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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鐵軍、張俊娜、羅士軒：時空變換背景下的中國農業發展

點擊：  作者：溫鐵軍、張俊娜、羅士軒    來源：《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  發布時間:2016-11-28 09:12:49

 

 

      作者簡介：

      溫鐵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發展中國家比較研究、鄉村建設與鄉村治理、農村金融等；

      張俊娜，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福建農林大學海峽鄉村建設學院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鄉村治理 ；

      羅士軒，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區域發展和鄉村治理。

      （文章發表于《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16年第6期）

 

     【導語】時間與空間的變化，是中國重大發展戰略變化的基本條件，而全球化時代的宏觀背景給中國的農業發展和鄉村治理帶來了發展機遇，也帶來了危機和挑戰。經歷兩次生產過剩危機之后，美麗鄉村建設和生態文明戰略的提出，使鄉村這個“被資本遺忘的角落”重新回歸，而今天生態文明的戰略要求是城鄉融合而不是城市取代鄉村，近年來不斷興起的“市民下鄉、農業進城”的民間行動，在“互聯網+”的助力下，將推進農業發展邁向4.0版，即社會化生態農業的高級階段，從而助推城鄉融合的生態文明戰略要求的實現。

 

      正文：

 

      鄉村社會變遷的時空條件與宏觀背景需要得到高度重視。任何關于鄉土社會及其文化傳承的研究要想言之成理，都不可能就事論事，而需把研究對象放置到一定的時間和空間條件之中。否則，按照與西方中心主義相輔相成的經濟學、社會學、文化研究和人類學等學科規范所做的微觀領域的計量分析、案例觀察和白描式的跟蹤記錄，雖然對研究者有資料性價值（或許也有符合知識分子趣味的審美意義），但卻難以據此發現客觀世界不同范疇之間的相關本質聯系，也就難以進行理性分析，現實意義和政策價值也會因此打折扣。當然，我們也應該包容某些個性化的“把玩式”微觀研究——只愿意對某個客體斷面的局部做觀察或者本來不打算做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性思考。

 

      時間與空間的變化，是中國重大發展戰略變化的基本條件。我們的認識也隨之改變：從產業資本麇集于城市而導致城鄉二元對立體制下的城市消滅鄉村，甚至以“消滅農民”、占有地產而推出激進的城市化，逐步演化為生態文明戰略下的“市民下鄉”、“農業進城”，形成新型的“社會化生態農業”，有利于推進城鄉民眾融合的新趨勢。

 

      一、國家戰略調整的時空之維

 

      之所以需要關注時空條件的變化，這是因為，一方面從經濟形勢研究上看，宏觀局面內部有時空條件轉換；另一方面，鄉土社會發生的影響深遠的重大制度轉變，都與國家不同階段面對的主要矛盾有關。現在就連發展主義主流也開始強調鄉土社會和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各地不論官方還是民間都在推進美麗鄉村建設；過去幾近破敗的、被說成是應該消滅的鄉村，也從過去“被資本遺忘的角落”，變成了可能吸納過剩資本的“綠色經濟”。

 

      客觀地看，大國緩解經濟危機的手段往往是“空間換時間”——把過去冷落的投資領域重新找回來，用沒有短期回報的戰略性投資來拉動維持本國實體經濟。中國遭遇第一次生產過剩的1998年即是如此：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等。2005年又提出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名的連續增加農村基本建設投入的重大戰略。一般而言，沒有哪一個大規模投資達數萬億的國家戰略能有短期回報、能有當期稅收，所以，若只能由國企承擔這種市場無效投資，自然就會占壓銀行貸款，也會對私企形成擠出效應，但其制度收益卻是全社會共享的——中國改出危機（通過改革，轉危為機）。誠然，這個空間換時間的條件在很多幅員狹窄的小國并不具備，當亞洲“四小龍”和“四小虎”被東亞金融風暴挫敗時，未必一定非得從西方強調的制度優劣上找原因。

 

