫助我國掌握核心技術的？事實上，他們只是來利用我們相對廉價的優秀人力資源，開發出一些適合中國的技術和產品，然后高價賣給我們，最終會制約我們的核心技術發展。上世紀30年代有一個日本教授曾經寫文章說日本應該發展“殖民地科技”，強調殖民地科技如果完全不發展，宗主國也會受到不利影響，但發展時要保持15年左右的技術差距。現在發達國家雖然沒有公開這樣提，而實際上是只做不說。所以，十六大以后提出自主創新，十七大報告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十八大以后提出創新驅動戰略，都是非常正確的。

 

　　2000年以后我提出了自主知識產權優勢理論，指出除了要發揮動態比較優勢和綜合競爭優勢之外，還必須重點培育和發揮第三種優勢，即知識產權優勢。前兩種優勢理論各有缺陷。比較優勢理論暗含著各個經濟體所具有的資源稟賦保持不變的特征，實踐中容易導致“比較優勢陷阱”，即原來只在國際產業鏈低端具有比較優勢的經濟體永遠陷在低端，產業結構難以向中高端邁進。美國波特（Porter）提出的競爭優勢則因強調多因素的影響，沒能抓住問題的關鍵。所以我提出第三種優勢的理論和戰略，即自主知識產權優勢理論和戰略。顯然，這一理論和戰略的主要實現途徑就是自主創新。因此，十八屆五中全會把創新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首，繼續建設創新型國家，提升經濟的內生增長水平，說明自主知識產權優勢理論和戰略與黨中央思路高度一致。

 

　　二、協調發展

 

　　在五中全會公報中提到的五大發展新理念中，協調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政策意義。從問題導向的深一步思考，針對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難題及其對策，有必要確立十大協調發展的新理念和新舉措。

 

　　一是協調經濟與社會發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應穩中有進、又好又快，但發展經濟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是改善民生，因而“改善民生就是發展”的價值導向，與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內在統一的。當前，必須從改善民生就是發展的戰略高度來謀劃財富和收入分配、就業、醫療、住房、教育、社會保障等六大領域的社會發展，是新常態下協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主要內容。

 

　　二是協調速度與效益發展。縱觀全球經濟增長，1-3%是低速度，4-6%是中速度，7-9%是高速度，10%以上是超高速度，因而我國進入經濟新常態的標志之一是高速度轉向中高速度，這是客觀規律與政策掌控共同作用的狀態。為了協調速度與效益的關系，就必須注重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等傳統增長點轉向以創新驅動為代表的新增長點，以及產業結構的不斷合理化和高級化。

 

　　三是協調區域之間發展。其關鍵，一是統籌協調各經濟區的區域發展戰略。目前，我國除了繼續發展長三角、珠三角和中部經濟區以外，已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等一批重點區域發展戰略。二是要根據我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統籌協調、分類指導各區域國土空間的開發。要從全局角度促進這些戰略的有機融合，推進經濟區和主體功能區之間的優勢互補與良性互動。

 

　　四是協調城鄉之間發展。當下我國城市與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差距相對較大，因而盡快進行農村的公共設施建設、中小學義務教育建設、鄉鎮企業建設以及城鄉一體化和城鎮化建設，是協調城鄉發展的關鍵。新型城鎮化建設應講求城鄉兩利和實效，而非單純追求農村人口進城。

 

　　五是協調人與自然發展。要處理好經濟建設、人口增長與自然資源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在每個家庭可以生養二孩的新政下，預計將比一孩制多出1億左右的人口總量，這會加劇已經嚴重惡化的生態環境和資源匱乏的格局，因而必須加大保護和修繕生態環境的力度，加大高效利用自然資源的力度，其中包括推行一些約束性指標。

 

　　六是協調公有與私有發展。在嚴格遵照憲法和黨中央系列文件關于堅持和鞏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大框架下，要認真貫徹毫不動搖地同時發展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原則，堅決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要有利于提高活力、競爭力和國有資本放大功能的“三個有利于”以及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總方針，重點發展以公有資本控股為主的混合所有制經濟，而非單純發展壯大中外私有制經濟或以民營經濟為主體。

