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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家自認為是在做“科學”研究，但他們對社會科學方法的特點和弱點往往不甚了了。在這一點上，不僅中國學者如此，甚至大多數西方學者——甚至不少知名學者——的學術訓練和知識面也不足以作出提綱挈領的反思。這就給筆者為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寫幾篇關于方法論的文章提供了動機。作為這一系列文章的總綱，本文將從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區別談起。社會科學自其誕生始終受到自然科學方法的影響。社會科學研究的現狀和發展方向存在諸多誤區。產生這些誤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對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區別認識不清，乃至于對社會科學的特殊性認識不清。

在本文中，社會科學指的是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等在西方被稱之為“social sciences”的學科，而不包括文學、藝術等在西方被稱為“humanities”的學科(當然，西方不少人文學科的學者的研究方向已經越來越接近傳統的社會科學領域，這又當別論)，也不包括教育學、管理學、法學、商學等被稱之為是專業學院(professional schools)的應用性學科。
首先對本文中的幾個關鍵概念作簡單的說明。什么是科學?在傳統科學觀的籠罩下，科學往往會和“全面”“系統”和“正確”這些詞匯聯系在一起。當今的官樣文章中，我們經常會看到諸如“全面地、正確地、科學地看問題”這類提法。這實際上是對科學的誤解。從今天的角度來說，科學其實只是一種片面而深入地看問題的方法。面面俱到的觀點一般都不科學，由科學試驗得出的結論也并不一定正確。特別是，科學結論都是特定條件下的結論，離開這些條件，科學結論往往就不正確。

這里，我還想說明什么是機制，什么是定律(或者法則)，以及兩者之間的區別。這在概念上非常重要。中西方大多數社會科學學者，甚至不少優秀學者，對這些概念均不甚了了。在本文中，定律和機制指的都是可以被觀察到的，或者是可以通過推理得出的因果關系。定律和機制應當采取同樣的定義，那就是：如果條件C1，C2，…Cn成立，關系E成立。

定律(法則)和機制有什么區別呢?筆者認為，它們的區別只有一點，那就是如果條件C1，C2：，…Cn能在比較廣泛的場合下成立，那么E所描述的關系就是一個定理；如果條件C1，C2，…Cn只能在非常有限和特殊的條件下成立(比如，在實驗室條件下)，那么E所描述的關系就是一個機制。例如，牛頓第二定律就是一個法則，因為它所刻畫的因果關系(f=ma)在宏觀低速條件下總是成立。而這兒的“宏觀低速”指的是物體大于基本粒子，速度低于光速。換一句話說，牛頓第二定律在人能直接感知的世界中總是成立。但是價格規律(price mechanism)卻只是一個機制，因為如果要想讓價格完全由供需關系決定的話，許多其他條件必須得到滿足：例如，人必須是完全理性的，信息必須是充分流暢的，交易必須是沒有成本的、等等。而這些條件中的每一條在現實世界中都很難得到完全滿足。

一言以蔽之，定律(法則)是廣適性的“機制”，機制是理想條件下才能成立的“法則”。

一、經典物理學的勝利

經典物理學(經典力學)是世界上產生的第一個具有現代科學意義的學科，由此而發展起來的一套科學哲學觀也在很長時間內決定了大家對科學和科學方法的理解。因此，筆者從經典力學人手來展開本文的分析。

古代社會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只有哲學。智者對各種自然現象做出判斷，并推想其背后的規律，這就構成了自然哲學的基礎。例如，古希臘時人們認為萬物是由水、火、土、氣四個元素組成的。古希伯萊人認為萬物都是由上帝創造的。這些都可以被看做是對自然現象的哲學性猜想。l7世紀后，歐洲產生了科學革命。科學革命首先從力學突破，其核心標志是奠定了經典力學基礎的牛頓三定律。牛頓三定律的提出使得物理學脫離了哲學，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科學。例如哈雷運用牛頓定律推算出了哈雷彗星的軌道，并且預測了該彗星在1758年又會回來。哈雷預測的成功使得先前對哈雷彗星的各種猜測全都過時，同時也清晰地展示了牛頓定理對地球以外的物理現象的解釋力。

在科學哲學層面，經典力學給科學發展至少帶來了如下影響。第一是控制實驗。科學就是一種通過控制實驗來找到兩個或者兩個以上因子之間的確定性關系并將該關系上升為理論的方法。所謂控制實驗，就是通過各種方法對其他可變因子全部進行控制，然后考察若干個(通常是兩個)未被控制因子之間的關聯及其背后原因。在經典力學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控制實驗思想逐漸成為科學的最高境界。

第二是系統思想在科學中的重要地位。在經典力學中，牛頓第二定律(f=ma)描述的是力和加速度之間的關系。但是幾乎所有的經典力學現象，例如流體力學中的伯努理定律和電力學中的馬克斯韋爾方程組，都是牛頓第二定律的特殊表現形式，或者說組成部分。這就是說，牛頓第二定律雖然只是一個機制，但是它在宏觀低速世界中具有普適性，或者說它本身構成了一個經典物理學世界，它既是一個機制，又是一個系統(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把f-ma稱之為定律，而不是機制)。經典力學的這一性質給了強系統思想以很大的市場，即認為某一類自然或社會現象(比如物理現象、化學現象、生物現象、社會現象，等等)所呈現的各種規律的背后總是存在著某種總體性規律。這總體性規律一旦被揭示，原來已知的各種規律就會成為這種總體性規律的具體表現形式或組成部分。經典力學的勝利賦予了系統思想在科學中的長期主導地位。