      改革或說戰略調整，源自于危機。政府公司化使得中國政治體制主要矛盾是執政黨所內含的利益集團紛爭愈演愈烈。中國并沒有構建西方人所說的“中央化”集權體制的經濟條件，長期以來其實是以“地方化”為主的資源資本化發展過程。我們在研究危機周期時發現，正常發展之中人們都不愿意對既得利益做任何調整，只在全局性危機影響到幾乎所有人利益的壓力下，各地區、各部門、各產業和各企業才有認同并且執行國家宏觀調控的可能。而本文談及的這個國家向生態文明轉型的新戰略，至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利益集團都遭遇到了中國完成工業化以后的第二輪生產過剩危機的壓力。

 

      更直白地說，現在社會上的“鄉村熱”越燒越熱，是因為城市人口結構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在個別城市(如杭州)，超過一半戶籍人口成為中等收入群體（或稱中產階級），城里人手中的過剩資本都想“組合投資”。因為，去年股市大災蒸發了二十多萬億，而房地產市場充滿風險，如今年泡沫崩潰也會有不少于十萬億的蒸發。中小資本們既然在城市斗不過大投資家和大地產商，只好另尋投資出路——“下鄉”，于是就得有個新鄉村領域作為中產階級投資空間。與之配套的是，村干部和農民都不大愿意理會的土地確權頒證工作，便由政府直接推行。客觀地說，官員們也是城里人，也屬于中小投資者；大家都是外來戶，如果沒有合法占有鄉村自然資源的文本，下鄉就只能做公益。

 

      這個情況，歐洲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產業資本借助和平紅利迅速擴張、很快就形成第二輪生產過剩，遂造成20世紀80年代產業資本外移到發展中國家尋找“要素價格低谷”獲取巨大機會收益，進而回流到西方，帶動向金融資本經濟的轉型升級。與之同期發生的一個空間改變，就是中產階級及其中小資本紛紛下鄉；到20世紀90年代鄉村中的農場60%以上已經變成市民農業。接著，就是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綠色運動和不可忽視的綠色政治。其客觀結果是歷史性的：由于歐洲主要國家大量吸納就業的中小企業多數在鄉村創辦，遂改出了“激進城市化”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形成了“萊茵模式”之下城鄉融合的局面。這兩種模式并不相同，如果我們要師從西方，就要考慮哪一種模式適合自己的國情。

 

      二、兩次生產過剩危機下的農業發展

 

      （一）第一次生產過剩危機與資本下鄉造成的農業負外部性

 

      在中國，很少有人討論生產過剩危機。其實，早在1998年，中國就出現了第一輪生產過剩危機，該危機是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導致來年外需陡然下降造成的，是外部因素引發的生產過剩，屬于“輸入型”危機。從1998年開始中國進入四年通貨緊縮、資產價格下跌、大量企業破產倒閉的艱難發展時期，而政府卻在企業最困難的時候推出國企改革，放手外資進來廉價地抄了很多國企的底，為第一輪生產過剩付出了代價。1998年馬洪、陸百甫都向中央發出中國進入相對過剩的警示。林毅夫則在1999年于經濟理論界一次內部會議上直白地指出：“中國面臨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他領導下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曾給中央提交報告，認為唯一可資借鑒的就是“羅斯福新政”。

 

      中國當年正處在產業資本擴張階段，遭遇生產過剩的本質是產業資本過剩。所以，從1998年起，城市工商企業要求進入農業，政府適時配套政策就叫“農業產業化”——這是被西方教科書認定，卻從沒有在亞洲原住民社會的小農經濟條件下落地的理論。結果是從城市產業資本過剩，直接演變為商品化程度越高的農業產品越是大量過剩。而基層干部卻在地方政府指揮下調結構、強迫農民交出土地向農業產業化進軍，結果是農民虧損嚴重，政府欠債增多。

 

