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20世紀80年代，發達國家石油化工農業的危害性已經充分暴露，向生態農業轉型已經成為一股潮流。我國科學界也興起了生態農業的研究高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試圖推動生態農業的發展。然而，過去三十多年，我國生態農業的發展卻面臨巨大的體制障礙：分散經營的小農生產模式破壞了農業的整體性和系統性，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無法體現生態農業的公共性。相反，以去集體化和趨市場化為特征的新型農業生產經營體制，自發地引導中國農業生產方式從生態模式向石油化工模式的大轉型，由此帶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和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不改變既有的私有體制和市場機制，就不可能實現向生態農業的回歸，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環境和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幾千年的傳統農業一直是生態農業，依靠精耕細作養活了規模龐大的人口。新中國成立之后，雖然國家非常重視化肥工業，大力推動化肥的生產[1]，但受制于當時的技術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化肥和農藥的產量和使用量并不高，[2] 中國的農業生產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生態型的。然而不幸的是，在隨后的短短三十年時間里，中國農業生產方式發生了顛覆性的轉變，從“低能耗、低污染”的生態農業轉向“高能耗、高污染”的石油化工農業，大量使用化肥代替傳統有機肥料，使用除草劑代替人工鋤草，用單一化種植模式取代混種模式，利用各種農業設施和化學農藥改變農作物的生長環境和生長節律以適應市場需求。我國用占全球7％的土地，養活了全球22%的人口，但同時也消耗了占世界總量32％的化肥，單位面積施肥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根據《全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劃（2015-2030年）》的數據，當前我國“農業內源性污染嚴重，農藥、化肥利用率不足三分之一，農膜回收率不足三分之二，畜禽糞污有效處理率不到一半，秸稈焚燒現象嚴重”。[3] 農業農村環境污染加重的態勢直接影響了農產品質量安全。大量使用農藥化肥，導致農產品口感和營養價值大幅下降；各種食品添加劑、動植物生長激素被濫用、亂用，最終進入人體，威脅人體健康。有醫學專家分析認為，80%的惡性疾病與環境惡化，尤其是食物鏈“毒化”有直接的關系（蔣高明，2014）；化肥和農藥的過度使用造成的農業面源污染已經成為我國環境最大的污染源。 面對日益嚴峻的農產品安全問題和生態環境問題，人們習慣性地譴責生產者的道德淪喪，譴責政府部門的監管失職。然而，問題真是如此簡單嗎？一個直觀明了的事實是，農業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農業生產資料成本的上漲擠壓了農民的利潤空間，農民增產不增收，并未成為石油化工農業的受益者。同樣，對于背負罵名的政府部門來說，面對數以億計的分散的家庭經營主體，交易成本巨大，無論多么龐大的監管力量都是杯水車薪，所謂的農產品質量追溯體系也無從建立。本文認為，生態環境和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除了譴責生產者的道德滑坡，抨擊政府監管部門的不作為，我們更要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體制機制。 本文的第二部分回顧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發展現代生態農業的種種努力，從傳統生態農業向石油化工農業的大轉型并不符合人們的主觀意愿，而以此說明這種轉變并不符合人們的主觀意愿，而是一個未能阻止的后果。第三部分，從制度層面分析生態農業發展面臨的體制障礙，主要集中闡述“包產到戶”造就的小農生產模式的分散性與生態農業整體性之間的矛盾，市場化背景下農業經營主體行為的逐利性與生態農業公共性之間的矛盾。第四部分，通過河北冀村發展西紅柿產業的個案，分析農業產業化背景下農業產業鏈上各主體的動機和行為，揭示石油化工農業興起的動力機制。第五部分，闡述本文的結論，探討重新走向生態農業的條件與可能性。 中國擁有幾千年的農耕歷史，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世代傳承和積累，樸素的經驗不斷升華凝結成燦爛輝煌的東方農耕文明。按照工業革命之后西方“農業現代化”的標準，中國傳統農業無疑是落后的，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小農經濟陷入“過密化”的陷阱，只有量的增長，沒有質的發展（黃宗智，2000）。但是，從生態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傳統農業不但是生態農業，而且是有機農業。在人地關系極為緊張、封建剝削極為嚴重的情況下，中國農民一直不辭辛苦地在小塊土地上投入大量勞動，精耕細作，使寶貴的土地資源和水資源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農民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規律，因時因地制宜，根據地形地貌和水文、氣候等因素合理選擇農作物種類，多種作物搭配，進行套種、間作、混作，提高了農田的生物多樣性，嚴格按照生物節律安排農業生產，做到不違農時。中國農民勤儉節約，循環利用各種物質資源，幾乎所有農業副產品最終都回歸到農田，補充土壤損失的養分，使土地經歷幾千年的耕作依然保持了肥力。明清時期珠三角地區興起的“桑基魚塘”模式，更是把生態循環農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歷史上的中國，用極為有限的土地、水和光熱資源，養活了規模龐大的人口，并且實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農業的可持續發展。