 

　　七是協調先富與共富發展。其核心是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體系。首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經濟中的按勞分配制度。其次，堅持和完善政府對財富和收入的調節制度。在初次分配領域，政府要通過對收入分配的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和執行，科學調節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在再分配領域，政府通過完善稅收制度來調節高收入群體的過高收入，通過完善轉移支付制度來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并通過完善法律制度來取締非法收入。

 

　　八是協調物質與精神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既包括不斷提高物質生產和消費水平，也包括文化生產和消費水平，而后者就涉及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與提升，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優質精神、進步精神、健康精神等的大眾化和主流化問題；涉及到以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為靈魂的思想文化軟實力增強和國際競爭問題。可見，這一協調意義非凡。

 

　　九是協調技術與制度發展。技術屬于生產力的范疇，制度屬于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范疇。不宜抽象地永恒認定“制度重于技術”，如同不能簡單地說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重于生產力一樣。必須重視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的論斷，協調以科技為引領的生產力體系與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為內容的制度體系二者的互動發展。

 

　　十是協調對內與對外發展。應確立對外開放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發展國內的理念，力避采取為開放而開放，甚至于弊大于利的開放措施。目前，我國公有與私有企業應加強聯合，逐步奪回被外資不斷控制的眾多產業部門，包括大眾化網站。金融發展要確立服務實體經濟和富民強國的思路，要防止外國資本在中國形成金融壟斷，謹慎對待并充分論證資本項目開放的問題，加快金融市場的事先、事中和事后全過程監管，特別是加強以有效治理股災的股市監管法制和能力建設。

 

　　三、綠色發展

 

　　有一種觀點認為，國內外馬克思主義者把生態環境惡化主要歸因于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對的，難道中國的環境惡化是資本主義導致的嗎？我認為，從全球范圍看，生態環境的惡化是資本主義制度導致的，中外左翼學者分析都對。對中國來說，主要是思想觀念、制度安排、政策和相應的技術沒有跟上。其中，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制度的體系是當務之急和關鍵。

 

　　首先，政府統一的規劃管理制度是生態治理的核心要件。政府是生態制度建設的主導者，良好的生態制度首先需要政府的長遠規劃和科學管理。完善和落實包括規劃環評、政績考評、資源核算、生態管理等方面和環節在內的政府規劃管理制度，已刻不容緩。例如，要建立嚴格的環境保護管理制度體系；要建立體現生態文明建設狀況的經濟社會發展評價考核體系；要建立和完善生態環境責任追究制度。其中，必須落實一把手負總責制、必要的生態保護一票否決制和終身追究制。對違背科學發展要求、造成資源環境生態嚴重破壞的要記錄在案，實行終身追責，不得轉任重要職務或提拔使用，已經調離的也要問責；對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工作不力的，要及時誡勉談話；對不顧生態環境約束而盲目決策并造成嚴重后果的，要嚴肅追究有關人員的領導責任；對履職不力、監管不嚴、失職瀆職的，要依紀依法追究有關人員的監管責任。

 

　　其次，歸屬清晰的資產產權制度是生態保護的激勵方式。歸屬清晰的資產產權制度通過市場交易，確定資產價格而發揮作用。充分發揮市場在一般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可以使價格真實反映自然資源的稀缺程度，準確調節資源供求關系，節約利用資源，減少環境污染，從而推動資源配置效益最大化或效率最優化。

 

　　不過，包括資產產權制度在內的生態市場機制在現實生活中并非總是有效。因為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是公共產品，而市場機制又具有利益個體性、時空局部性、力量分散性以及信息不對稱等局限性，這就容易導致如下情況發生：資產的財產權并非總是能夠明確確定，比如空氣，就很難具體分配和確權；在談判人數過多，交易成本過高的情況下，已經明確的資產產權也并非總能轉讓；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資產產權明確且能夠自由轉讓也并非意味著資源配置的最優化。既然資產產權制度只是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范圍內起到調節自然資源，改善生態環境的作用，那么就必須發揮好政府調節的主導性作用，而不可迷信市場化。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在生態保護方面的雙重作用和各自優勢，可以有效避免以財產私有為基礎，以市場經濟為主體，政府只是守夜人的資本主義制度下所引發的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性影響，因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一個集中體現。鑒于此，國家在繼續推進自然資源產權交易市場建設的同時，還要健全和完善自然資源資產管理體制與用途管制制度。