      我們不妨做個“穿越”比較。通過國際比較會發現，1929年美國遭遇生產過剩大危機的同時，也是城市的工商業資本去推進農業領域的“福特主義”大生產時期，很快就導致三十年代的美國農業過剩。同理，中國在1998年遭遇了城市工商業資本的產業過剩，接著政府鼓勵工商業資本下鄉推進大規模產業化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在1998年以前農村是一個“被資本遺忘的角落”，但在國內產業資本找不到出路的時候，工商業資本迅速轉向農村。其結果與美國工業生產過剩資本流向農業接著就發生農業過剩的道理一樣，中國也是九十年代末工業生產過剩，接著進入新世紀第一個十年，農業也出現相對比較全面的過剩。

 

      資本化農業在世界上都被認為具有多重負外部性，主要有三：一是過剩，二是污染，三是破壞鄉土社會穩定。農業過剩數據是原中國農業大學副校長李里特教授講的，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塑料大棚扣在中國，靠大搞設施農業以超采地下水、地表鹽堿化為代價，生產了全球67%的蔬菜，人均蔬菜產量500多公斤，遠遠超過《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2014—2020年）》中規定的140公斤。大量的過剩演變為大量城市垃圾無處填埋。中國水產養殖量占全球總量的61.7%，全球49-51%的豬肉，另外還養著一百多億雞鴨等禽類，可見中國養殖業也是世界最大規模。主要農產品只有糧食一項產量占世界的比重與人口比重是一致的，其它的都是過剩的。但由于最大規模養殖業需要大量耗糧，就有糧食12年增產還得進口，決策者據此認為農業沒有過剩，但這種認識并不科學。

 

      大家都知道很多農業過剩的案例，最極端的是菜農自殺，不極端的也是搞農業經營者沒有合理收入，成千上萬農村人因此背井離鄉，留下老弱婦孺被地痞村霸欺侮，鄉村的社會穩定受到嚴重破壞。

 

      那么，是什么方式造成農業過剩呢？工商業資本改造農業，當然包括農業全面化學化。所謂“化肥農藥除草劑，家家都種衛生地”，就是這么造成的。這就帶來農村因大量使用化學產品而導致的水、土、氣等資源環境的嚴重污染。200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已經有報告指出我國農業污染已嚴重影響水體、土壤和大氣的環境質量,且日益明顯和突出于工業污染。2015年農業部副部長張桃林提出中國農業資源環境遭受著外源性污染和內源性污染的雙重壓力，農業可持續發展遭遇瓶頸。我國農業已超過工業成為我國最大的面源污染產業，總體狀況不容樂觀。很多科研和投資集中于工業和城市污染，很少人去做農村污染研究，說白了是面源污染本屬生產、生活方式造成的，不發動群眾形成有控制能力的組織，政府沒辦法給300萬個自然村都投資治污設備，更不可能直接去治理2億多小農戶。因而，我們不能生搬硬套教科書理論，要善于從宏觀到微觀做分析，注意農業發展和鄉村變遷的時空條件和宏觀背景。

 

      （二）第二次生產過剩與農業面臨的新趨勢

 

      當前，中國遭遇的是第二輪生產過剩危機，而且仍然是“輸入型”的。眾所周知，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演化為2009年全球危機和2010年的歐債危機。全球需求隨即大幅度下降又導致中國從2011年開始進入第二輪生產過剩。我把這個階段變化叫做中國經濟“去工業化”。同期發生的是各種資金爭相流出實體產業而進入投機領域，從而加快金融資本化，促推房市泡沫化，社會失序和制度成本上升反過來更對實體經濟釜底抽薪。這就是今天“加工貿易型”的外資紛紛逃出中國、實體經濟大部分不景氣的根本原因。

 