第三是演繹(推理)和歸納取得了統一。自古以來，哲學家一直受到如下問題的困擾：通過經驗歸納總結出來的“規律”完全可能是錯誤的，而通過演繹而得出的“規律”卻又可能與現實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在經典力學意義上，牛頓三大定律與我們對絕大多數物理現象的觀察完全相符。這就是說，演繹和歸納在經典力學中獲取了統一。演繹和歸納的統一為實證主義哲學，即一種認為任何合理的論斷都可以通過科學方法(歸納)或者邏輯推理來加以論證的哲學觀點，提供了很大的發展。

第四是還原主義(reductionism，也可譯為化約主義)成為科學方法的基礎。牛頓定律產生后，先前提出的經典力學定律(例如自由落體定律和胡克定律)，以及此后提出的經典力學定律(例如伯努理定律和馬克斯韋爾方程組)都成了牛頓第二定律的特殊表現形式。這一成功大大增進了人們探究總體性理論(即把他人的理論作為自己理論的組成部分)的欲望，這就是所謂的理論還原主義(theoretical reductionism)。同時，牛頓定律的廣適性還給了經驗意義上的還原主義(即認為一個復雜的經驗現象僅僅是一些簡單現象的疊加，對復雜現象的解釋也可以通過了解復雜現象中各簡單現象的性質和組合來獲得)在早期科學哲學中以很大的市場。。因此就有了所謂物理學是化學的基礎，化學是生物學的基礎，生物學是社會科學的基礎這樣的提法。也有了核物理學之父盧瑟福(Ernest Rutherford)著名的論斷：所有的科學或者是物理學，或者只不過是在集郵(All science is either physics or stamp collecting)。

二、生物學的復雜

19世紀后生物學的迅猛發展給了以經典力學為背景的科學觀和方法論很大的沖擊。與經典力學相比，生物學有以下的特殊性。

首先，生物學中沒有像牛頓定律這樣的在經典力學意義上能解釋一切的法則。生物學的理論核心是進化論，但進化論只是一個覆蓋性法則(covering law)。這是因為：生物學中的機制多得難以枚舉，但是生物機制與進化論之間并不存在經典力學中其他定律與牛頓定律之間那種確定性的數學轉換關系。或者說，每一個生物機制都有著特定的功能，而且這些功能并不是進化論的具體表現形式。但是，生物機制與進化論之間卻有著一定關系。那就是，任何生物機制的作用方向都必須與生命體的存在和繁衍方式一致，或者說這些機制的作用方式都必須符合進化論原則。例如，面對食物稀缺，動物世界形成了許多能減低物種種內食物競爭的機制，有些機制能使一個物種的幼蟲和成蟲吃不同食物，有些機制能促使一個物種在種群密度過高時進行遷徙，有的機制則能使某一物種的個體在完成繁殖任務后馬上死亡，以便為子代提供更多的食物和空間，等等。不符合進化原則的生物學機制是很難長久存在的，因為這些機制會把某一物種的演化迅速帶人死胡同?？傊?，進化論就像是一把大傘，把所有的生物學機制全都覆蓋了，每個機制可以互不隸屬，但是它們都必須符合進化論原則

第二是還原主義方法在生物學中不再完全適用。生物現象由許多層次的現象組成：基因、細胞、器官、個體、種群、群落、生態系統，每一個層次都有對應的現象和相應的機制，其中有些現象背后的機制是某一層次所特有的，而有些現象的產生原因只能用更低層次的機制，甚至是基因層面的機制來解釋。這就是說，還原主義在生物學領域有時有效，有時無效，要看具體問題而言。
例如，先天愚型(即唐氏綜合癥)這一疾病體現在個體的外表和行為。得了此病的動物兩眼分得很開并且有智力障礙。但是它的病因卻在染色體(基因)層面上：得了此病的個體的第21對染色體多了一條，因此此病又稱之為“21對三體”。這就是說，還原方法在尋找先天愚型病因時是有效的。但是，許多生物學現象卻不能還原到更低層次(尤其基因層次)。馬爾薩斯方程{Nt=N0exp[r(t—t0)]}就是一個例子。其語言表達是：任何一個物種在沒有任何條件的限制下，它的種群將以指數增長。生物的生殖方法極其多樣，不同生殖方式背后的機制也非常不同。但是，單個種群增長的理想模式卻都可以用馬爾薩斯方程來表達，這一機制因此產生在種群層面。又例如競爭排斥法則，即兩個物種的生態位越相近，它們之間的競爭就越激烈，而競爭則會使這兩個物種的生態位趨于分開。這種機制的另一種表述就是任何兩個物種不可能長期地占據同一個生態位。這種機制只能在種群關系(即群落)層面上發生作用。

第三是演繹和歸納在生物學中只有實驗室意義上的統一。牛頓定律的產生使得演繹和歸納在經典力學意義上獲得了統一，生物學卻做不到這一點。先前說過，統領生物學的理論是進化論，但是進化論只是一個覆蓋性法則，而真正決定生物個體的存活和行為的是許多互相沒有緊密關聯的生物學機制。為什么說像21對三體的病理原因、馬爾薩斯方程和競爭排斥法則等生物學規律都只是機制而不是像牛頓定律一樣的法則呢?其根本原因就是這些規律或者是其應用范圍極其有限(例如，21對三體的病理原因只能用來解釋先天愚型這一現象，而競爭排斥法則只能用來解釋兩個物種之間的競爭強度和由競爭導致的進化方向)，或者是在自然界里不能成立(或者說不能被直接觀察到)。例如馬爾薩斯方程，我們不能用它來預測任何一個物種的種群增長，因為在自然狀態下，當一個種群的密度達到一定程度后，其他因子就會對該種群增長起到越來越大的限制作用。這里，“其他因子”指的不僅僅是在種群密度提高、營養條件下降后有關生殖基因不再能達到最佳表達，而是指一些其他條件，比如種內和種間競爭增加、捕食者增多、病蟲害增多，等等。但是在實驗室條件下，我們是有可能通過實驗來驗證生物種群的指數增長這一特性的。如果我們把大腸桿菌接種在培養皿中觀察它的增長情況，我們就會發覺大腸桿菌在一定時間內的確呈指數增長。當然，大腸桿菌在培養皿中會逐漸長滿，其他因子也會對大腸桿菌的增長起到越來越大的限制作用。馬爾薩斯機制在自然條件下因此是觀察不到的，或者說至少是不能被穩定地觀察到。這一機制的最初獲得需要想像和演繹而不僅僅靠經驗歸納。但是，一旦提出馬爾薩斯機制后，這一機制的運作卻能在實驗室里被驗證。也只有在實驗室條件下，這個通過演繹而得來的單種群增長規律與通過對實驗結果的歸納而產生的結論達成了統一。生物機制的這一特征給西醫藥物開發帶來很大的困難。在分子生物學領域，在實驗室條件下找出一個疾病的機制和相應的有效藥物有時并不難，但這個藥物可能對病人產生許多副作用(即服用這個藥品會改變個體中其他機制的功能)。這就是為什么西藥開發都需經過從藥物研發、動物活體實驗和臨床實驗等許多階段，時間極其漫長的原因。

