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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7月17日，習總在長春召開部分省區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聽取對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和“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后說：“無論從東北地區來看，還是從全國發展來看，實現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都具有重要意義。”如果再從中國地緣政·治的角度學習習主席的這篇講話，覺得其意義更為深遠。

        中國地形的基本特點及其優點

        中國的地形與北美接近，而與歐洲形成強烈的反差。歐洲以平原為主，海拔約200米的高原、丘陵和山地占全洲面積的40%，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僅占2%，海拔約200米的平原約占全洲面積的60%。歐洲平均海拔340米，而北美洲則平均海拔700米。歐洲是世界平均海拔最低的一洲。

        這種多平原地形的特征必然生長出完全不同于中國的地緣政·治及軍事作戰理論。平原與山地具有完全不同的地緣政·治功能。前者有利于形成大規模的成建制的裝備及其部隊軍力合成，而后者則有利于分解成建制裝備和部隊的合力，這給游擊戰留下了大顯身手的天地。

        中國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和高原占全國總面積的2/3，這樣的地形圍繞華北平原由西向東形成半月形包圍，它們猶如聳立起的一簇簇鐵刃，將進入其中的形成于平原地帶的集團軍戰斗合力瞬間以碎片化的方式予以消解，而使能發揮當地人民主動性和創造性的游擊戰的優勢成倍增加。

        這不僅是將歐洲軍事理論生搬至中國境內作戰的西方入侵者無不以失敗告終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模仿歐洲軍事理論的國民黨軍隊在與軍事理論完全本土化的共·產·黨軍隊作戰時屢戰屢敗的重要原因。

        中國大面積山地的缺點是不易形成歐洲式的大兵團作戰的充分條件，這相應地弱化了中國抵御外敵大規模入侵的軍事合成能力，其優點則是有利于長期保存抵抗力量，等待時機，一舉擊敗入侵者。具體說，擁有平原則擁有控制中國中心地帶從而控制中國的地理條件，但擁有山地，則擁有了打敗控制中原的對手的時間。中國人民八年抗日戰爭的勝利就是中國地緣政·治特有的“以時間換空間”優勢條件的絕好證明。

        東北亞地緣政·治與中國的“關外問題”

        隋唐之后，俄羅斯力量由西而東， 北方草原馬上民族對中原王朝的壓力也從西北逐漸地被俄羅斯擠壓到東北。中原王朝原來面臨的西北“塞外問題”逐漸轉為“關外問題”。中原王朝跨過山海關，大幅向東北平原北推，這一方面促進了當地的生產，從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東北諸部的崛起。

        此后，中國東北地區的戰略位勢隆起，由此造成的“關外問題”對中原政權形成日益嚴重的壓力。五代十國（公元907～960年）起至宋，東北遼金已成勢力。與此相應，中原王朝的國都也從西部陜西長安，經河南洛陽東移至北京；中國地緣政·治的中心也相應地從“中原”移至“華北”。隋煬帝、唐太宗均意識到卻無力解決這樣的壓力，而明朝和民國則在來自關外東北的重壓下垮臺。

        “唐宋門戶之禍與國始終。” 盡管歷史進入20世紀，但“關外問題”——這時已轉變為東北亞問題——仍對中國政·治穩定具有生死的意義。1937年3月，毛澤東在《祭黃帝陵文》中說：“琉臺不守，三韓為墟。”[3]這是說琉球、臺灣和朝鮮半島的齒唇依存的關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戰”后竊取中國臺灣、1910年全面占領朝鮮、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諸事件所展示的連貫邏輯同樣表明：“三韓”不保，中原為墟。朝鮮半島是中國——當然也是俄國——東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門洞開，且不論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國東北動亂及其對中國工農業經濟的影響，僅從地緣政·治上及近現代歷史經驗看，更會直接威脅中國京畿重地，并對中國的整體穩定造成重大沖擊。

        不僅如此，東北亞問題還與中國大西南的戰略形勢有直接的關聯。歷史上真正能對中國大西南安全產生重大壓力的方向——因為喜馬拉雅山的屏護及中國在幾乎陡直的喜馬拉雅山地中所處的居高臨下的地勢——較少地來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來自東北亞。從隋朝至明朝再到民國的顛覆國家的力量一直都是沿著這條線越推越大的。

        比如清兵入關、日本從東北入侵及中國人民解放軍拿下東北、揮師過江后國民黨在大西南的縱深布局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戰略地位及其相關通道的戰略需求陡升；而60年代初的中印關系的緊張和沖突以及中國六七十年代的“三線建設”，又不能不是美國對新中國東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鎖繼而介入越南內戰[ 1961年，越南戰爭爆發，美國與其仆從國組成聯軍，介入這場戰爭。]以及中蘇“珍寶島”沖突后的聯動結果。