[4] 20世紀初，美國農學家、農業部土壤管理所所長富蘭克林•H•金（F．H．King）及其夫人，漂洋過海來到日本、朝鮮和中國，考察了東亞古老的農耕體系，寫成了《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以下簡稱《四千年農夫》）一書，盛贊東亞傳統生態農業，認為東方農耕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農業，東方農民是勤勞智慧的生物學家（金，2011）。那么，這一對年過花甲的夫婦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又不辭辛苦地四處奔波，考察農業，訪談農民，究竟是為了什么？原來，作為土壤學家的金教授已經認識到，建立在工業革命基礎上的美國“現代農業”模式對土地的掠奪式開發，在短短不到一百年時間里，已經使美洲大草原肥沃的土壤大量流失，地力損失殆盡。正是美國農業面臨的嚴峻挑戰，促使金教授把目光投向東亞傳統農業模式（溫鐵軍，2011）。當時的金教授已經對“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美國“現代農業”的弊端有了深刻的認識，并由此產生了深深的憂慮。 遺憾的是，《四千年農夫》的出版并沒有能夠改變美國農業發展的既有模式。雖然像金夫婦這樣的人先知先覺，已經看到了石油化工農業的危害性，但美國的農業被大資本控制著，被利潤驅動著。農業資本家對利潤無止境的追逐，導致農業生產目標和過程異化，產生的食品安全和生態環境問題也越來越突出。直到1962年，美國作家蕾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靜的春天》，全方位地揭示了石油化工農業的嚴重危害性，強烈地震撼了社會公眾，成為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的起點。此后，發達國家社會公眾反對石油化工農業的呼聲越來越高，尋找替代方案的探索實踐也越來越多。 在生態環境保護的社會議題下，生態農業運動在國際上蓬勃發展，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徐更生，1991）。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了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正式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概念。1992年，聯合國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以可持續發展為核心的《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和《21世紀議程》等文件。與此同時，有機農業、自然農法、生態農業、循環農業以及永續農業等概念被不斷提出，盡管名稱各異，但宗旨和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在潔凈的土地上，用潔凈的生產方式生產潔凈的食品，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促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林祥金，2003）1986年—1996年的十年間，歐洲各國生態農業快速發展，生態農地面積年均增長率達到30%（林祥金，2003）。即便在資本主義“現代農業”占據絕對主流的美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有機食品的市場規模一直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長（吳文良、孟凡喬，2001）。據統計，截至2013年全球有機食品（含飲料）的銷售總額達到了720億美元，比1999年增長了將近5倍（《2015年世界有機農業概況與趨勢預測》，2015）。 上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中國面臨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重新選擇，國際上生態環保運動與有機農業運動已經蓬勃興起，中國學術界也興起了生態農業研究的高潮。農業領域的科學家發表了大量論文，介紹了西方國家石油化工農業的弊端，以及生態農業的優勢和發展前景（聞大中，1985；張春雄，1981）。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也加入進來，討論發展生態農業所需要的社會條件（劉國光，1986）。筆者在中國期刊網使用關鍵詞“生態農業”進行檢索，搜到的論文按年度匯總數量，結果如圖1所示，從1983年左右開始，有關生態農業研究的論文數量呈現迅猛增長態勢，總體上都是支持發展生態農業。[5] 中國政府也很早就認識到石油化工農業的弊端，試圖避免發達國家的農業發展方式，通過發展生態農業實現中國農業的現代化。1981年8月，時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的何康在全國農業經濟問題研討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創造一個節省的農業，不是靠投大量化肥、灌溉等等，結果是高產窮隊；而是要充分利用自然資源，建立一個良性的物質能量循環，能夠取得最佳效果的農業生產系統……我們的農業歷史悠久，有著長期精耕細作的優良傳統；也有著豐富多彩的優良品種，無論是作物品種，還是家畜品種，在世界上都是最豐富的。有機農業、生態農業，我們在這方面有寶貴的經驗。在技術上，我們應該把發揮傳統農業的優點同現代農業結合起來。……從我們的現實情況看，應主要采取生物措施，在良種、耕作、病蟲害防治上下功夫，而不是依靠大量的化肥、農藥、機械。”（何康，1981：10） 從1983年開始，北京環境保護研究所的科研人員與大興縣留民營生產大隊合作開展生態農業試驗，以沼氣生產為中心，種養結合，構建能量生產和物質循環系統，形成高效率的良性循環，在短短的兩三年時間就已經取得顯著成效，實現了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生態效益同步提升（中共北京市大興縣委宣傳部，1985），產生了非常強烈的示范效應，全國各地前來參觀考察的人絡繹不絕。 