雖然生物現象比物理現象要復雜得多，但生物學仍然具有許多自然科學的性質：首先，生物行為都是本能決定的，結構和功能的關系在生物世界因此是高度統一的。老虎的尖爪利齒這些“結構”使它實現成功捕食這一“功能”。任何功能需要都會有相應的結構配置。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有極少數例外，比如盲腸這一結構在人體中基本上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生物學家因此都是結構功能主義者。

生命現象背后的覆蓋性法則(即進化論)以及生命現象結構和功能的統一給了生物世界一個顯著的系統特征——即生物世界中的各種局部規律都會遵從這兩個總體性規律。

第二，與經典力學一樣，生物學能進行控制實驗，而控制實驗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考察若干個未被控制因子之間的關聯及其規律。這就給生物學家確切地尋找生命現象背后的各種機制創造了條件。

第三，與經典力學一樣，生物學中的主要概念和分類都有很強的本體性。一個概念或分類體系對應于一種實際的存在，有較為清晰的內涵和外延，并且都是可以被證偽的。例如，物種這一概念，它指的是一類外形和基因組成極其相似的生物群體。而檢驗兩個個體是否屬于同一物種的標準就是兩個個體之間在自然狀態下不但能進行交配，而且它們產生的子代也能與同物種個體進行正常交配并產生子代。馬和驢之所以不屬于同一物種是因為它們產生的子代(騾子)不再能生產子代。

三、社會科學的特殊性

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特別是由人組成的社會的運行和變遷規律。人屬于靈長目動物，所以我們一般會以為社會科學與生物學有著緊密的聯系，生物學是社會科學的基礎。不錯，人類的確有很強的動物性。靈長目動物的許多習性在人類社會也都有所反映。靈長目動物有很強的地域性，人類也有很強的地域性(小到兩個同桌學生在桌上互劃“38線”，大到領土之爭)；靈長目動物是政治動物(Waal，1989)，人類也是；即使是人類的經濟行為，它在靈長目動物中也有表現：有些靈長目動物能制作簡單工具并進行物物交換。但是人與靈長目動物有個根本性的區別，那就是靈長目動物的個體行為基本上還是由本能決定的，而人是既有本能，又特別講策略，又會運用意識形態和價值來論證自己行為正確性的動物(以下簡稱“人的特征”)。本文中“人”是一個泛指，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一個團體，同時也可以是社會科學家。作為社會行動者的個人和團體(例如國家、公司、社會組織，等等)以及作為研究者的社會科學家，他們在性質上有著很大的區別，但這三者有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的特性的型塑。

在下文中，筆者將闡述人的這一“本體性的”特征如何造成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在八個方面的重大區別，使得自然科學方法在社會科學中不再適用，給社會科學研究帶來了重大的困難。

為方便閱讀，筆者首先對本文的主要論點，即經典力學、生物學和社會科學在八個方面的區別通過一個圖表進行了總結(見表1)。從表1可以看出，經典力學和生物學仍然具有許多相似性，并且它們之間的區別也往往是表現在程度上。但是，人的特征給了社會科學一些全新的性質，使之產生了許多與自然科學相比本質上的區別。

第一，結構與功能之間不再有緊密的聯系。

生物現象雖然比物理現象復雜，但生物行為主要是本能性行為(為行文方便，以下用“生物”泛指人類之外的所有生命體，以示區別)。在生物世界中結構和功能是高度統一的。人的特性破壞了在自然世界中廣泛存在的結構和功能的統一，因為人作為社會行動者可以創造結構以維持特權，也可以運用理論來論證特權。存在(結構)因此不再等于合理(功能)。這并不是說任何社會存在都沒有合理性可言，但是存在和合理的關系變得可緊可松——強權、洗腦和精英聯盟可以維系“不合理”的存在，“合理”的存在也總是可以被解讀為是特權的需要。我給不合理和合理都打上了引號是因為一旦結構與功能失去了緊密的關系，任何一種對現存社會結構的正面或負面論述都很難完全跳出論證者本身的價值觀、企圖甚至是潛意識。社會科學家首先要破除結構功能主義的思維，但真正做到這一點的非常之少。社會科學中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堅持“沖突論”的學者同時也會顯得特別功能主義——他們強烈的價值傾向會使他們在面對與自己價值觀和利益相符的事物時馬上采取結構功能主義視角。