      2013年新一屆政府上臺就認識到經濟下行期，低增長是“新常態”。2014年實體經濟迅速下滑，到2015年大多數人接受“L”型經濟的判斷（也就是陡然下降到谷底）。這個時候，城市已經存在工商業資本過剩，中國政府還不得不對沖外部資金的大量流入而客觀上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巨大的流動性壓力使大小資本都在加速進入金融資本經濟階段，因而短短幾年時間金融資本也過剩了。不會理財的群眾維持著世界最高的存款率（達百分之四十以上），大部分銀行產生了較多存差，有些甚至存貸比低于50%，致使2012年以來延續著的第二次生產過剩與1998年產業資本過剩相比更為困難。

 

      這個時候的資本下鄉雖然還是被政府大力推進著，但因為大部分資本已經遇到農業過剩的困境，由此和九十年代后期的資本下鄉、政府配合推行農業產業化不同，大批前車之鑒使投資者愈發謹慎起來。雖然主流還在浪漫主義地強調市場經濟，但“市場看不見的手”卻已經不大可能優化配置“絕對過剩的要素”。因為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前提是確定在要素“相對稀缺”的條件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才可以發揮最佳的要素配置作用，沒有這個條件，市場經濟可能就會失靈。

 

      我們以前講三農問題時，提出的理論問題就很直白：為什么說三農衰敗是宏觀問題派生的？因為在農業領域中資本要素“絕對稀缺”的前提條件下，全國齊步走地推行市場機制的結果，就是農業要素被外部市場定價，導致農村生產力三要素的絕對凈流出。對此我們認為：沒有任何經濟領域在三要素凈流出的條件下能夠維持得住。后來，因為資本要素在三農領域的絕對稀缺，國家才啟動新農村建設戰略，大規模向三農投資，2005以來已經投入了超過8萬億人民幣(本文選取國家財政的農林水事務支出作為衡量國家財政對“三農”投入的指標，數據來源為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 ，每年都是國家財政的最大項開支。可見，只有國家堅持自主創新，才能應對經濟學理論討論不足的局面。任何理論，如果前提不對，則后來建立的所有模型和推導出來的結果就都不對。

 

      時過境遷。上世紀90年代之前的資本要素絕對稀缺，但現在大部分區縣都已絕對過剩。因而，今天的情況是：中國農業但凡商品化程度高的產品（比如肉菜蛋奶），都出問題；很多產業化龍頭企業年年虧損，要靠政府補貼才能維持；倒牛奶、菜爛在地里不收、橘子掛在樹上不摘、養豬和種糧大戶虧錢等等現象屢見不鮮。生產端超量供給，消費端就超量浪費，一方面能源和原材料大量進口，另一方面政策和企業鼓勵各種各樣的浪費型消費，而這樣的生產與消費模式無法解決我們所面臨的食物安全和環境安全等問題。

 

      （三）生態文明要求的是城鄉融合而不是城市取代鄉村

 

      對20年來的兩次生產過剩引發的復雜矛盾需要辯證看待。因為，“舊的矛盾尚未解決新的矛盾便又發生”。原有的矛盾不可能停下來解決了再繼續前進，只可能被前進之中新的矛盾替代。

 

      在金融資本過剩的壓力下，中等收入群體的自有資金相對充裕，總量很大。近年來先后被股市和房市的虛擬資本泡沫教訓，不愿意再進入此類投機性市場，其中很多人已經自覺下鄉去尋找投資和創業機會。于是，各種多功能的市民農業、生態農園，幾如雨后春筍。

 

      市民與農民的結合，也帶來“互聯網+”農村經濟的廣泛開展。由于互聯網經濟內生著的公平分享機制，派生出了改善農村基層治理結構的內因。若結合歷史可知，正是傳統鄉土社會維護最低成本治理的鄉紳群體本來就有的多樣性文化內涵，構成了國家向生態文明轉型的基礎。

 