1984 年，國務院發出《關于環境保護工作的決定》，提出“要認真保護農業生態環境，積極推廣生態農業，防止環境污染和破壞”。1985年，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專門出臺了《關于發展生態農業加強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意見》，從制定規劃、科研監測、教育宣傳等方面提出了發展生態農業的具體要求。199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提出“繼續搞好環境治理示范工程和生態農業試點”。1992年，中國在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簽署了《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生物多樣性公約》，作為落實兩個公約的具體行動，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準了外交部、國家環保局《關于出席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情況及有關對策的報告》，提出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其中就包括“推廣生態農業”。1993年，發展生態農業被寫入《中國21世紀議程》，正式上升為國家行為，同年國務院7部委成立了“全國生態農業縣建設領導小組”，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生態農業縣建設會議”，在全國51個縣開展生態農業試點縣建設，把生態農業建設納入到政府工作議程。1996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積極發展生態農業，加快水土流失地區的綜合治理，加強草原建設和防沙治沙，控制農田污染和水污染，努力改善生態環境”。1999年，農業部編制了《中國21世紀議程農業行動計劃》，提出“我國農業不能再走破壞生態環境、掠奪自然資源、追求短期效益的老路，必須選擇培育和保護資源、優化生態環境、提高綜合生產能力的可持續發展道路”。2000年，我國啟動第二批50個生態農業示范縣的建設。2002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專門增加條款“發展生態農業，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2008年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按照建設生態文明的要求，發展節約型農業、循環農業、生態農業，加強生態環境保護。”2012年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位置，提出“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增強生態產品生產能力”。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建立農業可持續發展長效機制”，包括促進生態友好型農業發展等內容。[6] 截至目前，我國已經建成生態農業示范點2000多個。[7] 北京市大興縣留民營村、浙江省蕭山市山一村、浙江省鄞縣上李家村、江蘇省泰縣河橫村、安徽省穎上縣小張莊村、遼寧省大洼縣西安生態養殖場、浙江省奉化市滕頭村等生態農業試點村先后被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授予“全球500佳”稱號。 盡管一直以來黨和政府都在提倡發展生態農業，也打造出了一些生態村、生態鄉、生態縣等亮點，但總體上來說，由于我國始終未能建立起促進生態農業發展的有效的體制機制，中國農業仍然不可遏止地滑向了石油化工農業。 三、生態農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基于宏觀制度的分析 發展現代生態農業，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而更是一個制度和體制問題。生態農業的健康順利發展客觀上要求建立一套符合生態規律的生產經營體系，以及作為支撐的制度體系。然而，改革以來建立的農業生產經營體制機制，卻與發展生態農業的要求背道而馳。 （一）家庭承包經營分散性與生態農業整體性的矛盾 生態是一個系統，具有整體性的特點。在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中，各個組成部分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實現資源循環往復、物質重復利用。因此，生態農業內在地要求在一定范圍內進行統一規劃，整合各種生產要素，實施農、林、牧、副、漁多種經營，種養結合，相互促進，構成一個相對封閉的循環系統，例如我國明清時期的桑基魚塘。同時，生態農業也內在地要求在一定區域內統一經營管理，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利用生態學規律，例如，農作物病蟲害防治工作，就需要在一定區域內實行“統防統治”，即“統一防治時間、統一防治用藥、統一防治技術”，否則就會大大影響防治效果。因此，生態農業客觀上要求適度規模經營和集中統一管理兩個因素的結合。 從這一點來看，改革前的集體化農業，而不是“包產到戶”后的小農經濟，才是發展生態農業的理想模式。事實上，今天生態農業發展比較好的北京大興縣留民營村、浙江省奉化市滕頭村和鄞縣上李家村等，都是堅持了農業集體化的村莊。強有力的村集體能夠對土地等農業生產要素進行集中統一管理，按照生態學和系統工程學的原理進行統一規劃設計，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的統一。 不可否認，當年的農業集體化隸屬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政府統得太死，管得太嚴，使基層缺乏活力；人口快速增長，糧食產量有限，為了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并做好戰略儲備，分配上不得不具有平均主義特點，影響人的生產積極性等等。