第二，幾乎所有的生物學機制都是負反饋機制。體溫升高會流汗，體溫降低會發抖。這都是恒溫動物為了維持體溫而產生的機制。吃飯會導致血糖濃度提高，而血糖濃度提高又會導致體內胰島素的釋放和血糖濃度降低，這樣人就不至于在飯后產生糖尿病癥狀(但是會飯后犯困)。生物要存活就必須在多變的環境中達到自穩定，各種負反饋機制起到的都是這個作用。但是人在社會中所追求的不僅僅是穩定，而且是權力和成功。一個人權力和成功欲望越大，他改變周邊環境乃至世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有特別強烈的權力和成功欲望的人的追求，于是成為社會變遷的最大的原動力。人的這一特性使得人類社會的發展不再遵從進化論原則。人類社會中的許多重要機制要么是正反饋機制(例如，國際關系中的現實主義觀和相應的理論)，要么是那些會產生更大范圍正反饋效應的負反饋機制(例如，價格規律是個負反饋機制，但是由之而產生的經濟周期性危機以及環境危機與市場的關系則是正反饋的)。人類社會中的一些重要負反饋機制都是來自宗教和從左到右的各種非自由主義世俗意識形態，及其與它們相應的制度和組織力量。但是這些意識形態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都壓抑著人的權力和成功欲望的自然表達，因此維系這些意識形態的制度雖然可以壓抑大多數人的人性，卻不能阻止人性(特別是權力人士的人性)以各種扭曲的方式不斷表達。這種狀況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政治就會變得專制、復雜和丑陋無比。

大多數社會科學家和人文學者或者對人類社會的正反饋特點認識不足，或者對人類自我設定的負反饋機制的黑暗性缺乏清晰認識，他們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和論點往往都顯得天真和簡單。人類社會的這一特征要求我們在方法論意義上建立如下觀點：(1)文化得以延續必須有各種制度維系，文化不是基因，不具有超越制度的穩定性；(2)人類社會完全不具有生物世界的自穩定性，不但不具有任何烏托邦的可能性，甚至不具有永恒的較為不壞的選擇(the lesser evil)(比如有人也許就會以為西方民主體制就是一個永恒的較為不壞的選擇)；(3)任何社會意義上的“成功”都是相對的，任何解決問題方法都會給今后帶來“麻煩”；(4)非期然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軸。

生物是沒有智力的，生物系統卻都是有智力的(intelligent)；人是有智力的，人類社會卻是沒有智力的。

第三，前文提到，生命現象背后的進化論原則以及生命現象結構和功能的高度統一給了生物世界顯著的系統特征。但是，人的特性破壞了在生物世界中廣泛存在的結構和功能的統一；人的特性也造就了大量具有正反饋效應的(或者說是反進化論原則的)社會機制。人類社會因此不具有生物世界中所具有的系統特征，或者說人作為行動者可以把社會的系統特征搞得亂七八糟。

由于社會不是一個系統，歷史發展也就不會遵從任何統一的規律。任何系統性的社會理論——無論是結構功能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自由主義[特別是福山(Fukuyama，1992)提出的自由主義史觀]還是進步主義——無一例外都是對社會本質和歷史發展規律的誤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很同意默頓(Mer．ton，1967)提倡的以中層理論(middle—range theory)為基礎的經驗研究，以及當今許多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所提倡的以機制為核心的經驗研究。但在后文中我會指出，由于人的特性，中層理論和以機制為核心的理論也走不了多遠。系統性理論和中層理論的無能給了虛無主義很大的市場。這就是為什么當今主流歷史學家都會認為歷史是非發展的、無目的的，每個歷史都是自己的歷史(Every history is its own history)。而后現代主義者則對人類的認知能力產生了全面懷疑，并以解構和批判既有知識為己任。在后續文章中我會系統地指出，這些歷史學家和后現代主義者的觀點的產生，背后有著許多重大的歷史原因，他們的懷疑和批判也有著從社會到學術多方面的正面意義，但他們卻從科學主義的極端走到了虛無主義的極端。

第四，與生物學一樣，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也有“層次”：基因、個體、群體、地區、國家、國際社會——這僅僅是層次的一種分法。一旦有層次就有還原問題，即是否能夠把某一社會現象的產生原因歸結于更低層面(比如，個體層面甚至是基因層面)的機制?社會學中的方法論個人主義(相對于方法論集體主義)就是還原主義的一個表現形式。但是，還原論的哲學討論在社會科學中變得幾乎沒有意義，因為人的策略和自我辯解能力不但使得還原主義方法的運用更為有限，而且把問題變得非常復雜，復雜到幾乎要一事一議(即是否能還原完要看研究對象和問題意識而定)。

一般來說，經過還原后的理論因為自變量和因變量在性質上差別很大，或者說自變量是“外生變量”，因而產生的解釋很有說服力。因此還原理論是許多學者的追求。但是，還原性理論都會遇到一個相同的問題：社會變化要比基因和行為上的變化來得快得多，社會現象的動態性也遠遠超過生物行為。像抽煙、喝酒、同性戀(對這些行為筆者沒有價值評判)等社會行為的背后都有一定的生物學基礎，但是決定這類現象在社會中的消長卻只能是社會原因。就性別平等來說，它是資本主義社會和民族國家興起過程中所產生的一個非企及結果，同時也是女性在現代社會中成為社會行動者之后奮斗的結果。