 

　　再次，自然資源的有償使用制度是生態開發的約束手段。長期以來由于人們生態保護觀念缺乏，生態管理滯后，生態價值被忽略，造成有些城市資源被無償使用，較低的排污費征收標準不能有效約束企業排污，因而使生態環境受到損害卻得不到補償和賠償。為此，應通過完善和實施綠色稅費制度、生態補償制度和損害賠償制度，貫徹“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誰受益誰補償”的公平原則，讓動態經濟發長中的先行者對其所產生的外部性予以補償。例如，要積極推進環境保護稅和資源使用費改革；要建立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生態環境損害成本及修復效益的生態補償制度；要構建責任明確、途徑暢通、技術規范、保障有力、賠償到位、修復有效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特別需要強調的是，要通過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機制，完善相關訴訟規則，加強賠償和修復的執行與監督，規范鑒定評估，切實有效賠償因污染環境、破壞生態而導致的生態環境要素及功能的損害。

 

　　最后，防治結合的從嚴治理制度是生態平衡的根本保障。對內面臨資源約束下的經濟轉型和技術升級問題，需要改變因經濟快速發展而濫用自然資源的生態稀缺局面，提高企業和居民的資源利用率，減少能源耗費，促進資源循環利用，把民眾對生態資源的索取控制在合理范圍內。國家則必須以防治結合的從嚴治理制度為治污之根本保障。具體言之，在預防環境污染方面，應對企業強化節能節地節水、環境、技術、安全等市場準入標準，對一切社會成員的行為設立空氣、水、土壤、物種保護的最低環境影響標準。只有把資源損耗和生態成本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才能使市場價格真實反映經濟活動的環境代價，確定恰當的邊際社會成本，刺激企業提高資源產出率。

 

　　在治理環境方面，各級政府要承擔主要的生態責任，履行生態職能，維護生態安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協調好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系。為此，要加大財政資金投入，統籌有關資金，對資源節約和循環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生態修復與建設、先進適用技術研發示范等給予支持。企業要擔任綠色發展的主體性角色，通過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節能減排，高效生產，兼顧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實行企業環境行為評級制度及差別化信貸配套政策，引導企業實行綠色化生產經營模式。生態組織要在生態公益宣傳、環境損害評估以及應對環境緊急事件等方面獨立發揮積極作用。公民個人則要轉變消費觀念和生活方式，制度化參與環境保護和環境監督，推動創造整潔、優美、和諧的生態環境和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的科學生活方式。

 

　　四、開放發展

 

　　五中全會提出，堅持開放發展，必須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開創對外開放新局面，必須豐富對外開放內涵，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協同推進戰略互信、經貿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繼續抓好優化對外開放區域布局、推進外貿優進優出、積極利用外資、加強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加快自貿區及投資協定談判、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等工作。要抓好“一帶一路”建設落實，發揮好亞投行、絲路基金等機構的融資支撐作用，抓好重大標志性工程落地。

 

　　目前，貫徹黨中央關于“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的關鍵，是要建立起“低損耗、高效益、雙向互動、自主創新”的“精益型”對外開放模式，統籌國內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關系，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例如，要推進高水平雙向開放，首先要以實施自主知識產權戰略為重點，加速創新型國家建設，參與國際分工要從較低端向中高端邁進，積極提升對外經濟開放的質量。不僅要落實“中國制造2025”，而且要參照德國“工業4.0”的精神，超前規劃我國產業。不能每一個產業都搞后發優勢，在高鐵方面我們就搞了先發優勢，很成功。自主創新需要長期不間斷的投入，長期積累，過去我們在這方面做得不夠，科技研發費用投入太低，2014年科技研發經費占比只有2.1%。這個比例不要說跟發達國家比，甚至連印度都比不上。