但是，集體化農業在規模化經營、集約化管理方面的先進性非常明顯，社會化大生產也符合生產力發展的方向。 改革之初，官方文件強調“包產到戶”不是恢復到小農經濟，而是要統分結合。然而，有關“統”的表述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原則層面，缺少具體的可操作的政策，特別是人民公社制度解體之后，“統一經營”失去了體制基礎。相反，有關“分”的政策卻非常具體實在。[8] 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的所有權屬于集體所有。但是，中央的政策卻是不斷強化承包經營權的穩定性，土地承包期限越來越長。2002年制定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把承包期限從15年不變延長到30年不變，并且規定承包期內發包方不得調整承包地，多數地方執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政策。十七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把承包經營權的年限確定為長久不變，集體經濟組織對土地承包關系調整的權利實際上被剝奪了。農民對承包經營的土地長期占有和使用，模糊地認為土地就是自己的。統購統銷制度取消后，農戶成為獨立自主的經營主體，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用什么方式生產，完全具有了自主權，很快，所謂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成為既無聯產，也無承包，所謂集體“統一經營”也就蕩然無存。 “包產到戶”改革徹底推翻了集體經濟的體制，重新恢復到小農生產模式，雖然在短期內提高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卻帶來了更加嚴重的結構性問題。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經濟模式導致農業生產經營的高度分散化，破壞了村莊的整體性，生態農業所要求的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和統一管理難以實現（張燕，2010；王躍生，1999）。農業去集體化之后，國家直接面對數量高達2億多的小農戶，交易成本極高，難以提供直接的管理和服務。[9] 取消農業稅之后的鄉鎮治理體制改革，使得國家政權進一步從農村和農業領域抽離出來，農業公共政策失去了落地的抓手，不管國家對生態農業有多么理想的規劃設計，都難以在基層落地生根。 （二）生產經營行為的逐利性與生態農業公共性的矛盾 農產品不是普通的商品，農產品的數量和質量直接關系到國家的安全、社會的穩定和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生態環境也是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的公共資源。因此，生態農業不僅具有產業屬性，同時也具有公共產品屬性。但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中，農產品被當成純粹的商品，生產者僅僅追求產品的交換價值而非使用價值。過度市場化的農業政策與生態農業的公共性之間形成一對矛盾。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小農經濟時代，小農家庭基本上始終處在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狀態，農民進行農業生產主要是為了解決自身的溫飽問題，而不是像資本主義企業那樣追求利潤最大化[10]。新中國成立之后，解決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始終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國家把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作為戰略產品來對待，在將近三十年的農業集體化時期，統購統銷制度覆蓋的農產品種類多達130余種，幾乎包括了所有的農副土特產品（杜潤生，2005）。由于當時的城市化水平很低，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農村，農民從事農業生產主要是為了滿足家庭成員的消費，而不是作為商品。非商品的屬性作為一種內在條件保障了農產品的品質。 上世紀80年代初，“包產到戶”改革在全國基本完成，農村開始出現農業專業戶，從事商品化生產。1983年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就指出，“近年來隨著多種經營的開展和聯產承包制的建立，出現了大批專業戶（重點戶），包括承包專業戶和自營專業戶。它們一開始就以商品生產者的面貌出現，講求經濟效益”。這一現象得到國家的鼓勵。緊接著，國家在農村率先開啟了市場化改革，支持農戶從事多種經營，搞活農村工商業，促進農業從自給、半自給經濟向較大規模的商品生產轉化（杜潤生，2005：139）。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市場為導向、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農業產業化經營已經迅速興起（熊萬勝、石梅靜，2011）。 20世紀90年代以來，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快速推進，為農產品大規模、跨區域、長距離的物流運輸創造了基礎條件。同時，國家繼續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建立農產品流通市場，從小范圍的集貿市場，到地區性專業市場，再到全國性市場以及海外市場，大大推動了中國農村商品化和市場化進程。有學者測算，從1985年到2006年，我國農戶主要農產品生產的整體商品化率從34.3%穩步上升到了65.6%，20年間上升了31.3個百分點（曹陽、王春超，2009）。農業的商品化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是空前的。中國數以億計的個體農戶卷入大市場，成為追求經濟利益的市場主體。 