更為復雜的是，即使是針對同一問題，還原論方法也是有時有效，有時行不通，全要看情景而定。例如，關于人口消長背后的原因，社會科學家一般會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找答案。一種說法是性別平等的社會出生率低，因為女性一旦有了生育權就會不愿意去生一大堆小孩。也有人認為人口增加與財產繼承方式有關。在古代中國，遺產在兒子中平分，而在古代歐洲只有長子才有繼承權?；橐龊图彝ザ夹枰敭a，于是就有人認為性別地位和遺產分配方式是傳統中國人口密度較其他地區高的原因。但是，在公元1500年前，整個歐亞大陸人口都在較低的水平擺動，而1500年后又出現同步性的提高，既然歐亞大陸各個地區的人口動態具有相似性，背后一定有某種總體性規律。麥克尼爾(McNeill，1976)把這一現象還原到流行病的角度進行了解釋：歐亞大陸不同人群對本地的流行病帶有抗體而對外來的流行病缺乏抗體。流行病通過戰爭和經商在歐亞大陸來回傳播，不斷殺死各個群體中的不帶抗體的成員(在14世紀，歐洲黑死病死亡人口超過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在公元1500年前后歐亞大陸不同群體對傳統的流行病都有了一定免疫力，導致歐亞大陸人口的同時增長。麥克尼爾把古代歐亞大陸人口消長的原因還原到傳染病這一層次，比從社會結構角度的解釋要有說服力。但是，這一理論卻只能解釋古代社會的人口消長。現代醫學出現后，傳染病對人口消長的影響越來越小，而各種社會結構的影響則在加大，還原論解釋不再有效。

第五，生物學是“科層科學”(bureaucraticscience)，而社會科學不是。筆者采用科層科學這一概念，指的是絕大多數生物機制都有特定的作用和作用方式。例如，釋放胰島素減低血糖濃度這一機制只有在人進食血糖濃度提高后才會啟動，而且血糖濃度在此時降低的原因也肯定是由于胰島素的釋放導致。生命現象雖然很復雜，背后機制的運作規律卻十分機械。某個機制在什么時候起作用，怎么起作用都按部就班，就好比一個運行嚴密無比的科層組織。但是人的特性把這一切全都打破。

(1)人的行動可以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改變某些社會機制在社會上的重要性。市場機制在現代社會變得如此重要，就是早期現代歐洲的國家精英與中產階級共同推動的結果(Polanyi，1957)。計劃經濟下工人吃大鍋飯，干多干少、干好干壞一個樣，因此搭便車(free rider problem)就成了約束計劃經濟效率的一個主要機制。(2)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人可以設計機制(即所謂的制度設計)甚至改變策略和組織形態把許多方向相近的機制動員起來為自己服務。例如，為使士兵英勇作戰，戰爭的指揮者都會設計和運用能產生以下三種效果的機制：懲罰、獎勵和意識形態激勵(Zhao，2o15)。(3)一旦當人認識到某機制的作用后，該機制在社會上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就會產生重大變化。20世紀初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使統治者和經濟學家都了解了馬克思所刻畫的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可怕后果，于是就出現了國家對經濟的調控，此后的經濟危機就失去了20世紀初的破壞力量。

大量重量級社會科學家提倡以機制為核心的社會科學分析。他們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先前默頓所提倡的中層理論(Merton，1967)。筆者對他們的觀點非常理解。的確，敘事如果沒有機制為依托的話，就成了一個毫無規律可言的故事。但是同時必須注意的是，人的特性造成了社會機制不同于生物機制的作用方式，使得所謂以機制為中心的社會解釋和中層理論也都走不了多遠。具體說，生物學中機制和經驗現象的關系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一對一的，而人的特性致使了機制和經驗現象在社會中產生了多對一的關系：對于一個社會現象，我們一般都能找到多個——有些甚至是和經驗現象毫無關系的——解釋機制(或者說社會現象都是“過度決定”的)。社會科學家自身的價值觀和秉性在這時就會起很大的作用。市場經濟搞得不好，自由派肯定會去找與壟斷和腐敗相關的機制，而左派會說這是市場經濟的負面后果。只要一個人有邏輯能力，他的故事都會有一定的自恰性。在社會學和政治學中，大量從機制出發的解釋所反映的往往是作者的眼睛和機制本身的邏輯，而不是所關心的經驗現象背后最為重要的規律。

第六，控制實驗在社會科學中的難度大并且意義有限。生物學能做控制實驗。如果某一生物現象由單個機制決定，控制實驗能直接弄清楚這一機制在機體中的作用。如果一個生物現象由多個機制所決定，控制實驗雖然不一定能弄清楚這一機制在機體中的作用，但至少可以弄清楚這一機制在其他條件得到控制下的作用。生物學家作實驗前一般會首先提出一個至數個“為什么”問題(例如，為什么飯后人會犯困，為什么人會得糖尿病等等)，然后根據已有知識作出一些演繹性的推測。而實驗的目的就是在控制條件下通過對實驗證據的歸納找出問題背后的機制，并弄清楚這個機制的作用過程和方式。因此，如果說經典力學是在低速宏觀的自然條件下達到了兩個統一，即演繹和歸納的統一，以及“為什么問題”(why question)和“怎么樣問題”(how question)的統一，那么生物學方法論在實驗室條件下也達到了這兩個統一。

許多生物學實驗可以做到把研究視野以外的因子全部控制(所謂克隆技術、細胞株培養都是為這一目的)，社會科學幾乎做不到這一點。當然西方也有社會科學家用實驗方法做研究。重要的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中能夠通過實驗來解答的問題不僅少之又少，而且能通過控制實驗來解答的問題往往只是隨處可見和用其他方法也能回答的簡單問題或常識性問題。