      與此同時，中央政府與時俱進提出重大戰略調整，即生態文明理念與民生新政，并同期推出了一系列制度創新。包括：1999年以來國家促進區域再平衡戰略，投資于西部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2002年以來城鄉統籌、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理念相繼確立；2005年以來國家促進城鄉再平衡戰略，推出新農村建設，縣域經濟成為投資領域；2007年以來國家確立生態文明理念，配套提出宏觀調控、包容性可持續發展和2020年實現兩型農業；到本屆中央則把生態文明戰略作為國家五大戰略之一，2012年提出建設美麗中國；2013年提出城鎮化戰略，同期提出“留住鄉愁”和美麗鄉村；2014年新鄉賢治理；2015年配合國家戰略調整提出生態文明綜合改革，在農業發展政策上確立一二三產業融合，并且國家形成貧富差別再平衡戰略，承諾2020年消除貧困等。綜上所述，三農領域的調整無論是兩型農業目標、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新鄉賢治理，還是全面消除貧困，都是國家推進生態文明戰略和相應制度創新的內在組成部分。

 

      可以看到，在全球危機挑戰下，中國遭遇第二輪生產過剩暴露出三大資本都過剩的困局，也借此，農業與農村經濟才能掙脫此前半個世紀僅被作為產業資本階段的一種經濟產業的舊體制約束，可能得益于中產階級“市民下鄉”帶動的城鄉融合。這個趨勢若能成立，則因農業本身與自然多樣性緊密結合的特征而內在地具有生態環境保護和歷史文化傳承的功能，由此，中國的三農發展客觀上會成為國家生態文明戰略的主要載體。

 

      三、中國產業化農業的規律約束與農業發展的新趨勢

 

      （一）世界農業三板塊成因及中國產業化農業的規律約束

 

      目前，我們農業經濟學的教科書基本是西方的，多以美國學者舒爾茨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理性小農假說為立論基礎。顯然，這種至今未在發展中國家被驗證過的假說，無法有效解釋世界的農業形勢到底如何。根據我們的研究，應該將世界上的農業經營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前殖民地國家的大農場農業，即典型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因擴張到北美也稱為“盎格魯-美利堅模式”，還因這個擴張過程過于殘暴而被稱為“野蠻資本主義”）”。現在很多人缺乏基本的時空概念，主張中國的農業現代化要走美國大農場的道路。但是，大農場農業是因為美洲和澳洲被徹底殖民化，造成資源規模化的客觀條件而形成的，主要包括加拿大、美國、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而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人口大國，亞洲是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陸，不具備搞大農場的客觀條件。東亞的工業化國家，如日本、韓國都是單一民族的原住民國家，也都沒有大農場。日本現在要加入TPP，最大的難題就是農業，一旦加入，面對著大農場低價格的農產品競爭，本國農業則必垮無疑。東亞的原住民社會不可能與殖民地條件下的大農場農業進行直接競爭，因此，今天我們講全球化競爭，但農業是不能加入全球競爭的，除非另辟蹊徑。

 

      第二類是前殖民主義宗主國的中小農場模式，即以歐盟為代表的“萊茵模式”。因為大量地向外溢出人口，在殖民化之后造成人地關系相對寬松，雖然形成中小農場，但也同樣沒有跟殖民化大陸的大農場進行競爭的條件。只要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歐盟國家的農產品就普遍沒有競爭力，農民收入就下降，農業自然也維持不下去。因此，歐洲對農業保護的要求非常強烈，設置了很多非貿易壁壘，綠色主義和綠黨政治也在歐洲興起。

 

      第三類是以未被殖民化的原住民為主的小農經濟，即“東亞模式”。東亞小農模式因人地關系高度緊張，因此唯有在國家戰略目標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預，通過對農村人口全覆蓋的普惠制的綜合性合作社體系來實現社會資源資本化，才能維持“三農”的穩定。

 

      但是，中國本來是東亞原住民國家，又不實行“東亞模式”，而試圖效仿殖民化的美澳大農場模式，但在原住民的小農經濟資源環境有限的客觀條件下，不可能去跟殖民地條件下的大農場競爭。如果不把這個問題搞清楚，在農業政策領域以及企業戰略上就會犯根本錯誤。

 

      當代農業現代化發展到今天，教訓多多，我們遭遇到的農業產業化全面虧損的問題并非哪個地方哪個企業不努力，主要是四大經濟規律不可逆的約束作用。

 