在農業產業化背景下，農產品已經成為純粹的商品，無論是個體的小農戶，還是新型的農業經營主體，進行農業生產主要都是為了獲利。農戶以利潤為導向，面向市場進行生產，和資本主義企業沒有本質的區別。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隨著農業為市場而生產，生產商品，生產為出賣而不是為自已消費的物品，農業也就計算它的支出，把支出的每個項目都看成商品，不管該物品是農業從本身（即從自已生產中）購買的還是向第三者購買的。”農戶開始計算投入和產出，傾向于使用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理論上，生態農業可以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統一，但實踐中并不總是一致的。生態農產品的生產需要投入大量艱苦的勞動，雖然產品品質很好，產量卻不高，如果沒有足夠高的經濟收益，農民就沒有從事生態農業的內在動力。遺憾的是，我們現在缺乏的正是這樣一種內在的正向激勵機制（王華書、徐翔，2004）。面對高度分散的農戶，政府的監管難以到位，農民就沒有從事生態農業的外在約束。久而久之，在市場上就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現象。這種機制一旦形成，生產經營者出于市場競爭的壓力就會不得不服從這個游戲規則。 通常情況下，農民會采取“一家兩制”的辦法，區分兩種不同類型的生產，小部分為自己家庭消費的農產品，采用傳統的生態方式進行生產，使用有機肥，少用化肥和農藥；為市場而生產的部分，采用石油化工農業的方式，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這種狀況不能簡單歸結為農民的道德問題，根本的原因在于過度的市場化使得農業背離了公共屬性，市場邏輯凌駕于社會邏輯和自然邏輯之上（周立，2012）。 四、石油化工農業興起的體制機制動力：微觀個案的考查 以去集體化和高度市場化為特征的新型農業生產經營體制，一方面阻礙了生態農業的發展，另一方面誘導了石油化工農業的興起。下面我們以河北冀村西紅柿產業的案例，來具體說明向石油化工農業轉變的動力機制。 冀村位于華北平原腹地，距離河北省會石家莊市區只有20多公里。這里地勢平坦，土壤肥沃，屬暖溫帶半濕潤大陸性季風氣候，依靠抽取地下水進行灌溉，可以實現旱澇保豐收。由于農業生產條件非常優越，歷史上當地人祖祖輩輩守著土地過日子，人們安土重遷，很少人外出務工經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生產模式在這里占絕對優勢地位。上世紀80年代推行“包產到戶”改革，取消人民公社以后，村集體的財產在幾年時間內都先后被變賣，集體經濟成了一個“空殼”，無力提供任何公共產品和服務。全村有5600多畝耕地，人均擁有耕地大約1.3畝，戶均擁有耕地6畝—10畝左右。改革開放以來，冀村農民面向市場調整農業結構，糧食生產的比重下降，蔬菜種植的比重上升，蔬菜大棚種植西紅柿成為冀村的主導產業。 （一）農業產業化推動分工深化，農業生產走向專業化和單一化 “包產到戶”之初，冀村的農戶恢復到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模式，冬小麥夏玉米輪作，畝產糧食近兩千斤，家家戶戶在承包地里種一些蔬菜，在院子里養豬、養雞、養鴨，都是供自己家庭消費，衣食無憂，日子過得怡然自得。但是，隨著農村市場化程度的加深，農民生產生活中現金支出的壓力越來越大。由于農民種糧食的收益很低，每家每戶土地有限，不可能通過擴大規模來增加收益。與糧食相比，勞動密集型的蔬菜單位面積產值更高。20世紀80年代末，冀村的一些農民就依托臨近大城市和交通便利的優勢，自發地按照市場需求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削減糧食種植面積，大力發展蔬菜種植。這正是市場推動的隱性的農業革命（黃宗智，2010）。最初的品種包括白菜、黃瓜、西紅柿、菜椒、蘑菇等，村民自己種，自己去市場銷售。為了降低市場風險，農戶通常會選擇同時種植幾種蔬菜。 20世紀90年代初期，隨著鄉鎮企業大量倒閉，非農就業機會大量減少，越來越多的農民投入到蔬菜種植行業。一些農民甚至不再種糧食，土地全部用來種植蔬菜。由于種植西紅柿的農戶最多，冀村逐漸形成了一個西紅柿專業市場，每天有外地的大貨車過來收購，也有菜販子到田間地頭來收購。農民不再花費時間和精力自己去零售，而是把西紅柿批發給大大小小的菜販子，自己專注于生產環節。這種專業化分工形成之后，反過來又不斷自我強化，刺激農民更多地種植西紅柿，減少其他經濟作物品種的種植。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冀村的蔬菜大棚已經全部單一地種植西紅柿，成為遠近聞名的西紅柿專業村。21世紀頭十年最鼎盛時期，村里有將近三分之一的農戶種植西紅柿，人們見面談論的都是西紅柿的生長狀況和市場行情。 在同一地塊長期密集地種植同一種作物，本身就是違反生態規律的。不到幾年時間，冀村的蔬菜大棚逐漸產生了連作障礙[11]，出現了生長勢變弱、病蟲害加劇、產量降低、品質下降等現象。解決連作障礙最有效的方式是進行輪作，但是，有一系列的因素阻礙了農民的輪作。第一，當地只有西紅柿專業市場，種植其他品種的蔬菜就會面臨銷售的難題。第二，對于農戶來說，生產的專業化能夠大幅提高效率，比種植多種作物在經濟上更劃算，而農民總結歷年的經驗，種植西紅柿的比較收益最高。第三，西紅柿的市場波動很大，有大年和小年之分，只有長時間種植同一種品種，才有可能獲得平均收益率，把市場的波動拉平。也就是說，在和市場的博弈中，農民是以自己的不變應對市場的萬變。因此，農民還是會選擇年復一年單一地種植西紅柿。比如，有一戶農民在同一小塊土地上已經連續26年種植西紅柿。農民只能采取加大農藥化肥使用量的方法來減輕連作障礙的影響。 （二）商業資本憑借市場地位盲目追求農產品“物美價廉”