在常用的社會科學方法中，訪談調查時訪談者的特征(知識面、性格和價值觀)、被訪談者的特征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方式都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參與式觀察所能觀察到的往往是研究者的感官能夠和愿意接受的信號；歷史文獻方法面對的是一大堆前人帶著不同目的而留下的材料；網絡方法在取樣上有許多方面難以得到有效控制，而且因為其注意力中很少有網絡關系的內容，研究結論往往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問卷調查最多只“控制”了問卷設計者注意到的和想控制的“變量”，并且調查結果會顯著地受到提問方式的影響；博弈論方法作出的是給定社會機制和前提條件下的演繹，卻完全不能保證任何相關社會現象的確是在按演繹邏輯發展。行動者計算機模擬法(agent—based simulation)對環境、社會機制和人的行為模式都作設定，模擬結果基本上只有啟發意義。
上述這些社會科學方法中，有的倚重經驗歸納，有的倚重邏輯演繹，但都不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控制實驗。由于實驗方法在社會科學中的應用極其有限，在生物學中達到的兩個統一，在社會科學就變成了兩個分離(演繹和歸納的分離，為什么問題和怎么樣問題的分離)。這給社會科學研究帶來了重大挑戰。

我這里用庫冉(Kuran，1995，1997)的“偽造偏好理論”(preference falsification)來說明傳統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理論所面臨的困境。庫冉把他理論背后的機制做了如下表述：在許多情況下，一個組織中的許多成員早已知道組織內部的問題，但是無人敢說真話卻有很多人愿意迎合權威。這種現象越嚴重，該組織背后隱藏的危機就會越大。到一定程度時，如果有人像“皇帝的新裝”里那個小孩一樣突然站出來指出存在的危機，其他人往往會相機跟上，于是這個在局外人眼里還是一片太平的組織就會突然走向崩潰。庫冉的“理論”在邏輯演繹上并沒有什么錯誤，畢竟理論背后的機制只是“皇帝的新裝”這一諺語的另一種表達而已。庫冉的“理論”也給了我們理解一些經驗現象一定的啟迪意義。問題是，一旦有人想建立“偽造偏好機制是某一特定組織(比如前蘇聯或者是安然公司)突然垮臺的原因”這樣一個經驗論點，他在論證自己論點時會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就前蘇聯的案例而言，我們不能說“偽造偏好”現象在其中沒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前蘇聯的垮臺是個非常復雜的歷史過程，嚴重的民族問題、僵化的經濟體制、衰退的軍事實力和戈爾巴喬夫極其天真的性格都起到了更為關鍵的作用。歷史既不可能重復，也不能做實驗。通過演繹而建立的“偽造偏好理論”因此而幾乎不能解釋任何具有一定復雜性的經驗現象。

傳統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理論”和經驗事實之間這一難以愈合的分裂導致了許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理論”這一概念被濫用。既然傳統的以法則和機制為基礎的理論很難用來一個具體的經驗現象，特別是一些極其重要的經驗現象，傳統的對理論的定義在社會科學中也就失去了權威。這就是為什么在社會科學領域，任何新概念，無論其性質如何，都可能會被標記為“理論”。其中有些概念，比如“他者”(the other)、“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慣習”(habitus)、“閾態”(1iminality)，等等，還有一定的“理論”意義，但是絕大多數概念則是毫無意義可談。社會科學中大量學者，特別是人類學、文化歷史學和定性社會學等專業方向的學者，基本上是以提新概念為己任。垃圾概念于是充斥于各種學術期刊和書籍，而它們的創造者也只能通過似是而非的復雜語言來掩蓋演繹能力的缺乏，以及經驗感和想像力的蒼白。筆者在今后的文章中將專門討論當傳統的從自然科學而來的理論觀在社會科學中遇到嚴重困難時，我們對“理論”這一概念的運用應當作如何限定。

為什么問題和怎么樣問題的分離導致了社會科學敘事中出現了“解釋派”和“過程派”(“派”應理解成筆者為行文方便而構建的理想狀態，不少學者處于這兩“派”之間)，并由此導致社會科學中結構／機制敘事與時間／情景敘事的嚴重分離。解釋派(以社會學家為主)認為社會科學研究必須通過解釋不同案例之間的異同來尋找具有普適意義的機制和規律(Mahoney and Rueschemeyer，2003)，否則社會科學家真成了盧瑟福所說的集郵者了。較為強硬的解釋派學者甚至認為人的策略和自我價值論證特性是始終存在的、每人都具有的“常量”，因而與所需解釋“差異”(variation)無關。斯考切波(Skocpol，1979)的著名論斷—— “革命是到來的，不是造就的”代表的就是這一觀點(該觀點因為與事實出入太大，多數學者不再堅持)。在過去的歲月里，以解釋為目的的優秀作品雖然不少，但從總體上來說，由于比較案例中有大量的因素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也由于機制解釋的“多對一”問題，許多名著在經驗上甚至邏輯上都是漏洞百出。它們的價值主要在于啟發，而不在于解釋的準確。而支撐這些名著形成的最為關鍵因素也不是社會科學方法，而是作者的品味。

對于“過程派”的學者(以歷史學家為主)來說，解釋派學者從問題的提出開始就已經出了偏差。比如，當提出“為什么古代中國走向了統一，而中世紀歐洲則沒有?”這樣一個問題時，我們已經假設了這兩個地區在絕大多數方面處于相似，因此可以通過比較方法來尋求導致案例之間差異的規律性原因。過程派學者認為這種提問方式本身就已經脫離了歷史情景，并認為支撐解釋派學者貌似合理的解釋背后經常是牽強附會的證據。

第七，社會科學中的許多重要概念、分類和問題意識沒有本體性意義。

先前提到，物理和生物學中的重要概念和分類體系都有較強的本體性，或者說每一個概念和分類體系對應的都是外延和內涵較為確定的實體性的存在。人的特性已經把社會搞得復雜無比，而具有人的特性的社會科學家又會把自己的個性和價值觀轉化成對社會的各種奇奇怪怪的理解，從而導致大多數社會科學概念和分類體系失去了自然科學意義上的本體性。在社會科學中，有些概念(比如“弱者的武器”“日?？範?span lang="EN-US">”“鑲嵌”“治理性”“他者”，等等)表達的僅僅是對某類社會現象的理解，并沒有明確的組織、制度或行動者與之對應；有些概念(比如階級、分層)指向不同的人群或團體，但它們卻不見得是這些人群的認同感和行動的基礎；有些(比如國家、宗教、利益集團、民族)指向的是一類人群或者團體的概念，不但有明確的組織和制度基礎，而且可能是該人群的認同感和行動的基礎，但這些概念的外延和內涵卻很難給出先于經驗的明確定義。