      一是 “要素再定價”規律。由于符合農村外部資本要求的、規范的土地流轉占比很低，導致能夠用于支付農業資本化的成本所必須的絕對地租總量并沒有明顯增加；同期，加快城市化造成農業生產力諸要素更多被城市市場重新定價，在這種“外部定價”作用下的農業二產化所能增加的收益有限，根本不可能支付已經過高，且仍在城市三產帶動下攀高的要素價格。于是，農村的資金和勞動力等基本要素必然大幅度凈流出。農業勞動力被城市的二產、三產定價，農業企業家進入農業跟農民談判，其提供的一產勞動力價格就不可能被農民接受。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表明其競爭力喪失殆盡。這個規律告訴我們，農業的基本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土地等）現在已被其它產業定價了，不能再按照農業去定價，這就是現代農業的困境所在，農業產業化就失敗在支付不起外部市場對農業要素確定的價格。

 

      二是 “資本深化”規律。只要推行農業產業化，就內涵性地體現著“資本增密排斥勞動”、同步帶動農業物化成本不斷增加的規律約束。如果孤注一擲地推行美國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的理論帶來的相應后果，則是大部分過去在兼業化綜合性村社合作社通過內部化處置外部性風險條件下還能產生附加值的經濟作物、畜禽養殖，一旦交給產業資本開展大規模“二產化”的專業生產，就紛紛遭遇生產過剩；單一品類生產規模越大，市場風險越高。如今，一方面是農業大宗產品過剩的情況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則是在城市食品過分浪費的消費主義盛行情況下，大部分規模化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仍然幾無盈利，中小型企業甚至債臺高筑轉化成銀行壞賬。

 

      三是 “市場失靈”+“政府失靈”規律。在政府重視招商引資和企業追求資本收益的體制下，外部主體進入農村領域開展的農業經營，一方面會因為與分散農戶交易費用過大而難以通過談判形成有效的契約，雙方的違約成本轉化為市場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大多數規模化農業都會造成“雙重負外部性”——不僅帶來水土資源污染和環境破壞，也帶來食品質量安全問題。也正是因為實際上無人擔責的“雙重失靈”，使愈益顯著的“雙重負外部性”已經不斷演化為嚴峻的社會安全成本。

 

      四是 “比較制度優勢”規律。農業企業走出去之所以遭遇很多失敗，究其原因，在于中國經驗的意識形態化解讀，致使在話語權和制度建構權等軟實力領域目前尚難以占據比較優勢。何況，很多地方政府親資本政策加速企業原始積累階段形成的企業文化，根本不適應國際市場上更多強調“社會企業”的主流趨勢。走出去的企業家如果只會講國內的主流意識形態，必然在海外遭遇尷尬。

 

      因此，在目前資本全面過剩的條件下，我們要及時了解世界范圍內的農業企業都在做什么改變，他們大都在強調改變過去的市場化發展模式，正在向綜合化、社會化和生態化這一新的方向演進。這恐怕是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的出路所在，需要我們給予足夠的重視。

 

      （二）世界正在起變化：農業發展從1.0到4.0的升級轉型

 

      新世紀之初，隨著經濟基礎領域一系列廣泛而深刻的變革，中國正經歷著由小資主體社會向中資主導社會的巨大轉型。突出表現為城鄉二元結構之下的兩大社會階層的崛起——中產階層和新工人群體。根據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的分析，認為中國的中間階層總數達3億多，占到社會總人口的23%，到2015年后將會達到5-7億。2010年亞洲開發銀行發布的《亞洲和太平洋地區2010年關鍵指標》的報告，據其提出的標準來估算，中國的中產階級絕對數量為8.17億。該報告將中產階級劃作“底層”、“中層”、“高”三類，除去屬于底層中產階級的3.03億人，中國的“中產階級”數量還有5.14億。

 