冀村生產的西紅柿，經過多個流通環節，最終進入大中城市的農貿市場和連鎖超市進行銷售。在農產品整體進入買方市場的情況下，銷售端擁有強大的談判能力。特別是新世紀以來興起的連鎖超市，通過大批量集中采購，可以對供應鏈上游進行有效控制。大型連鎖超市和農貿市場在采購農產品的時候，一方面極力壓低成本，另一方面又嚴格控制產品質量，以便使消費者感到“物美價廉”，刺激其消費欲望。 超市把農產品價格和品質的壓力傳導給蔬菜批發市場，批發市場傳導給往返于城鄉之間的菜販子，菜販子傳導給農民。農民為了滿足超市對“物美價廉”的要求，必須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在生物技術的幫助下，這一目標成功地實現了。按照工業化的方式，利用化肥、農藥、植物生長調節劑等，農民可以對西紅柿的生長過程進行控制，最大限度地生產出標準化的產品。為了便于長距離運輸，新品種的西紅柿正在變得越來越硬，果皮更厚，果汁更少；為了延長儲存時間，西紅柿還沒有自然成熟就被采摘下來；為了提高產量，農戶大量使用化肥。農業正在變得跟化學工業一樣，在食物生長的過程中，農藥、化肥、添加劑等化學原料甚至比陽光、空氣和土壤還重要。生產出來的西紅柿更好看了，更廉價了，但由此帶來的后果是西紅柿的營養價值、口感都大打折扣，農藥和激素殘留對消費者的身體造成危害。 由于商業資本壟斷了流通領域，處在產業鏈最底端的農民其實沒有什么討價還價的余地，農民其實并沒有得到更高的收入。那么，作為高高在上的上帝，看似有很多選擇，但果真如此嗎？由于大型連鎖超市為了降低成本，進行集中采購，統一配送，因此，消費者無論從A門店還是從B門店，購買到的都是同樣的產品。而超市之間競爭拼的就是“物美價廉”，因此，各家超市的產品來源渠道大同小異，消費者無論從A超市還是B超市，同等價格下購買到的農產品也是同等品質的。當然，大城市也有一些高端農產品超市，銷售有機農產品，但個體小農戶的農產品顯然無法進入這一市場，而城市普通消費者顯然也承受不了高昂的價格。 （三）分散經營的個體農戶無法直接對接消費者，只能采取以量取勝的市場策略
冀村專業化的西紅柿種植從一開始就是面向市場的。但是，這個市場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地方性的集貿市場，而是一個環環相扣且不斷延伸的龐大跨地區市場體系，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無法直接對接。 在冀村，一個農戶，兩個成年勞動力，經營3畝溫室大棚，全部種植西紅柿，盛產季節，一天的采摘量就有1000斤—2000斤。在蔬菜大棚興盛的時期，冀村全村有上百個溫室大棚，每天的總產量有上百噸。專業化生產的規模太大，已經不可能由農戶在集貿市場以零售的方式實現地產地銷（在農產品嚴重滯銷的時候，冀村有人做過這樣的嘗試，拉著一車西紅柿到周邊農村集貿市場銷售，但很快就放棄了，銷量太有限了，根本彌補不了時間成本）。但是，個體小農戶的生產規模又太小，不可能直接運到城市社區去銷售，也不可能直接對接超市。可以說，冀村的農民前所未有地依賴市場，卻又前所未有地難以觸摸到市場。 如圖2所示，作為分散經營個體的農戶只能選擇把采摘下來的西紅柿賣給前來收購的菜販子，再由菜販子運到城里的蔬菜批發市場，頂多繞過菜販子這一環節，直接運到批發市場，但不管怎樣，農產品最終都要進入一個多層級的市場流通體系，經過層層轉運，才能到達消費者手中。面對這樣一個龐大而復雜的市場體系，處在最底層的農民是很無力的。產品的質量等級完全是由菜販子評定的，價格也是由菜販子確定的，農民討價還價的能力十分有限。筆者訪談一位曾經做過菜販子的朋友，他介紹說，菜販子之間雖然有競爭關系，但有時候也會聯起手來操縱價格，利用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做到這一點其實并不困難。 理論上來說，優質優價，生態農產品具有更好的品質，需要投入更多的勞動，理應獲得更高的回報，從而激勵生產者去生產更優質的農產品。但是，由于分散經營的個體農戶無法直接對接市場，更無法打造自己的品牌，農民就不能因為自己農產品獨特的品質而得到高的經濟回報。在這種情況下，農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只能選擇最低級的競爭手段，盡可能壓低成本，提高產量。任何有助于提高產量的技術手段，只要經濟上劃算，農民都樂意采用，而不管對產品的營養價值、生態環境會造成怎樣的負面效應。對于農民來說，西紅柿是拿來賣的，不是用來自己吃的，農民關心的只是利潤，而不是消費者的身體健康。 中國傳統農業一向注重遵循自然規律，“不違農時”，一年四季分別有不同種類的蔬菜。北方的冬天氣候寒冷，人們冬季的主要蔬菜就是大白菜、白蘿卜、胡蘿卜這幾樣，確實非常單調。但是，當農業走向市場的時候，我們可以領略市場的神奇力量。市場是一根指揮棒，擁有絕對的權威，市場需要什么，農民就生產什么，市場什么時候需要，農民就什么時候供應。由于通過溫室大棚種植反季節蔬菜，雖然投入成本增加很多，但算下來收益仍然要比露地蔬菜高出很多，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冀村的溫室大棚已經完全取代了露地種植。 溫室大棚的主要特征就是利用工業化手段和生物技術克服自然條件的限制。傳統農業是尊重自然，以溫室大棚為代表的現代農業則是征服自然。但是，正如恩格斯那句名言所警告的，“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溫室大棚模式導致的生態后果也是非常嚴重的。 溫室大棚的集約化程度非常高，農民在小塊土地上常年進行單一品種的種植，為了實現單位面積產量最大化，總是大水大肥。高強度的投入產出，使土壤長期得不到休養，肥力下降；大量使用化肥，導致土壤板結、鹽漬化、酸化。化肥的邊際效用嚴重下降，農民為了維持產量，只能施用更多的肥料。用化肥催起來的西紅柿，口感和營養價值都大打折扣。 由于大棚里始終保持高溫、高濕的環境，加上通風不好，非常容易滋生細菌和病毒。作物根系和植株殘茬也會促進細菌和病毒的滋生。一般來說，只要連續種植兩三年，大棚里就會積攢大量的細菌和病毒，而冀村大棚的壽命普遍都在十幾年，棚內的細菌和病毒不斷變異，已經無法被徹底殺死。為了抑制棚里的細菌和病毒，農民必須使用大量的農藥。在相對密閉的環境里，細菌病毒傳播速度非常快，一旦出現病害，一兩天時間就能傳染半個大棚，導致不同程度的減產甚至絕收。這是農民無法承受的后果。為了防患于未然，不管有沒有病蟲害，農民平均10天左右就要打一次農藥。而一旦出現問題，為了盡快控制疫情，農民就加大劑量，反復噴灑農藥。很多時候，農民并不能準確判斷出現的是什么疫情，保險起見，就把幾種常見的農藥都打一遍。細菌和病毒總是在變異，因此，傳統農藥慢慢失效了，農民現在用的都是進口農藥。農民說，西紅柿苗是農藥喂大的，其實一點也不過分。 （五）農業科技研發和推廣體系的市場化推動了農資的亂用和濫用