        東北國企裝備制造業的優勢地位，對中國國家安全具有生死攸關的戰略意義。

        這里有的同志會說：東海直抵華北平原，1840年英國就是從這里入侵中國的，難道東北亞的地緣政·治之于中國安全要比東海更重要？

        的確如此。雖然東海較東北亞對中國更具直接威脅，但從東海入侵中國的勢力如沒有內陸沿線的配合，就不可能形成大規模和長期占領，而無大規模占領的入侵，就只能攻城而不能掠地，由于海上和山險之地均不能形成成建制軍事合力及由此形成的大規模和長期的裝備持續跟進的空間條件，因而從東海的入侵并不能動搖中國國力的根本，而從朝鮮半島登高西進后就是一瀉千里的東北大平原；占據東北大平原就有了可形成成建制的軍事合力力量和裝備的大規模和長期的持續跟進的空間條件。

        有了源源不斷的部隊及其裝備的持續跟進——而這些在海上和山地是不能實現的，就可造成地區性長期占領的物質條件。由于占據東北三省，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可以持續八年；由于沒有陸基遑論東三省，19世紀40年代英國只能對中國短期侵擾。經驗表明，裝備跟進的規模和持續時間長短決定戰爭的成敗，陸基而非海基的大小決定裝備制造及其跟進的持續時間的長短。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加強而不是削弱東北國企裝備制造業的優勢地位，對中國國家安全所具有的生死攸關的戰略意義。2015年7月17日，習近平在長春同國有企業干部職工座談時說：“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對國有企業要有制度自信。”

        在中國，能夠形成大規模裝備及建立其上的集團軍作戰條件的地帶是甘肅和東三省，而對現代中國政·治影響較大的是東三省。為了保障西域的穩定，自古涼州多好馬。馬車在當時就是重裝備，大規模地養馬在古代就是成建制的重裝備制造，這是平亂部隊有效發揮作用的先決條件。有了這些條件，西域可保無虞。

        反之，叛軍控制了甘肅就進入了關中平原，但從關中平原東進中原仍則有一系列山川險固需要克服。而東北平原則不同，南出東北平原，僅有山海關一線之隔，越過山海關，就是呈扁形推開的更為廣闊的華北平原，這使得形成于東北平原的大規模集團軍合成戰力優勢有了更為廣闊的發揮空間。東北不保華北危矣，故此，抗戰結束后，中共與國民黨爭奪最激烈的是東北，東北搞定后，中國共·產·黨解放全國就只是時間問題。

        “關外問題”事關中國整體安全

        事實上，“關外問題”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為中國政·治穩定的“軟肋”：隋之后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全國性的長期戰亂，其爆發源頭多出自關外，在這一地區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遞到北京政·治中樞，如果中樞對此反應無力或失敗，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權退至中國長江一線，其結果要么是國家分裂，要么是政權更迭。二者必居其一。

        隋煬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識到但無力消除醞釀于東北關外的亂源，至明時東北亞已成為中國政·治風暴持續發作的風口。毛澤東注意到了這點并因此對東北平原在中國地緣政·治中的極端重要性予以高度重視。

        1945年10月19日，毛澤東修改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東北發展方針給東北局的指示，加寫一段話：“我黨方針是集中主力于錦州、營口、沈陽之線，次要力量于莊河、安東之線，堅決拒止蔣軍登陸及殲滅其一切可能的進攻，首先保衛遼寧、安東，然后掌握全東北。”10月23日，毛澤東又電東北局，要求：“竭盡全力獨占全東北。”

        1949年年初，從西柏坡準備進京的毛澤東風趣地將此行比喻為“進京趕考：毛澤東在回答周恩來“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的話時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毛澤東明白：腐·敗在初取天下的農民政權那里普遍存在，但并非都因此像李自成政權這樣甫立即亡；正是關外失控——而非僅僅是所謂新政權自身的“腐·敗”——才是導致李自成敗退主要原因。

        與李自成初取天下時面臨的形勢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1950年6月東北亞便燃起了戰火——6月27日美國出兵朝鮮。遙望東北亞正在升起的戰云，毛澤東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順政權因痛失關外而甫立即亡的教訓。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徹底杜絕了新中國重蹈李自成因忽視或失控于“關外問題”而功敗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美國出兵東北亞，毛澤東一改隋、唐遠征為援助朝鮮的方式，借蘇聯的支持出兵協助金日成，一舉將“關外問題”遠遠推到“三八線”以南。中國東北從而華北由此穩定至今。

        毛澤東與唐太宗、隋煬帝一樣都注意到東北亞政局對中原政·治的影響，不同的只是毛澤東沒有把中國的安全邊界鎖定在山海關而是鎖在朝鮮半島的“三八線”。這是“唐宗宋祖”們的文治武功“稍遜風騷”的地方。

        “有了四省，我們即有了勝利的基礎。”

        1945年日本失敗前夕，已占據陜北高原的毛澤東注意到東北的重要性。5月31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作關于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時明確指出：“東北四省極重要，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有了四省，我們即有了勝利的基礎。”革命時期是這樣，建設時期也是如此。

        東北地區關乎中國全局穩定，這是裝備制造業成為東北傳統產業的基礎。鑒于中國地緣政·治的特點，又鑒于目前日本國內軍國主義勢力的日益升級，習近平主席關于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講話，特別是其中提出的“要把裝備制造業做大做強，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要求，實在有著深遠的意義。

        （文/張文木 來源：原刊于《中國投資》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