      哪怕是對數據沒印象的人也應該知道，中國已經產生了全球最大規模的中產階級人口，占總人口近三成，比美國和歐洲的中產階級人口加總還要多。對于農村發展來說，這個群體是多面性的。從積極角度看，世界中產階級的共性是既重視食品安全，又熱衷資源環境保護和歷史文化傳承。而中國的中等收入者更是新時期愿意下鄉進村、興利除弊、促進城鄉融合的社會群體。接著的問題是，主管部門和農業生產者是否有專門應對中產階級崛起的治理調整或營銷策略？若有，又是否了解中產階級的需求？如果官方仍然偏重于追求產量目標，壓低農產品價格指數以免發生通脹，生產產品也是以大路貨為主，則在三大資本都過剩壓力下農業過剩的局面難以改觀。

 

      然而，有關政策跟不上國家生態文明戰略，并不意味著中產階級淪為“吃瓜群眾”。近年來已經興起了“市民下鄉”、“農業進城”等民間行動。這種民間自發的城鄉之間的雙向互動不同于政府助力的資本下鄉，因此大致還是良性的。下得去的條件是“搭便車”。因為這些年國家投資的新農村建設已經在農村基本上完成了“五通”，98%以上的行政村通了路、電、水、寬帶和電話，個別有條件的村又開展了“四化三清一氣”和“四清四改四建”。這意味著鄉村發展中小企業的基礎設施條件具備。這時候市民下鄉到村里照樣通過網絡進行微信群溝通和分散化的交易。這些東西慢慢會滲透進鄉土社會，村民就可以“雞犬之聲相聞，微信群里往來”。在鄉土社會能夠很容易地形成多類的微信群，人們的文化界面多樣化了，就發現村支書說話不靈了，幾個不同社會界面的群主開始管事了。

 

      可見，國家大量基礎建設投資所形成的搭便車機會，恰好把一個城市的中產階級能夠與村民之間共同參與的社會資源開發出來，這就有了農業1.0向4.0演化的條件。

 

      世界萬年農業文明史上，農業從來不是“產業”而是人類與自然界有機結合的生存文化。因殖民化產生的“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只有在殖民化和奴隸制的條件下，才能將農業作為“第一產業”，而且這種農業1.0版只是作為現代化的基本形態，其實質主要還是通過土地規模化獲取更多絕對地租，借以形成剩余價值，為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由此，盡管美國的農業占GDP的比重不足2%，卻因其糧食產量足以影響全球糧食價格而在21世紀金融資本虛擬擴張階段引申出另一個“農業1.0+農業3.0”的路徑：立足于殖民化大農場，就有了“農業金融化”的方向，糧食期貨市場的大幅度波動，就是金融化的一個現象。很多農業企業關注的ABCD四大跨國農業公司（美國ADM、美國邦吉Bunge、美國嘉吉Cargill、法國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它們的優勢就在于直接獲取最廉價的資金，立足于一產化的大農業直接進入金融化，即與一產化大農業緊密結合的金融化。這四大公司的收益，并不來源于大規模農業，而是來源于在資本市場上產生的投機性收益。而且，從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問世以來，歷經20年的戰略調整，美國農業跨國企業的收益早就不再以農業為主了，而是以金融投資收益為主。

 

      那么，2.0版農業現代化意味著什么?在產業資本階段意味著用工業的生產方式改造農業，通常也叫做設施化、工廠化農業。中國現在則是農業產業化，亦即要在規模化和集約經營的基礎上，拉長產業鏈，形成農業的增值收益。

 

      二產化的農業應該叫農業2.0版的現代化。但這個農業2.0不僅在大多數國家面臨虧損，而且在歐洲和日本，二產化農業因嚴重污染，造成對資源環境的嚴重破壞，因而正處在退出階段。中國現在強調的農業產業化，很大部分的內容是指農業二產化，拉長產業鏈雖然可能產生一些收益，但即使在美國，這個收益能留在農民手里的一般不到10%。在中國，農業產業鏈中農民得到的收益恐怕8%都達不到。