由于本體性的模糊，以這三種概念為依托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帶著自己的先天不足。

關于圍繞這第一類概念所作的研究，其背后存在的問題，筆者想舉斯科特的工作為例。在斯科特提出的概念中，最為著名者當數“日常抗爭”(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Scott，1985)。但是，該概念反映的只是斯科特的個性——一個極其不愿受到規范約束、孩提時喜歡在課桌下做小動作，卻還振振有詞的人(筆者對這種個性沒有負面評價)—— 完全不是他的田野研究功夫。日?？範?，即人會通過磨洋工、陽奉陰違、逃避等手段來面對自己不愿接受的權威的約束，是個隨處可見的現象，完全不需要通過在馬來西亞作長達一年多的田野調查來獲得。但是，這個概念指出了研究社會抗爭學者所忽略的一面，給了一大類相似現象一個統一的命名，并通過斯科特高超的寫作能力而顯示了一定的學術意義。但是，這個概念的意義到底有多大?我懷疑。筆者認為，研究社會抗爭的學者之所以忽略抗爭現象中的“日?？範?span lang="EN-US">”背后是有道理的。日常抗爭畢竟只是各種社會抗爭形式中表現最微弱的一種形式，對社會變遷也不會發生影響深遠的作用。更大的問題是，日常抗爭這樣的概念一旦取得學術合法性，它帶來的只是跟風。順著斯科特的思路，諸如“in—between f0rms of resistance”(Turton，1986)、“reformistactivism”(Anderson，1994)、“reasonable radicalism”(McCann，1994)、“consentful contention”(Straughn，2005)、“rightfulresistance”(0’Brien and Li，2006)等等概念不斷被提出。就像是斯科特開了一個利潤極高但成本很低的商鋪，大家都想加盟，形成了“斯科特連鎖店”。總之，第一類概念及其相應經驗研究的問題可以用兩句話加以總結：原創概念的作品經驗部分單薄，全靠一支妙筆生花；原創概念一旦取得合法性后可以被任意發揮，后繼工作越發無聊。

關于第二類概念，它的關鍵問題是：如果這些概念不能成為相應人群的認同感和行動的基礎，圍繞著此類概念展開的研究工作的理論意義就會十分有限。社會學中的分層研究就有這個問題。。我并不是說這世界沒有窮人和富人，沒有不同的職業，等等。但是，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和喜好從難以數量化的角度(比如收入、權力、藝術品位、飲食品位、體育能力、社交能力……)來看待社會分層，我們也可以對社會的某一個截面作出不同的層次劃分。但是，被分在某一個層次的人群一般不會對學者們的分類有很大的認同，也不會形成一種“層級認同感”，更不會以層級為基礎成為社會行動者。分層研究因此只有一定的應用性意義：一旦制造出一個“分層體系”后，我們就可以依此為基礎來分析其他社會現象，比如社會流動、疾病和犯罪在人群中的分布、種族歧視程度。但是，這些問題都不一定要從分層角度出發才能研究。。而且，在同樣問題意識下，一個學者如果采取不同的分層體系，他的研究結果也會大相徑庭。因此通過分層研究獲得的結論最多也只是給定條件下的不具重大理論意義的結論。更可悲的是，經濟分層好定量，其他性質的分層難定量，分層研究因此主要局限在經濟分層方面，并出現了一些“大師”，比如Dudley Duncan和Robert Haus．er。但是“大師”的陰影下卻是一大批對歷史和現實都不甚了了，但工具理性極強的學者。他們坐在電腦面前“按摩數據”(massage data)，發表SSCI文章，不遺余力地把社會科學推向與歷史和現實日益脫離的專業化道路。當然，任何一個議題一旦成為主流，跟風的人的水平還是有高下之分的。比如在分層研究上，有人在取樣上更下功夫，有人更會按摩數據，也有人更能采用新的統計方法。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

第三類概念有一定的本體性，但這類概念的外延和內涵很難有先驗的明確定義。比如國家(state)這一概念，誰都不會否認中國的人大、政協和國務院屬于國家范疇，但是，隨著國家組織向下延伸，鄉鎮、街道一級的國家組織的工作人員的認同感和行為方式往往會更像社會成員。還比如，一些國家部門經常會出于種種考慮與社會組織建立較為穩固的聯盟，以擴展影響或反對另一些國家部門的行為和政策。因此，當研究有些問題時，我們會發覺有些國家部門的行為會更像社會行動者?？傊瑖液蜕鐣g不存在一個清晰的本體意義上的分野，只存在問題意識下的分野。

如果一個社會科學概念不具備本體性，那么從這概念延伸出來的分類體系也就不具有本體意義。我的一個同事，絕頂聰明。在其成名作中，他把人的認同感(identity)分成了五類，并自認為這是一個重要貢獻，但在作品發表之后卻很少有人用他的分類體系。他不明白為什么，一度很沮喪。其實，對于認同感的分類辦法可以有許多，而每一種都只是研究者為了理解或者解釋他的案例而特制的分類系統。一個學者當然希望他所提出的分類有本體性和唯一性，就像化學中的元素周期表，但是社會科學的特點卻限定了，他所提出的分類體系往往只有具體問題意識下的意義，或者說是一個為具體問題而提出的特制(ad—hoc)的分類體系。