今天，面對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我們常常譴責以“綠色革命”為代表的現代農業科學技術，視之為罪魁禍首，但實際上，科學技術本身是把雙刃劍，有利有弊，科技的社會效果取決于掌握科技的人的主觀因素。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高度重視現代農業科學技術的應用，逐漸自上而下建立起完善的“四級農科體系”。[12] 每個生產隊都配備專門的技術人員，通過教育培訓提高農民的科學素質，指導、監督農民使用農業技術，農民都嚴格遵照廣播站的預報和指示噴灑農藥（李懷印，2010：211）。農業科技是公共產品，農業科研機構和技術推廣機構隸屬于政府公共部門，不允許開展生產經營活動。 20世紀80年代以來，政府減少了對農業科研機構和技術推廣機構的財政經費撥款，把原本是公益性的農業科技研發和推廣機構推向市場。政府鼓勵農業科技機構實行“一所兩制”，在進行公益性研究的同時，進行商業化生產經營活動，鼓勵農技推廣機構實行“技物結合”，在進行農業新技術、新成果、新產品推廣服務的同時，開展農資產品的生產經營（劉星海、劉平、陳全發，2000；劉放生，2012）。這種甩包袱的做法極大地削弱了農業科技的公益性。到了20世紀90年代，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農業技術研發和推廣體系已經千瘡百孔，呈現“網破、線斷、人散”的狀態，農業科技研發和推廣機構忙于經營性的活動來“創收”，無暇顧及公益性服務。農業科技研發機構熱衷于研究轉基因等商業前景好、經濟回報高的技術，對生態農業技術的研究關注很少。農業科技推廣人員成為農資推銷員，農業技術推廣行為不是為了防病治病，而是為了推銷農資。以市場為導向、以利潤為目標的農業科技異化為某些群體謀利的工具（胡曉兵，2007）。 在冀村，農民對現代農業科技的需求十分迫切，因為大棚蔬菜種植對技術的要求很高，稍有不慎，半年的辛苦就付諸東流了，然而，農民卻無法獲得公益性農業科技服務。冀村作為農業產業化示范村，省市縣鄉的農業部門從來沒有給農民提供過技術指導。村委會的大喇叭經常廣播，某某機構的農業技術專家到村里免費開講座，介紹蔬菜病蟲害防治知識、科學種田，但很少農民會去聽，因為村民都知道，這些所謂的科技講座實際上是掛羊頭賣狗肉，借講座名義推銷農藥化肥，而且專家推薦的農資通常質次價高。 在冀村，農資經營店的生意非常紅火，經營農資店的老板既是農資推銷員，也是技術服務員，以服務促銷售。一家農資店為了招攬顧客，開通了網絡遠程診斷業務，利用網絡，與農科院所的專家進行連線，請專家通過視頻進行遠程診斷，為植物看病，以此促銷農資。就像公立醫院的市場化改革導致醫院偏離了公益性，造成以藥養醫的問題，農業科技服務體系的市場化改革同樣造成以藥（農藥）養技（技術人員）的問題。農資店經營者抓住農民對技術的需求，開大藥方，對此，農民其實心里也有數，但農民沒有其他辦法，只能接受。并且，農民從農資店購買農資，可以賒賬（賒賬的價格比現金交易要高一些），等到收獲之后再統一歸還欠賬，農資店事實上等于承擔了金融借貸的功能，而這也是農民非常需要的服務，這讓農民對農資店形成很強的依附關系。農資店老板向農民推薦的往往不是最合適的產品，而是利潤最大的產品。例如，農資店主要經營復合肥，而不是尿素、碳銨等大路貨肥料，因為后者的市場競爭充分，價格比較透明，而前者有許許多多的品牌，雖然成分雷同，農民根本分不清哪種品牌值多少錢，農資店老板可以利用信息不對稱賺取更多利潤。農業科技的過度市場化直接導致了農藥、化肥、激素的亂用和濫用。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農產品安全直接關系到每一個人的健康和生命。從這個意義上講，農產品和醫療、教育一樣，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生態農業統籌兼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對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和解決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具有深遠意義，是符合中國國情的農業現代化道路。然而，“包產到戶”改革形成的小而散的小農生產模式破壞了農業的整體性和系統性，自由市場經濟環境中農業被過度市場化，生產經營主體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生態農業的公共性難以體現，也得不到制度保障。相反，以去集體化、商品化、產業化為特征的新型農業生產經營體制，自發地引導農業朝著石油化工模式轉變。這是今天中國農業生態環境問題和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產生的制度根源。 在現代農業產業鏈上多主體構成的權力格局中，商業資本、科技資本占據主導地位，它們是這個體制的受益者，而農民形式上是自主經營的主體，但實際上依附于工商業資本，生產什么，用什么方式生產，都沒有最終的決策權。石油化工農業也是市場化和資本化的農業，讓農民承受了越來越大的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卻沒有提高農民的收入。消費者表面上有自主選擇權，實際上市場所能提供的選項非常有限，并且高度同質化。 解決生態環境和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不能寄希望于生產經營者的良心和政府加強監管，不能迷信產權私有化和市場萬能論，而必須從根本上反思資本主導的高度市場化的農業生產經營體系；必須超越分散的小農生產方式，實現適度規模經營和集中統一管理；必須回歸農業的公共性，用社會的邏輯和生態的邏輯約束資本的邏輯，建立起生態的、共享的、社會主義的農業。在這方面，集體經濟與生態農業有天然的契合之處，我們需要重新去認識集體經濟的價值。 曹陽、王春超，2009，《中國小農市場化：理論與計量研究》，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11期。 ［德］弗里德里希•馮•恩格斯，1972，《自然辯證法》，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杜潤生，2005，《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改革重大決策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 ［美］富蘭克林•H•金，2011，《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北京：東方出版社。 蔣高明，2014，《凈化食物鏈：向食物鏈中的有害成分宣戰》，科學網，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75-842231.html。 