 

      二產化農業帶來的直接后果是生產過剩。如前所述，中國農業大宗產品的產量很多世界第一：我們生產全球70%左右的淡水產品，67%的蔬菜，51%的生豬，40%的大宗果品，這些產品都過剩。我們現在的糧食產量占世界的21%，人口占世界的19%，還有兩個點的余量。即使糧食不再增產，只要適當節約，就足夠養活未來的新增人口。雖然農業2.0的二產化可以拉長產業鏈，產生收益，但農業勞動力的收入并不同步增長，農村存款來源不足，并沒有產生現代經濟發展所需的金融工具的條件，由此造成三農金融困境，難以被體現工具理性的金融改革化解。除此以外，農業二產化還對資源環境造成嚴重破壞，現在農業造成的面源污染大大超過工業和城市，是面源污染貢獻率最高的領域。

 

      因此，已經進入農業的企業要注意培育非農領域的3.0版或稱三產化農業的相關業務。如果只在農業領域發展，很難以現有的資源條件和現有的價格環境產生收益。何況，農業二產化并不是必然的，像北美、澳洲的農業就都是靠天然資源維持農業1.0的一產化，并不進入二產化，而是直接由1.0+3.0進入金融化。而歐盟、日韓則是2.0+3.0版的現代化，以設施農業為主的同時允許合作社開展包括三產在內的多元化經濟。中國農業的二產化也是設施化、工廠化，已經是世界最大的設施化農業國家，但中國在三產領域中的金融、保險、房地產、物流等領域都已經形成利益集團，除非國家給足了優惠政策促進合作社有組織地開展經營，否則分散小農很難涉足。

 

      農業3.0版，是我們多年來提倡的以綜合性農協為載體的三產化農業。因為三產的單位面積收益率一般都高于二產；由此而使農民得到三產化對勞動力和農村資源的“再定價”收益。比如，養生農業就會把空氣、水、林木綠化等環境因素再定價，農家樂也會使被外部勞動力市場排斥的農村中老年婦女得到高于農業就業的收益。

 

      近年來甚至還有人借鑒日本提出的“農業六次產業”概念來解釋農業的結構升級。其實早在中央政府2006年的“一號文件”中就強調了農業的多功能性，提出第三產業跟農業結合；2016年的一號文件則明確了農業要一二三產融合的指導思想。

 

      第三產業和小農經濟直接結合的可能性有豐富經驗，但也有政策障礙。我們二十幾年的基層試驗表明：因為第三產業的主要部門——金融、保險、流通等，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就都被金融資本和商業資本控制，如果不采取日本綜合農協為主的“東亞模式”，第三產業跟農業的結合就只能是旅游、養生、景觀這些資源業態，所產生的綜合收益不會很高。因此，靠3.0版的農業三產化來解決“三農”問題，農民得到的好處并不很大。

 

      農業4.0版是我們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提出的，現定為“社會化生態農業”。傳統社會、特別是亞洲這種原住民社會，農業從一萬年前開始的時候就是多樣化的原生農業；當代強調可持續發展，也應該是農業3.0+4.0構成有機結合的社會化生態農業體系。一方面在手段上要借助互聯網+，另一方面在理念上要更強調社會化的、城鄉合作互動的、生態化的農業。當然，“市民下鄉，農業進城”越普遍，農業體現出中央倡導的生態文明戰略的內容就越多，這是下一步農業3.0版和農業4.0版要考慮的問題。

 

      農業4.0版確實需要與“互聯網+”密切結合，使用互聯網+本地化的題材、景觀、本地化的標志、休閑旅游等，更大程度是要借助城鄉融合的新趨勢，利用互聯網內在體現的各階層公平參與，實現市民與農民都能夠廣泛參與的“社會化生態農業”，而社會化生態農業本身又是中華文明傳承之載體。這當然是個挑戰，中國只有下功夫清理在百年激進現代化之中已經形成的各種阻礙，才能有應對挑戰的自覺性。