 

　　其次，要借鑒日本經驗，根據每個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來具體確定該產業對外開放的程度和速度，從而為該產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營造較為寬松的環境。日本的產業是一個一個開放的，這個經驗來自德國。在19世紀經濟學家李斯特的歷史學派影響下，德國迅速起飛，采取的措施就是先保護，先不對英國開放，通過內部競爭提高技術，等產業水平接近英國，或者互有短長，然后才開放互利。過去美國經常與日本談判，要求日本開放，日本就是不開，磨了十年，產業和技術上去了才宣布開放。韓國也大致如此，現在日本和韓國的經濟民族主義比我們還強。與其更多地學習美國，不如更多地學習戰后的日韓。

 

　　第三，金融開放發展要確立服務于實體經濟和富民強國的思路，這是新常態下經濟平穩運行的前提條件。服務于實體經濟是金融的基本職能。這一職能正常發揮作用的條件是金融發展的速度和水平與實體經濟相適應。金融業開放發展滯后于實體經濟，就會阻礙實體經濟的發展；金融業開放發展超前于實體經濟，則會使金融風險不斷積累，在金融監管缺位的情況下最終將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新常態下金融發展服務于實體經濟和富民強國，需重點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要防止外國資本在中國形成金融壟斷。外國資本在中國的金融壟斷，不僅會攫取大量的金融壟斷利潤，而且使中國失去經濟自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屏障。新常態下防止外資的金融壟斷，要求我國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的過程中，通過法律嚴格限定外國資本在商業金融機構的參股比例和參股條件。二是要謹慎對待并充分論證資本項目開放的問題。資本項目管制是防止國家資本嚴重沖擊國內經濟發展的有效手段。資本項目開放的程度和速度要與國內資本市場的抗風險能力和金融監管部分的監管能力相適應。三是加快金融市場的事先、事中和事后全過程和全方位監管，特別是加強以有效治理股災的股市監管法制和能力建設。一方面，人大要完善金融市場監管的法律制度體系，使法制建設與金融市場發展實踐相適應；另一方面，金融監管部門要在監管人員素質、監管技術、監管機制等方面不斷監管能力。四是人民幣“入籃（SDR）”后，金融改革仍應基于國家安全原則，以加強自主型高層次開放。人民幣入籃不等于要立即開放資本項目。基于“三元悖論”，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存在著“鐘擺效應”，就是保證三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中的一個目標實現的同時，另外兩個可以實現一定程度的擺動。倘若高度重視蒙代爾、克魯格曼、斯蒂格利茨、梯諾爾四位諾獎得主和林毅夫、余永定、郎咸平三位海歸國際金融專家以及著名教授方興起等，均一致反對立即開放我國資本項目的科學理論和政策分析，現階段我國應采取的政策選項是：保證貨幣政策有效性，在匯率制度彈性和資本流動程度之間進行擺動。具體說來，保證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同時，實現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配合有管制的資本流動。

 

　　五、共享發展

 

　　五中全會公報提出，堅持共享發展，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縮小收入差距，堅持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健全科學的工資水平決定機制、正常增長機制、支付保障機制，完善最低工資增長機制，完善市場評價要素貢獻并按貢獻分配的機制。

 

　　堅持共享發展，主要涉及到民生和共同富裕的問題，其中分配問題最為突出。我國現在財產和收入的分配差距都比較大，基尼系數超過美國；1%最富家庭已擁有我國家庭財產的三分之一，已與美國相同。要注意的是，貧富分化的第一指標不是收入。收入只是財富的流量，而關鍵是財富的存量，即家庭凈資產。家庭凈資產才是衡量貧富分化的首要指標。據2015年10月17日《參考消息》報道，最新胡潤財富報告說，中國億萬富翁人數已經超過美國。這份追蹤財富狀況的調查報告說，中國經濟雖然放緩，但是2015年億萬富翁人數增加了242人，達到596人。相比之下，美國億萬富翁人數為537人。上述中國億萬富豪人數不包括港澳臺地區。