第八，多元范式下的范式交替時社會科學的發展形態。

庫恩認為，范式轉換(paradigm shi~)是科學突破性發展的核心。這一論點在自然科學基本適用。自然科學中，新范式一旦建立，舊的范式與相應理論或者失去價值(例如，一旦知道了光的波粒兩相性，“以太”理論就永遠過時了)，或者其價值將被清楚地鎖定在一定范圍內(例如，相對論的出現鎖定了牛頓力學的應用范圍)。這是個不可逆的過程。

但社會科學范式的背后不僅僅是一些客觀事實，而且是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人看問題的方法，并且每一看法都是誤區和事實的混合，非常復雜。因此，一旦一種觀念在社會上或者在學術圈盛行時，它都會引發兩個導致事物走向反面的機制。(1)在社會上，一種觀念一旦在社會上取得優勢，無論是真誠信徒還是機會主義分子都會不遺余力地把這一觀念在思想和實踐層面做大。其結果就是不斷顯露和放大這一觀念的誤區，所帶來的負面(甚至是災害性的)后果反到“證明”了其他觀念的“正確”。(2)在學術圈內，某一觀念一旦占領了學術市場，無論是它的真誠信徒還是跟風者都會不遺余力地把圍繞這一觀念的研究做到極致。學術與經驗事實的關系越來越不切合，從而為其他觀念和理論的興起鋪平了道路。最可悲卻幾乎不可避免的情景是，主流社會觀念和主流學術觀念合流，學術降為權力的附庸和幫兇。在歷史上，這種情景帶來的總是災難——古今中外，無不如此。但是，由于以上兩個機制的約束，人類幾乎不可能從中真正吸取教訓。

以上兩個由人的特性而衍生的機制決定了社會科學的發展路徑是多元范式下主流范式的交替(Para—digm alternation)，而不是范式轉移。記得前蘇聯陣營在20世紀90年代垮臺時，許多人跟我說馬克思主義左派理論是回不來了。我當時的回答是：“等著吧，它會回來得比你想像的快。”自由主義犯自由主義的錯誤，左派犯左派的錯誤，法西斯犯法西斯的錯誤，科學主義者犯科學主義者的錯誤，原教旨主義犯原教旨主義的錯誤。一個觀念一旦變得強大并成為從國家到社會的實踐，后繼者就會放大該觀念的誤區，再后繼者就會排斥這一觀念并把另一種觀念推向高峰。

學術圈內也是如此：從功能主義理論倒臺到新功能主義理論的出現；從文化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前的盛行到70年代后的垮臺，到90年代后的再度興起；從70年代前各種情感理論的盛行到此后理性選擇理論的興起，再到最近十幾年來情感理論的回潮。你方唱罷我登場，其發展軌跡無不遵循著范式交替的邏輯。

四、討論

讀完本文后讀者可能會感到沮喪。讀者可能會想，如果文中的論點有道理的話，那社會科學這個學問還怎么做?對此，筆者會寫一些后繼文章作進一步闡明。但是在本篇結語中，筆者想首先談談一些基本觀點。

首先，筆者的文章不可能解決那些由人的特性而帶來的社會科學研究所面臨的困境。例如，筆者改變不了社會科學敘事在功能論和沖突論之間搖擺這一現狀，也改變不了社會科學敘事在結構／機制敘事和時間／情景敘事之間搖擺這一現狀。筆者也不能阻止社會科學發展中的范式交替以及與之相應的學術跟風。如果本文的發表能根本地改變這些現象的話，那就證明了本文所闡述的人的特性不具有本體性，或者說本文的主要論點都是錯誤的。

其次，筆者本人也不能避免那些由人的特性而帶來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弱點。筆者的研究始終受到經驗材料的限制，而其中相當多的困難來自給我們直接或者間接提供研究材料的人，這些人也都具有人的特性。與所有的社會科學家一樣，筆者也不得不采用那些帶著不同缺陷的定性和定量社會科學方法進行研究。

最后，筆者有著自己的價值觀和好惡。雖然筆者在做研究時努力把研究和自己的價值觀作出割裂，以至于有朋友會取笑我看待社會就像我以前在研究昆蟲時看待昆蟲世界一樣，但筆者的研究激情畢竟來自筆者對許多事情的關心。這些“關心”肯定會對筆者在問題意識的建立、經驗材料的取舍，以及研究方法的運用上產生很大的影響。

本文不想給讀者帶入后現代主義的泥潭，認為在人的特性籠罩下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只不過是反映了某種價值觀和權力的敘事。雖然無法也不可能來改變人的特性，但是我們仍然能夠了解人的特性給社會科學研究到底帶來了什么樣的困難。雖然曾經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帶有社會科學與生俱來的缺陷，但社會科學著作的質量還是有非常明顯的高下之分的。為什么有些作品會得到廣泛的公認成為名著?這背后有意識形態的因素，也有社會科學范式交替過程中學術品位的變化。但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是，不少名著作者都有意無意地發揮了所采用的社會科學方法的特長，彌補了所采用方法的弱點，因而為我們呈現了在時過境遷之后仍能品出一定意義的篇章。

筆者在今后的文章中將圍繞如下問題展開更為具體的論述：(1)社會科學概念的提出和運用，以及各類概念的意義和局限；(2)不同社會科學方法的認知基礎和相應的敘事邏輯，以及每一敘事方法的長處和局限；(3)社會科學經驗研究的基礎，包括問題的提出、方法的選擇和經驗材料的獲??；(4)評判社會科學敘事質量的邏輯基礎，或日如何區分對于同一問題的兩個不同敘事方式的優劣。
雖然誰都改變不了社會科學研究與生俱來的一些缺陷，我們仍然能通過對這些缺陷的深入了解，然后在認知和方法層面上作出一定程度的彌補，從而改進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敘事質量。

論文來源：趙鼎新，《社會學評論》，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