胡曉兵，2007，《現代農業技術異化的表現及其根源探析》，載《學術交流》第6期。 黃宗智，2014，《明清以來的鄉村社會經濟變遷：歷史、理論與現實》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 黃宗智，2010，《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 黃宗智，2000，《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北京：中華書局。 何康，1981，《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戰略地位和發展我國農業的戰略》，載《農業現代化研究》第4期。 金鑒明、金東霞，1999，《中國的生態農業》，載《世界科技研究與發展》第2期，第10—14頁。 ［美］蕾切爾•卡森，2007，《寂靜的春天》，呂瑞蘭、李長生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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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農業生產非常落后，解決5億多人口的吃飯問題，為工業化提供原料，始終是新生人民政權面臨的巨大挑戰。在人地關系極為緊張的情況下，單純依靠開荒和增加勞動力投入所能夠增加的糧食產量十分有限，依靠化肥提高單產變得非常重要，為此，在陳云等中央領導人的推動下，國家建立了一批化肥生產線。參見葉明勇：《陳云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化肥工業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網，http://www.hprc.org.cn/gsyj/zhutiyj/jjfzfszhb_1/201304/t20130416_216649.html。 [2] 1979年，全國化肥產量和使用量分別為1065.4噸和1086.3噸。參見陳錫文等：《中國農村制度變遷6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94頁。 [3]《〈全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劃（2015-2030年）〉發布》，中央政府門戶網站，轉引自農業部網站，http://www.gov.cn/xinwen/2015-05/28/content_2869902.htm。 [4] 當然，我們也不能過分厚古薄今，有意無意地將傳統農業浪漫化。畢竟，封建剝削制度嚴重阻礙了農業技術的進步，使得當時的農業科技水平很低，生產力很不發達。今天，我們呼喚回歸生態農業，也并非簡單地復制傳統的生產方式，而是要結合農業生態學領域的新技術。 [5] 1983年，有關生態農業主題的論文總共有72篇，到1988年已經增加到774篇，5年間增長了10倍。從更長的時段來看，有關生態農業的研究一直在持續升溫。新世紀的前十年，生態農業研究又有了新的迅猛躍進，2013年論文數量突破一萬篇（10840），到2010年接近三萬篇（28931）。 [6] 這部分關于黨和國家生態農業政策的梳理，參考了金鑒明、金東霞（1999）的研究成果。 [7] 《農業部：我國已建成生態農業示范點超2000個》，中國經濟網，http://www.ce.cn/cysc/newmain/yc/jsxw/201501/06/t20150106_4277919.shtml。 [8] 何高潮教授認為，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官方對于過去社會主義實踐的態度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肯定平等原則，否定具體做法，改革是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加入與原來截然不同的做法，到了90年代就都否定了。具體參見嚴海蓉等（2012）、杜潤生（2005）對農村改革的回憶錄里對改革初期的話語“策略”有詳細描述。感謝嚴海蓉老師讓我認識到這種表述與實踐的悖離。事實上，這一悖離貫穿于市場化改革的整個過程，老百姓形象地稱之為“打左燈向右轉”。 [9] 改革之后，政府直接干預農業生產已經失去了合法性。 [10] 明清時期，由于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特別是高產作物的引進，增加了農業剩余，江南地區出現了以利潤為目標的商品化農業，以雇傭生產關系為特征的農業資本主義也開始萌芽，但占主流的仍然是自給自足的封建小農經濟。直到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用武力強行打開中國大門，瘋狂地向中國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把中國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才逐漸瓦解了小農經濟，促進了中國農業的商品化甚至資本主義化。但自然經濟的解體既是不充分的，也是不平衡的。直到1949年建國前，自然經濟仍然占相當大比重。具體參見黃宗智（2000，2014）、楊乃良（2000）以及徐新吾（1988）。 [11] 生物學上有一個現象叫做連作障礙，是指在同一塊土壤中連續種植同一種作物或近親緣作物時，即使在正常的栽培管理條件下也會出現生長勢變弱、病蟲害加劇、產量降低、品質下降等現象。 [12] 1953年農業部頒布了《農業技術推廣方案草案》，要求各級政府設立專業機構，配備專職人員，逐步建立起以農場為中心、互助組為基礎、勞模和技術員為骨干的技術推廣網。1954年農業部正式頒發了《農業技術推廣站工作條例》，對農業技術推廣站的性質、任務等做了具體規定。其后，各省先后開始籌建政府農技推廣機構。1974年全國推廣湖南華容縣“四級農科網”經驗。 *感謝嚴海蓉老師、彭召昌老師對本文初稿提出的寶貴意見，唯文責自負。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哲學系、華南農村研究中心；來源：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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