 

　　最近十幾年來，黨中央文件一直強調要“縮小收入差距”，但在學界和政界一直有爭議，甚至有文章說“富豪是經濟引擎，也應是社會楷模”。一種極其流行的錯誤觀點認為，目前貧富差距問題不是首要問題，不是非公經濟的大規模發展導致的，而“中等收入陷阱”才是需要擔心的問題。這是必須認真辨析的前沿問題。

 

　　2007年，世界銀行在其發表的《東亞的復興：經濟增長的觀點》報告中，用不到一頁的篇幅匆匆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一詞，但并未給出明確的概念。報告只是描述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后的若干表現：缺乏規模經濟、經濟大幅波動或基本停滯、陷入增長困境等。這就提供了模糊的空間，甚至是有意為之。值得關注的是，也有個別學風嚴謹的西方人士，通過獨立的研究，不認同“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例如，有一項研究通過考察1960年和2009年人均收入長期變化的數據，發現從希臘，到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愛爾蘭、日本、波多黎各、韓國、塞舌爾、新加坡、西班牙和中國臺灣，均不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只有葡萄牙和塞浦路斯在2009年仍被列入中等收入國家，但并未見到什么進入“陷阱”的跡象，因而他們認為根本不存在什么“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拉美地區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真實原因，是由于新自由主義泛濫造成的惡果。新自由主義是古典自由主義的一個極端發展，主張完全市場化、去國家調控化，在凱恩斯主義失效后得勢。

 

　　其次，在31個低收入國家中，除了朝鮮，全部實行資本主義，而且多數是非洲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所標榜的自身制度的所謂優越性，并沒有在這些國家身上得到體現。相反，卻說明了低收入資本主義國家也會存在嚴重的問題。以非洲國家為例，或多或少都與資本主義制度有關：如整體思想觀念落后、政治不穩定、國內外沖突不斷、糧食短缺、公共衛生事業缺乏、教育供給嚴重不足、就業問題突出，等等。

 

　　第三，高收入沒有進入陷阱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高收入國家發生已長達8年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財政危機，發生在約80個國家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所提出的“1%與99%人的對立”的貧富分化局面，發生頻頻向外進行經濟政治軍事霸權擴張的事件，這些均表明美國、歐盟和日本已進入高收入的陷阱。

 

　　當前，要真正落實五中全會強調的共享和共同富裕的新理念，關鍵之一在于壯大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所有制基礎，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包括國有經濟和多種形式的集體經濟、合作經濟。公有經濟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是發展現代社會化生產力的市場主體，也是限制非公經濟剝削、提高勞動財富和勞動收入的重要途徑。多年來的事實表明，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日漸削弱，勞動收入的占比不斷下降，歸根到底是由于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被旁落(被賣掉、被吞占)。要重點發展以公有制為主體和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這是具有全局性最重要的意義。

 

　　關鍵之二在于構建國家主導型勞動者維權機制。目前我國大多數勞動者在非公企業就業，加不加工資主要由老板說了算，政府干預的空間很小。西方政府是站在雇主階級的立場上主要靠事后調節來協調勞資關系。作為人民政府而非“中性政府”的社會主義政府汲取西方的教訓，應當站在雇員階級的立場上主要在事前，通過主動、積極措施協調勞動關系或勞資關系。過去在西德企業董事會中的雇員比例制和收入共決機制下，工會依據企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來談判雇員收入的合理增長;在日本，企業依據職工工齡的增加而提高收入等措施，都可以為我國政府借鑒利用。如果政府嚴格檢查落實法定勞動時間和勞動合同法，勞動者利益完全可以得到保障。我國政府至少應當像當年英國政府一樣向企業派出工廠視察員，對于侵犯職工利益的行為直接進行起訴。這是主動協調勞資關系和維護社會穩定的積極措施。如果各級政府等候勞資沖突了，再事后去協調，那就陷于被動，也難以體現人民政府的勞動階級性質，與從嚴全面依法治國的積極進取精神并不吻合。

 

　　（來源：《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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